白血病人，正在化疗的癌症患者，艾滋病毒携带者、肾移植患者们鱼贯而入，由于致命疾病带来的连锁反应，他们的视力正在急剧下降，遭遇了人世间大不幸的人们，期待着眼前这位国内最负盛名的眼科医生，能留住他们眼中最后一线光明。
窗外的秋日阳光多了丝轻柔，但又精密细致，照在陶勇的略显笨拙的左手上，丑陋的瘢痕清晰可见，大拇指向掌心蜷曲，无法伸展自如。这曾经是一双灵巧而精确的手，最快能在5分钟里完成一台极为精细的眼部手术。
在一场震惊世人的伤医事件中，顶级外科医生左臂的神经和九根肌腱被一刀砍断。
9个月后，医生的左手仍然没有触觉，但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战场，这间拥挤的诊室仍然是他的领土和王国。
眼前的男子眼睛里已经没有一点亮光，艾滋病毒引起的眼部感染，让他一只眼睛眼球萎缩，另一只视网膜脱落。
“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呢，”陶勇的声音轻柔，跟他白净的脸挺相称。虽然已经四十岁，他的眼神清澈如学生，笑起来嘴角微微上扬，像个少年。这话隐含担忧，又给人希望，是医生的责备，又似朋友的关切。
陶勇让男子在外面等会。门关上后，他告诉同来的妻子，病人病情不太乐观，只能靠手术搏一把。
陶勇总会问病人是否有家属陪同。很难判断这是否跟1月20日发生的事有关。
他为一名中年男子保住了最后一丝光明，对方却用一把菜刀，追着砍伤了他，他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ml，在ICU接受了整整两周治疗。
伤医事件的后果延续到这位几近失明的艾滋病患身上。近9个月过去了，陶勇的左手尚未恢复手术能力。陶勇很快想出了取代方案：他建议对方去另外两家医院做手术，但一查，疫情把这两条路都堵了。陶勇迅速翻了翻手机，推荐了一家私立医院。
“不用太担心，没事的，以后会有新的技术能帮助你。”
四小时的门诊，他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给予病人力量。
外地来的病人有点绝望，因为“脑子里面也出血，眼睛也出血”，没人敢给看；等着手术的病人很激动，“看见你，就有救了”；完成阶段性治疗的病人忐忑不安，等待医生的“裁决”。
陶勇一一安抚，“别担心，都有解决方法”、“这三个月肯定没事”、“放一万个心，不会让你看不见”。
这不是医生们惯常会给予的病人的承诺，尤其在一场能摧毁一个医生职业生涯的血案之后，他甚至没有对病人多一层防备心。
陶勇身上，看不出来伤医事件受害者的痕迹，他一直在这里等着需要他的病人，像是从未离开过；仍然没有学会保护自己，像是没有受过伤害一般。
绝望之地的无限游戏
受伤三个月后，认识十几年的老朋友李润问陶勇，如果幸福指数的满分有100，你给自己打多少分。他毫不犹豫答，98分。这让李润大吃一惊，他曾经问过不少人这个问题，极少有人超过80分。
彼时，这个正值盛年的外科医生的左手甚至感受不到任何温度，吃顿馄饨都会被烫出一厘米大的水泡。这对一个手术精度要精确到微米的眼科医生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未来能否回到手术台前？陶勇自己也不知道。
但这似乎并不妨碍陶勇度过了“最轻松的三个月”，他跟多年的老友自嘲，“啥也不用做，吃了睡，睡了吃。”
见到陶勇时，我再次跟他确认了他那高达98的幸福指数，他反问我，为什么不幸福呢？
“我能继续从我能做的事情当中得到力量，我就是幸福的。”
陶勇的软弱只在某一个瞬间闪现，ICU里的保洁阿姨见过默默流泪的病人陶勇，但当众人前去探视时，他又是医生陶勇了。大年三十那天，师妹老梁双腿发抖走进ICU，想着抱着陶勇大哭一场。浑身肿成猪头的陶勇反而在逗她，“你看，幸好我跑得快吧，不然真就死了。”
陶勇不愿多谈伤医事件。“舞台上的人都谢幕了，观众还在等着看呢。”他有点惊奇于我对于他能否手术的询问，对一个做了15000例手术的医生而言，能不能重回手术台在他的优先级排序里似乎无足轻重。
受伤后，折磨他的并不是作为医生的职业前景。对于35岁担任主任医师，37岁开始成为博士生导师，发表过98篇SCI论文的陶勇而言，手术刀只是他帮助诸多处于绝境中的病人诸多手段的一种——虽然是极为重要的一种，但陶勇觉得，科研、培养年轻的医生、科普、慈善公益能帮助的人更多。
折磨他更多的是，对于病人和医生关系的拷问，“彼此协作的战友，为什么会自相残杀？为什么？”
他会时常陷入“我都对他那么好了，又给他省钱，还保住了他的眼睛，他为什么还这么对我？“的痛苦中。
但是作为受害者的陶勇只存在了两周而已，从icu转入普通病房之后，他决定搬开这块伤害他的石头，继续前行。
支撑陶勇之所以成为陶勇的信念再度显现，就如同20多年前，陶勇选择葡萄膜炎作为终身的研究领域时一样。
陶勇喜欢哲学，在和老友李润合著的新书《目光》中，他提到著名哲学家詹姆斯.卡斯的有限与无限的游戏理论：世界上总共只有两种游戏，一种是有限游戏，因物质而发起的游戏，比如经商、创业、成名、成家，甚至建设一个国家，都是有限游戏。另一种就是无限游戏，是因精神而发起的游戏，比如科学、艺术、宗教等，所有的人不是为了终结游戏，而是为了延续游戏。有限游戏带给人的是短暂的快乐，而无限游戏却可以持续带给人一种使命感。
和葡萄膜炎的周旋，就是陶勇的无限游戏和战场。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葡萄膜炎本是一片无序混乱的绝望之地。
让人即将或者已经失去最后一点光明的葡萄膜炎只是一种表征，病因可能是100多种疾病——艾滋病、白血病、结核病…….病人机体出了问题，病情容易反复，治愈率低。
这个冷门的领域不像治愈度高的白内障手术，病人和医生都容易有价值感。而葡萄膜炎领域，医生很少将目标定位“治愈”——人怎么治愈坏掉的土壤？他们的目标是“保住”，让你能够维持多一天的光明。
朝阳医院眼科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从医第一天开始，陶勇记积攒的病例几千份。病人是他的战友，也是他攀登的知识宝库。陶勇脑子是“一本百科全书”,随时可调动里面复杂的数据，一旦输入病人的信息，可能性就能被分析出来。
2月份在ICU醒来后，他单手在病床上敲键盘完成了《眼内液检测临床应用》一书的最后章节和后记。
造成葡萄膜炎的病因上百种，可能是病毒，可能是细菌，也可能是恶性肿瘤。以往通过血液的检查效率不高，现在通过抽取眼内约0.1毫升的液体进行检测，可以迅速锁定病因。
在陶勇看来，医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开创性的研究”，眼内液检测技术的开发算是其中一种。对经验不够的年轻医生来说，终于有了可以仰赖的临床诊断工具。迄今为止，全国已经有三万个患者使用了眼内液检测，从北到南。
陶勇的无限游戏永不停歇，眼内液检测之后，他开始开发泪液的检测。
眼内液检测是一种微创检测，仍然不是陶勇心中完美的技术。暂时无法上手术台的陶勇，将大部分的投入了无创的泪液检测开发上。
二十多年来，他持续攻克葡萄膜炎这个谜一样的难题。他将终身致力于此。“正是因为永远不可能解决世上所有的疑难眼病，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想的效果，才觉得有趣。”
被医生治愈的病人和被病人治愈的医生
不管按照任何标准看，陶勇所面对的病人都是最为悲苦的人群之一：穷，非常穷；最恶劣的疾病反复发作，不断地治疗让他们一贫如洗；无法根治的疾病他们成为职业病人，饱尝在绝望和希望中不断徘徊的痛苦。
这些悲苦反而成为了陶勇的力量源泉：他是这群人的精神支柱，如果他就此倒下了，意味着他们的一个希望又破灭了。
在陶勇早期的职业经历里，一个快要死去的阿婆，给了他最初超出技术以外的力量：
在一次义诊中，陶勇碰到一个驼背阿婆，丈夫和儿子早已故去，肚子里长了一个瘤因而时日无多，但却执拗地想在临死前完成白内障手术，她想给自己亲手织一件入殓时的寿衣，当地村落的习俗，穿着自己亲手做的寿衣，才会在死后见到亲人。
刚入行的年轻医生决定违背临行前老师的告诫，在停靠在穷乡僻壤的简易健康快车上，完成了这个超出了他能力的手术。
阿婆在手术后7天往生，临时前她托人感谢年轻的医生让她获得了光明，能给自己做寿衣，找到了回家的路。
△陶勇在朗读者节目中讲述了阿婆的故事
陶勇获得了最初的力量源泉，来自生死之间的一种期待和托付。这种无法从其他职业中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支撑起了陶勇最初的医生生涯。
2003年非典期间，陶勇在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认识一个女大学生，处于糖尿病晚期，就快失明了，靠仪器和药物维系生命。陶勇看到她在楼道里看书，忍不住好奇“你眼睛都这样了，还读什么书？”她笑了笑说：“读书会让我放松，忘记一些痛苦。”
正是从这些病人那里，陶勇构建起了作为医生的精神世界。
他们之间有朋友般的耐心和体贴。陶勇会将患者送的土鸡蛋、小米转给另一位患者。有一回，患者薇薇画画比赛赢得的一千块奖金，送给了另一名盲童天赐身上，再后来这一千块钱最后又被捐给了躺在ICU的陶勇。
陶勇的病人信任他，爱戴他，几乎全心全意，毫无疑问。
这天老战友孙兴豪也来了。当初听到陶勇被砍伤时，病人孙兴豪正在朝阳区的一家酒店上班，骑个电瓶车跑到医院看陶勇，绝望得恨不得把凶手砍死，“我现在见到他，也要砍死他。”
他跟陶勇说起好消息，虽然疫情导致经济下行，但酒店没有开除自己，只是要降薪一半，每个月只有一千多的收入，但他又可以继续留在北京看病了。
七年前，在孙兴豪第三次去问诊时，陶勇主动问他是哪里人，在哪里工作，收入如何。当时孙兴豪的视力已经下降到0.02，欠了一屁股债。他每次都办加号，常常是陶勇忙到深夜的最后一位病人。陶勇有所察觉，问他为什么不办特需。孙兴豪说特需要200块。后来就诊，陶勇会想办法帮孙兴豪省钱。
第一次做手术，孙兴豪紧张得发抖。陶勇说，孙兴豪，你别紧张，你不相信我是不是，不相信我不给你做了啊。孙兴豪立马放松了。
他们的感情非同寻常。听到陶勇被砍后，一位患者的母亲说，她愿意把她的手捐给陶勇，因为在她眼里，陶勇的手就是她孩子的眼睛。另一位病人父亲则是流下了人生第二场泪，第一场是儿子的一只眼球被摘掉时。
而另一方面，这些年，陶勇也见过太多人性的阴暗面，有病人扛个煤气罐就说要在医院住下来。“有一个都在我们医院住了八年了，随便你，你要赖皮就赖，我回家了啊。”
我问他，怎么消化这些负面情绪？
“忍受。”陶勇将自己的日常工作比喻成清洁工每天清晨扫地，“绝不是因为伟大”。
陶勇承认自己有“烦得要命”的时候。眼科诊断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但现场往往吵嚷得跟个菜市场似的。他有个女性朋友曾经抱着小孩炒菜，小孩动不动就要用手去碰油锅，女性朋友时不时得往后退一步。“她说其实她特别想把小孩扔进锅里，我也是，有时候真的就不想干了。”
十几年来，病人所给予的正向反馈和折磨、痛苦在陶勇心中反复交替出现，绝非一句话可讲清其中感受。
陶勇说，现在的媒体和大众太把他当英雄了。原因可能是，在当前糟糕的医患关系背景下，大家真的太期待一个为病人无私奉献的医生英雄了。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陶勇见过太多苦难。他早就发现那些比他困难、依赖于他的人们，有着他所不了解的生存之道。这些人生智慧某种程度上也支撑着他走出这次的危机。
他不断地想起那些穷苦的病人。葡萄膜炎另一个特征就是穷病。越是身体差、家庭条件不好的人，越是容易复发，眼睛不断地发炎就需要不断地治疗。
2001年，陶勇第一次见到八岁的小岳岳。陶勇往他眼睛内扎针，小岳岳全程一声不吭。小岳岳十二岁那年，第三十四次前来复查。陶勇给他做了三次视网膜手术。视网膜的厚度就如同一张卫生纸，因炎症在表面上形成的膜就像涂在卫生纸上的一层胶水使视网膜皱缩，陶勇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表面上的胶去掉，同时不能把卫生纸弄破。
手术效果不好，陶勇近乎崩溃，“我尽力了，但真的保不住了。”岳岳妈致谢着，要带岳岳离开。岳岳却坐在椅子上死活不肯起来，低着头不说话。突然仰头看向陶勇：“陶叔叔，你别放弃我，好吗？”
他又想起为了要给家里省钱而忍痛不打麻醉的薇薇。“他们从幼年时就注定要走一条比常人艰难异常的路，光明一天天在自己的眼里消失，而我比他们要幸运太多，我的上半生如此精彩。”
其中一幕反复上演——是天赐爸爸给他说的故事。天赐是个男孩，白天在朝阳医院接受化疗，晚上和爸爸在北京西站卖报纸，俩人常常睡在火车站。某天一个流氓拿出一百块钱，让天赐磕头喊爹，脾气好的天赐爸爸直接与地痞干起架，身体瘦弱的他被地痞几下打趴在地，但天赐爸爸不服，一次次爬起来又被揍倒。后来只要天赐爸见到那个地痞，他就高声叫骂，最后那个地痞终于被折服。
一个病人伤害了陶勇，无数的病人给了陶勇力量。
“就是因为他们，所以我活过来了。”
“消耗也有，但补给总是多过消耗。”医学在他心中的意义从未改变，“所谓信仰，就是你在信他的过程中能得到力量。”
因为学生的病例没有写好，陶勇一下午发了四次火。
“瞎写。”“胡说，左眼未见异常？明明晶状体混浊……”“你要是连个白内障都没看出来，就弃医吧。”
“水平怎么样，我就不说，你的态度呢？水平不行，态度更要端正。”
火气上来，他一摔病历本，“这又是谁胡写的？”
但他又会像个小孩。到中午他还没吃饭，学生买来一袋袋装面包，陶勇吃得一脸满足，“刚那面包是小董买的吗？特别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包。”他说自己属猴，是双子座，有时感性，有时又冷静得可怕。
十几年前，陶勇是老梁“爱念经的小老板”。
“可爱带徒弟了，跟着他可累了，完全不管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真手把手地教，论文密密麻麻地批改，标点符号都改。”
如果遇到临床上办错事了，他得骂人，师弟师妹学生都被骂哭过。陶勇一脸茫然，错了就改啊，有什么好哭的。
但陶勇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刚出事时，有几位年轻同行直接就离职了。冯婧是陶勇的师妹，也是陶勇朝阳医院眼科的同事，事发后她受不了，看到病人就恐慌，也不敢进ICU看陶勇，甚至无法出诊。当她看到陶勇那么强大，傻了，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退缩。
陶勇也不愿对年轻同行进行道德绑架。他问过一些企业家，留住企业员工的关键是什么，对方告诉他是“钱和前途”。于是，陶勇经常给同事创造出国交流的机会，帮忙发表论文，想办法帮他们提高收入。
陶勇有独特的金钱观。
我问陶勇，你是不是永远不会为了挣钱去私立医院接活？“谁说的。”陶勇反对外界将自己标榜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在医院看惯世间百态，他太知道金钱的作用。“金钱的重要性排名前三。金钱能解决百分之九十的麻烦，但带不来百分之九十的快乐。”
但他会将一辆十万的二手车免费送给朋友，也会为了妻子开心送她名牌包。在他看来，钱的价值就看是否给使用者带来快乐。
单纯和练达在他身上并存。每当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陶勇就会掏出手机联系别人。他会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来诊断疾病和帮助病人。去年起，陶勇和一家研发帮助盲人改善视觉质量的科技团队合作。借着智能产品，快要失去最后一丝光明的小岳岳，如今可以看完陶勇送他的书了。
和他合作的科技公司的CEO描述陶勇“谦和而严谨”，陶勇把智能眼镜带回家试用，摸索使用技巧。“很多做研究的人不能这么脚踏实地。”
“他不是悲情英雄，也不是孤胆英雄。他也不像谢耳朵，他始终是喜欢跟人交流的，他喜欢跨领域合作。”老梁形容陶勇就像一个太聪明的小和尚，跟出门化缘似的，有时候一上来就会问别人要不要合作一下。“他就是要把事业做实了。”
李润最欣赏陶勇的坚定。“他从来不变。特别给人安全感。”陶勇是李润世界的锚点，外面不管怎样，这人就是岿然不动的定海神针。
李润问陶勇幸福指数是多少。陶勇想都没想答，98分。“你们为什么不幸福？这么多人比你穷得多，惨得多。”李润瞠目结舌，“别人都是就六七十分”。他后来理解陶勇：对大部分人而言，幸福需要很多个柱子同时支撑。但对陶勇来说，“就一根柱子。”
陶勇说自己幸福，是因为“我既不后悔过去，我也不幻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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