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出土的器物包括瓷器、铜器和铁器三类。以瓷器为大宗，品种有青釉瓷、青白瓷和黑釉瓷三种。同一瓷器品种在器物特征上有较大的一致性，且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出土铜器和铁器的数量极少，器类在宋元时期各窖藏中多有发现，但形制差别较大，可兹比较的材料相对较少。故对J1出土器物的讨论，主要围绕瓷器展开。
图二中坝窖藏J1出土青釉瓷
1.碗2.盘3.匜4.玉壶春瓶
（1、2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3、4采自《忠县中坝》，图版一三〇∶2、1）
出土的青白瓷，仅盏一种器型，为敞口，斜弧腹，圜底，小饼足（图三），同类器物在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8］、奉节永安镇遗址［9］等均有发现。发掘者认为J1出土的这类饼足小盏为重庆巴南清溪窑所烧。清溪窑是重庆地区非常重要的窑场，以烧造黑釉、白釉瓷为主，同时还烧造一定的仿钧釉瓷，该类瓷器在川渝地区宋代遗址、墓葬、窖藏中多有发现。从出土情况看，清溪窑仿钧釉瓷器形制较单一，主要有圈足盏、折沿碟、折沿盘、平底盘、细颈瓶、胆瓶、三足炉等［10］。唯一可比较的圈足盏，为近直口，弧腹，小圈足，与J1出土的饼足小盏相比差距较大。参看其他窑址材料，这类饼足小盏在景德镇湖田窑［11］、落马桥［12］等窑址元代遗存中大量出土，其胎体、釉色、器型等几乎完全相同，是景德镇窑元代不同阶段尤其是中晚期非常典型的器物类型。
图三中坝窖藏J1出土青白瓷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出土的黑釉瓷，有盏、碗两种器型。其中盏为弇口，斜弧腹，饼足（图四∶1）；碗为敞口，坦腹，圈足（图四∶2），发掘者认为这些黑釉瓷为四川乐山西坝窑所烧。
图四中坝窖藏J1出土黑釉瓷1.盏2.碗
三、埋藏年代与成因
图五川渝地区元代中晚期窖藏分布示意图
［底图由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制，审图号：川S（2021）00068号；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制，审图号：渝S（2020）071号］
表一川渝地区元代中晚期窖藏统计表
元末明玉珍入川战争造成的影响范围广泛，还波及手工业等其他领域。2016年12月，考古人员在对重庆荣昌区瓷窑里制瓷业遗址进行清理时，在窑炉的废弃堆积内，发现了两个元代中晚期的缸胎大罐，在大罐内发现众多形制相同的白釉瓷碗被有序紧凑地放置在一起［27］（图六）。这些瓷器与窑址紧密相连，是目前在瓷窑里遗址中发现的元代最晚阶段的产品。作为川渝地区重要的制瓷业中心，该遗址从北宋晚期开始，历经南宋、元代不同时期，甚至到现在，遗址周边仍有大量的制瓷作坊。导致该窑中途停烧的原因应也与这场战争有直接关联。
图六荣昌瓷窑里遗址一号窖藏
具体到中坝窖藏，其埋藏成因应和川渝地区其他元代窖藏一致，与元末明玉珍入川战争有关。中坝窖藏所在的忠州，地处三峡库区的腹心地带，它“地接巴渝，江达夔巫，控山带水，为东川襟喉扃闑之郡”［28］，历来是入川必经之地，也是元末明玉珍入川必须攻克的重要区域。与川渝地区其他元代窖藏相比，中坝窖藏位于这些窖藏的最东端，较早受到明玉珍入川战争的影响，其形成年代应在明玉珍至正十七年四月抵达重庆之前，且在明玉珍进入巴蜀前后。由此中坝窖藏埋藏的绝对年代应在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前后。
四、瓷器管窥
目前，在川渝地区发现元代窖藏近十处，范围涉及忠县、武胜、营山、三台、中江、成都、雅安等众多区域。上述研究表明，这些窖藏的形成与元末明玉珍入川战争有着直接关系。作为川渝地区元代窖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坝窖藏所在区域受元末明玉珍入川战争的影响较早，其形成年代无疑应较早。就重庆地区而言，中坝窖藏是该地区元代窖藏中为数不多的重要发现，其出土遗物众多，种类丰富，蕴含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中坝窖藏出土大量黑釉瓷器，为探讨元代中晚期重庆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新材料。涂山窑是宋元时期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著名窑场，以烧造黑釉、白釉瓷器为主。考古资料显示：涂山窑始烧于北宋晚期，是宋金战争背景下窑业技术南移的产物，南宋是其盛烧期，到元代逐渐衰落。目前，涂山窑各窑址出土的黑釉瓷器多集中在南宋时期，北宋晚期、元初也有一定的烧制，元代中晚期却极少发现［37］。中坝窖藏出土的黑釉瓷器共计64件，约占出土瓷器的62.1%，表明黑釉瓷在人们日常生活用瓷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老鼓楼衙署遗址H43出土情况看，出土的黑釉瓷中既包括与中坝窖藏较为一致的器物，又有年代略早的涂山窑产品，且两者承袭关系明显，表明重庆本地窑口在元代中晚期仍在继续烧造。中坝窖藏黑釉瓷的大量发现，是重庆本地制瓷业在元代中晚期继续烧造的又一例证，为探讨该时期重庆本地制瓷业的面貌特征提供了新材料。同时，中坝窖藏出土的黑釉瓷器，胎质粗疏，颗粒感强，胎色不纯，有红褐、灰褐等色，施釉不均，釉色黑中泛褐，色泽晦涩等，反映出重庆本地产品在元代中晚期呈现出的质量已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外来瓷器，就是与涂山窑前期产品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表明其已完全衰落。
注释：
［1］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第1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
注：本文原刊于《四川文物》2023年第5期，本次公众号刊发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