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其雁往。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吕氏春秋审已载：“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当时也能分辨出石器与玉器，说文中记载：孔子对美玉的判断是远看鲜明光亮，近看洁净滋润。3、访古调查司马迁作史记，除广泛收集古书外，还特别注意对古迹的踏勘。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他还登箕山访许由冢，到长沙看屈原沉渊，至北疆观蒙恬所筑长城等。北朝郦道元为注水经，调查古物古迹，书中记述汉至北魏石刻碑文百余通，还有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他古迹。4、特别注重文字的整理、考订（1）简牍：竹简的著录与研究是这一时期的辉煌成就。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
3、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世，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西晋武帝时出土汲冢书，官府很重视，命臣下“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从太康二年（281年）到永康元年（300年）整理完毕，约10余万字，16种75篇。这两批简牍都是战国文字写成，虽然距汉晋不远，但由于六国文字很难认，估计当时整理颇费功夫，应有一批很擅长古器物文字研究的人。如：史记封禅书载：“少君见武帝，上以故铜器问之。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据汉书郊祀志载，宣帝时，扶风献铜鼎，大臣们欲荐之于宗庙。但京兆尹张敞力排众议，指出
4、：此鼎出于岐山之东，铭文内容是周天子对大臣的褒扬，大臣子孙把祖先的功劳刻成铭文，藏之于宫庙。这种器形小而且有铭文的鼎不宜藏于宗庙。唐书、唐会要记载，贞观十三年，有万年人献五鼎，四鼎皆有铭曰：“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宝用。”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在这一段时期，对于文物上文字的整理、考订已比较多，而且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5、仿造、伪造古物已开始出现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经常仿造三代青铜器，以之达到尊崇儒术，宣扬礼教的目的。还有人是为了牟取暴利、玩赏等目的。周初的青铜器与殷末青铜器非常相似，愿因就在于仿造，这可能是最早仿造的例子，同时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由前面所列举的韩非子说林的记载可以看出，春秋时
5、期，鲁国已伪造谗鼎以应付齐国。到唐、五代时期，已有专门仿造铜器的官家作坊。宋代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曰：“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管花押。甚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间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三、萌芽期的基本特点1、研究范围较广，涉及文物学大部分门类这一时期，涉及较多的门类有竹简木牍、青铜器，其次，瓷器、石刻、书法绘画、以至于墓葬、城郭等方面均有研究，有些方面的研究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比如，由于竹简木牍在汉晋时期出土较多，客观上刺激了这方面的研究，故古代文物学时期，简牍研究之深当推此时期。古书画的研究起步较
6、晚，自魏晋南北朝开端，先后有东晋的顾恺之论画，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各门类的研究深度不一致，与出土量的多少有关。2、文物学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不少门类处于零星研究状态。竹简木牍的研究尽管在汉晋时期比较成熟，但而后的记载却非常少。中国古代的制瓷业从东汉中晚期之后就比较发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越窑系已经形成，青瓷的烧造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而见于文献的记载只有潘岳的荈赋：“倾缥瓷以酌醽”之类的句子。到了唐代，陆羽在茶经中首次对唐代的窑址进行了命名和比较，但他是从品茶的角度出发，对各个窑址的瓷器进行品评，并不是一部专门的文物学著作。3、个别门类研究的深入，标志着文物学萌芽期的结束。
7、文物研究各个门类发展的不平衡，是萌芽期的主要特征。比如秦汉时期，青铜器已近尾声，书画却正在起飞。书画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特别是汉晋以后，其研究水平超过其他门类。代表作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是第一部中国通史性质的画史著作，共10卷，罗列了轩辕到唐会昌元年间373位画家的小传，使不少画家的事迹得以保存下来；它评品画家的师承关系、绘画风格很客观，同时还保存了很多绘画保护方面的知识。而其他门类的通史著作出现的较晚。书画方面的超前发展，必然带动其他文物门类研究的深入。4、文物学的某些理论开始萌芽。如东汉袁康著越绝书，在宝剑篇中以工具为标准，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石兵、玉兵、铜兵、铁兵，与近代
8、考古学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阶段接近，是很有见解的论断。5、古代文物学专著的问世。这一时期，文物学不少门类都有专门著作。如碑刻方面，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元帝肖绎撰杂碑22卷，碑文15卷，二书虽现已佚失，但无疑是碑刻方面最早的专门著录。铜器方面有：梁顾煊钱谱，已佚失；虞荔著鼎录、陶宏景著古今刀剑录等。书画方面有齐梁谢赫的画品一卷，是中国第一部书画品评著作；还有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等。第三节古代文物学兴盛期两宋时期是文物学的兴盛时期。一、两宋文物学兴盛的原因1、两宋时期发达的学术研究促进了文物学的发展（1）在史学方面，官修与私修的著作众多。官修的史书有：新唐书、
9、旧五代史等；私修的史书有欧阳修的五代史记等。此外，宋代还详于当代史迹的记述，“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勅令，有御集；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记。”如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为私人修当代史。大部的编年史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百科全书式的通史有郑樵的通志，方志方面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等。宋代的学者并不盲目从古，对前代的一些文献提出了很有见解的推测，如郑樵、朱熹对诗序的怀疑，对管子作者的推测，吴棫、朱熹认为所谓孔安国传、孔安国序是魏晋间人所作等。同时，宋人对群书的校勘、整理、编写目录、认字辨音，都表现出宋人治学
10、实在的一面。这对于文物的研究无疑大有裨益。（2）宋代自然科学的发达对文物学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关于地质化石、矿藏的辨认，范成大、刘贡父在动植物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都超过前人。文物学的发展既需要社会科学的知识，又需要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而宋代恰好在这两方面都能给予满足，使文物研究得以充分发展。2、两宋重文的社会风气是文物学兴盛的原因之一两宋时，统治阶级重文轻武，历代皇帝大都是文化艺术方面的行家里手。如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都长于绘画，爱好古器物。当时的皇室也大量收购古器物，宣和时，无论大小、远近，凡古玉、玺印、石刻、法书、国画，凡知名者一概收入。这对当时的文物收藏与研究是一个很大的
12、宋初到真宗的四十年间，书版由不及四千剧增至十余万。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胶泥活字，证明当时书籍印刷的需要量大增。这一切为两宋文物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二、文物学兴盛的标志1、文物的收藏在宋代达到高峰由于宋代的文化比较发达，不但藏书的人多，收藏文物的风气更是兴盛。上自皇帝，下至商贾、市民大都喜欢收集文物。宋代的皇室除大量收集青铜器外，还专门设立书画库，收集名书古画。在私人收藏中，苏东坡家藏兰亭序，李公麟家藏吴道子天王图，文彦博藏王子吴鼎、伯玉盉、季姬匜等十几件青铜器等等。2、文物本身更加文人化、文学化纵观宋代以前的文物，比较质朴。由于整个宋代社会文化气氛的浓厚，文人情趣渗透至器物的制作中，使宋代
13、器物的文学化、文人化倾向愈来愈严重。在绘画方面，唐代以前的文人画在中国绘画的三大流派中不占主要地位，自从苏轼倡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来，绘画的意境大为开阔，如“踏花归去马蹄香”、“野渡无人舟自横”等为题的绘画，耐人寻味。在瓷器方面，除器形多种多样以外，瓷器表面的纹饰更加活泼自然，最为典型的是磁州窑诗配画的特色装饰，将书法、绘画、文学艺术巧妙的结合于一器之上，真正的体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其诗句多为宋代名人诗词和民间警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如“金堂玉马三学士，清风明月两宋人”；“一架青黄瓜，满园白黑豆”等。3、文物的著录研究更加普遍化、系统化（1）普遍化主要表现在：覆
14、盖的文物门类多，而且就某一门类来说，著录丰富，不但公家编撰，私人著录也颇丰。在书画方面，唐代的书画著作主要是私人修撰。宋代时，皇室大量地整理库存法书名画。如宋初太宗时，整理库存法书名画，编撰名画断。宋徽宗把古今名画分为十门，集中人力集体编写宣和画谱，其规模之大，是个人力量无法到达的。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宫廷收藏，又因为收入的作品皆经过当时名家的鉴定，因此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在私人著录方面，有米芾所著画史、书史，黄伯思（北宋书法家）著东观余论等等。在金石方面，欧阳修著集古录跋尾，是我国最早研究石刻的专著；吕大临的考古图是我国最早而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共著录224件器物，每器皆有图形、款识、尺
15、寸、容量、重量等。王黼领衔编写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著的金石录，薛尚功所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等，都是著名的文物著录书籍。（2）文物研究的系统化主要表现在著作本身的前后连贯性。如宣和博古图之于考古图，续考古图之于考古图，金石录之于集古录跋尾等，它们之间有着前后的承继关系。在书画方面，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可视为历代名画记的继续。文物研究的系统化还表现在体例的科学化、体裁的多样化。如考古图等著作创立了图录，图的出现对文物研究十分重要，至今仍然如此。南宋赵希鹄（hu）所著洞天清禄集一卷，分为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古今石刻等10类，其探源释流，旁征博引，标志着综论文物学各门类的开始，在文物
18、谈性命哲理，从而轻视考证，不关心文物。2、社会方面的原因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反封建礼制道德的潮流兴起，在客观上削弱了人们对古代文物的兴趣与研究力量。加之明代社会长期稳定，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庞大，追求享乐的风气较浓。反映到学术上则是著作的水平以及印刷质量比较差，粗制滥造，不求甚解，缺少宋代人埋头苦干的考证功夫。二、元明两代文物学概况1、绘画方面元明两代是绘画史上大力发展的时候，名家辈出，如元四大家：黄公望、倪云林、吴镇、王蒙；明代吴门四大家：沈周、文征明、唐伯虎、仇英。此时已形成了地域性画派，如吴门画派，更激发了对古代绘画的研究与著录。绘画著作有元代夏文彦的国绘宝鉴，这是一部通史性质的绘画著作
19、，记载从三国到元代画家1300多人。夏家世代收藏绘画，夏文彦本身又精于鉴赏。明代王稺（zhi）登的作品吴郡丹青志属于区域性绘画著作，王稺登本人以诗古文辞称名于世，是文征明后吴中文坛主。本书录吴中明代画家20人，文采不错，但措辞空泛，乃明人通病。品评绘画的作品有元代汤垕（hou）的画鉴，分吴、晋、六朝、唐、五代、宋、金、元画来论述，指出元画重写意，画梅、竹、兰曰“写”，见解明白深刻。2、古玺印方面对于古玺印的研究，主要从明代开始。明代篆刻家众多，实践促使他们向前辈特别是秦汉玺印学习，因而推动了古玺印的搜罗、著录和研究。不过多为辑录，没有进行深入考证。古印谱有明代顾汝由、顾汝修等辑集古印谱，全书
21、少，尤其是青铜器。文献记载，金人以铜器为不祥之物，往往毁坏之，明代也有如此情况。宫廷中也曾将内库历朝铜器发于宝源局铸钱。因此，当时人收藏金石者极少，金石著录也很少，基本上在宋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无大的长进。比较重要的是色目人葛罗禄廼（nai）贤所著的河朔访古记。作者是元代汉化西域人，他突破了宋代以来金石学家专门考订铭刻文字的学风，注重遗迹的实地调查。自浙江游历大江南北，考察古迹，搜访地志。本书共十卷，特别是金石遗文较为详备，把历史、地理与考古结合在一起。原书已佚，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5、综合性著作格古要论，曹昭著，明代洪武年间成书。三卷，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中卷为古琴、砚、珍
22、奇、金铁；下卷为古窑器、漆器、异木、异石等。是现存最早的综合性文物鉴定专著，尤其对瓷器、漆器有重要论述。明代中叶，王佐增补十三卷，易名新增格古要论，所论所考几乎遍及文物学的所有门类。总之，元明两代文物学比之宋代，无论从社会崇尚、著作数量与质量方面都要逊色。但书画、印章、瓷器方面发展较快，这为清代文物学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三、元明文物学的特点与影响1、特点总的特点是：文物学的总体研究规模有所缩小，研究水平有所下降。但个别门类发展较快，处于兴盛阶段。具体特点如下：（1）对古代书画研究与著录的兴盛是元明时期文物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书画研究方面，既有通史性的绘画著作，又有区域性的和品评性的绘画著作，而且
24、铜器在中原地区倍受重视，但对于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来说，不但不喜欢青铜器，还把它作为不祥的征兆。由于这种意识的影响及出土量的减少，青铜器的收藏与鉴赏在元明时期极度低落，金石学的研究处于低谷。（4）综合性文物研究著作的出现是元明时期文物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宋代的文物学研究虽然很发达，著述也非常丰富，但其著作多以单一门类的研究为主，即使有综合性的著述，涉及范围也不及元明时期的宽泛和完备第五节古代文物学复兴期清代是文物学的复兴期。一、复兴的原因1、明朝灭亡后，清兵入关，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在这巨大的变化中思索着。特别是思想敏捷的士大夫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认识到空谈理
25、学误国之甚，遂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试图从文献中寻求救国之方针。他们在考据文献的同时，特别重视实物资料，收集整理传世文物，于是，考据学应运而生。2、清朝统治者为了压制“异端邪说”，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严加防范。士大夫学者为避祸而潜心朴学，为钻研注史而攻金石文字，考核文物制度，著名的乾嘉学派即为当时的学术之代表。清人的学术研究无论从广度与深度都超过了宋人，这是清代文物学能够复兴并超过两宋的主要原因。3、清代在乾嘉以前，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统治阶级也极力地拉拢文人，如设立博学鸿词科，出版四库全书等。加之康、雍、乾三帝不仅文韬武略，而且爱惜人才。这就造成了类似于宋代的文化氛围。二、清代文物学的特点
26、1、研究对象扩大，文物学的所有门类几乎都有专著。除书画、瓷器、印章、金石等传统领域外，还出现了陶器、玉器、瓦当、泉币、封泥、镜鉴等门类，分类更细，并自成系统。吴式芬的封泥考略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封泥资料专著，1904年刊行，共十卷，收集封泥849方，系道光时出自于四川、西安的一批封泥。书中先列官印，后列私印、闲印。官印有分为中央、地方、郡县几级。拓片原大，后附考释文字，对研究古代官制有重要价值。瓦当是建筑用品，它不但是研究历代手工业的重要资料，它的纹饰和文字还是研究书法、雕塑的重要资料。瓦当还常起到断代的作用。朱枫将其子收藏的30枚瓦当辑为秦汉瓦当图记，成为第一部瓦当专著。后来，程敦有秦汉瓦当文字
27、二卷。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收集了自藏及吴云、吴式芬、吴大澂等藏印达一万方。分类而列，选印精审。首列战国印，为一大进步。2、文物学各门类著作众多，内容丰富（1）金石方面：据容媛的金石书录目统计，从宋代到清代，金石著作969种，清代就有906种。著名的有：西清古鉴40卷，梁诗正奉旨编撰，乾隆时成书。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529件。有形制、款识的摹绘。附钱录16卷，著录历代货币，规模庞大。此书体例模仿博古图，但所收伪器颇多，绘图不注比例，铭文往往失真，考证不精审。西清续鉴甲乙编各20卷，王杰编撰，乾隆时成书。此书类西清古鉴，真伪杂糅。金石萃编100卷，王昶编著，以著录历代石刻为主，共1500余种。铜器
28、铭文仅有数例。按时代编次、摹录原文，并附诸家考证及按语。后有多人续此书。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著，十卷，著录商至汉代铜器共551件，除摹录文字外，还加以考释。捃古录金文，吴式芬著，著录商周铜器金文1334件，当时新出土铜器，大半收录。按字数排列，间有考证。本书收集丰富，多引他人之说，摹刻精善。按字数排列，虽属新体例，但不便查阅。寰宇访碑录，12卷，孙星衍等著，辑录周秦至元碑目8千种，注明碑刻的撰写人、书体、年月和所在地，原石已佚的注明拓本的收藏处，甚为详明。语石，叶昌炽著，十卷。作者积20年之功，收集8000余种拓片，论述碑版，兼及制作名义，书学兴替，考察源流，摹拓装裱等，见解新颖，博大精深
29、。是第一部通论石刻文字的专著，其研究范围从碑志扩大到桥柱、井栏、石人、狮子上的题字；综合研究石刻年代、撰书人、流传状况、辨伪、收藏、装裱等方面；收集了不少佚闻琐事，读来引人入胜。（2）陶瓷方面：陶说，共6卷，朱琰著。卷首有二十幅陶冶图。从原料开采到装烧，按窑按器分条详尽地叙述了烧瓷过程，博引群书。是研究景德镇制瓷工艺的重要资料。景德镇陶录，兰浦著，郑廷珪补辑，共十卷。有陶冶图说、清御窑厂、陶务、景德镇历代窑考等内容，为了解窑业分工、釉色配方、瓷土和釉料产地、清代景德镇各期瓷窑情况有重要价值。陶雅，原名古瓷汇考，寂园叟著，二卷。889条，一器一条，谈器名、釉色、款识特征。特别适合于初学者
30、。（3）书画方面：国朝画征录，张庚著，为中国画史传记著作。载清初至乾隆时期的画家476人，叙其经历、特长、流派、师承、画论等。其中有不少精辟之见解。书画的著作还非常多，如读画录（画家传记著作）、玉台画史（中国女画家传记著作）等。3、原有的编写体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将唐代已经出现的断代体著作发展到地方断代体著作。如汪鋆(jun)编著的扬州画苑录，专录扬州地区清初至作者同时代已卒画家558人，开地方断代画家传记之先例。著录同时代人，真实可靠，资料性强。4、出现了新的编写体例，扩大了编写内容在前代金石存目、录文、摹写、跋尾等体例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有这几种体例的通篡体例，代表作是王昶的金石萃编，类似
31、的还有严可均的平津馆金石萃编和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通论性的著作如叶昌炽的语石，是通论石刻的著作，内容包括碑刻制度、书法演变、文字内容、摹拓技术、收藏源流和有关石刻的逸闻趣事等三、清代文物学评介1、清代学者治学严谨，博大精深。对文物的研究小心精致，通常是“无证不信”，主观妄断比较少。比如严可均的铁桥金石跋，考证甚严。2、其流弊是常陷于繁琐，穿凿之处也有。如对于一件器物的名称久不能确定。因为考据学大多注重铭文或器形的排列，而对于器物本身形态、性质、名称的研究不太详细。3、清代文物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传世品、采集品，缺乏地层根据，因此，古代文物学始终处于经史的附属地位，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科学。
32、第六节近代文物学近代文物学的建立，一方面继承发扬了古代文物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学习融会了国外（主要是西方近代考古学）治学的特点和方法。它与古代文物学的最大区别是：近代文物学借助田野考古的成就，注重地下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一、近代文物学兴起的原因1、原因之一在于1900年前后，中国境内先后有汉简、甲骨文和敦煌石窟文书三大发现。（1）汉简的发现：1899年，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北发现了古楼兰遗址，并发现汉晋简牍121枚。德国人希姆菜孔好古对这些简牍进行研究，于1920年发表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中国文书及其它发现，认为它涉及汉代政府行政、官制、刑法、军事，农业、商业、关税制度
34、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30至重1931年在今甘肃额济纳旗居延地区掘得11000余支汉代简牍，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汉简的发现。1931年，运至北京进行整理，四十年代出版居延汉简考释，1980年由社科院考古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出版，这是迄今最完整的一部资料书。由上面的几次发现可以看出，中国的简牍由外国人发现，并且研究成果也由他们发表，这些现象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这就导致了中国学者的眼光由地上扩大到地下。（2）1899年，甲骨发现之后，骨董商为了垄断甲骨市场，谎称甲骨的出土地是汤阴或卫辉。为此，不少学者空手而归。罗振玉并不气馁，经多方打听，终于得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是小屯村。他还亲赴安
35、阳实地调查，从而确定了小屯甲骨乃殷代晚期盘庚迁殷之后出现的。这种实地考察方法的运用正是近代文物学家不同于古代文物学家的地方。（3）敦煌石室宝藏的发现：敦煌莫高窟建于东晋，以后历代均有修建，以唐代最盛，后来逐渐衰落。1900年，王道士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有写经、文书等4万多件。之后，一些外国学者以各种借口盗走大量珍贵的文物，如斯坦因两次盗走文物1万多件，法国人伯希和盗走5000余件。甘肃学政叶昌炽报请将劫余的2万余卷运至北平，交京师图书馆收藏，大量文物的出土，给文物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资料，也引起了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变化，从而导致了文物学面貌的全然革新。（二）西方近代考古学的传入与外国
37、究二、近代文物学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1、罗振玉（18601940），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清末任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参预制造伪满州国，任伪参议府参议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他自幼爱好文物，成年后广泛收集各种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对于古器物的保管收藏、文物资料的广泛宣传和流布有很大贡献。罗振王从1900年开始搜集甲骨，总数近两万片。其著录书有殷虚书契前编及菁华、后编、续编四种，共收甲骨五千余片，是三十年代前最重要的甲骨著录。其考释著作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在研究方法、文字考释、甲骨时代的判定方面均有重要建树。罗振玉的研领领域几乎遍及
38、文物学所有门类，如金石方面有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三代吉金文存20卷；简牍方面有流沙坠简（与王国维合著)；敦煌遗书方面有鸣沙石室遗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对于古明器、古镜、瓦当、玺印、封泥、钞币、买地券、古器物范都曾先后编印专集。他还于1908年和1922年两度抢救大批珍贵的明清档案，集资回收、租屋整理；在文物保护与研究方面尽了最大努力。罗振玉涉及范围之广，研究方法之新，标志着中国近代文物学由此而开始确立。2、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礼堂，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曾由罗振玉资助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治经史金石之学。先后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清华大学研究院
39、导师。他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与乾嘉学派的传统考据方法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故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因而，他取得了超越前辈和同辈的成就。王国维对甲骨的研究很有特色，他不是就字论字，而是用来探讨商代历史、地理和礼制，因此取得了重要成就。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金文方面的著作有：生霸死霸考、古诸侯称王说等，对西周历史的研究十分重要。简牍方面的流沙坠简一书是当时简牍研究的最高水平的著作，至今仍是简牍研究的必读之书。郭沫若对他的评价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40、他也应该是近代文物学的“开山”。3、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字鼎堂，四川乐山人。早年参加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败后，旅居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物，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古代文物的开拓者。他研究文物的目的非常明确，“探讨中国之古代社会”。（1929年给容庚信）他的研究方法也很先进。历来古物研究者收集材料，往往编印些图志，或只录文字，或兼收器形，或详加考释，而著录方法大多以器为类聚，以字多寡为序，表面上井井有条，实则对于古器物之年代、国别不曾判断，是一笔糊涂帐。而郭沫若提倡按年代国别排列，代表作即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于是资料真正转化为有系统的史料。甲骨文方
41、面的著作有：卜辞通篡、殷契萃编，按类别排列，有精到的考释。他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索商周社会性质，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论述了西周是奴隶社会。三、近代文物学的成就1、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物研究典型代表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它以出土文物资料来证明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2、重视田野考古成果尽管当时大部分文物学者不可能参加考古发掘，但由于重视田野考古成果，注意对出土资料的运用，促使文物学的贡献更大。如罗振玉对甲骨出土地点的堪察，劳干等人对简牍出土地点的考定。3、增加了新的文物学研究门类如1899发现甲骨以后，甲骨学很快成为文物学的一个重要
42、门类，而且研究成果颇丰。战国简牍虽然在汉晋时已经被发现，但由于数量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00年前后，大批居延汉晋简的发现，引起了对汉晋简的研究热潮。古建、敦煌学也成为文物学的两个新的门类。4、文物机构的创立和文物专门人才的培养辛亥革命以前，文物保管工作属于内务府，实际上无人问津。1917年，南京设立古物保存所，北京设立故宫博物院，是我国最早的文物保护机构。北伐后，南京设立古物保管委员会。1929年，北平研究院成立历史学研究会，容庚等人成立考古学社，主要从事文物调查工作。1930年，梁思成等人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张謇创办我国第一座私人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北京、南京、杭州等地相继创立了博物馆。这些文物保护与研究机构，为近代文物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第七节现代文物学新中国成立至今是现代文物学时期。现代文物学与近代文物学的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