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1966、1967、1968三届中学毕业生，绝大部分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史称“老三届”。对他们来说，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
据统计，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人，占当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在当时的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亲历者说
白天上山砍树
晚上挑灯夜读
人物简介
七年惊险与寂寞
1966年，年仅15岁的郭小东以知青身份来到海南岛，在位于原始森林的黎母山农场插队落户。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他从此开始了在森林伐木的知青岁月。七年的时光，他经历过山火、山洪、疟疾，命运之多舛让郭小东现在想起来仍然刻骨铭心。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当时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年轻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郭小东说：“我从原来吃一口腐乳都要呕吐的少年，到后来变成在原始森林中生吞活蛇的粗人，那时候的人生，一切都不可预料。”
用文字记录历史
窝棚里马灯的微弱光亮，不仅照着郭小东读书，还看护着他记录生活。他当时写下的日记基本成了日后的文学创作素材。
1973年，郭小东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海南师专中文系学习，其间写作小说《胡椒红了》，记录下知青生活的经历，算得上是他知青题材创作的处女作。
郭小东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约1600多万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阶段的青少年，在这场运动中改变了他们以及家庭的命运。”
知青文学掀热潮
近十年来的知青文学热潮，激发起更多人了解知青历史的兴趣。尽管人们特别想了解那一代人的真实想法，但绝大多数的经历者还是选择保持沉默。
“我想一些人或是在回避和忘却，即便他们现在已经处于权力中心，他们还是很忌讳那一段包容着矛盾和分裂的经历。”郭小东说，常常提起知青生活并以此为荣的成功者只是极少数，90%以上的知青都不愿提起过去。
如今，郭小东已把知青经历当作一种精神资源，而不仅仅是一种或自豪或负累的资本。他说：“我在说知青经历时，往往是在谈一代人的共同颜色与记忆。努力从个体的情感评价中超脱出来。否则无法公正面对历史。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下来，这对逝者是一种祭奠，对生者是一种反思，对后来者也可能提供某种启示。”
细说“新”语
知青返城命途迥异
[返城]
1978年下半年，国务院召开了知青工作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将近5万人，一年以后，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据统计，仅1979年一年，返城知青就将近有400万人，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向尾声。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影响]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不同的评价。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村面貌。
如今，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当年，大部分的知青也因为上山下乡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不过，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
众说经典
血色青春有苦有乐
和现在的90后谈“老三届”，近乎于对牛弹琴，但若提起《血色浪漫》这部电视剧，他们似乎就“懂了”———“上山下乡运动是动荡社会时期的血色青春，当时的知青拥有狂热的信仰，而且，不用上课还能拍到漂亮的女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