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惹起激烈争论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多年来消失在当代文学史的主流论述中。本文重返“改革”起源阶段的历史现场，分析剧本创作座谈会、《时代的报告》、《文艺报》三方基于不同的思想立场对于《在社会的档案里》的阐释与论争，并结合对于作者王靖本人身世的考证、思想脉络的辨析与周边文本的细读，讨论作为《在社会的档案里》思想核心的“格瓦拉主义”与“新时期”的复杂关联，并以此反思如何超越当下“新左派/自由主义”的思想分野，回到纷争背后贯穿于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问题本身。
关键词：《在社会的档案里》剧本创作座谈会《时代的报告》《文艺报》切·格瓦拉
引言
一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在社会的档案里》
在剧本创作的变局之外，就更大的政治与思想背景而言，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代中国迎来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改革”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重返新时期起源阶段的历史语境，在1979年这一年，对于“改革”的道路，各方大致在“现代化”的总任务下达成共识，但具体怎么走，边界在哪里，当时还充满着各种可能，各种思想争论十分激烈。而且，伴随着1979年对于“真理标准”的补课，以及对于“凡是派”的进一步揭露与批判，势必冲击原来的意识形态禁区。对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全面平反与对于“文革”前历史旧案的清理，披露出很多骇人听闻的材料，动摇了以往不容置疑的定论。尽管立足点在于“拨乱反正”，但依然是一场不小的思想震动。同时，民间的思想运动风起云涌，各类自发组织和民办刊物开始出现；“上山下乡”运动也步入衰亡，大量知青用各种方式返城或上访，冲击着当地的社会秩序。在变革开启的时刻，一切都处在充满生机与危机的动荡之中。
就思想领域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即召开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经叶剑英提议，1978年12月13日，时任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宣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希望理论与宣传战线统一思想，进一步团结起来。1978年12月胡耀邦就职中宣部部长，上任后重点抓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1月18日会议开幕，会议由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与会代表160余人。这次会议的讨论十分激烈，与会者贯彻“思想解放”的号召，畅所欲言，总结历史经验，激烈批判了“文革”的历史与实践，批判个人迷信，倡导民主法制，触及到诸多敏感的理论与历史问题。同样，也正是在这个会议的第二阶段，“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提出，将“解放思想”与“四个坚持”统一起来。当时的高层领导希望既保持理论探索的活力，同时将思想的力量有效地纳入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推进改革的同时避免失控。
二《时代的报告》对于“格瓦拉主义”的批判
和新时期其它的文艺刊物相比，黄钢主持的《时代的报告》体现出很不一样的特点与风格。在创刊号的发刊词《我们连一秒钟都不会迟疑》中，《时代的报告》体现出一种战争状态下的峻急与紧迫，开篇就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例，强调“本刊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创刊的”。发刊词随即大段引用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段落，特谓用黑体字标示出两个地方：“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强调“一部分”，是将文学重新从属于政治；强调“哪一个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这无疑与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新时期政治、正式废除了“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的第四次文代会精神相抵牾。发刊词在结尾特意强调，衷心拥护第四次文代会，但在表态后又加了一段，“我们完全同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不久前召开的全军文化工作会议所提示的：‘光明要歌颂，黑暗要暴露，落后要批评，但应以歌颂为主’”。
从王海南在剧中第一次出场开始，他就随手不离《格瓦拉日记》，甚至剧本中表现王海南要求把“热血洒给祖国的边疆”时，他在北部边疆前线宿营地战友的枕畔，还有意于攻读《格瓦拉日记》；王海南自称“我的痛苦而空虚的心灵，又被一个新的发现的理想所吸引（按：这里指《格瓦拉日记》），我要离开这里（按：这里指他的祖国）去追逐另一种生活……”这新的“生活”、“新发现的理想”，用王海南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几次越境，准备参加一个外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直到王海南临死前，据护士讲，“他还反复叫一个名字”，“叫格瓦拉，其它，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档案》的作者反复写明：走格瓦拉的道路，这就是《档案》剧本里以同情的笔调来描绘的正面人物的最高理想。
《时代的报告》批判的关键，在于以“国家”为中心，将王海南那种超越国境的格瓦拉式的游击战视为叛国的行为；而由于在《时代的报告》的框架中“国家”意味着“制度”的实体，王海南出走的行为被视为对于社会制度的怀疑。这种怀疑无疑是错误的，在“现象/本质”的辩证法里，王海南只是发现了个别现象，但没有认清社会的本质，就像《时代的报告》所刊发的“群众来信”所言：“他们（笔者注：指《在社会的档案中》所批判的满脑子特权思想的“首长”）只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的本质”。
有必要在当年《文艺报》保持沉默的地方，接过《时代的报告》抛来的问题：怎么理解《在社会的档案里》的“格瓦拉主义”？对于来到了新时期的格瓦拉，“左”的文化阵营首先发起批判。这也提醒当下的我们，恐怕没有一种含糊的、整体性的左翼思想，而是必须直面《时代的报告》与格瓦拉之间的思想张力。
三思想的线，接到哪里？
流行于今日学界的“新左派”或“自由主义”的阐释框架，都在无形中将复杂的历史情境化约为一系列教条，而来到新时期的格瓦拉可能是瓦解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一个异端。在《思想的线接在哪里》一文中，蔡翔曾经回忆起知青群体热烈地阅读切·格瓦拉，“思想解放并不是突兀而来的，同样，新时期文学也不是突然地从天而降，他们有着自己的精神和思想的渊源”。同样，《中国知青梦》作者邓贤也曾回忆起与《格瓦拉日记》的遭遇，比如这一段的记者报道，“‘红色的切’是当年知青们对切·格瓦拉的昵称。成都知青邓贤首次读到手抄本《格瓦拉日记》是下乡第二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圣经》，革命者的指南，当代青年的《共产党宣言》。我有些兴奋，迫不及待地点亮煤油灯，怀着巨大期待一口气读完这本不知道辗转过多少人手和来路不明的手抄本。’对于所有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知识青年来说，出没于南美洲丛林中的游击战士切·格瓦拉是他们的光辉榜样。在漫长的边疆插队生涯中，邓贤常常与一些长途跋涉的男女知青不期相遇，他们都是从各省插队的农村甚至遥远的东北、新疆和内蒙古大草原赶来投奔金三角游击队的。”
当年知青群体中曾经有过的“格瓦拉热”，在今天比较流行的理解框架中，基本上被视为一场革命的闹剧，属于“文革”这部荒腔走板的革命大戏的一个音符。邓贤专门去寻找过那些出国打游击的知青，这些知青的结局可以想见很凄凉：“2001年邓贤带了4万元人民币去东南亚和金三角寻找那些境外知青，而此时这些视格瓦拉为精神偶像的战士们，一直到中国和缅甸共产党合作以后才回到祖国。回来时，他们有的眼睛被打瞎，有的被炸断一条腿。还有的在缅甸境内叛乱，被关在牢里最后被枪毙。”
“革命”的狂热当然值得反省，然而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要注意到《格瓦拉日记》和“革命”的关系一直很复杂：《格瓦拉日记》在当年是一本“供批判用”的内部读物。《格瓦拉日记》正式书名是《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1971年6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刊印，标注“内部读物，供批判参考”。同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标注“供内部参考”。该书译自1968年6月古巴出版的西班牙文版，菲德尔·卡斯特罗作序。这本书在1971年是级别最高的“内部读物”，发行范围为省军级，这种发行范围的“内部读物”全国共十四种。尽管格瓦拉于1960年11月、1965年2月两次访问中国，受到了很多重要领导人的接见，但是他后来还是被视为“革命”的“异端”，“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在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中苏大论战的背景下，格瓦拉是作为‘游击中心主义者’受到批判的。在正式的定性式的称呼中，他甚至只是被称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作者王靖的身份背景，使得《在社会的档案里》《格瓦拉日记》与革命文化之间的关系尤为错综复杂。王靖是当代文学史的失踪者，《在社会的档案里》轰动一时，但他本人始终悄然无声。笔者在查找王靖的资料之前，一直以为王靖不过是新时期文学常见的昙花一现的业余作者，没有想过王靖是一个化名，在这个笔名背后，隐藏着真实的作者在“文革”期间的红色往事。在剧本创作座谈会召开当年，王靖就显得有些过于低调与沉默。另外两部争议剧本的作者都参加了座谈会，《女贼》作者李克威在座谈会上发言，不无激动地为自己的剧本辩护；《假如我是真的》作者沙叶新更是在会后发表著名的《扯“淡”》一文（《文艺报》1980年第10期），指责剧本创作座谈会变相禁戏，又惹起一场争议。然而，《在社会的档案里》的王靖始终沉默无声。无怪乎剧本创作座谈会开幕时周扬的讲话特谓提到，“那天我听说直到现在《在社会的档案里》的作者还没找到”。夏衍在开幕时的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位“失踪”了的神秘作者，贺敬之不无调侃地插话说，“作者没有失踪，他就是一直在地下”。这位“找不到”、“失踪”、“在地下”的作者王靖，到底是谁呢？
杨健介绍了王靖作为“老红卫兵”的“典型经历”：“王靖的经历在老红卫兵中比较典型，他在1966年5月和樊小吾等四人贴出大字报：《反对旧的教育制度》，与工作组作斗争。1966年8月，参加南下兵团‘16纵’到上海串联，并在上海文化广场发表讲演。1967年秋，王靖组织‘红红红’理论班子写出《致中央文革的公开信》、《二致中央文革》，执笔人李园园被抓入公安部后，王靖和清华附中反‘中央文革’的匡涛生一同到昆明避难。王靖后来作为‘69名少年狂热分子’被关押于北京半步桥监狱。”杨健在书中注明，这段经历来自他对王靖本人的采访。
作家老鬼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王靖，他当年是王靖47中学的校友，应该比王靖高两个年级。老鬼回忆起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的争论：“拥护对联的还有个叫‘红红红’的红卫兵，大部分是初中的，革军子弟居多，头头是彭忆东。后来在西单民主墙时期，他写了一个《在社会的档案里》，从文革初的极左变成了批判现实的先锋，因为这个，北京市检察分院不要他了，调到全总文工团搞创作。”通过老鬼的回忆，我们知道王靖在创作《在社会的档案里》期间的工作情况，同时也了解到王靖在红卫兵运动期间十分活跃。上海史专家金大陆梳理过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串联经过，从他引述的一份历史材料《市委接待站翁某某同志接见北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十六纵队彭忆东等三人的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可见，王靖当时还是串联代表之一。
可以整理出王靖的初步史料，真名彭忆东的他较早地参加红卫兵运动，在红卫兵运动处于萌芽状态期间就走上舞台。运动开始时一度持有“血统论”立场，体现出老红卫兵群体的阶级倾向。查“文革”史料可知，老红卫兵大约在1966年秋“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开始后逐步失势，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日趋紧张。“11月25日至12月2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彭忆东在1967年重复《致中央文革的公开信》之类举动，自然难逃牢狱之灾。尽管彭忆东入狱到参军这段经历不详，但可以推断，他在这一期间和那些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一样，开始经历思想的动摇与幻灭。目前所知，在1970年他开始以王靖为笔名发表诗歌作品，如《满江红·寄国际红卫兵》，抒发着类似《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之类的国际革命的狂想。70年代初期，王靖的长诗《决裂·前进》流行一时，在北京各部队大院、部委宿舍中传抄，这首诗以对话体的方式，表现一位坚守“革命”的红卫兵与“颓废”的红卫兵的对话，表达各自的价值立场。
长诗《祭》之后，就是同一年发表的《在社会的档案里》。由于彭忆东比较敏感的红卫兵身份，他回避了在聚光灯下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曝光。作家的红卫兵经历在新时期文学创作时对很多作家都有困扰，一个参照性的例子是与彭忆东同龄的路遥，尽管路遥仅仅是较为偏僻的陕北小城的红卫兵领袖，影响远逊于彭忆东，但这段历史的纠缠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夕。彭忆东当时可能是军队复员转业去的北京市检察院，不知道是老鬼所谓的由于《在社会的档案里》北京市检察院不要他了，或是因为其他原因，彭忆东1980年考入全总文工团任编剧。在《中国戏剧电影辞典》中，还可以找到彭忆东的词条：
词条“彭忆东”：（1949—）笔名王靖。辽宁省丹东人。戏剧编剧。1980年考入全总文工团任编剧。1978年开始文艺创作，先后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今日黄花》，评剧（笔者注：原文如此，应为话剧）剧本《行星启事》、《路上雨蒙蒙》，电视剧本《北方素描》、《正午阳光》等。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会会员。
朋友，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像一群合唱队员，使劲地唱着，却从来听不见自己的歌声。可是，共和国在你们的手里和在我们的背上，分量难道不一样吗？或者说，你们在共和国的手心里和我们在共和国的裤兜里，分量会有什么不同吗？可为什么一个人获得了成功，就使一百个人失去了机会；太阳一升起来，星星就得关灯呢？……世界该怎么办？从来没人问过我们，我们也不太上心。但请你们相信一点，那就是我们也会哭，哭出来的泪水和你们一样，也是咸的，就像海水一样。
最终，班长牺牲自己拯救了城市，未来的人类感动于班长的壮举，使用科技手段使其复活。班长向即将飞离地球的未来人提出一个请求：在那些以帝王、神仙和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星星之外，命名一个管道工星座，纪念这些普通人。未来人满足了他的要求，飞船驶向了茫茫宇宙，剧本到此结束。该剧在1988年3月15日-20日于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改革题材新作研讨会上，曾经由中山大学中文系话剧团的同学搬上舞台，也是会议上重点讨论的九部话剧新作之一。但是该剧很快沉寂下去，被视为“形式革新”的失败之作，当时的批评家认为该剧“没有对人物生命活动和情感世界的深人，没有将深入所得融铸在精美的戏剧形式当中以感染观众”。在“向内转”的审美趣味下，《行星启事》之类的作品，恐怕也包括《在社会的档案里》在内，这种表现思想冲突的戏剧，显得过分地粗糙与概念化，渐渐地不被视为“艺术”了。彭忆东后来写了一些电视剧本，但是电视剧在90年代也是由“渴望”式的故事所主导，他的那些作品不知所踪，是否拍成电视剧也成疑。他的时代结束了。
结语
创刊三年来，《时代的报告》连续掀起三场恶仗：1980年批判《在社会的档案里》，1981年批判《苦恋》，1982年保卫“十六年”（1966-1982），最终在1983年第1期迎来落幕。当期《时代的报告》刊发检讨性的《致读者》，“由于刊物编辑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对涉及全党全国性的方针政策性的一些问题，例如文艺同政治的关系问题和所谓‘十六年’的提法发表一些错误的论点，受到了许多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批评。编辑部不仅没有虚心作自我批评，反而坚持错误，影响是不好的。为了办好这个刊物，不久前调整和加强了编辑部，以便使它能够正确地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成为真正是发表报告文学作品和探讨报告文学创作问题的刊物”。1983年1-12期出版后，《时代的报告》彻底终刊，结束了它短暂的历程，同时以其迥然不同的立场，成为一种思想观念的代表，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此外，领导剧本创作座谈会的文化界同仁，渐渐暴露出内部的分裂。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乃至于第四次文代会之前，文化界的高层领导之间就因观念的不同多次发生争论。张光年曾将当年的日记结集出版予以披露，在1979年7、8月间，张光年就与林默涵恳谈，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一些意见，同时陈荒煤也指名道姓地批评林默涵。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1980年5月25日，林默涵向周扬提出，希望周扬邀请他和刘白羽、陈荒煤等一起谈谈。1980年10月23日，周扬在安儿胡同自己家里召开“老同志谈心会”，夏衍、林默涵、冯牧、陈荒煤、贺敬之、赵寻与病中的刘白羽都到了，周扬试图弥合双方的分裂，该会不定期召开多次。然而时逢赵丹临终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一事件再次加深双方的分裂，刘白羽在谈心会上批评陈荒煤为赵丹写的悼文。1981《苦恋》事件爆发后，在对待《苦恋》、对待《时代的报告》向中纪委告状的事情上，双方再次爆发争执。谈心会几乎变成辩论会。周扬一直以自己的威望勉力维持，但1983年“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的轩然大波，也将周扬卷到漩涡之中。
聊可补记的，还有《在社会的档案里》发表后，随即在1981年被台湾拍成电影《上海社会档案：少女初夜权》（王菊金导演，陆小芬、崔守平等主演）。在当时两岸的冷战格局下，
台湾先后翻拍了《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苦恋》等电影，渲染大陆的“悲惨”处境，携带着一望可知的政治性。同一年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王童导演，谭咏麟等主编）还获得了第十八届金马奖。如同大陆媒体的批评，这批电影“成为台湾戒严时代政宣片最后的疯狂，它充满了急不可耐的焦虑，和对对岸政治的虚妄想象”。有意味的是，在《在社会的档案里》电影版中，王海南偷渡越南被改成偷渡香港。对于该片的制作团队而言，似乎只有逃往更富裕、更发达的地方，才符合基本的“人性”。
不能不提的，还有世纪之交的话语《切·格瓦拉》（黄纪苏编剧，张广天导演）。不了解新时期文学的读者，会以为这是格瓦拉第一次来到“改革”时代。其实不必说《在社会的档案里》，仅仅就《切·格瓦拉》这部剧的艺术风格而言，和彭忆东的《行星启事》就很相似，只是更为“诗化”，更为纯粹，同时更为斩钉截铁。相似的思想主题，大概总需要相似的艺术结构来呈现。经历了90年代中后期的市场化改革，格瓦拉的出现，更像是对于“革命”的怀念与怀旧，格瓦拉与“革命”自身的复杂性，尽管主创人员有所反思，但在《切·格瓦拉》的舞台上几乎消失掉了。有的学者为格瓦拉的重临欢呼，有的学者如洪子诚在演出现场提前离席。切·格瓦拉不应该是道路的终点，而应该是道路的起点，提醒着任何化约地思考“革命”、思考“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有效的批判立场，不是固守于“新左翼”或“自由主义”，而是从格瓦拉所面对的问题真实地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的档案里》的格瓦拉比《切·格瓦拉》提前二十年来到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阶段，别有一番历史的况味。
最后，和共和国同龄的王靖（彭忆东）并不算很老，这位老人今年66岁，估计平静地隐居在北京城，过着与世无争的退休生活。从后海到烟袋斜街，从荷花市场到南锣鼓巷，老人闲暇时外出遛弯中，也许会经常瞥见街边时尚小店里各类格瓦拉的T恤和招贴，以及一群群快乐的脸上消融了历史的青年男女。彭忆东老人是否会回忆起当年的往事，回忆起自己所写下的王海南跨越国境被逮捕后的那一幕：
一个军官打开《格瓦拉日记》，看了看扉页上的签名，然后注视了一下站在桌前的青年，又打开《边防通报》说：“你这已经是第三次企图偷越国境了。”青年镇静地点了点头。
军官：“你不知道这是叛国行为吗？
青年：“工人阶级无祖国。”
军官：“你越境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会理解的。”青年矜持地回答道。
2015年5月写于上海
注释：
1230转引自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纪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8页，第345-346页，第435页。
367参见内部资料《剧本创作座谈会陈荒煤同志讲话》，1980年2月7日，第6页。转引自李镇：《乍暖还寒犹未定：1980年“剧本创作座谈会”之观察》，《当代电影》2015年第1期。
4526罗艺军：《〈在社会的档案里〉四题》，选自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编：《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第290页，第297页。
8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9101227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十三日）》，《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3页，第1页，第3页，第17页。
1114夏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112页，第54页。
1359周扬：《周扬同志在开幕式时的讲话》，《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47-48页，第42页。
1525荒煤：《提高创作水平，奋勇前进》，《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97页，第113页。
1617182124贺敬之：《新的时代和作家的责任》，《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76页，第65页，第85页，第75页，第79页。
1920周扬：《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谈有关当前戏剧文学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57页，第66页。
2829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第355页。
31参见朱子南：《烈士遗孤黄钢的传奇人生》，《世纪》2005年第2期；楚奇：《大江之子——黄钢》，《武汉文史资料》2001年第4期。
32雷颐：《“用脚投票”才是真选择》，《凤凰周刊》，2009年第26期。
3334《时代的报告》发刊词：《我们连一秒钟都不会迟疑》，《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36张庚：《谈现实和理想》，《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127页
37陈刚：《当前关于两个剧本的争论》，《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145页。
3839刘一民、杨帆《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社会档案”》（群众来信），《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4044刘锡城：《1982：围绕“十六年”的一场大辩论》，《南方文坛》2015年第3期。
41马德波《矛头、焦点和倾向——关于〈在社会的档案里〉及其讨论》，《文艺报》1980年第11期。
42周介人：《它在哪里失足——关于“本质论”的商讨》，《文艺报》1980年第7期。
43丹晨：《“写本质”与“写光明”不能划等号》，《人民日报》1980年8月27日。
454647徐延春：《社会主义的光明本质与格瓦拉道路——评文艺报所载它在哪里失足》，《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1期。
48王杰：《格瓦拉思想剖析——一个拉丁美洲革命探索者的实践和失败的教训》，《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3期。
49蔡翔：《思想的线接在哪里》，《书屋》1996年第3期。
5051夏榆：《切·格瓦拉还是堂吉诃德——知青返城30年》，《南方周末》2009年5月14日。
52参见方厚枢：《内部发行图书出版的历史记忆》，《党史博览》2010年第12期。
53何吉贤：《在历史的“终结”处开启历史》，《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5期。
54“黄皮书和灰皮书分别概指‘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文艺书籍’和‘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皮书’这一称呼出现于1965年。”引自蒋华杰、刘阳：《冷战背景下新中国内部发行制度的演变与影响》，《中央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
55丁东：《和友人对话》，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
56孔寒冰、项佐涛：《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种“异端”现象——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剖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
57夏榆：《“革命不是造反，而是一种哲学”》，《南方周末》2010年6月10日。
58刘智峰主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60夏衍：《夏衍同志在开幕时的讲话》，《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51页。
616264杨健：《中国知青诗歌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第112-113页，第100页。
63杨健：《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4期。
65参见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中老鬼的回忆。
66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页。
67参见启麦：《文革琐记——政治边缘处的众生相》，共识网“历史解读-民间历史”栏目。
6869参见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89页，第992页。
70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7页。
71马弈主编：《中国戏剧电影辞典》，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72一东：《行星启事》，《剧本》1988年第5期。
73大力：《全国话剧改革题材新作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剧本》1988年第4期。
74吴戈（吴卫民）：《戏剧危机的三种尴尬》，《戏剧文学》1990年第4期。
75本刊编辑部：《致读者》，《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1期。
76参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5、197、223、224、225页等记录。
77独孤岛主：《骗子和茅台：假如都是真的》，《南方周末》2014年1月13日。
78洪子诚后来回忆起对于《切·格瓦拉》的现场观感：“那种我所熟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语言方式，非此即彼的判断，‘暴力’性质的语言，勾引起那些原本以为忘却的记忆，并很容易就想起江青‘文革’中在北大‘大膳厅’舞台上那尖利、激昂的喊叫：‘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走开！’我疑惑起来，这就是要重新召唤的‘革命’？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严峻的现实问题？”参见洪子诚：《有关〈切·格瓦拉〉的通信》，《天涯》2009年第5期。
79王靖：《在社会的档案里》，《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