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底，英国的老牌香烟厂商Churchman推出了一款新的烟盒，里面夹着一张卡片，卡片上画着霍华德·卡特发现图坦卡蒙墓的场景，墓室内的宝箱、手持金杖的守卫者雕像、修长的牛形金凳，都出现在这张小卡片上。就像限量版的时尚单品一样，这款香烟一度大卖。
或许在更早一些的时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桌上摆放着36尊来自不同古代文明的小雕像，其中主要是古埃及的，比如一个象征托特神的石头狒狒，它在古埃及神话体系里掌管书写、智慧和记录历史。据弗洛伊德的房东回忆，他经常像对待宠物一样，轻轻拍一拍狒狒的脑袋。
此时的欧洲，已经经历过19世纪的“埃及热”，由于图坦卡蒙墓的发掘，20世纪的“埃及热”再次掀起，或许这一次更聚焦，可以称之为“图坦卡蒙热”。与因为古希腊罗马作家和《圣经》而为欧洲文明知晓了几个世纪的其他埃及统治者不同，阿玛纳时期的几个名字——阿肯那顿、纳芙蒂蒂、图坦卡蒙——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新发现，他们的身上没有文艺复兴时期或浪漫主义时代赋予的文学想象，而是从考古发掘时就开始通过大众媒体传播，他们身上带着一层新的滤镜。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决定了我们现在对这几位法老及王后的认识。
陵墓中精美的文物变成一个个符号迅速流行开来，成为识别度极高的古埃及象征，图坦卡蒙的木乃伊一再成为媒体焦点。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埃及学家艾丹·多德森（AidanDodson）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道：“我认为现在有两个图坦卡蒙：一个是真正的古代埃及国王，建立在考古发掘和文物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把他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去考量；另一个是‘现代’的图坦卡蒙，他是由当代视觉流行文化和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并成为一系列受古代埃及启发的事物的象征，但这些并不植根于古代埃及的已知现实。”100年来，这两个“图坦卡蒙”的形象都在不断放大，又没法割裂。
在霍华德·卡特之前，有几个响亮的名字——意大利收藏家贝尔佐尼（GiovanniBelzoni）、德国分类学家莱普西乌斯（Lepsius）、法国文物管理者玛里埃特（Mariette）、英国古物学家和测绘家皮特里（FlindersPetrie），当然还有更早的法国古物学家、卢浮宫首任馆长德农（Dominique-VivantDenon）和破译古埃及文字的法国学者商博良（Jean-FranoisChampollion），这些人串联起了19世纪到20世纪认知埃及的历史。他们分别隶属于欧洲不同国家，服务于不同政府和机构，他们既是在做同样一件事——埃及考古和探索古老的人类文明，但又在为各自阵营做着不同的事——如何将更多更精美的古物带回自己的国家。
“埃及是世界上无可比拟的巨大坟场，人们无计划、无选择地掠夺着这片土地，毫不犹豫地攫取古代的黄金，手段之野蛮不逊于20年后在加利福尼亚或者澳大利亚的金矿向大自然攫取黄金时的‘淘金潮’。”德国作家C.W.策拉姆在考古畅销书《神祇、陵墓与学者》中如此写道。当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失败告终时，同行的艺术家、学者们则带着丰厚的成果回到法国，他们把这一路的见闻、对古物古迹的观察编纂成了一套26卷本的《埃及记述》。拿破仑在出发前就看中埃及的古迹，据说他随行带了一百五六十名学者，涉及历史、数学、地理、古物、哲学各个方面，他担心行船出事，特意把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分散在不同船只上。如果说在此之前欧洲人对埃及的了解只是透过一扇小窗观看，那么从拿破仑开始，大门打开了。
经过拿破仑开启的这一轮淘洗，欧洲人对埃及的认识已经丰富且充满细节了。再加上商博良在1822年破译象形文字，这意味着对埃及的了解不再仅通过古典文献获得，而是可以直接释读古埃及人留下的文献内容，得到一手信息。正如《亡灵书》中文版译者、复旦大学教授金寿福指出，埃及学是欧洲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过程中的副产品。
面对长达3000多年的古埃及历史，如何梳理和编纂？面对海量的各类奇珍异宝，如何将它们分类整理，放到历史的坐标轴去观看？在一片片看似废墟的荒野土地上，怎么还原出一部分曾经的面貌？在掠夺古物的“修罗场”和民族竞赛中，仍然会有一些提出考古学真问题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声音，他们试图向历史发问，才有可能在一片混乱中建立起对古代埃及的客观认知。在莱普西乌斯和商博良的时代，前者通过对100多座金字塔的梳理和统计，把埃及古、中、新王国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更细化的书写，由于埃及的碑文、图像、器物类型多且复杂，因此从他们这时开始，诞生了“埃及学”一词，来概括有关古代埃及的所有研究内容，就像对两河流域的考古和研究也采用了“亚述学”一词一样，“东方”从地理位置上的东方逐渐变成一个更具体的文化概念。
到1922年，此时的埃及学已经发展到卡特这一代学者，可以对古埃及拥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不再是混乱模糊的古典叙事和浪漫神话故事，而是由真实的人搭建和生活过的文明世界，很复杂，也很鲜活。
在卡特走进图坦卡蒙墓室的105年前，贝尔佐尼已在底比斯地区发现了若干陵墓，其中一座是塞提一世的，他是赫赫有名的拉美西斯二世的父亲。可惜墓室里除了大理石棺椁，早已什么都没了。但这座墓室的开启，打开了帝王谷的新世界。帝王谷位于尼罗河西岸，是一个狭长的河谷地带，这里埋葬着新王国时期从十八王朝到二十王朝的法老和贵族，旁边还有一个王后谷，大多数王后长眠于此。东岸则是著名的卡尔纳克神庙。
到了卡特的时代，很多陵墓已经被发现，而且经历过疯狂的偷盗，几乎无一幸免。其实盗墓从古埃及时代就开始了。新王国时期，埃及法老的陵墓都是依山而建，借助山体的岩石走向来修建陵墓，和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式陵墓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从地理位置上看，那些被偷盗一空的陵墓，通常都在山体显眼的位置，墓室入口也相对好发现。卡特在他的日记里这样描写那些空墓：“那是一个鬼怪作祟的地方，在被强盗洗劫一空之后，那里留下了洞穴似的空陵，有的陵墓入口处敞开着，成为沙狐、猫头鹰和成群蝙蝠出没的窝。”
发现图坦卡蒙墓，这个故事的过程满足了人们对考古的所有想象和期待，它成了一个考古故事的完美“模版”——古墓、探险、宝藏、“诅咒”——在前任获准发掘者工作了12年也没有找到这些宝藏的时候，在发掘资金即将撤掉、不再抱有过多期待的最后关头，隐秘而狭小的墓室、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一切近乎保存完好地出现，把对东方充满浪漫幻想的西方人冲昏了头脑。神秘的古老文明给现代开墓者带去“诅咒”的邪门传说，所有古物提供的信息编织出一个又一个引发争议的历史细节，这些传奇的故事情节被人津津乐道至今。
紧接着，他们打开门，看到以下这一幕：
“墓穴溢出的热气使烛光忽明忽暗。当大家的眼睛适应了这微弱的光芒后，人们才看清墓室内部，奇特而绝妙的物品相互堆叠在一起。对于在场还看不清的人来说，这是自然而短暂的悬念。卡那封勋爵焦急地询问：‘你能看到什么吗？’我只能说出：‘是的，奇妙的东西。’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把洞扩大，让我们俩都能看清楚。在手电筒和另外一支蜡烛的照耀下，我们向里看去。当光照向那对绝妙的珍品时，那种奇妙的感觉难以形容：两个奇怪的穿着金色凉鞋的黑木色国王雕像，手持着权杖和长矛，在黑暗的笼罩下若隐若现……普通或稀有材料制作的各种形状的凳子；最后是一堆翻倒的战车部件，闪烁着金色的光芒，从中探出一个假人来。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消失的文明的歌剧院道具室。我们不知所措，感到很奇怪。我们相互质疑这一切的意义。这是一间墓室又或者仅仅是一间贮藏室？”卡特在日记中写道。
宝藏琳琅满目，他们看到了具有高级象征性的豹皮斗篷、划向来世的木制船桨、刻有文字的仪式性火炬，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件：剃须设备、急救箱和男孩国王用的腰布，有代表家庭关系的祖母的头发，一大堆送往来世的食物和饮料——豌豆、动物骨骼、葡萄酒残留物，一篮子枣，还有大量弓箭、弯刀、皮革铠甲、战车、匕首等战斗武器，各种抄写调色板、凿斧等实用器具，以及那些亚麻手套、蓝色玻璃枕头、金银权杖等珍贵的非实用性器物。总之，这些东西包罗万象，从神性的到世俗的无一不有。
卡特环顾一周，很快他就明确了一点：进一步细致的研究会带来一个变化，甚至是将以前的观点彻底推翻。在卡特记录发掘的日记中，写满了兴奋、激动、庄严、神圣、崇敬、畏惧、紧张这些词汇，尤其到了一层层打开棺椁，直面图坦卡蒙木乃伊的时候。
当他们很快通过封戳、棺椁、黄金座椅等物件上的铭文读出，这个墓属于一个叫“图坦卡蒙”的国王时，所有人都会产生同样的疑问：图坦卡蒙是谁？年仅19岁就去世、在位仅10年的这位法老，在埃及的历史上几乎是透明的存在，以至于卡特很快就做出一句简洁的总结：“根据我们如今的认知，可以肯定的是，图坦卡蒙一生中最值得被记住的事就是，他死了，被埋葬了。”这句话至今都成为人们提及这位年轻法老时常引用的一句话。没有人能想象到，如果连这样一位不算重要的法老的陵墓都如此精彩绝伦，那么那些被偷盗一空的图特摩斯三世、拉美西斯二世等更重要的法老陵墓曾经会是怎样的盛况？
卡特和他的团队在墓室中持续整理，这个过程持续了10年。这期间，开墓仅五个月之后，卡那封去世，随后几年，又有参与发掘的几人陆续死亡，“法老诅咒”的传言为图坦卡蒙墓蒙上了新的神秘色彩。北京师范大学王海利教授指出，所谓“诅咒”，不过是媒体的炒作，因为当时卡特与卡那封将图坦卡蒙墓发掘的消息独家卖给了《泰晤士报》，引来其他媒体不满，便开始传播负面声音。1926年的头三个月，是世界谈论图坦卡蒙的鼎盛期，有1.2万多名旅游者参观了这座陵墓，270个团体参观了实验室，即使当时大多数文物仍在墓室中，只有极少数被运到地面上，送到实验室去。
多德森教授谈到，因为发现图坦卡蒙墓，卡特被送上了世界上最伟大考古学家的位置，客观来说，“卡特的确是有史以来记述最熟练的考古学家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极少数能成功将墓室中古物搬走而又将其损坏程度降到最低的人之一。遗憾的是，他的考古报告只出了三卷本，没能完成计划中的六卷本”。谈及其不足之处，多德森认为，卡特是一个不善于管理的人，人际交往能力也是弱点，这使得他在交涉和公关方面的事务上遇到过一些阻碍。他从埃及带走了一小部分文物回英国，是缺乏道德顾虑的，即便后来有人辩解他带回文物是为了更好地做研究，但与当初对埃及的许诺并不相符。但这些瑕疵都不能抵消他在埃及考古学上的巨大成就，不仅在于发现图坦卡蒙墓，也包括他在埃及做的其他工作。金寿福也补充道，卡特的记录和绘图能力一流，他的父亲是插画师，他自幼习画，手上功夫优于很多考古学家，后来又师从“埃及考古之父”皮特里，训练出了严谨的古物年代整理方法，他这一成就往往是被忽视的。卡特对待考古是科学的严谨的态度，他通过平面图和草图记录了墓室中每件物品的位置，并由来自大都会博物馆的摄影师哈利·伯顿（HarryBurton）一一拍摄记录下来。
也有一种说法称，卡特最初与埃及政府的协议写道，是否有权利带走一部分文物，取决于该墓是否被盗过，如果被盗，可带走的比例略高一点，如果是一个完整未被盗的墓，则带走比例更低。对于埃及本国来说，这个发现的意义远不止于考古。1922年2月28日，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国家，但保留对国防、外交、少数民族等问题的处置权。在埃及民族意志觉醒的这一年，图坦卡蒙墓被发现，这便意味着文物的归属权将不再有争议，这也是埃及第一个文物几乎没有外流的考古发现，目前这些文物基本都收藏在筹建中的大埃及博物馆。
图坦卡蒙的木乃伊是一个让所有埃及学学者都兴奋的样本。在被发现的这100年中，每当有新的技术出现之后，学界都会尽快运用在他身上检测一番，希望可以得到新的信息，来将图坦卡蒙这个拼图拼凑得更完整一些。
1925年的秋冬季，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图坦卡蒙的木乃伊第一次接受了科学检测，但整个身体碳化严重，这可能是由于在制作木乃伊的时候过量使用树脂所致，对尸体产生了较强的腐蚀性。这一次，考古学家取下了覆盖在图坦卡蒙面部的黄金面具，第一次看到他真实的面貌。卡特在记录中写道，“那是一张有文化、有教养的脸”。但由于技术的不成熟，人们很难再从外貌之外获取更多新的信息，至于他的身体状况、他的死因更是无从得知。在这一时期，英国埃及学家珀西·纽贝利（PercyE.Newberry）研究了陵墓中的花环，确定了这些花卉是3300年前的。她根据当时这些矢车菊、小苦酸花、曼德拉草的开花和成熟周期认为：图坦卡蒙大约是在3月中旬到4月下旬下葬的。
此后，木乃伊一直被存放在墓室内，未被运出。直到60年代，研究者计划对墓室进行一次更科学的新检测，图坦卡蒙的木乃伊第一次接受了X光的照射。主持X光检测的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哈里森（R.G.Harrion），由于考古学家不想把木乃伊取出来，哈里森不得不带着一台便携式的X光仪进入墓室。哈里森指出，图坦卡蒙的头部有肿块凸起，“这可能是由于覆盖该区域大脑的膜下出血引起的，而这一状况有可能是头部遭受到撞击造成的”。
但由于墓室内的检测条件不好，早年的X光设备也未必精准，人们总是在质疑和争议检测的结果。在此之后的若干年，又经过不同程度上的检测和观察，图坦卡蒙死于谋杀的推测开始流传，在检测结果和文献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多之下，“死于谋杀”的证据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由于没有后代可以继承王位，图坦卡蒙去世后，王后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曾给邻国赫梯的国王写过一封信。赫梯位于现在的土耳其，虽然埃及和赫梯一直都有战争，但王后还是恳请对方给她一个儿子，立他为埃及的王。赫梯国的确派了一位王子前来，但在进入埃及边境不久，就被人谋杀。紧接着，曾经辅佐图坦卡蒙的大臣阿伊上位，娶了这位王后，开始统治埃及，王后不愿嫁给平民的诉求终究是没能实现。然而，阿伊在位极其短暂，很快第十八王朝就走向了最后一位法老的时代。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是埃及本土的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ZahiHawass），他是埃及考古和文物领域的一面旗帜，也是最为大众熟知的古埃及文明的传播者。2000年，他和团队首次进行DNA提取，但由于木乃伊保存状况太差，没能成功提取出有效的DNA样本。2005年，哈瓦斯团队又进行了CT扫描，他们指出，曾经学者认为头部受撞击的痕迹，是在制作木乃伊过程中取出脑髓时留下的，并非谋杀痕迹。CT图中更重要的信息是：图坦卡蒙的左脚是畸形的，他会用他的脚踝或脚的侧面走路。在这之后，人们对这位3000多年前的年轻法老的想象又变成了一位身体虚弱的人，脚部有残疾，且需要拄着拐杖，由于身体健康的问题，而导致英年早逝。
反对这一观点的声音依然有很多。比如，有医学学者认为，并没有在CT图中看到尸体的内翻足；如果图坦卡蒙的病情真的如哈瓦斯所言那么严重，那么他的小腿骨骼和骨盆都应该有明显的不对称，但墓室中出土的几十双鞋子都没有出现不对称的磨损痕迹。当然，也有支持“病态法老”观点的声音，他们认为最好的佐证就是墓室中出土的130多根手杖。
这100年来，从墓室到博物馆，从库房到实验室，图坦卡蒙的木乃伊似乎总在时刻准备着，等待检测技术的革新，等待着被人们进行更细致的剖析，为全球的好奇者提供一次新的想象机会。每一次被检测，都是一场新技术的实验展示，让“不为人知的细节重见天日”，更是一场全球媒体面对最新科技和神秘文明的集体狂欢。在不少埃及学的研究者看来，技术与木乃伊之间的互动俨然已经成为这一领域最引人眼球的话题，成为被舆论渲染的噱头。
在金寿福看来，图坦卡蒙是一个“神话”,“如果没有发现他的陵墓，那么他就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法老。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被有意遗忘的”。在大多数欧洲学者依赖的埃及历史古典著作中，没有作者提到图坦卡蒙，甚至在公元3世纪埃及牧师马尼托（Manetho）汇编的国王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直到1822年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开始，人们才能直接阅读古埃及铭文，这时，有一位前往埃及的古物爱好者偶然注意到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再之后几年，一位英国古物学者在底比斯西部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座墓室，上面的铭文显示，这是图坦卡蒙统治时期一位高级官员的墓葬。
真正获得突破的是英国考古学者皮特里，在卡特发现图坦卡蒙墓之前30年，他在阿玛纳地区发现了一批刻有铭文的文物，包括一些刻在泥板上的外交信件，上面都提到了图坦卡蒙的名字。而更重要的是，与图坦卡蒙同样被历史抹去记载的还有他的父亲。一场古埃及历史上最大的宗教改革逐渐变得清晰，有关“异教”和“最早一神教”的讨论开始兴起。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古埃及没有“宗教”这个概念，现在所说的“古埃及宗教”，其实是植根于他们特殊的世界观“玛阿特”（Maat），更像是他们在精神层面构建的另一个世界，也是包罗万象的“科学体系”，“通过各种仪式节日活动来实现整个埃及宇宙秩序的更新循环”。最早认为古埃及是一个宗教民族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如今我们对古埃及的很多基础性认知，都来自古希腊。
阿赫那吞是图坦卡蒙的父亲，也有人认为是岳父，总之是他的上一辈人，阿赫那吞的王后是纳芙蒂蒂，1912年出土的她的胸像如今已成为柏林的一个象征。在阿赫那吞登基之前，埃及一直是多神教，太阳神阿蒙是其中最重要的神。阿赫那吞继位后，开始推崇阿吞神为全国统一崇拜的太阳神，在各地兴建阿吞神庙，封闭曾经的阿蒙神庙，抹掉一切纪念物上的阿蒙神。阿赫那吞统治的第六年，迁都至新都阿玛纳。这就是古埃及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场宗教改革。
图坦卡蒙出生后，阿赫那吞给他起名为“图坦卡吞”，意为“阿吞的形象”，在图坦卡蒙墓中的一把黄金座椅上，刻着图坦卡蒙曾经的名字“图坦卡吞”，这是他一岁时打制的。当他继位后，又将阿吞神崇拜废除，恢复了曾经以阿蒙神为主的宗教信仰体系。
有关改革的动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祭司集团的势力日趋庞大，法老的权力被无形削弱，也有人认为这是阿赫那吞儿时未受重视的童年阴影所致。目前来看，前者的理由更有说服力。后世对阿赫那吞改革的评价也是两个极端，一种说法认为他颠覆了古埃及千余年的宗教传统，导致新王国在鼎盛时期开始出现政治、经济危机，甚至他醉心于国内的宗教事务，疏忽了外交，导致这成为逐渐衰落的征兆；但另一种声音认为，祭司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改革迫在眉睫，否则可能王位不保，后果更加严重。而且阿赫那吞的这场改革被很多人看作最早的一神教，甚至影响到后来其他主流宗教的观念形成，比如将摩西的一神教改革与阿赫那吞的一神教改革联系在一起。
金寿福指出，学界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认为阿赫那吞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个体”，他是一个个人形象非常鲜明的人物，不再是埃及历史上遵循程式化、恪守秩序的一位法老。从艺术上就可以看出，他在位时期的绘画和雕刻都很生动，每个人物也有各自的形象特征，他自己瘦长、棱角分明的雕像就是最好的例证。或许不应该把阿赫那吞单纯地看作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在著名的“阿玛纳书信”中，记载着一些当时两河流域和西亚国家君主跟阿赫那吞之间的书信，其中包括黄金、人力资源的交往和国际交往。
当下的全球埃及学关心什么？埃及学研究者们给出的答案是，埃及学现在的研究领域分散且细分，除了木乃伊和王权与神权，他们的视线正在从王族墓室转向平民城镇，从对物的研究转向对物背后信息的连接，这也是全球考古的大趋势。
英国埃及学家伊恩·肖（IanShaw）在《重构古埃及》里写道，19世纪中期到“二战”期间，大部分埃及考古工作都体现出以下两种趋势：首先，早期考古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发掘资料进行严格的艺术－历史的、以实物为主的研究。其次，田野考古工作偏重于研究宗教和墓地建筑，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手工艺品和建筑。这两种倾向严重抑制了埃及考古在观念上的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两大重要事件——对尼罗河流域史前史的研究和对法老时期城镇的发掘——才最终开始对整个学科产生影响，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这里想补充一点，1963年，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埃及艳后》上映；1967年，约50件图坦卡蒙墓的出土文物在巴黎小皇宫展览，创下了120万人次的参观纪录。正是在上世纪60年代，古埃及奢华精致、王权至上的形象在大众视野里变得更鲜活了，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来自图坦卡蒙墓的实物，人们对古埃及的神往就如一两百年前的考古学家和古物学家一样，着迷于由权威制造出的精美艺术。
里夫斯指出，通过3D扫描，可以看到在这个可疑墓室的西墙上，有一个密封小门的模糊轮廓，在北面的主墙上，也有模糊的隔墙痕迹，所以很有可能墙壁那边不是实心的山体。如果仅限于此，已是了不起的发现，而引起更大轰动的是，阿赫那吞王后纳芙蒂蒂的陵墓就在它的背后不远处，图坦卡蒙墓西侧和北侧的墙壁很有可能通过隐藏暗门与密室相连，直通纳芙蒂蒂的密室。如此一来，图坦卡蒙墓室很可能曾经是纳芙蒂蒂墓室的一部分。由于突然死亡，来不及准备高规格陵墓，就将具有法老陵墓规格的纳芙蒂蒂墓室改造成了“双墓室”。当里夫斯的这番言论发表后，学界展开了激烈讨论，人们期待更细致的技术检测。
在此之后，2016年3月和2018年2月，埃及政府组织的图像处理公司和都灵理工大学分别又进行了两次检测，后者采用了当时全球最全面的GPR扫描技术，进行密集的采样，结果是，什么都没找到。
但是，对于里夫斯来说，这并不是结束，他仍在从考古学和其他材料中寻找两个墓室之间的联系。里夫斯向本刊提供了他在2022年的最新研究，他说道：“在图坦卡蒙墓中，从建筑到装饰再到埋葬物，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被重复利用的证据。空间证据只是其中一方面，但在墓室和文物的诸多细节中，仍可以推断图坦卡蒙墓曾经是纳芙蒂蒂墓的一部分，但只占据了外部的小空间，且一些陪葬品都是曾经为纳芙蒂蒂准备的。”
里夫斯一再向我们强调“再利用”的概念，这在古代埃及墓葬中并不少见。在图坦卡蒙墓里，一个装饰盒旋钮上的文字被涂改过；个别象征着图坦卡蒙的小雕像上有明显的女性乳房痕迹，但之后被打磨掉了，或是雕像面部和颈部呈现女性特征；在包裹木乃伊的最外一层人形灵柩上，面部的发饰也是在女性发饰的基础上改造的；更重要的是，在某一层棺椁内部的铭文上，图坦卡蒙的名字也是被重写的，根据痕迹可以看出，这里曾经写着“对丈夫有利的女人”；等等。
然而，在墓室中出土的5000多件文物上，这些微小的证据足以说明问题吗？里夫斯指出，古埃及人的工艺极其精湛，不可能漏出那么大的改造破绽，重复使用的证据只会很罕见地出现在国王陵墓及文物的个别细节处，这在其他被二次利用的物件上也是这样的。
从最早的尼罗河谷统一到罗马人征服之间，古代埃及文明持续了3000多年。虽然古代埃及人经历过很多动荡：王朝更迭、政治分裂、内战、入侵和被外国占领，但他们客观的历史变迁感并不强烈，文明的纯粹性给他们带来了深刻的优越感，他们一直坚信自己神圣的起源和命运。因此对于普通物件的二次利用，他们并没有过强的心理障碍。这只是里夫斯的个人推断，至于是否是纳芙蒂蒂陵墓的二次利用，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证据。
不过，总有一些独特的古物是令人动容的，它们专属于图坦卡蒙这个“人”。其中有一把他的私人匕首和战车，意味着他可能并非残疾或孱弱，而是一个可以征战的战士。还有一只用雪花石膏做的莲花水杯，形似盛开的莲花，两边各有三根莲秆撑着，通体是半透明的乳白色，杯口刻着一排铭文：“愿你的‘卡’活下来，愿你度过一百万年，一个爱底比斯并住在底比斯的人，愿你面对着北风，愿你的眼睛看到美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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