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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2
王子午鼎原本是七件套，作器者为王子午，这是其中最大的一件。铜鼎腹内及盖内有鸟篆书铭文，盖铭4字，器铭84字，主要内容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王子午即文献记载中楚庄王的儿子子庚。楚共王时他为司马，颇有战功，在吴国入侵楚国时曾率楚军大败吴师。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继任令尹，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病卒。楚国开始在今湖北西部建都，后迁都于郢。春秋时不断与晋国争霸，楚庄王曾为霸主。
这个东西叫素命（这是一个字）。所谓“素命”是齐国贵族鲍叔的孙子，管仲即是由鲍叔推荐给齐桓公的。此器上有铭文l73字，记述素命的祖父鲍叔有功于齐，齐侯赐予素命封邑与人民，素命以此勉励自己，并铸此鎛祭祀其亡母仲姜。齐为周初姜尚的封国，在今山东省东北部，建都营丘（今山东省临淄一带）。春秋初年，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数年间使齐国富强。齐桓公北却戎狄，救燕、救邢、存卫，南拒强楚，公元前651年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省考城），首霸中原。
此器是吴王光为其女叔姬所作的陪嫁器，反映了吴蔡两国为政治需要而联姻的史实。铜鉴内壁有铭文52字，为吴王光嫁女于蔡所作之器。吴也叫句吴、攻吴，姬姓，其始祖是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拥有今江苏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区域，建都于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吴王光，即吴王阖闾，其女叔姬名寺吁。吴国和蔡国同属姬姓，吴王光嫁女于蔡，为古代少见的同姓通婚之例，也反映了蔡、吴两国的关系。
此匜为纯银制造，底部针刻“甘斿”二字,疑是宫观之名。“甘斿”匜是现在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一件银制器皿。洛阳金村墓葬是战国时期东周王室的墓葬，因此这件器皿很可能是东周王室用器。当时大国争霸，周王室还以“天下共主”的名义象征性地盘踞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一隅，其实它的实力仅相当一附庸小国，战国末年为秦所灭。
此器为蔡侯申所作。蔡侯申即蔡昭侯，春秋时期蔡国国君。此壶颈内有铭文6字，为蔡侯申作器。蔡侯申即蔡昭侯。蔡是周初武王弟叔度的封国，后因叔度随武庚反叛，被周公放逐，改封其子蔡仲于此，建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西南）。春秋时期蔡常受楚的逼迫，多次迁移。平侯迁新蔡（今河南省新蔡），昭侯时又迁州来（今安徽省凤台），称下蔡。该墓出土青铜器486件，其中有铭文的60余件。蔡是小国，处于吴、楚之间，既要尊戴周王，还要讲好吴、楚，处境艰难。公元前447年为楚国所灭。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革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铁器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农业产量，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原先是各国政治、军事中心的都邑，到战国中期，都发展成为工商业大都会。
春秋时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战国时期，铸铁技术日趋成熟，特别是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以及铁范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铁器的产量。到战国中期，铁器已广泛应用于农业，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当时的铁铧犁大多呈V形，后端比较宽阔，前端尖利，并有直棱，可以加强刺土功能，表明了耕作技术的一大进步。
这种铜手钳与我们现在使用的已经十分近似，充分表明当时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兽头陶模为一兽头形半模母范，背面平，嘴下部、头后部略残。从陶模的形态看，其所铸造的器物应当是某种大型青铜器的附件。同时出土的相同形制的立人陶范有两套，为复合范。每套由6扇范组成，此件为其中的合范。铸件为一立人，赤足，着长衣及膝，腰系带，前面打蝴蝶结，腰侧斜插一物，装束似为男子。当为某一器物附件的铸范。此范出土地共发现陶范3万多块，能够配对成套、复原器形的约有百件。
模是器物的原型，是制作青铜器的首要工序。制造模的过程就是青铜器的设计过程。在先秦时期，陶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全模，一种是半模或等分模。全模是指与所生产器物等大同形的器物。半模则是指将需要铸造的器物制成等分的一半，之后在翻范时翻制两次将左右部分组合成铸型。半模和等分模对于生产仿动物造型或有对称纹饰的器物非常实用。半模等组合式的陶模出现在春秋时期，这种分开生产外范的方法，提高了生产效率，有利于铸造形态复杂的器物及部件，体现了工艺的进步、规模的扩大。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在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配比选择、冶铸的技巧上更加讲究，其中合范铸造、熔模铸造、焊接等多项技术的出现，错金、错银、嵌赤铜、包金、鎏金、镶嵌、刻镂等新工艺的使用，使青铜器制作呈现出新的风貌。丝织品的种类繁多，拥有当时世界上领先的织造技术；原始瓷器的烧制有所进步；大量金银器和精美玉器、漆器的使用，表现出王室贵族追求奢华的时尚。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城市的商业特点日趋明显。为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各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并实行各自的度量衡制。这些均为纯金制作的楚国货币，呈版状，上用印凿打钤印文。“卢金”上钤有圆形印戳，其中的“卢”字是地名。“郢爯”上所钤方形印戳的“爯”字是称量的意思，“爯”前一字为地名。类似的货币楚还有“陈爯”、“鄟爯”等。郢爯和卢金都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铸币，支付时切割成小块，称量使用。
部分战国时期的货币
此器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变法时所规定的标准量器。秦统一六国后，又在其底部加刻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命令丞相隗状和王綰把商鞅既定的制度推行到全国。方升全长18.7米，升纵7米，横12.5米，深2.3米，容积202.15立方米，重0.7公斤，为长方形的有柄量器。器的外壁刻铭文，共75字分别为，（底部铭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左壁铭文）“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前壁铭文）“重泉”。
此节为一青铜质的薄片，呈卧虎形,虎目作圆穿状,虎首、身、尾均有纹路。节长12.4、高7、厚0.5厘米。一侧虎腹部有铭文四字:“王命传遽”。铭文表示持虎节者身负王命，所经过的驿站要负责接待。虎节是使者持之远行可得食宿的证物。驿站是古代供传递文书、官员来往及运输等中途暂息和住宿的地方。
此尊呈动物形，耳长竖，颈较粗长，短尾，四足短而细，周身饰以云纹为主的花纹。此尊继承了西周时期动物形尊以写实为主形态的传统，仅在纹饰上有细微的变化，但其尊口很大，为以前所不曾见。
古代贵族用盥器。器身呈弧瓢形，前有长流，后有屈兽为鋬，兽口衔器沿，尾卷起，兽身饰重环纹，器下有四兽足，兽头顶器底，卷尾触地。口沿外壁饰窃曲纹，腹部饰瓦纹，匜底内铸铭文，三行15字。为国家一级文物。
容酒器。广肩，圆腹，直口，圈足。腹中部饰一突起环带，其上有个凸圆形装饰，盖上有个凸圆形装饰。器、盖口沿处均有“楚高”字样。造型与装饰为战国楚国风格，被认为是楚国灭鲁之后在泰山举行祭祀活动时埋下的遗物。
容酒器，兼可盛水。长颈、鼓腹、容体甚深，下承圈足。此壶颈部有铭文23行50字，记述了令狐君的后裔铸造此壶是为家族安康祈福。令狐是地名，在今山西临猗西南。
此缶为曾侯乙自作用器，重327.5千克，盖上有4个环钮，盖用环链扣在肩上的龙形拱钮上。腹部有4个环钮，大概是供移动时捆绑绳索所用。缶的颈和下腹部饰有蟠虺纹组成的蕉叶纹，其上为3匝蟠虺纹，颈部有“曾侯乙乍持，用冬（终）”的铭文，表明它是曾侯乙王室所用的大型储酒器。这是迄今出土的最大最重的先秦酒器。
此壶为泥质灰陶，陶胎呈深灰色，平盖，颈部四周有对称兽耳和兽面衔环铺首各一对，从颈到腹为上方下圆形式，器身贴格状宽带成四开光，朱绘云纹和变形蟠螭纹，造型优美，是战国陶器的珍品。
古人镇席之器。
战国时期的灯具以青铜质的为主体，多为贵族实用器。此灯整体为一身着短衣男子双手擎灯状。人形铜灯的人俑粗壮有力，身穿短衣，圆眼阔口，腰束宽带，立于盘龙座上，双手向左右张开擎灯，完全是一副武士的模样。脚踏龙，显示了他的神勇；双手擎灯，显示了他的神力。盏盘下的子母榫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随意拆卸，构造精巧。人足下为盘龙形镂空圆座。出土时还随附有一柄供添油用的长柄铜勺。这件铜灯设计巧妙，造型新颖，专家认为它应是战国时期齐国宫廷中所使用。有神力而兼神勇人俑是齐人对勇武力士的一种标准表现方式，体现了齐人尚武的传统。
泥质灰陶。半圆形，瓦当周围饰弦纹边线，其间中部模印一棵长青树，树两侧各印一个骑马人。形象生动，工艺精湛。为山东临淄出土较多的瓦当印纹形制。是同时期同类文物中的精品。
錞于是一种打击乐器，与鼓相和，或与钲并用，多见于南方地区。
盘呈圆形，盘前圆轮上铸有一对回身欲饮的蛇兽，兽身从盘底横出，折向上，回首向盘，形象优美，它也是推转轮盘的把柄。在盘的左右两侧下方，另装有两轮。盘上所饰编织纹与印纹硬陶器上所饰编织纹相近。出土地当时为东夷或吴人聚居区，这件铜盘无论器型、纹饰都带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居于楚国境内或楚国之南的少数民族被称为“群蛮”和“百濮”，他们后来逐渐融入楚国；东南部及岭南少数民族被统称为“百越”，分布于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此器外形如四不像动物，羊头猪腿兔耳长颈鹿角。背部开有椭圆形口，带盖，盖有环耳套链与颈背的环钮相连，盖面饰盘蛇，蛇身饰三道纵向鳞纹，蛇首居中昂起形成盖钮。尊的颈部和腹部饰变形夔纹，衬雷纹地，尊尾为立攀附凤，凤头有鸟羽一撮。尊下承饰变形夔纹的四兽足，前足胳膊反曲。造型具有全国的唯一性，且楚、越和中原三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特征明显。
春秋战国时期，西南部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巴、蜀和西南夷。巴人分布在今重庆及四川东部、湖北西北部及陕西汉中地区；蜀人分布在今四川北部和西部；西南夷分布于今四川西北、西南部，云南和贵州两省及广西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