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各位智库大咖来讨论香港的智库建设和香港未来发展的关系。我们在不久前的时候开过一场，也谈论了很多智库的问题，这是第二场。
我记得2013年美国一所大学来香港调研，得出的结论是香港智库的数量非常多，超过30家，在亚洲排名第6，当时这个新闻非常轰动，那是2013年的时候，现在已经过了三年多，我认为香港智库早已超过30家，这三年香港智库发展得很快速，增加了很多，如果从数量上看，我觉得香港智库应该是鼎盛一时，这是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期。
我对香港智库是最有感觉的，我1985年就担任中新社驻港记者，当时我们觉得最难采访的就是香港学者，那个时候香港的学者才开始研究香港问题，但更多的是靠大陆学者来帮忙，当时大陆研究香港的学者非常多。北京、广东的学者比较厉害。香港的智库在回归以前就有，但更多是像社团，而不是真正的智库，香港智库的历史很短。如果把国际智库的评价标准，把大陆智库现在的评价标准，拿来用在香港的智库上，那可能真的很差，但是按照香港智库的发展情况来看，我觉得它有很大的优势，有很大的特色，有很大的不同，同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香港智库为维护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在香港的落实，在港言港，发挥重要的舆论引领作用，对智库观点的传播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看，感觉不到香港智库的意义在哪儿。在新的形势下，香港社会面临一个大的转型，需要各种思想和观点，当社会要进步，需要观点来维持自己的运营、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时候，就会明白智库是多么重要。智库的言论思想可以引领时代进步，所以我们在找差距的时候，也要反过来看自己的需求。
说心里话，今天我们是有目的的在邀请各位，为什么有目的呢？我觉得香港的智库应该从分散走向合作，尤其是社会智库，应该成立智库联盟，
这一类的社会智库联盟，应该是彼此互相尊重，公平相待，不分大小，平起平坐。在面临社会重大问题发生之际，凝聚共识，以研讨会、早餐会、观点发布会、社交媒体平台等形式，及时发表见解、发出声音。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重大课题研究方面，可以形成合力，以互补机制运行。总之，香港社会智库联盟平台一旦构建，必能形成核心推动力以及统筹规划和引领作用。
此外，我还建议讨论筹建香港“大湾区智库”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心中无数，在“粤港澳大湾区”构建中，香港没有具有足够实力的研究机构来应对，来出思想、提建议。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构想中，存在双向融合的思维：与内地融合，与国际融合。因此，香港自身具有重大的优势，尤其是在国际融合的思想思路上，香港智库应起到领先的作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没有具有规模、具有思想创造力的一流智库，香港将被继续边缘化。另外，非香港智库在内地政策及实力方面的认识相当精密，但是缺乏国际方面的思想贡献。香港如果成立“大湾区智库”，则要从国际学界、智库界广聘人才，补足国际思维。这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化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香港筹组“大湾区智库”势在必行。
吴历山：智库成熟化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对中评智库可以说是很敬仰。今天看到的一些东西全部都是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中评社的数据可以拿来分析，而且真正能够起到非常精确的一个调查结果。中评社真的做了很多工作，已经钻研积累下来，让人感到很敬佩，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感触。中评智库的舆情分析如果发展得好，以后对国家乃至地区或者某些事件，包括台湾问题、朝鲜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今后香港的发展，大湾区、一带一路建设等等，都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我感觉的的确确应该向你们学习，并且与你们多点配合。
刚才郭社长也讲到了，我们香港的的确确很需要把智库好好地成熟化、强大化，将来可能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岸四地的交流和中国的统一等等，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苏祉祺：香港是大湾区国际智库的理想落脚点
我先讲讲我的感受，我觉得中评智库的确做得非常好，而且刚才郭社长提的两个提议，我先表个态，我觉得很赞同成立智库联盟以及大湾区智库的建立。
香港智库发展比外国迟，数量亦比外国少。除大学附属智库较早成立，回归前只有一所民间智库成立（香港政策研究所于1995年成立），相信是由于回归前实行“英人治港”，香港的政策制订一律由英国政府和港督主导，公务员团队只是执行者，香港社会各阶层亦较少有组织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香港回归后实行“港人治港”，香港人当家做主，有关政策制订交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导，在这个背景下香港不同类型智库才逐渐发展起来。
二是按政治倾向划分，则可分为建制内智库（中央政策组）、亲建制智库（部分是不同时期特首个人智囊，如香港政策研究所、智经研究中心、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政党或企业内部智库（如汇贤智库、利丰研究中心）、相对中立智库（如中大亚太研究所、政贤力量）、非建制派智库（如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普罗政治学院）。
现时香港智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五点：
人才不足：智库由于资源不足，未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吸引和挽留优秀人才；由于政府不重视智库发展，社会上视政策研究为“冷门”工作，发展前景不明朗，令优秀人才不愿投身此行业，导致智库人才不足，形成恶性循环，对智库发展造成极大影响。
智库规模小、合作少：由于起步较慢，发展不成熟，规模较小，又有各自的定位及研究方向（各自为政），未能形成合力或资源共享。导致不同智库往往都在进行相同的研究课题，造成资源重迭及浪费。
我再谈一谈香港智库的优势与发展空间
第一，虽然香港智库发展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但仍然有自身的优势：
资讯流通自由度高：香港是经济发达城市，国际化程度高，资讯自由流通，出版及言论自由、互联网畅通全球，中英同为法定语文，令香港很容易得到世界各地的资讯，有利智库的发展。
第二，香港智库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与外国比较，香港智库发展仍处起步阶段，无论是政府、大学、政党的智库抑或是民间智库，其代表性及公信力均不容忽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过去比较集中为商业谘询服务，忽略了政府行政、城市规划、福利、文化、区域合作等领域；近年来，网络应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等涉及跨界别、跨地域的研究项目正蓄势待发，长远有利香港智库发展；
智库人才有出路：今届政府吸纳了一些智库人才加入问责团队，是对智库作为“政治人才旋转门”的肯定，相信未来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合作将会继续深化，有更多智库人才透过智库这道“旋转门”，为政府与社会各界服务。
第三，香港智库与内地智库合作的可行性与方式方法
内地近年特别重视智库发展与建设，但也存在一些阻碍智库健康发展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副校长曾经说过，有些智库机构疏于研究问题，却专注于对外包装、智库排名；一些专家打着智库的旗号，忙于争抢课题和专案，能耐心做研究的不多。这些现象都窒碍了智库本身的权威性及代表性，限制了智库的功能性，削弱了在政策倡议上的公信力，长远不利智库发展。因此，内地近年开始出台一些法规，以规范智库的发展。
香港智库与内地智库的合作，长远有利两地的发展。可以进行跨领域及跨地域的研究分工与合作，例如：深圳在创新产业方面具有优势，香港则在金融服务及融资方面有优势，两地智库可发挥各自优势，进行跨领域、跨地域的合作研究，过程中可逐渐消除两地在法制上及文化上的差异。有关研究成果对区域发展、国家发展以至世界将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此外，透过举办各类型的智库高峰会、高端论坛或研讨会等活动，可增加两地智库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智库人才的互动；透过两地研究人员的研习及训练，提升智库人才的专业水平和视野；透过多方共同参与研究项目，汇聚各地智慧和成果，提升两地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第四，香港设立大湾区国际智库的必要性
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推动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这是香港智库与内地智库深化合作的重要契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所涉及的层面相当广阔，不单是经济层面，也涉及民生和法制层面。例如香港和澳门是特别行政区、深圳和珠海是经济特区、加上广州、中山等7个城市，国家对这11个城市的优惠政策都不同，加上各城市的开发程度、经济产业结构和特色也不同。未来对跨界别、跨地域的研究项目需求将会增加，实在有必要深化两地智库之间的合作，使区内智库形成合力，集中资源，合理设置研究项目，进行有系统的分工与合作，共同为大湾区发展出谋献策，同时提升智库的代表性及权威性。
设立大湾区国际智库亦有利区内融合发展，智库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吸取民意，对区内民众进行政策倡导，有助寻求社会共识，减低政策阻力，推动大湾区融合进程。因此，有必要设立大湾区国际智库，以促进智库业界的未来发展，与时并进，应对未来的发展需求。
综观大湾区各个城市，在香港设立大湾区国际智库是比较理想的做法。理由是香港资讯畅通、国际化程度较高，学术和言论自由较受保护，为智库提供了发展专业性及独立性的理想环境；香港拥有成熟及高质素的大学，多所大学均名列世界百强，只要政府对智库长远发展重视及有所承担，将不乏人才供应；加上香港地理位置正是大湾区的门户，是中西深度汇聚的国际城市，智库较易在国际上建立知名度。
综合以上观点，我认为有必要设立大湾区国际新型智库，而香港正是大湾区国际智库的理想落脚点。希望在未来大湾区将有一个可媲美甚至超越美国智库的超级智库，在大湾区建设及发展中出谋献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一份力。
吴建芳：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中国全新角色的先锋实验场
中国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晰，那就是：全面走向海洋。中国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新旗手，中国全面加强海军建设和世界港口经营布局，就是这个趋势的直观体现。这趋势带给世界的重要改变，就是发达国家不再是中国唯一的坐标，过去，中国更多的是眼光向外寻求和学习西方世界先进经验，今天，我们更需要从世界看中国，中国需要更多提出世界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粤港澳合作因此正面临议题和思维的全面更新提升，从粤港澳合作到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制度的全面创新和发展理念的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中国全新角色的先锋实验场。中国的这个新角色内涵包括：全球化的领跑者、全球治理体系改良者、公共产品提供者。
以此框架和格局，来观照香港智库发展，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平台便成为急迫之举，它将既是粤港澳三地智库跨界发布的影响力平台，也将是世界性智库研讨中国全球新角色的思想碰撞平台，也将是香港和澳门进行国家文化和成就传播的教育基地。
一、中国走向海洋带来智库格局改变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这五年带给世界的改变，不仅仅只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贸易国等经济指标。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签署，到G20格局、杭州峰会、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到在厦门举行的金砖五国会议，中国实质上开始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这种创新，希望全球的贸易和投资规则，能反映全球发展的新格局，能配合上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的大革新，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频繁动荡和各类资产日益泡沫化的新现实。
这种格局下，我们再来看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实质上陆上的丝绸之路，与中国寻求石油运输的陆上通道打通遥相呼应，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缅甸等在能源运输上的合作，是与后来的陆上丝绸战略相呼应的。而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与中国在全球自由贸易上的积极倡导相呼应。因此学术界也有这种观点，说一带一路，重点和核心是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洋是未来世界的争战主战场。
内地的很多学者和知识阶层，依然停留在过去“中国望向世界”的习惯之下，我们需要更新自己的研究视野和格局框架，看到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走向自己的全新角色，按照学术界的观点，可以把中国的这种新角色概括为三个，即：全球化的领跑者、全球治理体系改良者、公共产品提供者。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创新是香港智库研究的难点
视野、框架、格局，决定了智库研究的方向和重点。香港智库的研究议题，如果脱离了国家的这种大格局、大变化，如何走得出香港小圈子呢？
中国文化院一直希望在香港的智库研究中带入这种国家格局和两地融合优势。我们先后出版了两本这类探索的书籍，分别是：《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十五年报告》、《粤港澳合作报告》。这两本书皆是开创性的工作，是对粤港澳合作乃至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合作的最权威、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大家翻阅这两本书，可以发现，粤港澳具有了世界性的地区性合作的最好资源优势和外部条件，制度也具有互补性，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最可能取得成功的地方。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合作和发展，都可以借用粤港澳合作的制度机制。比如两地行政首脑会晤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年度会议制度、专题小组等。
最近香港新任特首林郑月娥前往北京分别与国家发改委和文化部达成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媒体描述为合作三部曲，即签署协议，确立对口单位，然后转化成行动参与不同项目发展。林郑希望未来五年与内地合作，第一是以行动为主；第二是希望有阶段性成果时，可以签一些协议；第三希望以前在香港与内地关系里未有突破的，这几年的工作都可以有一个突破；第四是为了青年人做一个安排，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这的确是粤港澳合作在发展大湾区背景下的新尝试和新突破。其实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全面走向自己新角色的伟大征程中，担当了一个中国先锋实验者的角色，国家在全球化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当然大家最担心的也是制度的壁垒，在建设以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共识下，需要智慧冲破意识形态，做好制度建设安排。需要粤港澳做出更多制度创新的探索，而未来大湾区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出一条集开放优先、创新主导、高端产业、现代服务和优质生活于一体的发展路径，这些，正是香港智库研究的新议题，也是香港智库应有的承担和使命。
三、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平台正当时
香港人杰地灵，从来不缺世界级人才、全球性前瞻视野和对国家使命的勇敢担当。这也正是香港众多智库不断发展的重要源泉。真心热爱香港的人，这些年一直在求索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在国家更多承担全球新角色新使命时，香港的位置和作用在哪里？香港如何发力，可以更好地助力国家中国梦的实现？
很多人注意到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在沟通地区争端解决上的作用，在南海问题解决等议题上，香格里拉会议成功地将亚太地区的军事方面的直接参与者汇集在一起，大家见了面，说了自己希望说出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这就很好了。香格里拉会议模式，可以在香港出现吗？全球自由贸易议题、印度洋发展议题、全球金融治理新规则议题等，可以在香港形成讨论中心吗？我觉得我们可以抱持开放心态去思考、去探索。
而作为香港智库融进国家在全球新角色探索的重要一步，我同意建议在香港搭建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平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平台至少可以做三件事：
1、粤港澳大湾区智库研究成果跨界发布：跨界，首先是地域之界，其次是阶层之界，甚至是左右之界。粤港澳三地智库的成果发布，多是自己单个进行，很少跨界发布。既然粤港澳合作有成熟的联席会议制度、专题小组的常年沟通和项目推进机制，那照搬粤港澳合作机制来进行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合作平台建设，有什么难度呢？有什么疑问呢？我们可以协助中评社出钱出力定期撰写报告。
2、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及联合世界杰出智库皆定期举办制度创新议题研讨：中国有很多很好的思想碰撞的传统仪式，如每年的全国两会、如莫干山会议等。由于意识形态的一些障碍，现在进行一些制度探索议题，在内地进行，部分学者、部分世界级的杰出智库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香港、澳门胜在有“一国两制”，很多人、很多机构，对于在香港、澳门，进行中国承担全球化、全球治理、世界公共产品提供等新角色的研究，是有冲动和意愿的，我们可以定期地把粤港澳大湾区的学者集中起来，进行类似莫干山会议那样的开放式讨论，也可以定期地就特别议题，将粤港澳甚至范围扩至内地的学者，与世界杰出智库进行定期议题研究成果碰撞和讨论，会不会对国家进行全球化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有更多更好的启示性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完全有可能在中国十九大之后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担任先锋实验者的角色，为国家的新角色新使命，闯出一条新路。
3、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平台可发挥国家文化传播和成就展示新基地：智库平台也是传播平台、展示平台。香港、澳门，需要更多地融入国家发展和建设之中，国家的未来，需要香港、澳门的青年一代的参与和创造性地发挥作用。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平台可以以定期的出版物、定期的展览、定期的工作坊等多样形式，来成为国家文化传播和成就展示的新基地。
刘澜昌：智库联盟需要联合和分散思维
一个就是联合和分散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香港问题和其他的国际问题，就是对内还是对外。在我们国家离中国梦最接近的时候，离伟大复兴最接近的时候，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印度人在香港的研究人员很多，其实这就完全可以是一个交流机会，这个优势就没有发挥出来。
还有我们就是一个智库，我们要做研究呢，还是要做宣传呢？研究和宣传的关系，研究主要是向上，是给决策层看的，内参等等；那么宣传就是为了一种舆论的压倒性，比如说，刚才看大数据，建制派要压倒的泛民，这两个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整个思维和工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做智库，你主要是做宣传，我是每天要在Facebook上做很多的水军上的东西，还是说我真正对很多问题有见解。那么最后归结到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智库的成果，是一个高端的成果，还是一个中低端的东西。
那说实话，我们这个也不叫智库，我们要称得上是智库，智库就是高端的。那么现在看起来我们所有的智库里边，有名的权威人士不多。一个智库，没有三五个拿得出手的权威人士，你怎么能代表你这个智库？我们必须要培养这样的人。譬如说我们中评网，我们郭社长、周建闽拿得出去，你站在那儿说话，人家就听的。
那么回过头讲到联合分散，现在完全联合是不行的，肯定还是一个个原有的单位，但我们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联合行动。一些重大问题，我们抓住现在的，譬如说香港的焦点问题、热点问题，或者说现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个热点问题，如果我们在中印关系上能发挥作用，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大的长期的，几十年的战略，就当前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里面，我们最主要突破哪里？我们主要是突破东南亚，还是主要突破塔吉克斯坦还是阿拉木图，还是看哈萨克那边呢？
如果从这个联合的层面上讲，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核心，有一个核心的大脑的组织，然后再把大家拉起来，我觉得现在就香港问题就有很多做的。
过去新华社，就是原来的中联办，杨奇编了一本香港概论。那是回归前的一个香港概论，其实现在很多东西也过时了，那我们能不能再编一本新香港概论呢？比如说文化院拿点钱，编一本新香港概论，现在政府每年有一个香港年报，就是把所有的数据堆在一起。我们自己能不能出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香港年报，就等于把你这些大数据等等一些东西搞起来，那么做到这些肯定是需要资金人才等等，有规划有成本、一系列举措。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否可以有点野心，第二是有点组织性，然后再去找点钱，做几件大事，就这样。
对内和宣传是完全不一样的，宣传，我们肯定是说大湾区很好很好，我们一定要推进，但实际上现在大湾区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的，三个关税区，三个边境管理区，三个中心，你说你香港要服深圳吗？你香港不会服深圳，深圳要服你香港吗？十年前可以服你，十年前深圳要做香港的后花园，现在深圳都不理你香港，深圳很快就要超过你了，不但总体经济超过你，我人均也超过你，我住房也比你好，所有的生活水平都比你高，你说到时候谁听谁的？
要做大湾区，实际上是要把三个地方的阻碍要打开，三个分力，要扭成一个合力，其实矛盾在这里，阻力在这里，你看所有大湾区那边的提议研究，其实，对于问题大家都避而不谈。大家都说我们香港在大湾区可以发挥很多作用，实际上能发挥多少作用呢？
超级联系人在内地是没有人承认的。很严格来说，梁振英说香港是超级联系人，就是把自己看得优越于内地，他这个位置就没摆正。香港离哈萨克很远，一带一路根本不需要香港做联系人。
伍俊飞：香港办智库具备诸多优势需广纳多元背景研究人才
今天我很高兴到中评智库来参加此次论坛，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大数据技术在智库研究中的应用。关于香港的智库发展，我谈一下个人的想法。
首先，我同意大家的意见，香港智库虽然总体上发展势头很好，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提升的空间，包括定位不明确、产品缺乏操作性、影响决策层和市民能力较弱等等。
第二，找一些学术培训良好、实际工作经验丰富的的领军人物，把资源整合起来，推出一些实用性成果，打出自己的品牌，形成自己的特色。高校主要做学术研究，政策研究不是专长。智库进人的时候，除了学界，还要面向商界、政界甚至军方，形成复合型人才团队。
第三，我支持成立香港智库联盟的动议。如果我们搞智库联盟，那么大家应该有比较专业化的分工，即使是同一个课题，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提供看法，最终的产品就会更有效。智库联盟有助于促进跨学科研究，形成大兵团作战。学术研究选题需要小而深，但是政策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和利益。想法再好，如果被某一个大的利益集团强烈反对，甚至被大多数利益集团反对，那么政策就没法落地。在做政策研究的时候，如果我们跨学科行动，汇聚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商科等不同领域的人员，加上专业人士，大家意见综合一下，那么结果就不太一样。
第四，优化选题。智库研究选题不同于高校，需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a，政府没有发现或注意到的问题；b，政府发现了问题，但是还没找到解决的方案；c，政府发现了问题，又提出了政策，但是还有改善的空间。针对这些问题，智库要站在决策层的角度考虑，要区分轻重缓急，根据紧迫性、重要性对这些选题进行评级，首先针对那些紧迫性最强、重要性最强的问题进行研究。
最后，我想说，在香港办智库还是有很多优势的，比如突出的一点就是人才吸纳。因为香港是特区，只要给予合适的待遇，就可以方便地从全球广纳人才，而且可以是背景多元化的研究人员。只要他们爱国爱港，这些人才都可为我所用。目前这方面的潜力，我们还没有把它挖掘出来。
李风：香港智库应为“中国梦”发挥作用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从大国走向强国的一个阶段，未来智库的建设也要朝着这个目标发展。中国这几年出现智库热的现象，大陆也有几千个智库了，但是在全球具领导力、影响力的智库凤毛鳞角，内地有批评指出，很多是某些官员退休后群居的场所，而这些官员又不具备研究能力，因此，往往没有产生非常好的效应。内地也有批评指出，很多大学智库，钱是很多，但缺乏真正搞研究的人才，缺领军人才，很多人把更多精力放在争项目，争资金，拉关系，更多考虑怎么突击花钱分钱，怎么在外国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如果大陆智库都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把智库的作用压到了最低点。
中国正在做强国智库，但是步伐不够快。那么讲到香港，香港应该怎么做？应该说香港是有非常好的条件，但是根本没有发挥。假如中国在建设强国智库的思考下，能够发挥香港的作用，能够让香港在建设智库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国实现中国梦发挥作用的话，香港的功能就凸显了。香港今后对国家发展还能做什么贡献，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把港人的智慧、港人聪明才智发挥好，包括在香港发展建设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智库。
香港建智库有这个条件，得天独厚，香港资讯自由，新闻自由，法治环境好，全世界都把香港当成是一个资讯中心。中央政府，也要把香港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中心。全世界那么多的智库，在香港都有它的分部，都有它的代理人，那么多有头脑的人经常都来香港，他们来观察来研究，观察研究什么？观察中国的动向，研究中国的政策，评估中国的未来。北京方面应该在香港投入更多的力量，发挥香港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具体来讲，是不是可以考虑在香港有一个中央直接掌握的智库，不一定完全按照北京智库的模式在这里操作，而是按照香港方式、香港特色运作，按照香港法律运作，香港立足，服务北京，走向世界。
那香港成立一个大的智库，或是一批智库，可研究的方向很多，这其中可研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搜集资料方便，接触全世界顶尖智库人才方便，他们都很愿意来香港。香港人才也多，香港商界有钱，香港政府有钱，北京也有钱。在这里你可以请全世界的人都为你服务，聚天下英才为我所用。香港本地也有大批人才，要发挥香港独特的功能，发挥香港独特的优势，为中国，不仅为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安全、维护国家的主权，也为香港繁荣稳定服务。我想香港是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能力，香港完全可以做到。关键要中央出面指导，香港商界或特区政府才肯出钱出力，否则他们没有兴趣，也无暇顾及。
现有香港智库，也可加强力量指导，合纵连横，发挥好效果。刚才郭社长讲的智库联盟，我觉得就很好。中评智库本身就是一个很强、联络面很广的智库，中评智库本身就可以聘请一些香港的优秀人才，优秀的知识分子，优秀学术界人士，作为中评智库的高级研究员，培养一批队伍。有像样一点、有点规模的香港智库，就可研究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方案。另外，大国外交，军事战略，一带一路等等，都可以探讨研究。
在香港做智库，还是要超脱一点，观点可活泼一点，不能太死板，按国际规则、国际习惯办事更好，智库人员一定要有国际视野。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这样。像台湾方面找我谘询，我可以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我提出我的看法，听不听是你的事。我有一整套的思路、想法、主张，让对方去思考，建议，采纳。我接触、观察及研究台湾问题，是1987年两岸交流开始的，整整30年了，冷板凳整整坐了30年。两岸30年的风风雨雨，尽在眼前。看台湾问题要有历史感，有些事情如果多从宏观层面的、民族复兴的高度去思考问题，不局限于仅看台湾内部的争斗，把精力都放在观察没完没了的选举上，最后效果会很不一样。
香港政策宽松，资讯发达，交流方便，还有法制保障，做智库有非常好的条件，当然，我们做智库，或是做学者，有一点最重要，就是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个是最基本的立场，也是底线，守住这条底线，在香港这块土地上就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智。
谢晓红：智库可以担任培养香港管治人才的角色
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90后。我重点讲几个大的点，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香港的智库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传统型的智库，以学术性、专题性，还有政策性为研究的一种；第二是行动型的智库，以推动某一个目标为主旨；第三种是综合型的智库，就是汇聚社会意见领袖，以思想还有智慧的汇聚，充分发挥正能量来影响社会，推动政策为目的，叫智力型团体。我们明汇智库是全国政协委员曾志明先生2016年创办的，我们的定位就是属于第三类，以非牟利方式运作的一个智力型的智库，也就是广泛联系舆论界还有社会意见领袖的平台。
第二点我们想重点讲一下人才不足的问题。因为智库需要聘请足够的研究人员，但是在香港社会，本身很缺乏可以安静下来搞研究的人才。因为出色的经济学的人才、法律人才，基本上都进了大的企业，要不就进了政府。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香港没有研究政策的事业的阶梯，从事政策研究的人员，事业发展、前途很窄，比如说在大学做政策研究，它不属于学术研究的范围。当然做学术研究跟政策研究的要求其实很不同，有时候两者甚至会有冲突。但是两者又都属于研究人员，但是在香港做政策研究对学者的学术地位和事业发展没有帮助。
英美的大学很重视学者参与社会政策的讨论，做智库研究，有一个很好的经历。但是在香港，因为学术制度只是侧重学术研究，所以做智库研究就不能增加学者在大学里终生的教习机会，也不能提升他们在行内的地位，所以本地学历高的人才，就觉得智库工作不是很吸引人。
第三点重点讲一下香港智库的优势和发展空间。很多前辈刚才都说到，香港是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各种思想都可以在这里碰撞交流，加上香港经济发达、企业众多。其实香港绝对具备世界级、一流智库的成长土壤，目前已经有数家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企业支撑了智库组织，我相信未来香港很有机会可以形成三五家世界级智库，我们也需要有这个目标。
还有第三点就是，香港的管治人才不足，但是我们觉得智库可以担任培养管治人才的角色，可以发挥旋转门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香港管治人才主要是来自公务员系统或者是政党，还有就是来自于大学，这几方面其实都跟政府与智库有关。所以我们觉得智库就是香港未来政治人才的一个出路，很多外国的智库工作者是可以加入政府的，因为他对某一个政策有长期的跟踪，很熟悉这个政策的制订，很瞭解这个实际的情况，我觉得香港未来的智库可以担任这个角色，为政府输送一些人才。
这一届的林郑月娥特首，她团队里的人有的就是从智库挑出来的，我作为年轻人感觉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因为香港年轻人可能过去觉得没有一个渠道表达意见，迫不得已要跑到街上去表达意见，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智库反而让年轻人看到一个希望。
明汇智库也会跟一些内地的智库有紧密的联系。比如说我们现在与广东社科院有一个合作，进行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研究情况，我们觉得香港的资讯很流通，我们应该要充分利用香港这个资讯的平台，可以考虑在香港和一些智库合作，特别是设立一些国家级的机构，专门在香港研究一国两制与基本法，还有两地交流合作的一些问题。在这个新香港、新形势之下，我们觉得香港的智库要加强各个方面的联系还有合作，在香港的内部形成智库的合作网络，发挥优势。
另外一方面也要主动地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需要，和广东省内有关的智库进行合作，所以我们觉得大湾区的国际智库是一个很好的形式。谢谢各位。
郭伟峰：结束语
苏祉祺：2004年创办了香港研究协会，从事民意研究及政策研究工作；2009年创办了香港通识教育协会，推动通识教育；2014年创办了民间智库-政贤力量，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及政治人才培育工作。苏博士现任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香港通识教育协会会长、政贤力量主席、香港研究协会创会主席、特区政府公共事务论坛成员；曾于2006-2007年担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2007-2011年担任香港青年奖励计划理事会成员，2000-2015担任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2007-2017年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现任)；2016-2021担任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委员(现任)。2004年获行政长官董建华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奬状”；2010年获行政长官曾荫权颁授“荣誉勋章(MH)”；2016年获行政长官梁振英委任为太平绅士(JP)；2017年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颁授“铜紫荆星章(BBS)”。
吴建芳：现任中国文化院执行董事、中国文化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源传媒》总编辑、《国学新视野》杂志总经理等。历任:广州大学(原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香港大公报广州办事处副主任、香港文汇报广州办事处主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经理、文汇报国际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社会职务:第十届及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广州大学客座教授、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客座教授;中国高等院校香港联合会副会长、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副会长、香港湖北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秘书长、香港义工联盟副秘书长等。策划主编出版学术书籍《国学汉学大家访谈》、智库学术专著《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十五年报告》蓝皮书、《粤港澳合作报告》等。客座教授《香港新闻概况与特色》、《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大型活动策划与组织管理》、《香港与内地文化比较》、《苏轼的现代意义》等。个人着有散文集:《不一样的天空》、《情爱经历》、《龙飞凤舞》等作品集。
李风：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香港资深传媒人。
伍俊飞：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现为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天大文控（中国）公司董事、香港致公协会理事。
谢晓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文学硕士，现为明汇智库研究主任、香港青贤智汇创会主席、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委员、广东省青联委员。
郭伟峰:中评社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
主管：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