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结束催动了新一波全球化进程，尤其自1991年冷战落幕，“超全球化”时代开启，开放贸易及其他开放经济政策在世界人均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价值链快速构建并趋向高度专业化。如今，世界发展轨迹迎来新拐点：系列地缘政治冲突正在严重破坏相对稳定的全球安全体系；二战后80年间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和金融治理架构正在趋向崩溃；冷战结束后持续推行近30年的典型贸易自由化模式正在转向更根本的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政策；全球范围内迅速发生的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世界人口结构；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正在危及更广泛人口的生存生计。这意味着“超全球化”时代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然轰然倒塌，一个更受约束的新型全球化时代正在徐徐开启——安全、韧性、公平、环境、多元化和多极化成为关键词。
历史上的五波增长浪潮以及全球化和“超全球化”时代都曾经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利用出口作为发展引擎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其刺激了各国进出口需求，并加速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过去50年来，即使在国际贸易中，跨国公司通常以更低廉的投入获得大部分生产收益，但同时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边干边学和规模效应促使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比例不断上升，随之所引致生产率、人力资源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远远大于此前以资源为主的出口浪潮。而当前新型全球化叠加新增长浪潮的到来，将引发国际贸易分工、市场需求和生产地点的巨大转变，从而给基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可再生能源和交通电气化普及趋势将大幅冲击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尤其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化石燃料是其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年平均占世界原油出口总量的81%、25个发展中国家能源出口占其出口总量一半以上、35个发展中国家能源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30%以上。而当前各国对新能源产业的大量补贴使新能源价格相比化石燃料更具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和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均预计交通电气化趋势预示着全球对化石燃料需求将大幅下降。惠誉预计自2024年起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资本支出增长将急剧减速，会导致化石燃料出口价格的长期萎缩，从而使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面临重大冲击。此外，各国对于锂、钴等关键矿物的需求和依赖正在大幅增长，而地缘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供应链断裂风险，从而引发资源短缺和价格波动。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将使各国加速进行能源转型，从而进一步放大以上趋势。
其次，新技术和新材料发明将大规模改变供应链分布。随着人工智能和增材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自动化的普及，跨国企业布局在发展中国家的零部件生产出口可能会萎缩甚至消失，制造业向“服务化”的持续转变支持了这一趋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制造业投资于制造活动的比重从2003年的26%降低至13%，而投资于服务活动的比重从38%上升至69%。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部分农产品及原材料生产出口可能会被替代产品所取代，从而限制大宗商品出口量和价格，导致农产品及原材料出口部门面临价格大跌甚至崩溃。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大跨国公司控制权愈来愈趋向高度集中，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什么、在哪里生产，从而不对称吸收市场波动的绝大多数利润。
最后，叠加其他因素，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新型全球化和新增长浪潮将进一步重塑国际贸易，并极大影响发展中国家基于扩大制成品出口和资源出口的发展战略。其可能导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加速过早去工业化、减少出口收入、减缓总需求、阻碍本地投资和外国投资意愿，还可能导致生产能力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停滞或下降，同时可能导致用于偿还债务的资源萎缩，从而加剧外债对宏观经济平衡的压力，并极易引发一连串复杂的系统性危机。
因此，避免对新型全球化和新增长浪潮反应的迟缓或缺失至关重要，全球多边治理和国际政策协调亟需加强。其不应仅局限在国际贸易领域，还包括债务、税收、货币、金融、投资、产业政策、技术、数据、劳工、气候、公共卫生等各领域的协同和监管，以维护国际公共利益，推动各国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