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在传承中完成的。在世界文明史进程中,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独有的特性,而连续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传承。中华文明从滥觞、孕育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独特的传承方式。文明的连续性体现为文化的连续性,展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中华文化以从未间断的方式绵延至今,而保证文化连续性的根本原因也是传承。
文明传承最典型的方式是文化传承,而文化传承最典型的方式是学术传承。近一段时期以来,古典学研究颇为热闹,在面对中西古典学差异的时候,不少学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西方古典学是以断裂为前提,而中国则是连续的。与西方古典学以“黑暗时代”的断裂为前提不同,中国古典学以传承为使命,在变化中发展,延续数千年而不断。与西方古典学有意而为之的主观行为不同,中国古典学具有潜移默化的自觉性。与西方古典学以复古、怀旧为基调不同,中国古典学是复兴和转化。西方千年中世纪漫长的黑暗时代将西方的古典与现代割裂开来,西方古典学之于现代西方社会,只能回忆,无法重建。就中国而言,文明的连续性总是能让我们看到那些日用而不知的古典文明在当下的延续。
这就提醒我们,古典学之于中国,不理解学术、文化传统的传承性,是无法领悟其要义的。也就是说,理解传承性是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理解中国文化、解读中华文明的基本前提。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支撑着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中华文化的传承支撑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今天,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古老的中华文明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前提,也是构建现代文明的根基和底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既要传承古老中华文明的精神积累,也要传承其得以延续的“传承”品格。
没有传承就没有归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种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孕育的中华文化超强的凝聚力、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而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比如说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起源于原始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表现出“以礼治国”“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早期国家形态呈现出“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家族国家面貌,“家国情怀”以一种朴素的、原始的情感形式,将家族、伦理、宗教等观念融合,成为中华文化原始国家观念和社会政治观念的原型,不断传承,长久延续。“家国同构”,将“家”与“国”连接,认为“家国一理”,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群体对家族、血亲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构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中华文化的“家国同构”意识和“家国情怀”,将个体与群体、家族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化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也加速形成并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成为中华文明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不尽之源,也成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恒久动力。
没有传承就没有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明,但决不能抹杀各兄弟民族在文明史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是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史。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品格。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的融合,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逐渐本土化,彻底融入中华文化。大唐盛世,“胡乐”“胡舞”盛行,各民族文化交汇,中华文化在开放、包容和交流中达到鼎盛。宋元时期的泉州港,“种族、语言、文化多样,商人无数”,“商人云集和货物靡集的情形简直无法尽言”,各种宗教、文化和思想通过贸易进行广泛传播,泉州港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也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交汇地。
中华文明对于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态,从来不是拒绝和冲突,而是吸纳和包容。中华文明秉承“物一无文”“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哲学理念,总是以无比包容的姿态,接受和促进各民族的大融合,并不断接受外来文明的影响。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要素进入古老的中国,中华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学习、借鉴。如果从1840年开始算起,我们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经历了将近200年。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也已经10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同世界重新连接,中华文明展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世界的矛盾、冲突及不和谐,一切皆因“文明的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未来的世界冲突将会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进而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将是冷战后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这种论调充满着傲慢与偏见,更是对中华文明的曲解和污蔑。中华文明开放的胸怀、包容的本质传承了数千年,“文明冲突论”不适用于中华文明的过去,也不适用于现在和未来。
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熟悉中华文明史进程的人都知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在不断创新中延续的,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文化史上的每一次民族大融合,每一次学习借鉴其他文明成果的过程,就是中华文明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华文化不断地在创新中传承,也在传承中创新。
有趣的是,中华文化的每一次创新往往都会伴随着“复古”思潮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中华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复古”史。然而,“复古”的目的并不是一成不变地回到古代,而是在结合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吸收古代优秀的文化成果,本质上是在创新。孔子主张回到西周,墨子主张回到夏代,庄子主张回到伏羲时代,“复古”的步伐一个比一个大,但远古的场景并没有呈现。在“礼崩乐坏”的残酷现实面前,孔子开启了中华文化的崭新时代,成为中华文化的先哲和学术思想的元祖。以墨子、庄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取得思想与哲学的突破,开创了中华文化史上具有原发意义的“轴心时代”。中华文化总是以“复古”的名义,推动着文化的创新发展,体现出不断进取的文化精神。同时,文化复古思潮也时常表现出将历史与现实割裂,脱离现实、脱离时代的错误倾向,集中表现为对传统的顽固守旧和对新生事物的摒弃。这种倾向对传统形成伤害,对传承构成挑战,必须努力克服。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确定了传承的创新导向,有效地解决了中华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历史性难题,避免了文化复古思潮的虚无主义陷阱,为传承中华文化、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两个结合”的阐释,更加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活力,古老的文明形态迸发出光芒四射的现代光辉;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反哺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