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一、概念界定
在简单了解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脉络之后，我们接着来探讨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虽然康克林没有就“民族生态学”一词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后来的生态人类学者多次试图去框定“民族生态学”。下面我们就较有代表性的四种界定予以分析，然后结合来自其他学科学者的意见，力争对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当代英国生态人类学家米尔顿(KayMiltort)认为，“ethnoecology”一词中“ethno”这个前缀的意思同“folk”差不多，指的是从被研究者的角度(主位的)界定的而不是从分析者的角度(客位的)界定的知识领域。这样，关于某一社会的被研究者对植物界的民族分类，便成为“民族植物学”，进而类推出“民族动物学”、“民族医学”以及“民族生物学”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生态学”区别于所谓科学“生态学”，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传统的环境知识，而这些知识只在那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是有效的。因此民族生态学有助于理解传统群体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过程，从而地方生态治理提供本土经验和智慧。
不难看出，上述概念界定基本上都限制在“民族科学”的语境内，因此我们今天看来可能会觉得上述界定似乎跟人类学界最新的理论发展没有什么联系。其实，面对人类学的后现代时代，民族生态学家们多多少少总会有所触动的。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雷(VirginiaD.Nazarea)在1999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一书中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一种看待人类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方式，只不过强调认知在框定行为中所起的作用罢了。她认为，作为对自然环境的解释、认知和使用的系统的考察，民族生态学不再忽视文化的代表的与直接的方面的历史与政治基础，也不再把塑造知识系统和最终实践的分布、获取和权力问题拒之门外。民族生态学应该最大化利用其比较优势，结合事无巨细的田野工作，充分意识到历史、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这样一来，民族生态学就会在跨学科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甚至成为保护、可持续性和平等研究领域的倡行者。从纳扎雷的上述论述中，我们亦可约略看出，民族生态学也在与时俱进中，它不仅坚持其原有的方法论利器，而且还勇于吸收布迪厄等人的知识、权力、风险的新思想，从而为民
族生态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与上述人类学家不同，植物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学者的界定却有着一定的差别。民族植物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包括所有的描述地方性群体与其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因此它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学科。无独有偶，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M.Toledo)也倾向于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他认为民族生态学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它旨在探索人类群体如何通过信仰和知识的屏幕来看待自然，以及人类自身形象上如何使用或管理自然资源。无论怎么表述，人类学以外的学者也都想把“民族生态学”这一理论工具延为己用，希望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探讨来充实自己的专题研究。
二、理论预设
1、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认知状况(思想、知识和语言)的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影响，不少人类学家认为语言是一个用来组织经验的概念体系，它不仅迫使人们接受一定的世界观，而且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从而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因此，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和文化。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类学家借鉴了语言学家派克的观点，提出要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去了解和记录文化，要把文化主位(emie，即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和文化客位(erie，即文化研究者的看法)区分开来。上述两种语言学思想是影响认知人类学发展历程的重要思潮之一。
作为认知人类学的分支领域，民族生态学显然也深受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和派克语言学观点的影响，甚至在学科内部形成了对应的理论预设。民族生态学家们认为，人类是一个特殊的物种，他不像其他物种那样，他具有思维、知识和语言，因此这些文化元素必然会对其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行为施加影响。人们不会直接地对环境起反应，而只能对那些他们意识到的且语言中已标示的动植物做出反应。在面对环境刺激时，人们会在已有世界观的图式下调动其已有的知识体系，从而做出适应性的行为。对此，瓦伊达(AndrewP.Vayda)和拉帕波特(RoyA.Rappaport)曾经在“操作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之间做出了著名的区分。所谓“操作的”环境，即所有环境因素的综合，不管这些因素是否得到理解；而“认知的”环境则指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的人们所意识到和理解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讲，“操作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之间的区分更像是对来自派克的主位和客位方法的一种模仿。
为了洞察土著人的思想、知识和语言对外部环境世界的影响，民族生态学家经常从语义和分类的角度考察土著人的生物分类体系。他们不厌其烦地收集植物、动物、昆虫、土壤、疾病等方面的土著术语资料，然后按照生物分类学的发展或按照一般化水平对术语进行等级上的安排。通过揭示土著生物分类背后的组织原则，民族生态学家们声称克服外来者强加于土著人既有结构的倾向是可能的。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成分分析”上，很少能够进一步去思考。事实上，结构化了的动植物分类不仅反映了其环境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影响到分类结构本身乃至人类行为。这也招致了许多批评，因此不少研究成果被批评者们称为“民族语义学”或者“民族分类学”，而不能够升华到“民族生态学”的范畴中去。
2、由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环境的因素差异，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其所处的外部世界的解释会有所不同。
当今世界生活着各式各样不同的群体。他们采取狩猎一采集、园圃农业、畜牧业、精耕农业以及工业化农业等不同的生计方式。由于生计方式的差别，他们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环境观。不同民族的环境观会因为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而有所差异，同时自然环境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民族对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的认知。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每个文化或社会看待外部的环境会一定有着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一再表明，不同群体的人们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可能会发展出相似的文化特质，从而在文化面貌上具备一定的相似性。
米尔顿的地球变暖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来自西方世界的科学家们说世界正在逐渐变暖，人类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向大气释放某些气体的活动是造成地球变暖的原因。虽然大家同处于一个地球，但是，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可能否认地球变暖在发生。或者，如果他们承认有变暖现象，他们可能归因于神灵的行动或神圣造物主。或者承认人类要负一部分责任，他们认为地球变暖是某个更高主宰施加的惩罚，因为他们的社会未能尊奉古老的传统。之所以对地球变暖这一外部事件的解释会有如此不同，不仅因为他们朝夕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较大的区别，而且因为他们与自然相处的不同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虽然我们并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文化建构的因素存在，但是这些差异巨大的解释肯定是跟其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差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如果把两个理论预设结合起来来看，我们会发现它们实际上讲的都是人类行为和认知之间的关系。第―个预设说的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会受到其认知状况的影响：如果某个群体的人们对某一类型的自然环境认知水平较高，那么他们就会在这种环境中运用自如，如鱼得水；反之亦然。第二个预设则讲的是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他们延续下来的社会文化传统会影响到其对外部世界的解释(认知)。如长期生活在中国华北平原的人们，来到青藏高原以后，基本上都会不适应，因为他们原来生活于海拔较低的地方，对应的社会文化传统难以应付这样的情形，因此会对这种类型的自然环境持否定态度；而原来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人们则不同，他们拥有相应的文化适应策略，长期以来也形成了应对的身体素质，因此对青藏高原的抵触性情绪就不会那么强，其解释也就自然有所差异。
三、学科特征
1、本土人立场
本土人立场，亦被称为“主位”立场，是从被研究者本身出发看问题的一种方法。它的出现与文化相对论关系密切。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文化相对论是必须秉持的观念之一。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学者常常把自己置于被研究者的立场，从被研究者的时空场景中考虑自己研究的课题，然后再跳出来，结合客位的立场，对文化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作为生态人类学中的一种独特方法，民族生态学必然也要坚持文化相对论，坚持本土人的立场。从学科名称来看，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是一个复合词，它由ethno加ecology构成，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属性，即ethno的生态学。ethno在英语中是“民族的”意思。如前所述，它与“folk!”的意思差不多。以此而言，民族生态学就是从本土人立场出发的生态学，其中的“本土人立场”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生态学的根本标志。如果在研究中未能采纳本土人立场，而仅仅对土著人的植物、动物、医药进行研究，充其量只是“土著人的生态学研究”，而不能称之为“民族生态学”。当然，如果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仍然可以称之为“民族生态学”的。
2、民族志方法
3、认知的视角
民族生态学自诞生之初，就把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ecologicalknowledge)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除“传统生态知识”外，生态人类学界内部还有本土生态知识、农村人的知识、本土技术知识、传统环境知识、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本土农业知识等类似的术语。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英格利斯(J.T.Inglis)编辑的《传统生态知识：概念与案例》、贝尔克斯(FikretBerkes)的《神圣的生态学：传统生态知识与资源管理》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本土环境知识”，如埃伦(RoyEllen)等3位学者编撰的《本土环境知识及其转型》一书就是如此。通过对传统生态知识的挖掘和深描，民族生态学家可以得知当地人怎样理解他们的环境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认识，能够纠正和补充某些肤浅的人类生态学的研究。事实上，传统生态知识研究已经发现，一些个人在各样植物、动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上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而这是文化内部因素(如年龄、性别、地位、兴趣、教育以及经验)导致的结果。例如，在女性操控耕作和谷物食品管理的社会，女性很可能要拥有耕作方面的更精细的知识。相反，在男性参与的地方生计的狩猎者中，男性通常
操控和交流着野生动物方面的信息。民族生态学家已经从这些发现中获益，可以从中确认哪些个体在具体资源上是最具备与地方生境的物种差异。这对解决环境问题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都具有相当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5、跨学科色彩浓厚
如马丁和托莱多所述，民族生态学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跨学科领域，它包含着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生物学、民族医药学等多个亚领域。为了学科的发展，民族生态学持续地从生态学、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吸取营养。事实上，前辈民族生态学家已经在跨学科上给我们做出了示范：美国学者伯林(BrentBerlin)早就认识到自己学科专业的局限性，因此他长期与两位生物学家合作组成了跨学科团队，最终在民族生态学研究上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民族植物学家马丁也提倡这种跨学科团队的合作，生物学家收集和辨认植物物种，语言学家研究地方命名，人类学家记录生态知识，医药学家分析植物的医药价值，动物学家观测动物种群，资源经济学家证实森林产品的价值。不过，他认为，民族生态学家为了获得对传统生态知识的全面认识，一定会经常孤独地工作，因此必然要时常跨越众多学科的边界。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由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团队将会越来越多。
结语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理论预设和学科特征。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像是一种观察视角或一种研究策略。在民族生态学内部分化出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医药学等更为专门化的领域后，民族生态学一跃成为一门统领性的学科，与所谓的西方科学的“生态学”遥相呼应。
关键词：环境生态学；环境类专业；教学内容；实践环节
一、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2.实践内容的设置。《环境生态学》的课程特点是基础理论和知识点多，涉及的交叉学科多（如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植物学、动物学、土壤学、经济学、管理学、土木工程、风景园林、城市规划等）；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从生物个体、生态系统到景观和生物圈。此外，许多基础理论和方法需要在实验和实际工作中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应用，如何结合我校建筑类大学的培养要求和实验条件，科学设计《环境生态学》的实践教学内容，巩固和提高课堂内所学知识，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更新。目前，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已广泛应用，以PPT为代表的多媒体技术已成为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大多数时候，课堂上教师以PPT为线索进行讲授，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在这种传统的单向教学方式下，学生在课堂上没有积极思考，缺少与老师的交流互动，课后也缺少相应的作业习题，导致学生很难深入理解知识点和基本原理。特别是在生态学原理部分的教学中，单纯的理论讲授较为枯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如何改进传统的教学手段，通过更加多样化的、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也是教学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4.学生成绩的评定。在教学过程中，以往对学生成绩的评定多以平时成绩（30%）+期末考试（70%）为主。这样的评价方式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如作业相互抄袭现象突出、课堂上不专心听讲、考前突击背书复习等。由此可见，上述成绩评定方法存在一定弊端，无法客观、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效果，也没有起到督促学生学习的作用。因此，迫切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成绩评定方式。
二、环境生态学课程建设优化对策
4.改进成绩评定方法。我校对《环境生态学》的成绩评定方式也进行了一定改进。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期末考试两方面组成，既考核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也考核学生出勤、作业等情况。期末试题的形式力求多样化，包括名词解释、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和论述题。试题在考察基础知识和原理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考察。此外，也结合教学内容的改革，将学生案例研讨、专题报告等形式纳入成绩评定。
《环境生态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随着近年来生态学理论的迅猛发展和复杂环境问题的涌现，《环境生态学》的前沿性领域也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内容不断丰富和扩展。目前，我国《环境生态学》的教材偏重生态学基础理论，对于建筑类高校的环境专业而言，存在学时不足、重点不突出等问题。这些特点决定了《环境生态学》课程建设的难点和重点。针对以上问题，我校环境系教师通过对教学内容、实践环节、教学方法和成绩评定方式等方面的不断探索和改进，力求提高教学效果，办出特色。
参考文献：
[1]牛晓音，郑家文，刘家第.环境生态学教学改革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J].科教文汇，2011，（4）：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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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生态学；媒介环境学；思辨；区分
如今，媒介生态学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带来了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但中国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廓清这些认识，理清与北美“MediaEcology”的关系，已成为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不是“原发的”
在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正是在介绍西方社会生态学和社会有机体平衡、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以及社会大系统、共生共食、有限资源、关键功能等观念。然后又是结合美国社会生态学家奥迪斯·邓肯所提出来的人类社会“生态复合体”的四个变量，展开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
（二）从生态学视角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最早出现在西方
二、“媒介生态学”是不是中国的原创概念
（一）“MediaEcology”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北美
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是1996年3月召开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后被收入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业现状与趋势》一书。然而，早在1967年，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一书中就最早提出了“MediaEcology”的概念。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上作演讲，首次公开介绍并明确提出“MediaEcology”一词。后来，波兹曼又在纽约大学拓展媒介研究课程，并将这一术语转变为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
（二）中国最早出现的“媒介生态”和“媒介生态学”概念都是“导入”，而非原创
有学者评价说，裘正义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系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导入‘媒介生态’概念的专论”[5]。这里的所谓“导入”，即引入，也就是把一个地方的东西引入到另一个地方。此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媒介生态”概念的出处，但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北美提出“MediaEcology”20多年之后，而“MediaEcology”的中文直译就是“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
三、中国学者把“Media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是否存在误译
何道宽认为，崔保国先生把“Media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进而用社会大环境是水，媒介是水中之鱼来诠释“媒介生态学”，违背了北美“MediaEcology”的基本观点。[7]笔者认为北美“MediaEcology”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都具有多向性，中国学者的翻译并不存在误译问题。
（一）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Ecology”属于同一个学科范畴
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Ecology”的理论前提预设和逻辑起点一致。它们都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媒介和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媒介现象的本质，实现生态学和媒介学的对接与融合。它们都属于媒介生态学的学科范畴。
北美的很多“MediaEcology”研究先驱在一开始就有生态学互动、平衡、和谐的意识，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谓“技术生态”的思想，谋求技术的人性化、技术的有机化，强调人类生态的平衡不能因为机械技术的到来而被打破。麦克卢汉、伊尼斯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生态学的思想，但他们的著作有关生态学的暗喻随处可见。[8]“MediaEcology”学会的章程第一条还开宗明义地写道：“媒介生态学研究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北美“MediaEcology”具有多种含义
何道宽认为崔保国先生把“Media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背离了北美“MediaEcology”的基本观点，主要是依据波兹曼本人在1968年给“MediaEcology”的界定：“MediaEcology”是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它主要探索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的生存。[10]52
其实，波兹曼本人就是一个“没有一定之规”的人，其观点也存在先后的不一致，以至于梅罗维茨没有沿用他的导师所定的“MediaEcology”这个名称，而是另起炉灶用“MediumTheory”来称呼这个研究传统。[10]65李明伟在《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中也没有把波兹曼列入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原因是波兹曼对“MediaEcology”的某些认识和分析更倾向于批评学派，与伊尼斯、麦克卢汉包括波兹曼本人等的研究实际上并不吻合。而何道宽则表示对这种做法“不敢苟同”。
崔保国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处于中心位置；而“媒介环境”是一个中观概念，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外部媒介营造的环境。可见，在中国学者眼中的媒介生态学是广义的，包括被波兹曼界定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的媒介环境学。波兹曼对“MediaEcology”的界定只是为北美“MediaEcology”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而并非其全部内容。
四、“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是否需要区分
美国“MediaEcology”学会副会长林文刚、深圳大学的何道宽都认为：“把‘MediaEcology’这个学派翻译为‘媒介生态学’也不太妥当，主张将其译为‘媒介环境学’。”[11]
随着对北美“MediaEcology”的认识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在研究起源、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鉴于此，从当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将两者区分开是十分必要的。
（一）有助于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弥补不足，不断完善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区分开来，有助于看清各自研究的轨迹和特点，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的交流，并借鉴媒介环境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阔的学术视角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得出更多创新性的成果。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多个要素。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以不同要素为中心也就形成了不同偏向，构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以媒介为中心，考察人类社会的各种因素对其生存发展的制约，构成媒介社会学范式；北美媒介环境学以人类社会为中心，考察媒介创造的生态对人类的影响，构成媒介环境学范式。两者之间互相补充矫正，正好成为媒介生态学之树上的两朵璀璨之花，形成珠联璧合之效果。
（二）有利于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的拓展与深化
学科的发展就是理念不断清晰、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在不断地发展演进、充实和完善，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层次和范式。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媒介生态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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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生态学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快速增长，农业干旱，农村环境恶化，水旱灾害频发，对粮食安全、社会发展和人民提高生活品质构成威胁。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我们对生物科学与环境科学的交叉学科――环境生态学，在解决人与环境和谐发展方面作了实证性的探索。因此，通过课程改革不断推进环境生态学课程建设就颇具现实意义。
一、环境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意义
二、以改革创新引领环境生态学课程改革
教学的本质就是文明的继承与创新。教育的继承指的是把人类已知的科学真理、生活常识转变为学生掌握的知识。教育的创新指的是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和经验总结转化为改在世界的实践能力。所以，改革创新是教学的特质。环境生态学课程更要发挥改革创新的特性，不仅要巩固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而且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且要充分发挥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以此来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与学习潜能的挖掘。
1.在教学观念上，教师要坚持学习，不断转变观念，创设民主、平等、和谐的探索性教学模式。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全新教学理念，强化教育的创新与服务意识，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以达到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通过自主探究式学习开发自身学习潜能和思维能力的目的。
三、结语
环境生态学直观、生动的教学改革必将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培养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从而造就具有生态意识和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
关键词：生态学综合素质教学改革生态伦理
1引言
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现代高等教育的目标。综合素质教育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心素质和培养实践创新能力等，且这几个方面的教育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几句口号或几个报告所能完成的，而应将这一思想贯穿于学生学习的每一学科中，通过教学改革，潜移默化地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随着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全球变化及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使得生态学成为解决当前世界各国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的有力武器，也使生态学日益成为指导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学科[1]。该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交叉性和实用性，不仅涉及自然科学，还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等内容，是沟通科学与社会的桥梁，是生物类专业、环境类专业和资源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2]。因此，这门课程的学习对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素质的培养具有十分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2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措施和建议
2.1理顺知识层次结构和优化教学内容以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
2.2改进教学方法和方式以增强学生的专业素养
在新的形势下，教学方法的改革必须围绕以学生为中心来进行，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出发点。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主要就是要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的全过程中[3]。那么如何引导学生积极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呢？应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相结合来完成教学任务。
（1）现场教学法：现场教学是将课堂搬到生产现场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在实际的生产现场实施教学过程，使学生更快更好地学习掌握知识和技能[4]。如在讲个体生态学的部分章节时，当讲授光因子对植物的生态作用及植物的适应时，可以带学生到校园内观察生长在植物不同部位的叶片接受光线的差异及他们各自的形态特征，然后让学生课后根据这些植物的形态、结构特征进行归类分析，每位同学都积极地进行总结，大家相互补充，最后较为全面地得出了阳生植物、阴生植物、耐阴植物的适应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