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下午，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民进组、农工组、教育一组、教育二组、体育界、医卫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的委员，围绕“聚焦富民，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主题进行讨论。省政府副省长陈震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周健民、许津荣、朱晓进出席会议，许津荣主持会议。
严华、王水、朱晓东、阿英嘎、蒋鹏程、戚韵东、刘功俭、封超年、韩晓枫、周胜、黄维、方祝元、王振祥、董玉海、徐宾、李洪天、陈涤平、刘毓航等委员先后发言。
严华委员（仪征市卫计委副主任）就加快构建现代医疗卫生体系、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提出建议。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但与全省城乡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相比，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仍需进一步完善，基层服务能力不足的短板更需补齐。建议：
一、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功能精准定位。以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暨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规划为引领，明确公立医院保基本的职能，扩大社会办医。按“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建立完善功能合理、能力过硬、服务优质、群众方便的农村基本医疗服务网络。增加妇女儿童、精神、护理、康复等资源供给。在乡镇，可根据未来人口和城镇化发展布局，建设具备一定规模、基本达到二级医院服务水平的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坚持错位发展、特色发展，与县级医院形成互补。
二、打造纵向医联体，实现城乡机构间精准帮扶。加强制度设计，推动由城市公立医院牵头，与各县医院、中医院等机构的纵向医联体建设，实现市县镇村全覆盖。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精准发力，在帮助“输血”的同时，积极帮助“造血”。一方面，政府可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购买公立医院优质资源为基层服务，实现信息互联互通。通过派驻专家教学查房、专家门诊、会诊和手术等途径以及参加当地的健康团队走村进户，开展巡诊、义诊、健康宣教、知识培训、慢病防控等工作，规范基层诊疗行为及医疗质量管理。另一方面，要制定完善考核办法，定期督查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兑现补助资金，提高帮扶实效。
三、推进签约服务，实现居民健康精准管理。转变基层服务模式，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快建立稳定契约服务关系，优先覆盖重点人群。进一步制定完善家庭医生契约服务项目库，推行移动签约服务管理系统。进一步明确签约服务内容，通过家庭医生及其支持团队，确保签约居民特别是慢病患者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护理和康复用药指导、预防保健等服务，提高健康管理水平。
四、创新人才环境，实现基层人才精准培养。积极稳妥实施卫生人才强基项目，为基层定向培养急需人才。同时，注重提高培养的质量，在严和实上下功夫，解决“有人用”问题。其次要创新基层用人机制，在城乡医疗机构编制备案管理上下功夫，探索“县管乡用”，解决“用得上”难题。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提高骨干人才的待遇及职业荣誉感，努力留得住人，营造拴心留人的好环境。
王水委员（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就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我省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提出建议。
当前我省妇幼健康的现状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累积生育需求集中释放，生育服务需求与供给矛盾突显。随着生育高峰的到来，婚前保健、孕前保健、早孕建册、产前检查、产后访视、产后康复、新生儿疾病筛查与健康管理、预防接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一系列生育服务需求，均呈井喷态势，与有限的生育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明显增加，危重症新生儿比例同步增长，母婴安全形势严峻。妇女儿童健康问题突出，妇女乳腺癌、宫颈癌等重大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儿童体质健康水平下降，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升高。
我省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起步晚，专业水平和综合实力相对较低，与江苏社会经济强省的地位不相匹配。二是省级妇幼保健院规模小，与其他省份兄弟医院相比差距较大，业务发展、行业指导和引领功能发挥受限。三是重临床、轻预防和保健，面向群体、预防、保健、康复与临床治疗相结合的妇幼健康服务模式尚未全面建立。四是妇幼健康信息化建设滞后，妇幼健康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有待提升。
为此，建议：
一、进一步落实政府对妇幼健康事业的投入责任。加强妇幼健康工作、提升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离不开政府对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的投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妇幼健康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对此有明确要求。妇幼保健院作为带有公共卫生性质的保健机构，必须明确政府的补偿主体责任，要建立稳定的妇幼保健机构财政补偿机制，落实妇幼保健机构人员经费、建设发展经费、公用经费和业务经费等。对于宫颈癌、乳腺癌、艾滋病、梅毒、乙肝和出生缺陷、儿童糖尿病等严重威胁妇女儿童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在健康教育、发病机理研究、疾病预防、筛查、治疗、康复以及管理等方面给予重点投入，所有经费应纳入各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三、加强政策引导和多部门协作，强化面向群体、预防、保健、康复与临床相结合的妇幼健康服务模式，整合全社会资源促进妇幼健康事业的发展。妇幼健康服务以儿童保健、妇女保健、孕产期保健为重点，贯穿儿童期、青春期、婚前期、孕前期、妊娠期、分娩期、产后期、更年期（老年期）等全生命周期，从内容上涵盖了医疗与预防、临床与保健、服务与管理、治疗与康复等方面。必须树立“大健康”下“大妇幼”的理念，科学指导和系统谋划妇幼健康工作。从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和机制创新上改变重临床、轻预防和保健的现状，强化面向群体、预防、保健、康复与临床相结合的妇幼健康服务模式。
妇幼健康工作点多、线长、面广，涉及卫计、教育、科技、发改、财政、社保、民政、宣传、妇联、残联等多个部门，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共同参与，通过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协同、多部门通力合作、医疗保健资源有效整合和高效利用，形成政府共管、社会共治的局面，促进妇幼健康事业快速、可持续发展。
朱晓东委员（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就进一步加强长江江苏段饮用水源水环境保护与风险防范提出建议。
长江是江苏省的母亲河，长江的生态环境与饮用水安全直接关系到全省人民日常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江苏80%左右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都直接或间接来自长江。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江苏的石油、医药、农药、造纸、钢铁等重污染企业大多布局于临江地带，有调查资料显示长江江苏段饮用水水质现实与前景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据统计长江日均船舶流量超过1600艘次，其中危化品船舶约500艘次，年过境危险化学品运输量超过2亿吨，平均每天55万吨左右。一旦发生事故，必然会对长江水体造成重大影响。突发事故时有发生。近几年，全省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和累积性风险问题时有发生并呈高发态势。
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强长江江苏段饮用水源水环境保护与风险防范，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结合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大幅削减各类(工业、农业、城乡生活和航运交通等)入江污染物总量，从源头减轻我省境内对长江饮用水源水环境的污染。
二、在加强与长江中上游地区协作，加强省际层面的信息联动，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实现完全的信息共享，政府及各企业监测的数据实时共享，做到省内不分段，有利于全面了解江苏境内长江水源情况，做好预警工作。减少上游外来的被动式污染。目前，长江水生态环境令人堪忧，长江沿线6000多个观测断面合格率在80%左右，湖库水质达标仅45.9%；沿线企业每年集中排放的废污水在300～400亿吨。
三、切实加强长江环境风险防范。进一步排查沿江地区重大环境风险源，加强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制订切实有效的突发环境事件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置方案。加强长江运输安全，大力推进长江航运船型标准化，逐步取缔安全隐患大、监管难度大的船舶类型。对长江流域运输船舶装备统一的远程监控系统，特别加强对农药、重化工原料等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的监管力度，切实降低长江流域船舶运输风险，保障长江全流域安全。
四、设立江苏省境内跨部门长江沿岸协调管理办公室，负责境内长江沿岸水环境、水保护及协调工作；建立沿江八个城市长江江苏段水环境保护与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长江污染源监控、环境质量监测、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等一体化水安全保障系统。
阿英嘎委员（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院教授、博导）就建立我省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数据库提出建议。
借助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中心现有的网络平台（或新建），建立基于网络的江苏省中小学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数据库，按学年收集全省中小学所有学生的测试数据，借助大数据处理技术，定期地、“全覆盖”地实现个体跟踪调查，发现地区动态特点，从而更全面地获取全省中小学学生的动态状况，为决策部门提供更精准的参考。在这一数据库的基础上打造健康监控平台，为全省所有中小学学校提供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方面的服务。另外，将该数据库与全省各学校的“校讯通”联网，使得学校可以直接通过现有的网络渠道即可上传和查询有关数据，便于学生（和家长）借助“校讯通”APP了解自己（孩子）的体质健康动态。
蒋鹏程委员（农工党镇江市委会主委，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就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出建议。
2016年6月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6部门联合制定《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力争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与居民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目前我省是全国家庭医生签约率最高的省份，但是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为此建议：
一、落实各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主体责任，保证对基层卫生机构的财政投入，创新投资金管理方式，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
四、进一步完善信息化平台，优化、整合区域医疗信息平台，实现资源与社区信息的有机融合，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全面支撑医院和社区的服务链接和数据共享。
五、进一步优化调整各级医疗机构的诊疗结构。压缩大医院普通门诊，鼓励开设专病、专家、专科门诊比例；扩建社区康复病房，承担下转病人的诊疗、康复、护理任务；建设医养结合型老年护理机构，提升社区医疗服务和机构对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群的医疗护理需求的支撑能力。
六、加强宣传引导。在能力提升和政策配套的前提下，逐渐改变病人就医的理念。
戚韵东委员（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校长）就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与教育的作为提出建议。
为此，建议做到以下三个方面：兼顾利益，统一口径，重点整治。
二、统一口径。这个口径就是国家推出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育要出人才，人才不是看分数，而是看核心素养。分数不能拿来当饭吃，但是核心素养却可以为孩子的将来赢得饭碗，为国家赢得核心竞争力。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要构建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把学生的品德、学业、身心发展水平和兴趣特长养成等作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主要内容。对学校而言，要加强教育综合改革，把核心素养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教育质量就看核心素养有没有养成，看行为习惯，看学习力。切实把学生的负担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绝不超越红线。高一级的学校，招收学生的标准还是看素养，而不是唯分数，甚至是社会培训机构的分数、证书。对社会而言，社会用人机制要看重学生的核心素养，不能只认学历，甚至是学历层次，要看重的是能力。当然，这一切都要借助政府部门的政策引导、行政力量的推动。
三、重点整治。对于一些个人、群体及机构，以培养孩子的名义进行不正当牟利的，要坚决予以整治。对于在校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任教，或者开展有偿家教的，要重点予以整治。对于一些学校在招生录取工作上，唯分数、唯证书（培训机构）的现象，要重点予以整治。
刘功俭委员（农工党徐州市委会主委，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就促进江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提出建议。
农工党江苏省委会从职业院校排名、国家职教项目建设、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等四方面进行了调研、整理、统计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江苏省职业教育综合质量和水平名列全国前茅，但通过苏南、苏中、苏北及中、高职各项数据对比发现：一是江苏省高职教育整体优于中职教育；二是苏南职业教育明显优于苏中、苏北；三是苏北中职教育整体优于高职教育；四是教学成果和技能大赛是苏中、苏北职业教育的软肋，盐城、宿迁、连云港更是寥若星辰。可见，江苏职业教育中，苏南、苏中、苏北职业教育在数量和质量发展方面极不均衡，中、高职发展也还很不平衡。江苏职业教育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我们作如下建议：
一、宏观决策的重视方面。更加重视教育资源的宏观分布（分配），促进各地市职业教育资源能充分满足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并逐步吸引人口的反向流动，从而能进入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良性循环。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多调研考察，改革教育制度设计，将职业教育纳入江苏大教育统筹管理。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地市级政府部门要联合推进苏中、苏北职业教育的发展，真正从发展的角度有效、科学、规范地管理职业教育，从而建立起地区健康持续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
二、微观帮扶的精准方面。省级政府主导对苏北、苏中职业教育的精准帮扶，以点对点、面对面、体对体的形式从教育的各个层面予以帮扶，帮助职业学校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以实现教育与就业无缝对接，学生就业收入双提高，达到校企合作共赢的目的，这样苏中、苏北的职业教育理念、思路、作风、行为、眼界必将受到洗礼，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在此基础上，扶持各地市职业院校创立自己的特色品牌，使江苏职教真正“香、亮、强”，进而助力“江苏制造”。
封超年委员（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博导）就对建设高水平大学提出建议。
继国家出台高校“双一流”建设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后，江苏省出台了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目标任务、重点项目、建设要求、保障措施，体现了江苏的特色，是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高教强省”的重大决策，必将对江苏教育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下面，就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的实施谈三点建议。
二、更加注重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也是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支撑的根本所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纵观国外一流大学，不论是学科专业特色突出的学院，还是综合实力突出的大学；不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无不将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在高水平大学建设方面要重视人才培养导向。当前主要是切实消除高水平大学建设方面存在的三个误区。第一，在高水平大学建设指标上，一定要防止和克服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不能以教师科技创新能力代替教师教学水平，努力做到既要有科研水平指标也要有教学水平指标。第二，在高水平大学建设指标上，防止只重视研究生教育而轻视本科生教育倾向。第三，高水平人才培养上，要努力做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与推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并重，不能以精英教育水平代表学校整个教学水平。
三、更加注重高校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的贡献度。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是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同时，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也都大大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欧洲古典大学、英式大学、德国模式大学如此，美国模式大学更是如此。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也不会例外。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省委书记李强同志在此次省政协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凝心聚力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的战略部署,省长石泰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要以建设高水平大学为引领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赋予了高校更神圣的使命。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作为与江苏“两高一聚”同步推进的重大战略，可以有诸多路径选择，但是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在创新、富民、生态等方面适应和对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努力在提高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上做出表率。这需要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角度统筹考虑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要真正把那些对江苏经济发展贡献大的学校纳入到高水平大学建设中来。
韩晓枫委员（农工党无锡市委会主委，无锡市卫计委副主任）就我省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提出建议。
为了维持我省医药行业稳定发展，本着既不减数量、更要保证质量的宗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二、建立覆盖药学、临床医学、法学、统计学等专业范围的专家委员会，调动科研院所及医院资源，打造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对一致性评价工作中出现的标准选择、技术难点、结果分析等方面问题，提供决策性咨询意见和技术支撑。
周胜委员（扬州市职业大学党委书记）就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加强我省创业就业培训工作提出建议。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确立了“两聚一高”新目标。我们看到，今年两会在全面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方面有了若干具体举措。“聚力创新、聚焦富民”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密不可分，让江苏有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创业、就业，是实现“聚焦富民”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是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关联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类型。开展创新就业教育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必须先行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工作。
当前，我省进入高中后阶段学习的适龄人口连续下降，2010年起我省高考生源每年以大约2.5万人的规模锐减，迄今已“八连降”。生源下降给高等职业教育带来了严重的生源危机。大多数高职院校不同程度的出现招生困难，通常在校生规模为1万人左右的高等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削减一半，高职院校普遍出现了专科层次学历教育“产能”过剩的现象，有的院校之间甚而陷入“生源大战”。
为此，建议将“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加强我省创业就业培训工作”提高到省级工作层面加以重视，加强各级规划的制订与引导，创新工作机制，研究与制订出台专门政策，落实牵头管理部门和专项财政经费，将职业教育过剩的“产能”切实转移到创业就业培训工作上来，更好服务于我省的创新工程与富民工程，实实在在地惠及江苏老百姓。
黄维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就聚焦富民、科教强省提出建议。
李强书记在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要坚持用创新开路，让发展的动力一年更比一年强”，“要加快富民步伐，让百姓的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事实上，富民就是发展总“坐标”，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科技创新，都要坚持发展导向、坚持富民导向，不动摇、不偏离、不松劲。
从聚焦富民的角度，江苏教育应加强如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夯实基础，锐意创新，激发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在教育上，基础教育是源头；在创新上，基础研究也是源头。但令人遗憾的是，江苏省有科教大省之名，但强势不足、区域差异显著且发展呈现疲态。建议有的放矢地补足基础的短板，就像养殖树林需要涵养水源，立足基础，强化基础，走向颠覆式创新的换道超越，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涵养出发展动力之源。
第二，立德树人，回归本源，打造“有创意、善创新、敢创造、会创业”的生力军。高等教育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办人民满意的大学。富民，不仅在于物质方面的富裕，更在于精神方面的丰富。“创”字本身最大的特质，就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增量，引领社会变革与时代发展，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有个“小目标”：有创意、善创新、敢创造、会创业。
第三，打破壁垒，释放活力，切实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继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教育领域深化“放、管、服”。通过与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构建，推进管理构架优化与管理重心下移。赋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将一些微观事务下放给高校自身。
第四，关键在人，人才先行，加大引技引才引智力度。人才是强国之本、竞争之基、转型之要。引才用才有底线、有套路、有规律。坚持高端引领、整体开发，为人才提供广阔的事业平台、优裕的生活待遇、高效的体制环境、良好的创新氛围，努力做到聚天下英才“良将”而用之，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地位”。
第五，共享资源，促进均衡，最大力度促进教育公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要区域均衡。重点支持落后地区发展教育，尤其要把农村教育作为重中之重。二要机会公平。对于个人，应该有相似的接受最好教育的机会；对于单位，应该有相似的发展成长空间；对于学科，同样应该有各自的生存之道。“助强、扶弱、推新”放之四海而皆准。三要要素共享。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在人才、资金、科教、技术、信息、区位、政策等资源上实现共享。
第六，完善规章，尊崇诚信，推动改革和法治两个轮子一起转，更要抓落实、快推进、早见效。对于高等教育，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以大学章程为代表的依法治校、依规治学进程；另一方面要树立诚信体系和规矩意识，铸造崇尚诚信、敬畏学术、尊崇规则和力行诚实守信的精神品格，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学风教育贯穿于全程。
第七，成果转化，盘活家底，助力新兴产业，创造更多的“金饭碗”。大学、政府和企业界深入协同、抱成一团，共同推进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的循环流动，对内放开，对外开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充分盘活我省的科教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孕育以柔性电子、有机光电、纳米技术、生物电子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为人民创造更多的“金饭碗”。
方祝元委员（省中医院院长）就发展中医事业、建设健康江苏提出建议。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已将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习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事业振兴发展，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指出“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在总书记的直接关心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同时，国家从战略层面上对中医药的发展作出了长期而全面的规划，去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些都突出说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的健康，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作为中医工作者，我们倍感兴奋，倍受鼓舞！
江苏是中医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具有深厚的中医药历史底蕴，历来名医辈出，流派纷呈，在全国影响巨大，素有“江南名医甲天下”之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贯彻中西医并重方针，积极支持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我省正从“中医大省”向“中医强省”有力迈进。江苏中医以11%的卫生资源实现了18%的卫生服务供给，江苏省中医院医疗水平、名医大师等综合实力始终处在全国中医系统最前列；南京中医药大学综合排名列全国中医药高校首位。这些成绩和地位的取得，与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省委李强书记在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进‘健康江苏’建设，健全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坚持中西医并重，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卫生和健康服务”，“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李强书记在本次政协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要加快富民步伐，让百姓的生活一年更好一年好”，提出“要把更多的财力投向教育、医疗、文化、社保、养老等领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江苏省政府专门发文《关于深入推进“健康江苏”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意见》（苏政发〔2015〕133号），进一步要求我省中医在建设健康江苏、服务人民群众中，发挥重要作用，贡献独特智慧。
为此，我们建议：
一、加大中医药发展专项投入，尤其是加强中医药科技投入。“十三五”期间，广东、上海、北京等省市都将设立数十亿的中医药专项发展资金。作为经济强省，建议省政府从“更多的财力投向教育、医疗、文化、社保、养老等领域”中，设立“中医药发展专项基金”；江苏省中医临床研究院纳入正式省属研究机构给予专项投入；对南京中医药大学优势学科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学科在新一期建设中加大支持力度，切实加强江苏中医在全国的“龙头”作用，推动江苏“中医强省”机制建设。
二、在省级医学中心、重点学科（专科）、科研项目、人才项目立项，科技成果评审中，充分体现中西医并重，单独制定符合中医药自身规律和特点的标准和遴选办法，避免用“西医的尺子”量中医的水平，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科研评价标准和体系，研究完善有利于中医药创新的激励政策。
王振祥委员（民建扬州市委会主委，扬州市民政局局长）就加快推进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提出建议。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加快推进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工作，才能奠定民政兜底脱贫保障工作基础，确保脱贫攻坚社会救助任务的全面完成。
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是国家扶贫战略的两个支点，农村低保是生活救助，扶贫开发是能力提升，农村低保是维持生存，扶贫开发是促进发展，二者本应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由低保制度来兜底脱贫一批缺乏自身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使其维持基本生存；而通过扶贫开发政策，促进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一个着眼基本生活，一个着力促进发展，双轮驱动，共同保障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共进小康。
但目前，两者在对象和标准等方面未能做到衔接统一。换句话说，被标记为低保的群众未必是扶贫对象，从而导致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主观上不愿通过劳动生产实现自立，存在“养懒汉”现象；而农村收入灵活多样不稳定，给农村低保对象和扶贫对象的精确认定带来一定困难。两个支点在衔接上面临一定难度，两者之间隔了一道“玻璃门”。具体负责这两项工作的两个部门有着各自的标准认定和管理标准，但是没有形成顺畅的沟通平台和沟通机制，出现了工作的“盲区”和“错位”。
统筹推进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就是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6〕70号）精神，全面加强两者在政策、对象、标准、管理方面的深度衔接，建立信息共享、协同救助、工作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在扶贫攻坚中的支撑作用。
（一）做好政策衔接，确保合理有力。
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各有不同，亟需区别需要扶贫政策扶持的对象和需要民政低保政策兜底的对象，实行分类管理，提高针对性。这就要求在制定科学的认定程序上下功夫，统一标准、统一具体人群的认定，建立沟通平台，针对扶贫对象致贫原因、劳动能力等情况，因人因户施策，实现扶贫和低保兜底两项制度衔接的常态化、机制化，形成帮助贫困群体的协调互补的制度体系。
对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按规定程序纳入低保范围；对符合扶贫条件的农村低保家庭，按规定程序纳入建档立卡范围。对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给予过渡性低保救助，把发展生产、异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等扶贫政策全面落实到位，采取特色产业扶持、创业就业帮扶、资产收益、金融支持等措施实现脱贫；对有劳动能力的未享受低保的边缘户，重点依靠产业和就业等扶贫措施脱贫；对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给予低保补助，扶贫政策和低保救助政策共同发力；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给予低保政策全额兜底保障。这类对象包括重病、重残、高龄的低保五保对象，因他们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不但需要按扶贫线标准全额发放低保金，还应加大重大疾病等救助力度，实行长期政策性兜底脱贫。
（二）做好对象衔接，确保靶向明确。
在各个地区，扶贫部门掌握的扶贫对象和民政部门救助的低保五保对象存在缺口。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两部门间信息没有实现互联；二是两部门认定对象的方法、标准、统计口径不一致；三是扶贫部门并没有把非贫困地区的低保对象纳入扶贫范围。
因此，打好扶贫攻坚战的第一步是将两部门的对象衔接起来，精准识别，确保对象准确。这就需要建立统一精准的识别程序，扶贫、民政部门密切配合，结合扶贫和低保政策，统一入户调查、评议公示、抽查检验等方式；开展联合摸底排查，实现“两库合一”，扶贫、民政部门共同对全部建档立卡的扶贫对象和低保五保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比对，对建档立卡扶贫对象中尚未纳入低保或五保人员进行核查，将符合条件的全部纳入低保或五保供养范围，对低保五保对象中符合条件未被纳入扶贫对象范围的全部纳入建档立卡范围；扶贫部门建档立卡数据库和民政低保管理数据库实行互联互通、互查互对，并及时记录更新家庭情况、帮扶计划和成效，共享信息。
（三）做好标准衔接，确保取得实效。
建立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同步提高机制，分类施保、按户保障、足额补差，在标准衔接上下功夫。统筹农村低保和扶贫线标准，排定农村低保标准提标计划，并按进度付诸实施。
2017年，扬州市将实现以县为单位的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宝应、高邮、仪征农村低保标准不低于月人均580元。2018年，实现全市农村低保标准达到7000元扶贫线标准，实现“两线合一”。低保标准和扶贫标准就高不就低。组织县、乡（镇）一级尽快对所有低保对象进行排查，以户为单位将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全部成员纳入低保范围，解决“保人不保户”的问题。
（四）做好管理衔接，确保统筹合作。
在扶贫开发中，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应建立统一的领导协调机制，设立扶贫、民政部门联络机构，加大统筹力度，建立既分工又协作的共同管理机制。推进低保系统与扶贫系统的互联互通，定期比对低保对象和扶贫对象信息。对农村低保对象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动态管理，定期核实两类对象家庭经济状况变化情况，并实现信息共享。在市、县两级层面，建立信息比对平台，由政府协调公安、人社、住建、金融、工商、税务等部门积极配合核查工作，及时向民政和扶贫部门提供户籍、机动车、就业、保险、住房、存款、纳税等信息，以便将不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扶贫对象及时清退。在此基础上，加强政策宣传。
董玉海委员（民进扬州市委主委，扬州市副市长）就激活职业教育助推创新发展、促进就业富民功能提出建议。
一、目前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1、概况。全市现有职业院校26所，其中高职院校4所（含民办院校2所）、中职学校12所（含民办中职学校2所）、技工院校10所（含民办技工学校2所，有3所技工院校2016年停止招生）。
2、职业教育现有管理体制杂乱。其一，职业院校级别差别悬殊，有3所副厅级单位、6所正处级单位、1所副处级单位、5所科级单位、5所科级以下单位及6所民办单位。其二，职业院校隶属关系复杂，有省属、市属、县（区）属院校，同级还有政府直属和部门分属之别（如技师类学校），再有企业办学、民办学校等，管理部门多且层级差别大，多头管理和管理盲点现象严重，地方组织部门管不了高职的主官，地方教育部门管不了高职的行政事务。同时，很多民办学校无人管理。其三，一方面职业教育学校名称复杂，经常一个学校有多个名字，还有在不断增加的趋势。一方面，各级各类职业院校的管理政策一致性差，造成职业教育资源的分散和浪费，难以形成职业教育办学目标的一致性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合力。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切合度有待提高。
3、职业学校办学与经济社会发展貌合神离。职业教育的学校校长缺少企业实际工作经历，办学理念与实际相脱节，办学思想容易“重教轻职”，校长主要考虑学校内部管理问题，专业设置学科建设主要依据学校办学传统和教师容易安排，导致许多学校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割裂，地方产业资源很难真正融入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职”的特点淡化。
4职教招生越来越困难，造成不少职教资源利用率不高。扬州26所职业院校中，现正常运行在校生数超过500人的职业院校19所，有7所学校在校生少于500人。尽管职业教育有许多面向学生的优惠政策，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并未提高。随着生源的减少，今后职业教育招生将迎来低谷期。
二、扬州的做法
针对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纷繁复杂的现状，市委市政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并经六届市委第62次常委会会议和市政府2013年第15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组建扬州市职业教育集团（下设办公室），立足整合优化，加强组织引导，以专业为纽带成立八大专业中心，统筹协调职业教育发展要素，从根本上解决了多头管理和管理盲区的现状，做大做强我市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职业教育集团通过政校行企“四位一体”的创新路径发展职业教育，形成了“政府主导、行业指导、校企一体”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模式，在全省范围内尚属首创。通过两年多的实践证明，组建职业教育集团非常必要，一是实现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两聚一高”的有效途径；二是助力小微企业“两创示范”工作的重要举措；三是政府资源与市场资源对接的重要平台；四是提高职业院校办学效益及其对地方经济贡献效益的重要实践。但困惑我们的是由于编制限制，扬州职教育集团办公室无法成为合法机构。
三、几点建议：
1、进一步理顺职业教育的管理体系。作为主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职业教育，应该强化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能，从干部的配备，经费投入等方面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技师类学校和一般职业学校事实上在办学模式方面已经完全趋同，要打破部门壁垒，减少无序竞争，将技师学校整合到教育行列中，共享学历证书和技术证书资源；要研究地方政府管理职业教育的抓手与路径，让地方政府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管理职业教育，引导产业资源和社会资源融入职业教育，实现职业教育有转型发展。
2、优化配置资源，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保障。研究制定有效的产教融合政策，促进企业与职业教育的高度融合；整合当前多项职教奖助政策，避免财政奖金碎片化。进一步加大投入，研究对职业教育管理办法和方式，促进政策效应的最大化。
徐宾委员（民进南通市委常委，南通一中副校长）就全面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提出建议。
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标志着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启幕。我们认为，核心素养中最基础的是健康生活，体质不强，何谈栋梁。目前，我省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有四个方面：
1.学生的学习负担较重。由于中考高考的原因，学生的学业负担加重有回头的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考核指标高。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基层学校下达的指标过高或者说目标要求过高，过程管理简单化，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管理变成了“大范围联考，大数据排名，开大会点评”。于是从学校到教务处到年级部层层加压，造成学生负担过重。二是管理失范。有些地方以因材施教、分层教学为名，创办实验班、火箭班、重点班，初三第二学期有些优秀学生就进入当地的重点中学读高一，将高中6个学期变相变为7个学期。有些学校不等高一学年结束而是在寒假以后就过早地进行文理选科分班。有些学校假期推迟放假或提前开学上课。有些地区以小学“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检测为名，进行区域性的小学联考。这些都造成了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三是家长期望值高。不但要求孩子有学上还要有好的大学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而对学校对孩子的学习要求过高。学校减负了，家长不放心，或者另外购买辅导书让孩子做，或者送孩子到校外去补课。这也是造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四是社会培训机构挤兑学校，招揽生源，给学校造成一定的压力。
4.学校体育的设施设备不全。有些学校学生人数偏多，相对来说体育活动的场地还不能完全达到学生的活动需求，部分活动项目受到一定的限制。有些学校办学条件差，体育运动的设施设备不全，导致体育活动的项目偏少，不能满足学生的运动需求。等等。
为此，就减轻学生过重负担，重视健康教育，全面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方面提几点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教育部门要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标准，引导学校、家长和社会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和人才观，建立并落实全面的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评价标准。
二、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加强对学校教育教学过程督查的力度，转型育人模式，坚持素质教育导向，坚决制止不规范的办学行为。坚持每天阳光体育一小时的要求，定期进行学生体质监测。让学生自己愿意动起来，家长放心孩子动起来，学校确保学生动起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三、加大经费投入。学校要对照《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将体育设施设备的改善纳入年度的财政预算，确保基本达到《中小学校场地器材配备基本标准》，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这方面的督查。
四、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各校要加强心理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师队伍建设，建立学生健康成长档案，帮助学生进行生涯规划，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学生思维，为学生的终生发展奠定基础。
李洪天委员（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就提高师范生生源质量、为基础教育提供更高质量的新师资提出建议。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我省本科师范生源基本是来自高考成绩前百分之十几的考生，专科师范生的高考成绩基本在前百分之二十几，中等师范生源基本上是中考成绩的佼佼者，是这样的生源衬托了师范教育的质量，更支撑了今天江苏基础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但现今的情况是，师范生源质量已大大下降，尤其是以培养小学和学前教育师资为主的五年制中师生源，已连续多年沦落为中考成绩的后进者（即进入不了四星级高中的考生）。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必要措施加以解决，否则必将影响我省今后基础教育的水平和质量。
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既有编制短缺的制约，又有教育投入还需增加，教师职业吸引力不强等因素，当然，我们高校也不能推脱责任。
一、在编制问题上，要么给基础教育“松绑”，要么通过人事制度的深化改革真正实现聘用制。总之，不能让不同层次的学校教师，更不能用同一学校的不同教师因在编或不在编而同工不同酬、保障有差距，不能让编制成为影响师资不足或吸引不了优秀人才的制度性障碍。
二、继续加大经费投入，持续提高教师待遇，加大对优秀教师的激励力度，加大对乡村教师的支持和保障力度，提高教育职业的吸引力。
四、进一步改革师范生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立合理机制，加强高校与基础教育学校的联合培养，以保证新师资的质量，为我省教育现代化和基础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师资保证。
陈涤平委员（省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就将“中医体检”列入职工医保年度体检项目提出建议。
目前的职工医保年度体检项目基本都是以西医的理化检查和少部分临床检查为主，基本没有“中医体检”项目和内容。可是，现代社会，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加上不良的生活方式、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亚健康状态和人群较多。据不完全统计，亚健康人群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多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身体内已经孕育着发生疾病的“种子”，但早期在西医的理化检查指标上并没有显著异常，甚至没有变化或正常，早期也不一定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现代社会，知道自己身体理化检查指标的人很多，但能够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样的体质和状态的人并不多。人们往往以此为依据而认为自己完全健康而不加干预和养护，直至发生明显的疾病症状或理化检查指标发生明显异常后才去治疗，或者盲目听从一些伪医生或网上的误导，胡乱服用保健品或采取错误的保健方法，适得其反，对身体有害无益，往往要付出更多健康成本和代价，甚至不可挽回，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和损失。同时，越来越多的健康人群也迫切希望通过“中医体检”来了解自己的体质，进行个性化的中医养生保健，达到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的目的。
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和因人而异的“体质辨识”、“辩证求因”等“中医体检”方法和“治未病”等方法可以及早地发现识别亚健康人群和状态，并运用“中医治未病”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对其进行早期及时干预防护。指导人们根据不同体质、证候有的放矢进行中医养生保健，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亚健康状态发展成疾病或重大疾病，或使亚健康状态恢复正常。这是花小钱、防疾病、防大病最有效的措施，也是解决医改难题的“中医处方”之一。2016年下半年许津荣副主席带领医卫体界委员到泰州和南京进行基层中医药服务情况调研时，我们发现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药防病治病和养生、治未病等健康服务非常欢迎和渴求。
三、将“中医体检”列入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广大民众医保年度体检必备项目，并将“中医体检”后发现的亚健康状态进行“中医治未病”干预的费用列入医保报销，让江苏人民在全国首先享受“中医体检”这项健康福祉。
四、支持各中医医疗机构要根据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的要求，建立健全“中医治未病科”，支持高等中医药院校大力培养“中医养生学”、“中医治未病”人才，为亚健康人群开展规范的“中医养生”、“中医治未病”服务，并建立规范合理的收费价格体系。
刘毓航委员（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就优化我省“十三五”高师院校布局结构提出建议。
“十三五”期间，江苏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高水平发展15年基础教育成为教育强省建设的主旋律，我省应树立“教师教育强则江苏教育强，江苏教育强则江苏全省强”的理念，优化高师院校在管理结构、专业结构、学制结构、生源结构和发展结构等方面的布局状况，扩大优质教师资源供给，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着手，打造中国教师教育改革先行区、示范区。
一、我省高师院校布局结构的现状
这里的高师院校，是指举办专科层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师范类学校，包括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五年制高等师范学校。作为培养学前、小学师资的主力军，目前我省高师院校已从“十二五”期初的15所演变到2016年初的9所,隶属关系都是省市共管、以市为主。现有9所高师院校中，苏北6所，苏南2所，苏中1所。高师院校目前呈现出多种学制并存的办学局面，单纯举办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的有徐州高师、运河高师、宿迁高师、常州幼师；单纯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的为连云港师专；初中起点五年制、高中起点三年制混合的有南通师专、盐城幼专、苏州幼专、徐州幼专。专业结构上，各校普遍开设学前教育、体育与艺术教育；少数学校开设了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徐州幼专）、中学各学科教育专业（连云港师专）。从招生情况看，师范类专业每年招生6500人左右。其中，初中起点五年制招生3500人左右，高中起点三年制招生3000人左右。
二、我省高师院校布局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空间结构上，本土定向培养不够，专业性弱化。从地域分布上看，我省高师教育资源还需进一步优化调整，走均衡化、精品化、区域化办学之路；近几年，免费师范生培养计划逐年减少，就业政策相应收紧，本土化定向化培养不够，专科层次本土化定向培养招生规模仅占当年招生规模的10%。新世纪以来，师范院校实施综合化发展战略，师范专业占比不断下降，多数只有20%左右，出现边缘化倾向。我省现有9所高师院校中，部分院校把工作重点放在非师范专业发展上，普遍存在师范特色“校本课程”明显不足的现象，师范性、专业性弱化明显。
（三）专业结构上，全科化程度不足，小教专业成为短板。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完善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全科培养模式”的要求，我省高师院校在全科化培养方面还很滞后。目前，为了推动小教专业本科化，全省专科层次小学教育专业培养规模不断减少，高师院校专科层次小学教育专业在校生8890人，占在校师范生总规模的32.2%。而农村小学教育还很需要“用得好、留得住”的专科层次的师范生；农村音、体、美、书法等学科教师缺口巨大。
（四）发展结构上，专本硕博未能打通，职前职后衔接不畅。教师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连贯性不强。目前我省高师院校与本科院校的“直通车”式升学对接上还远远不够充分；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也没有形成一体化，职前培养由高师院校实施，职后培训由教育行政部门规划组织，高师院校与地方“教师发展中心”缺少融合与对接；高师院校内部，负责职后培训的继续教育部门也没能与负责职前培养的教学部门进行有效衔接，设计出一体化的培养方案。
三、优化我省“十三五”高师院校布局结构的建议
（一）管理结构上，重构省级统筹，强化政府调节，源头优化生源
合理整合资源，上移高师院校管理层级，在全国率先建构高师院校发展省级统筹管理体制，切实保障教师教育优先战略地位，重点扶持苏北高师院校，促进苏南、苏中、苏北教师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做靓“江苏高师教育品牌”。
改革公共财政投入方式，变按生均拨款为按教师编制总数核算进行综合拨款，取消非学历教育经费财政统筹部分，改变高师院校为增加收入而大量招收非师范专业学生的现状。
优化招生计划调节，强化师范类专业办学资质认证，逐步减少非师范类院校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招生指标。借鉴职教对口单招、艺术类专业面试成功经验，提高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招收优秀中学生读教师教育专业，免费教育，定编定岗，培养“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高素质基础教育师资。
（二）空间结构上，明晰培养主体，组建区域联盟
应明确教师教育院校的培养主业，师范大学（学院）以培养高中、初中教师为主，高师院校以培养小学、幼儿园教师为主。合理利用现有9所高师院校浓厚学术氛围和良好办学传统,实施“优质高师院校建设工程”，“十三五”期间力争2所左右高师院校成为“国家级教师培养基地”。
以省辖市为基本区域，以南京师范大学（或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苏州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南通大学、盐城师范学院、淮阴师范学院等7所高校作为区域中心龙头学校，按就近原则与现有9所高师院校、各地一批示范型小学、幼儿园分别组建7个区域性教师教育联盟，调整院系结构，科学布点，分区域实行生源地定向招生，分层次划分培养任务，促进幼儿园、小学教师本土化优质化培养。
（三）专业结构上，提升规格层次，补齐小教短板，开展全科培养
推动高师院校以本科化为发展目标，构建适应培养对象本科化的课程体系，提升办学综合实力；在“5+2”专转本的基础上，开通初中毕业生“3+4”升本直通车；鼓励条件成熟的高师院校试行“3+4”“2+4”“3+2”“4+0”等形式和本科院校联办本科教师教育专业；推动已具备条件高师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
以高师院校为培养主体，适当延续初中起点五年制小教专业招生计划，增加急需的小学艺术、体育、科学教育等专业培养规模，稳定高师院校专业生态。要求高师院校积极探索幼儿园、小学教师全科综合培养模式，培养出综合性、跨学科的掌握教育教学基本知识和技能、学科知识和能力结构合理、能承担基础教育阶段国家规定的多门课程教学工作的富有专业情意的优秀全科教师。
（五）发展结构上，贯通专本硕博，融通职前职后，扩大共建共享
借鉴职业教育对口单招的政策，在基础教育师资培养上，进一步密切高师院校与本科院校、综合性大学的联系，试点高师优秀毕业生“专本直升”、“本硕连读”，既可让高师学生看脚下工作有底气，望前程升学有方向，也可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愿意选择到高师院校读书。
高师院校职前培养应密切学术性课程与教师教育专业课程联系，高度重视实习实践教育；与幼儿园、小学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以高师院校为区域龙头学校，明晰其与各市教师发展学院、各县市区教师发展中心的职能关系，各展其长，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设。出台《高师院校服务区域发展工作指南》，将服务功能的履行情况列入办学质量评估的重要内容；高师院校结合自身办学特点和资源优势，主动拓展教师教育、培训市场，对非师范专业毕业选择进入教师行业的人员进行教育专业能力培训；以教师教育区域联盟为基础，建立未来教师互派实践机制，开展校际游学项目，推进学分互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