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问题
一是关于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及其适用问题。民法通则既规定了民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也规定了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知识产权、民事责任、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等具体内容。民法总则基本吸收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同时作了补充、完善和发展。民法通则规定的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民事责任等具体内容还需要在编撰民法典各分编时作进一步统筹，系统整合。据此，民法总则施行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待民法典施行后再予以废止。在此之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最高法院已依据民法总则制定了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相应司法解释，而原依据民法通则制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只要与民法总则不冲突，仍可适用。
三是关于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及其适用问题。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是一般法与民商事特别法的关系，公司法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例如，《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民法总则》第65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二者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法已有规定，民法总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的，如《公司法》第22条第2款就公司决议的撤销问题进行了规定。《民法总则》第85条在该条基础上增加规定：“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此时，应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四是关于民法总则的溯及力问题。法不溯及既往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但该原则主要适用于新旧法对同一问题都有规定但规定又有所不同的情形。此时，要根据行为时的法律来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行为时民法总则尚未施行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即合同法的规定；行为时民法总则已经施行的，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但该原则并非绝对，它有两个例外：一是某项制度民法总则有规定，而旧法如合同法没有规定的，如虚伪意思表示制度，此时因为旧法对此并无规定，而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就可以参照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二是根据“有利追溯”原则，例外情况下允许新法具有溯及力。如诉讼时效制度，较之于民法通则，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相对较长，对债权人较为有利。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关于合同效力的司法判断问题
一方请求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另一方履行报批义务。报批义务人根据生效判决履行报批义务后，有关部门未予批准的，合同确定不生效；报批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报批义务的，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有权请求赔偿包括差价损失、合理收益以及其他损失在内的预期利益损失。
二是关于可撤销合同。与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不同，可撤销合同只有在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后才归于无效，在撤销之前合同是有效的。撤销权只能由撤销权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以提出诉讼（包括反诉）或抗辩的方式行使，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撤销合同。
四是关于合同无效及其法律后果。在确定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责任或者折价补偿范围时，要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结合应予返还的财产性质，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责任，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无效而获益。当事人仅请求返还财产，应予返还的股权、房屋等财产发生增值或者贬值的，人民法院要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受让人的经营或者添附等行为与财产增值或者贬值之间的关联性等因素，合理确定增值或者贬值部分的返还责任；返还货币的，要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款项用途、获利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利率标准。当事人在请求返还财产的同时还请求损害赔偿的，此时返还财产原则上仅指返还原物或者本金，在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时，再考虑前述的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受让人行为与财产价值变化的关联性以及款项用途、获利情况等因素，准确认定责任范围。
五、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问题
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实践中裁判尺度不统一，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有必要予以统一。对此，要把握以下几点：
三是关于公司担保无效的法律后果。行为人越权提供担保未经公司追认且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者表见代理，相对人主张由行为人承担相应责任的，应当根据《民法总则》第171条的规定，确定行为人的责任。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明知该担保行为未经公司决议的，或者能够认定相对人和行为人利用担保合同向公司转嫁商业风险的，可以由相对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相对人不能举证证明与其订立担保合同的行为人的，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六、关于公司清算责任问题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因为对该条的理解还不够准确，导致在一些案件中不适当地扩大了股东的清算责任。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债权人在债权未能实现后将债权转让，受让人在时隔多年，甚至是一、二十年之后，才起诉要求股东承担清算责任的极端个案。为避免出现不公平结果，在适用前述司法解释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准确认定“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要件。所谓“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指的是能够履行清算义务而不履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如果能够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作出了积极努力，或者未能履行清算义务是由于实际控制公司主要财产、账册、文件的股东的故意拖延、拒绝清算行为等客观原因所导致，或者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参与经营、也没有管理账册文件的，均不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
二是不能忽略因果关系要件。“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责任的条件是，股东的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行为，导致了财产、账册、文件灭失，最终造成无法清算的后果，这其中包含了因果关系要件。实践中，存在着一种简单化处理倾向，只要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就直接判令其承担责任，是不妥当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能够证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文件灭失与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也不应判令其承担责任。
三是要依法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债权人以公司未及时清算、无法清算为由主张清算义务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法定清算事由出现之日的第16日起开始起算。
七、关于金钱之债的裁判思路问题
八、关于股权让与担保问题
股权让与担保是让与担保的一种，指的是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并完成变更登记，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就股权折价后的价款受偿的一种担保。现行法律尽管没有规定包括股权让与担保在内的让与担保，但也没有禁止此种担保方式。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私法解释规则，只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让与担保本身就是合法的，应予保护。但也要看到，仅就担保功能而言，股权让与担保完全可以为股权质押所代替。在物权法明确规定了股权质押的情况下，似无再肯定股权让与担保的必要。尤其是公司的组织性以及股权的复合性决定了，股权让与担保不仅涉及设定股权让与担保的股东及其债权人利益，还涉及目标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不仅涉及分红权等财产性权利，还涉及投票权等人身性权利，甚至涉及整个公司的控制权是否转移等问题，从而为货币资本控制实业资本提供了可能，加剧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对此，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要依法认定其效力。另一方面要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是能否优先受偿的判断。关于股权让与担保项下的权利人是否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受偿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认为权利人享有的是股权，股权的绝对权性质决定了，其优先于一般债权。如果认为受让人享有的是债权，鉴于当事人已经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规则，可以认为完成了股权质押登记，参照适用股权质押实现的有关规定，股权让与担保权利人也享有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受偿的效力。可见，仅就担保的功能而言，不论权利人取得的是股权还是质权，其享有的权利都要优于一般债权。
三是受让人究竟是债权人还是股东。明确受让人地位的意义在于，如果认为其是股东，则不仅有权请求分红，而且还可以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享有投票权；在转让人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还要与转让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我们认为，在股权让与担保中，尽管外观上的股权过户登记与设定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但就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关系而言，还是要根据真实意思来认定，即认定股权让与担保中的权利人享有的是有担保的债权，而非股权。问题是，就外部关系而言，形式上的受让人毕竟登记的是股东，如果其债权人信赖其为股东，要求法院执行股权，法律应否保护此种信赖？这就涉及如何理解权利外观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基于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有权请求执行名义股东的股权，但转让人作为实际股东可以请求确权，也可以通过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保障自己的权利。当然，如果作为名义股东的受让人对股权进行了处分，如将股权转让或设定质押的情况下，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股权或股权质押。
九、关于案外人救济制度问题
案外人救济制度包括案外人申请再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三种类型。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保留执行异议之诉及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基础上，新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在为第三人权利保障提供更多救济渠道的同时，因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容易导致产生认识上的偏差，有必要厘清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便正确适用不同程序，依法充分维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
一是要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三者都有对案外人进行救济的功能，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旨在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并不以否定生效裁判为目的。而案外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针对的都是生效裁判文书，均以否定生效裁判为诉讼目的。另一方面，从能否一次性解决纠纷的角度看，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通过延续原审诉讼程序，能达到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的。而第三人撤销之诉仅是撤销原审裁判，至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还需要通过另行诉讼等方式解决，解决纠纷并不彻底。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原本也不具有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功能。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允许当事人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同时，可以一并请求确认对该标的物享有特定权利。在后一情况下，执行异议之诉也具有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功能。
二是关于提出主体。能够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是本应参加但未参加原审诉讼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两种情形。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对原审当事人讼争的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的当事人，除了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外，还可以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和以案外人身份申请再审。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均以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为前提。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可以案外人身份申请再审，也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三是关于程序衔接。案外人申请再审与执行异议之诉均以执行异议被驳回为前提，此时，案外人可根据是执行标的错误还是执行依据错误等具体情况，决定提起哪一种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针对的都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部分情况下二者在启动条件上会发生重合。此时，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程序行使诉权。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根据当事人启动程序的先后确定不同的处理规则：案外人先启动执行异议程序，对于执行异议的裁定不服的，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申请再审；案外人先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即使在执行过程中又提出执行异议，第三人撤销之诉仍然继续进行，当事人不能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申请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审理期间，人民法院对生效裁判文书裁定再审的，为避免出现矛盾判决，同时也为了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原则上应当将两个诉讼合并审理，由再审程序吸收第三人撤销之诉，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请求并入再审程序的诉讼请求。
十、关于刑民交叉问题
在民商事审判中，如何处理好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衔接、如何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等问题，对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维护正常交易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我着重讲讲其中的“同一事实”认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