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在第二部分着重讨论现有研究中的批判视角，并对情感劳动的核心概念进行辨析；第三部分从自我效能、专业性和公共效益三个方面拓展对情感劳动的讨论；第四部分进一步深化论述，提出要更加全面地认识情感劳动的社会影响；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对情感劳动研究核心概念的辨析
情感劳动研究中包含三个核心概念，即本真性、标准化和公共性，而对情感劳动的批判也是围绕这三个核心概念展开的。第一，当情感劳动者的行为与其真实的感受不符时，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本真性”(authenticity)，而本真性是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的基础，因此情感劳动会威胁劳动者的自我身份认同。第二，情感劳动者之所以无法表达本真的情感，是因为被要求遵守标准化的情感规则。这些情感规则剥夺了劳动者的自主性。第三，情感劳动的公共性体现在私人情感的公共展示成为公共空间中用于利益交换的商品，这导致对劳动者情感资源的侵蚀和压榨。这种批判视角下的论述在情感劳动研究中非常普遍，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对本真性与真诚性、标准化与专业性、商业性与公共性这三组概念的混淆。
（一）本真性与真诚性
（二）标准化与专业性
现有批判视角下的论述混淆了标准化与专业性的概念。情感劳动的标准化主要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必须遵守一定的情感规则和互动脚本，而这些规则和脚本剥夺了劳动者真诚表达自我感受的机会，降低了劳动者的自主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劳动程序的标准化也是对专业资格认证的评判标准和系统培训的基础，是推动专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化虽然不等同于专业性，却是专业性的重要标准和前提之一。但在情感劳动的研究中，往往未将标准化与专业性进行区分，导致了在反思情感劳动的同时，忽视了情感规则和互动脚本对于提高专业化程度也可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商业性与公共性
现有批判视角下的论述混淆了公共性与商业性的概念。在现有研究的经典阐释中，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表达，例如关爱、共情，经过整饰成为在公共空间展示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情感劳动的公共性使其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并导致对劳动者的剥夺。但是，这个批判的视角往往将“公共性”等同于“商业性”，例如，霍克希尔德就经常在论述中将两个词混用而不加区分，其对亲密生活商品化的担忧掩盖了对情感劳动公共性所包含的其他内涵的审视。
“公共性”(thepublic)通常是和“私人性”(theprivate)作为一组相对的概念出现的。情感劳动研究中之所以常将“公共性”与“商业性”混用，可能是受到女性主义话语体系的影响，后者惯用“私人性”与“公共性”分别指代“家庭”与“商品经济”。但是，“私人性”与“公共性”这组概念不仅能用来指涉家庭与商品经济的分野，还具有更为多样的内涵。“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区分蕴含着两个不同的理论预设，一是存在那些“隐藏的、遮蔽的”与“公开的、显现的”事物和行为的区别；二是存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区别。相应地，假如将“私人性”与“公共性”的概念引入情感劳动的讨论，那么情感劳动的“公共性”除了指代情感商业化的进程，也可以包含其他的理解路径。其一，可以将情感劳动的“公共性”理解为公共空间中的“社交性”(sociability)。在社会互动中，陌生人之间需要遵循特定的文化习俗和拟剧规则才能创造和维系一个社会的公共文明（publiccivility）。其二，可以将情感劳动的“公共性”理解为一种集体利益。以家政、照护为代表的情感劳动是社会再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整个社会保持稳定、健康的人口，对维持社会经济的活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拓展：自我效能、专业性与公共效益
在上文辨析的基础上，本部分接着从自我效能、专业性和公共效益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拓展对情感劳动社会影响的认识。
（一）情感劳动中的自我效能
如前文所述，情感劳动中的情绪管理并不等同于自我本真性的丧失，那么情感劳动对劳动者的“自我”究竟有何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明确情感劳动中的“自我”所包含的不同内涵。“自我”可以分为“制度性自我”(institutionalself)和“冲动性自我”(impulsiveself)。对“制度性自我”来说，“自我”嵌于社会角色之中，与社会规则相联系。制度性自我的实现在于个人能够掌控对真实情感的流露。而对“冲动性自我”来说，重要的则是现时现刻对情感的自然流露。因此，情感劳动中的情绪管理确实会对自我造成约束，但主要是对“冲动性自我”的约束；对“制度性自我”来说，情感劳动中对情绪表达的管理反而可能增强劳动者对自我能力有效性的感知，即自我效能。因此，在情感劳动中展现真实或非真实的情感是各有利弊的。展现真实的情感能够满足“冲动性自我”的需要，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工作机会和社交机会的丧失，而展现非真实的情感可能会失去与互动对象建立情感联结的机会，但同时会带来对社交局面的控制感，对于“制度性自我”非常重要。
现有研究指出，如果劳动者拥有较高的劳动自主性，情感劳动的工作形式本身不一定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劳动者能够利用这种劳动自主性推动与服务对象之间产生情感的共鸣并建立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甚至会显著提升他们的工作满意度。也就是说，假如“制度性自我”能够通过情绪管理更好地掌控劳动过程，就可能给劳动者带去更高的自我效能和更加积极的劳动体验。因此，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看，重要的并非判断劳动者是否保有自我的本真性，而是探究劳动者如何在社会环境中进行自我展演才能增强自我效能，以及劳动者如何利用这种自我效能去改善劳动体验。
（二）情感劳动的专业性
由于情感劳动类型多样，并不是所有的情感劳动都面临专业化的问题。对于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情感劳动来说，例如商店的售货员、餐厅的服务员等，标准化流程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帮助与顾客建立友好的互动、节省劳动者的情绪资源等。但是，对于专业化程度更高的情感劳动来说，是否对劳动者的情绪管理提出具体的要求，是否为劳动者提供有科学依据的互动脚本，会对情感劳动产生何种后果起到关键的作用，因而劳动过程标准化的意义也更加凸显。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可以着力探索在具体的劳动情境中，标准化的流程如何才能真正转变为专业性的情感表达，并基于此对情感劳动的专业性内涵做进一步的理论挖掘。
（三）情感劳动的公共效益
前文已经指出，如果将情感劳动的公共性讨论囿于对情感商业化的批判，会遮蔽对其公共性其他内涵的想象，特别是情感劳动可能产生的公共效益。那么，情感劳动的公共效益到底是如何体现的呢？一方面，在服务业崛起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背景下，大量“前台服务”中所要求的情感劳动体现了公共空间中对“社交性”的要求，能够有效增进公共文明。虽然霍克希尔德认为这种建立在虚伪的个人情感表达上的公共文明是脆弱的，但设想一下如果情感劳动者都不需要进行情感整饰，而完全遵从自我真实的感受，将会造成何种程度的公共文明缺失。为了维护必要的社交秩序和公共文明，个人不得不常常放弃对自我的真诚流露与展现。更进一步，戈夫曼指出，人在社会互动中进行印象管理是为了对社交场合进行“情境定义”，而任何情境定义都具有明显的道德特征，也即我们据此要求他人以适当的方式评价和对待自己。当我们戴着礼貌、友善、温和的“面具”进入社会互动中时，事实上是我们对社会生活也应该呈现礼貌、友善、温和的面貌做出的一个具有道德性质的判断。这种道德判断，哪怕是在商业行为中进行的，也具有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