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背景下，网络媒体数字化的普及，促成英语教学模式快速转型。传统校园围栏、室内课堂的授课环境壁垒被打破，大规模开发在线课程“慕课（MOOC）”已经在全球教育机构中得到开展普及。“慕课（MOOC）”教学形式是将全球主要学识课程以网络连接，以在线课程模式呈现的有着便利自由的人机互动环节。MOOC教育平台的推出，使全球众多教育科研机构纷纷组合桥接，形成新的教育联盟。每个慕课平台相应的教学资源都由各个加盟教学机构在线提供，每个平台每天都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学生接受在线教育[1]。
在大数据影响下，传统教育形式也由单一校园教学演变成校园网络教学、网络在线和实践应用等多种模式。教师的角色也由主持者变成参与者。教师角色的转换也促使教师在掌握教学内容基础上，思维手段要多样化，要对教育技术新理念及时掌握，并能熟练利用网络公开课视频，将教学内容精准地传递给学生。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学识的学生，怎样在知识传递之余，还能吸引学生学习兴趣，都是数字化时代对教师的极大挑战。
二、大数据背景下英语数字化教学的转型
科技进步引领大数据时代到来，它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求知传统，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在教学领域，大数据影响无处不在，正快速将教育体系的创新、变革现实化，人们的阅读方式也由读书变成读屏。在线开放式教育是大数据教育的发展方向，传统教育中的统一性在大数据面前已经变为个性和多样性，教学模式中的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四个关键因素，由原有固定状态转变为动态角色互换形式的存在。其宾主、从属教育关系也因大数据影响，不断变化，形成多项自由选择定位。
1.教师角色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转变
在数字化教学转型中，教师的角色更多体现在辅导与引领学生上。在新技术新领域面前，教师要体现一专多能，特别是网络多媒体课堂教学上要懂得程序设定，将教学内容重点以音、视频模块化形式提供给学生，重要知识点和背景资料要以交互式问题链接形式提出，方便学生查阅。这些经过精心制作的数字教学内容，在积累、淘汰、沉淀下，形成一些经典教学被保留使用，并最终取代教师临场教学。这种授课形式，将会极大地解放教师教学空间。教师只要做到精心制作教学环节数字模块，学生从这种教学模式中主动获取更多学习资料，就能产生良好的学习连锁反应。网络数字视频的普及会使更多教师将自己的教学视频放到网上供学生点击浏览学习，教师会根据学生点击率获取相应报酬，体现了教师知识数字化、效益化转变。这种网络学习点击的交互方式，也可实现师生异地授课、辅导、考试，减少了师生的出行，提高了效率[2]。
2.英语教学中师生角色的转型
3.学习资料材质的转型
4.学习环境的转型
三、大数据背景下的英语数字化教学模式
1.英语数字化教学模块的设置应用
大数据时代充分利用网络数字特点，将英语教学资源有效整合。通过数字化教学，让学生能够感受到纯正的英语教学，改变传统被动听说读写式英语教学。当前我国对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各项现代化教学设施不断充实到各大中小学中。大多数学校都有完善的数字教学设备，能通过网络随时调阅教学资料。当前多层次、多模块网络教学平台已经深入校园，为学生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特别是英语教学“MOOC”平台的大量引入，广大学生能随时聆听正宗外教英语教学，而且不同网络教学平台能满足不同年龄段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诉求。网络教学中根据类型设定各种教学模块，如“视听说”模块、“学术英语读写”模块、“职场行业术语”模块、“文学欣赏”模块、“文化科学理论”模块等等，使求学者能根据自己的学习内容加以选择，体现出大数据时代英语数字化教学模块人文思辨特征。
2.英语数字化立体材料的开发
一直以来，我国英语教材还是以课本+教学视听光盘形式为主，教学材料和教学手段已经无法满足数字平台需求。建立以数字为载体，包容文字、音视频、多媒体网络课件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已成为大势所趋。这种集众多教学资料于一身的教学，能够为学生创建真实的语境和场景，为学生提供了学习英文的实践机会。学生可从不同角度练习、掌握英语，发挥师生、生生、学生与课件之间的关联互动作用。
3.英语的教、学、考、管特征
四、大数据背景下英语数字化教学转型的目标思考
我国英语教学长久以来一直存教学观念、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上的教学弊端，在这样的英语教学环境下，我国大多数学生对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不强，英语掌握不够全面。单一的教学模式，造成学生学习动力缺乏、英语学习成绩差，导致一部分学生对英语产生厌学情绪。而通过数字教学平台和资源共享，师生之间有了更多互动，学生可将自己学习中的困惑在网络上与老师交流，老师都会给予解答。为了应对学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老师也要不断从网络数字平台汲取更新知识，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以适应时展，实现师生之间交互成长。数字化英语教学要转变教学思维，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互动，形成自主管理探究学习特性。这种教学转型体现了一种新的学习策略，是新的教学理念。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我探索获取知识要点，教师只是学生学习过程的参与者和指导组织者。通过在线平台，学生从新途径获取新知，又参与学习中的各种实践，形成相辅共赢效果。
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要将学生培养成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这就需要学生能准确掌握英语等涉外语言。英语数字化教学就是要强化英语教学的实用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等教育媒体，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加强对英语语言交流能力的训练和培养。网络上的教学平台和专家开设的空中课堂，都能让学生在纯正的英语氛围中感受英语的魅力。通过人机互动完成智能设定的学习任务，学生也能感受到学有所成的喜悦，对学会英语增强信心、减轻心理压力。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科技手段完全颠覆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为我国学生学习英语提供了自由、自主、高效的学习平台。英语教学在教育大数据下背景的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展、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英语教学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教育内涵式发展，转型过程中的教学课程设置，更注重实用性和应用性，学生通过科技手段有大量实践机会提高学习效果。在英语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传统教学课堂充分利用大数据便利条件，将世界优秀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借助网络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进行在线、慕课教学，让学生学到专业的英语知识，真正发挥英语的传播、工具性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媛.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金艳.体验式大学英语教学的多元评价[J].中国外语，2010（1）.
【摘要】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起持续有效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通过创新传播内容、媒介平台、终端形态和服务意识，加快与新媒介融会贯通，积极参与数字出版实践，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立体化服务，实现多内容，跨平台、多渠道的传播效应，才能最终实现期刊的数字化转型突围。
关键词传统期刊数字化转型
【基金项目】2013年河南省人文社科规划项目（2013-GH-437）；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1FXW006）
目前，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媒介融合的新媒体数字时代，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在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具有重大意义。《报刊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表明，2012年中国人均消费期刊2.4册。而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期刊的人均拥有册数是在10～20册左右，期刊发展明显滞后。期刊的数字化转型突围是推动新闻产业发展，跟上新媒体数字时代的关键。传统期刊在培养用户数字化阅读习惯以及对期刊数字化技术的认知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期刊数字化产业链数：内容提供商一技术服务商一网络发行平台一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一终端阅读一移动阅读。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起持续有效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通过创新传播内容、媒介平台、终端形态和服务意识，加快与新媒介融会贯通，积极参与数字出版实践，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立体化服务，实现多内容，跨平台、多渠道的传播效应，才能最终实现期刊的数字化转型突围。
期刊数字化经营模式的多元化
中国期刊数字化的经营模式（见表1）。
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路径
新媒体环境下期刊数字化转型的突围路径包括三个方面：传媒形态的丰富化、传播工具的多样化、运营模式的平台化等。期刊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出版，通过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的相互融合，通过数字技术丰富内容呈现方式，最终实现媒介功能和资源的优化整合配置以及传统出版的流程再造。
（1）实现传媒形态的丰富化。新媒体时代，建立多种媒体业态以适应期刊的数字化发展变革是必然的发展路径。传统期刊应采用新媒体的表现形态、运用新媒体的载体，融人新媒体运作理念，以多种方式使用公众制作的内容，通过线上线下互动、数据挖掘、实时播报、视频访谈、图解报告等新媒体手段，实现传播流向的辐射立体化。
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点
在数字化时代中，笔者认为内容、平台、终端和服务“四位一体”的协同创新发展是期刊数字化转型突围的关键。我们必须创新传统媒体传播时代的编采方式、工作流程、管理方法和服务内涵和以及服务水准。
创新传播内容。高品质的产品是掌控未来、持续成长的永远的准则，而其价值的核心，始终是内容产品的生产和。传统纸质期刊内容价值的增值是单向链条进行，而要加快期刊数字化转型，必须创新内容的深加工方式，实现多层次内容加工，多级多次生成，多点多面，辐射式拓展价值增值渠道，打造立体多样的期刊内容增值模式。例如英格拉姆内容集团的创新，是汇集全球内容资源，建立庞大的内容数据库，整合资源，机构重组，形成了由内容创造财富的商业模式。
创新终端渠道。大众的阅读方式不仅从传统纸质期刊向新兴媒体转移，而且数字阅读的形式正在从有线网络的在线阅读向无线网络传输的移动阅读转移，电子书、PAD、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数字化的全新终端越来也普及。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来说，新的移动终端更加时尚和便捷，其信息储存和检索功能的先进性更加受到受众青睐。
参考文献：
【1】贾立政：《感受美国期刊数字化转型》，《新闻战线》2014年第4期
【2】李雪昆范燕莹：《“数读”期刊：版本升级体验鲜》，《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年9月22日
【3】金鑫柳斌杰：《发展数字出版是新闻出版业战略重点》，《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8月14日
【4】向飒：《媒介融合下期刊数字化与品牌延伸》，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陈敏：《高校科技期刊转型改制的若干思考》，《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3第4期
[关键词]检验检测;实验室管理;数字化转型;数据治理
一、前言
检验检测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其生产的“产品”是数据。数据与其他资源相比具有可复制、可传输、可计算的特点。同时，检验检测行业产生的数据，相对于生产制造业，具有批量小、复杂程度高、对规范性要求高等特征。数字化转型对不少实验室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实验室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四、实验室数字化转型推荐路径
五、小结
数字化转型对于实验室转型发展的重要性是无可辩驳的，也是所有不确定中的唯一确定。数字化转型不是目的，实验室生存和发展才是。转型首先“转心”，只有思维方式的转型，才能驱动业务创新，完成变革。
[参考文献]
[1]上海市认证协会.数字化实验室数据控制和信息管理要求:T/CSCA130002-2020[S].上海:上海市认证协会,2020:2
[2]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GB/T36073-2018[S].北京: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8:3
[3]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实践研究报告[R].上海: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2021
【关键词】媒介融合；数字化转型；传统杂志；康泰纳仕
一、媒介融合视野下的康泰纳仕
康泰纳仕集团（CondéNastPublicationsInc.）是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世界主要杂志出版公司之一，1909年由康得纳斯（CondéMontroseNast）创立，现横跨全球六大洲，在27个国家和地区出版140多种杂志，拥有130多个网站。康泰纳仕集团始终以出版“最好的杂志”为办刊宗旨，其杂志的种类涉及时装、生活、家居、美食、旅游、科技、人文等方方面面，如《时尚》（Vogue）、《绅士季刊》（GQ）、《纽约客》（TheNewYoker）、《连线》（Wired）等，它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先品牌。
据Comscore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初至6月，康泰纳仕集团旗下各大网站读者浏览量达新高峰，共有8730万独立访问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7%，是有史以来浏览量最高的月份。然而受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冲击，大多数纸质杂志都面临危机：自2009年来，康泰纳仕先后关掉数十本纸质杂志；同时，为节省开销，2014年底集团裁员70-80人，这是康泰纳仕集团自201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由此可见，面对数字大潮风起云涌，康泰纳仕在发展传统杂志业务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数字媒体上，积极寻求媒介融合发展道路，并试图转型成覆盖面更广的新型媒体公司。
二、康泰纳仕集群化融合发展路径
（一）信息内容转型
内容是一家媒体集团得以存在的基石。而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杂志业的信息内容也随之转型，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单向、平面、静止的内容表现形式向互相的、跨媒体的乃至多线索的方向转变。[1]即随互联网而生的图表、音频、视频等媒介符号被越来越多的运用到表述内容之中。除此之外，链接导航或超链接也被更多运用在网络、手机及其它阅读终端上，读者可以与其他在线内容实现同步的组合阅读。
三是内容的主体发生变化。网络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发展为普通用户提供了一个平等、自由的平台，使得更多草根大众参与到内容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来，原有的传播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改变，信息共享与共同创造成为信息内容的新特点。
（二）传播渠道转型
对于杂志产品而言，传播渠道的构建和维护是实现媒介产品向消费者转移的重要方面，特别是随着各种新的传播载体不断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媒介功能的垄断，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也发生变化之后，传播渠道的更新与升级就显得尤为重要。[2]因此，国内外众多知名杂志出版企业都纷纷顺应受众需求的变化，建立个性化、智能化的信息传播渠道。
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康泰纳仕也在向全媒体进军，从传播渠道上看，其旗下杂志大多是以传统期刊内容为核心基础，通过采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化技术向多种信息载体发展：除纸质刊物外，康泰纳仕还推出网站版、移动客户端App（包括手机、iPad、Kindle等）、电子杂志、社交社区等。
（三）组织与经营管理模式转型
媒介融合背景下，信息生产流程从“纵向一体化”向“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渠道、多平台发行”转变，因此出版集团内部要进行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在组织层面给予保障。例如，为实现组织垂直化，早在2011年，《连线》的数字版和印刷版的编辑团队就开始坐到了一起，其日常例会也同时召开，以促进彼此交流。
（四）营利模式转型
1、发行收入
3、增值业务收入
康泰纳仕集团近期也不断向一些新兴媒体技术和其他产业的融合领域出资：2014年，康泰纳仕着力打造视频平台“TheScene”来整合集合在目前网络上的各路视频资源。TheScene上汇聚了Wired、GQ、VanityFair等康泰纳仕旗下官网上的所有视频内容，并从此彻底摆脱了第三方视频网站的束缚；2015年10月，康泰纳仕宣布收购芝加哥音乐数字媒体公司PitchforkMediaInc，其交易金额并未公布，但据康泰纳仕出版集团首席数字官FredSantarpia透露，PitchforkMediaInc.已经盈利。除此之外，康泰纳仕还试图创办娱乐公司、收购电商网站、投资拍摄电影等，试图打造完整的跨媒体产业链。
注释：
[1]郜书锴.全媒体时代我国报业的数字化[D].浙江大学，2010
[2]袁丽娜.杂志数字营销的微策略[J].传媒，2013（10）：55-56
[3]向飒.期刊数字化发展及品牌延伸[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一、“最后一寸”产业链：从“苹果园”到“苹果迷”的无缝连接
有许多学者认为：“苹果”的超额利润，源于其产业形态的相对封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它能够更灵活、有效地适应高速变化的市场。这一说法不乏道理，但笔者以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苹果”率先实现了信息传播模式与盈利模式的高度吻合与全程对应。
在大幅降低信息传播和使用成本，使之无限趋近于零的前提下，以“点对点”的方式，在数字互联网络上实现互动传播，这正是数字化媒体最本质的特征。
对数字化媒体来说，基于这样的信息传播模式，有效消除所有多余的中间环节，直接将内容产品和增值服务，从生产原点传送到最终用户，将有助于实现整体产业价值的最大化，也就是数字媒体产业的价值最大化。
然而，即使是位居IT业前列的谷歌(Google)和脸谱(Facebook)，目前也尚未实现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从生产原点到消费终端的“点对点”直达传送，而是将自己的内容产品及其增值服务，通过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等方式，嵌入到其他合作伙伴生产的个人电脑、移动手机等终端上，与用户之间留下了最后一寸距离。如果没有“苹果”的存在，这倒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支配下，大家各自发挥最核心的优势，通过合作共筑产业链，生存的空间会更广阔。
不过，“苹果”却以其独特到极致的封闭姿态，依靠持续热销的iPod、iPad和iPhone等众多品牌终端产品，成功地完成了从厂房到消费者之间，那“最后一寸产业链”的构建，不仅让用户通过实体或虚拟的“苹果”专卖店，直接将钱付到“苹果”的口袋里，而且连售后维修、服务升级等事项，都一一包揽。
iPhone在商业模式上的封闭性也一脉相承：一切都由公司掌控，惟一的目的就是卖得既贵又多。当然，前提是让用户体验发挥到极致，成为受市场欢迎的产品。
“苹果”的操作系统虽然封闭，却十分成功，其宗旨是让移动设备更了解用户，而不是让用户去了解移动设备。因此，“苹果”的用户会明显感觉到：“苹果”手机操作起来既简单明了又乐趣无穷。iPod的环形操作键面、iPhone的多点触摸，无需复杂的命令和繁杂的步骤，只须手指一划、一摇就能完成指令。
由此，“苹果”给了那些正在谋求数字化转型的传统媒体（如CCTV），以及已经在数字媒体阵营里追求数字化生存的新兴媒体（如SMG旗下百视通公司的网络电视[IPTV]），一个非常实用的启示：只要拥有现实可能，最有效的转型路径和生存策略，就是高度重视用户体验，同时努力实现从生产原点到用户终端的无缝连接，完成纵向产业一体化的“最后一寸”价值链延伸。
当然，这需要有充足实力，不可盲目模仿。谷歌在尝试创造自己的品牌手机过程中，也屡遭遇挫折，至今仍在探索。
二、独善其身的开放还是审时度势的过渡？
由于一直全面坚守封闭性经营，“苹果”在即时通信和办公套装软件领域里，逐步体现出过分限制第三方软件带来的束缚和损失。于是，一贯封闭的“苹果”在第三方应用软件方面，主动给出了例外。2008年，“苹果”应用软件平台AppStore正式上线，为第三方软件开发者提供销售渠道，也藉此创造了手机软件销售的新模式。此前，在现实的巨大利诱下和高昂的反垄断诉讼威胁下，“苹果”最终在第三方应用软件开发上，选择了有限度的开放。它的限制集中体现在前文提到的不允许修改iPhone操作系统的核心层面，不允许在操作系统中安装任何“苹果”认为质量低劣或与整体设计目标不符的第三方软件等。据2010年底的较新统计数据，目前AppStore上的应用数量已达到30万个。
就在“苹果”的智能手机及第三方软件领域逐渐形成垄断趋势之际，谷歌（Google）的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宣布上市，并同时面向智能手机和平板设备两大市场。与“苹果”的思路恰恰相反，谷歌安卓选择了全面开放，这意味着所有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手机，不会被集成到任何形式的桌面管理程序中去，安卓本身及第三方软件可以在不同品牌的手机上、以不同形式实现自由安装、升级、备份、文件同步、软件管理和云同步。由此，“苹果”与谷歌之间，在合作之余，形成了日渐激烈的竞争格局。出生于互联网的谷歌，在安卓系统上袭承了开放、免费的特性，允许任何移动终端厂商加入到安卓系统联盟，很快吸引了众多第三方软件开发商，2010年底其开放平台上的软件应用量迅速达到10万个。据美国咨询公司Gartner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安卓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年前的3.5%迅速上升至25.5%。安卓系统的出货量甚至超过了“苹果”和黑霉（RIM）。
不过，即使谷歌安卓的优势渐强，由于暂时缺乏这“最后一寸”产业链，使得安卓在拓展进程中常常力不从心，甚至险象环生。
反观“苹果”用“最后一寸”产业链所做的无缝连接，就像是想要把庞大的互联网想方设法地移植，甚至盆栽到封闭的“苹果”园里来，而不是像众多竞争者那样，把自己放养到自由、开阔的互联网田野里去。
然而，开放与封闭总是相对而言。“苹果”有限度的开放，能否实现长久的独善其身，还是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作茧自缚？谷歌的免费与开放是否过度，安卓又能否克服第三方软件带来的病毒丛生和恶意侵权等现实问题？这一系列疑问，需要做更深入的理论分析与探讨。
上述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有待数字化转型的传统媒体或追求数字化生存的新兴媒体来说，意义深远。比如：如何有效推行免费和共享，以化解三网合一中的利益壁垒？如何合理权衡开放与侵权，以促进传统和新兴媒体对于用户行为偏好的智能分析，从而更好地满足不断增长的个性化需求？等等。
三、“苹果”的悖论：利润最大化与价值最大化
现实常常是矛盾的统一体。
笔者以为：过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苹果”，将很难持续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因为数字媒体阵营里的任何成员，其价值最大化的根基，都必须深深扎在社会价值当中，也就是大规模持续提供免费信息服务，创造更多可供公众免费使用的自由资源。比如：免费的信息搜索、邮件传递、文档储存等，然后从中寻找用户愿意付费的有偿服务与盈利市场。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最提倡自由和创新的新媒体，其产业基石是建立在免费经济基础上的合理垄断，而新媒体产业文化的基本特征则是在持续创造并提供自由资源和社会价值的前提下，通过充分共享来实现混沌盈利。
毕竟，基于数字互联网“点对点”双向传播模式的新媒体产业，比较于“点对面”传播的传统媒体，最根本的优势在于：
第一，借助于数字互动网络，新兴媒体大幅降低了信息传播和交易的成本，通过提供大规模的免费使用，创造着社会化的自由资源（Freeresource）或者信息福利。换句话说，新媒体产业在典型的国家和市场意志与作为之外，创造和提供着一种新的公用媒介（Publicusemedia），并打算以人人均享信息传播与接受权利的方式，让社会个体与国家、市场一起，来实现对自由资源的直接管理。此前，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出现大量的自由资源，在经历暴力革命或律法规治之后，最终大都以或委托的方式，部分或全部地交给了国家或市场，而不再由社会个体直接来管理和经营。具体到媒体产业，20世纪初期，无线电波最开始是作为自由资源而存在的，在大量私人电台盛行后，最终因电波频率资源的相对稀缺、产业秩序混乱和国家安全等原因，收为国有，而后又逐步商业化，最终分化为公营和商业电台，私人电台沦为非法。时至今日，人人都可以成为播客(Podcast)，在互联网上拥有自己的数字电台，因为数字网络将原本稀缺的频谱资源，变成了供过于求的非稀缺性资源。
第二，伴随着信息传播成本的大幅降低和信息传受（传播与接受）权利的均享，一种从未大规模存在的可供每个人之间实现即时沟通协商的议事体系由此形成，为直接民主提供了现实可能，这对于现行的代议制间接民主体系给予了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眼下的谷歌（Google）和脸谱（Facebook），正在高校、政府等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成为正式和非正式网络社区“个人偏好”最广泛的聚焦地和意见表达场所。从这个视角上看，谷歌和脸谱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包括埃及、伊朗等多个国家的民主社会运动，一点也不奇怪，甚至有着某种内在必然性。
第三，借助于数字互动网络，新兴媒体拥有了即时了解并汇总社会个体各类需求偏好的潜能，可以持续完善对高度差异化个性需求的满足，前提是将最大多数人纳入到同一个供需体系当中，利用信息产业独特的边际效益递增，有效提升信息生产、传播、反馈、沟通的效率，以产生更大的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大范围、高程度的市场垄断。
目前，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产业的市场份额，已然接近绝对垄断的程度，而这却是“苹果”所难以企及的，因为它不具备帮助每一个独立社会个体充分显示其“个人偏好”，并将其汇总、转化为社会偏好的功能。
据市场研究公司comScore的数据显示，2010年谷歌在欧盟搜索市场上的份额高达90%，而实际上可能达到了95%。在美国本土搜索引擎市场上，谷歌的占有率也高达65%。
尽管谷歌因此正面临来自欧盟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反垄断调查，甚至可能导致搜索引擎产业格局的强制性结构调整或转型，这与早年微软的垄断有几近本质的差异。一方面是因为微软为广大网民提供的免费服务相对较少，创造的社会价值非常有限，而谷歌从成立之初，就一直面向所有网络用户提供大规模免费服务，持续创造着巨大的信息福利，也就是社会价值。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谷歌会把这些社会价值全部转化为经济价值。换句话说，相对于谷歌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其盈利性经营行为并未占据企业行为的主体。如果在反垄断诉讼中将它与唯利是图的微软一视同仁，那么以服务于公众为宗旨，绝对垄断着本国广播、电视产业，同时又深受国民信赖与关爱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和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势必要排在谷歌之前，成为反垄断调查与诉讼的首选对象。
其实，如果谷歌真能兑现“不作恶”的承诺，大多数民众未必不能接受它有着内在技术依据和现实需求的垄断。毕竟，“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社会是针对每一个人而言的，一个将所有人都平等纳入其中，并促进资源自由、优化匹配的信息网络，本质上符合社会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基本利益和发展趋势。
第一，最大限度确保社会价值的创造；
第二，最大限度地保护可供公众免费使用的自由资源，不利于此的任何市场干预或政府干预均有所不宜。
对于很多方面更接近微软而非谷歌或脸谱的“苹果”，笔者想指出：如果继续维持对社会价值创造的漠视，其现有的盈利模式可能难以为继。因为社会价值意味着为民众提供更多的自由资源，不仅可带来有望被广泛接受的合理垄断，而且会产生和积累更多的用户行为依赖、情感依赖和消费依赖，维系着某种价值认同和归宿感，创造出大规模的虚拟国民，他们不会像对待微软那样视之为技术工具，而是会像对待谷歌和脸谱那样，视之为朋友、家人，这才是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价值核心和增值基础。
谷歌安卓的后来居上，也许就是一个现实的预言。只是，这个预言对于一直受惠于“一味逐利”，且现在门庭若市的“苹果”来说，很难起到什么警示作用。
“利润最大化还是价值最大化”的“苹果”悖论，对于数字化转型中的传统媒体和数字化生存中的新媒体，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首先，数字网络生态下的垄断，不一定要靠强力控制；
其次，以社会价值为基础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所带来的利润，往往比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