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以来奉行的经济金融政策失误，墨西哥早在1993年经济金融状况就已经恶化，再加上政局不稳，引起国内外投资者信心丧失，开始出现资本外逃。1994年2月—11月，美国6次提高短期利率，更加剧了国际资本从墨西哥的抽逃。尤其是索罗斯等的对冲基金通过在衍生品市场上抛售墨西哥比索、购买美元，大肆冲击墨西哥汇率。墨西哥*动用外汇储备、大幅提高利率也难以阻止资本外逃。12月19日，墨西哥*被迫改变以往限定比索兑美元汇价上下限的外汇政策，宣布比索兑美元由3.46:1降到4:1，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12月22日，外汇储备近乎枯竭的墨西哥*只得终止对比索买卖的干预，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自此比索一路下跌，至12月27日，比索兑美元已至5.65:1，跌幅高达63%。比索的暴跌同时也促发了股市资本的撤离，1995年1月10日，墨西哥股市下跌了11%。很快，墨西哥这场金融危机冲击到拉美、亚洲和欧美，造成他们的股市随之下跌，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动荡。
2.亚洲金融危机
这场起源于泰国，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泰国为中心的东南亚各国的货币危机(1997年7月—10月中旬)。
1997年2月、3月和5月中旬，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在外汇远期市场、即期市场上大量卖出泰铢、买入美元，打压泰铢现汇，大批资金不断外逃。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泰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当日即贬值20%，泰国货币危机爆发，同时也标志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随后，国际投机者又先后成功攻击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货币，使得起于泰国的货币危机蔓延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和地区。
第二阶段：以香港为中心的具有全球性质的区域性金融危机(1997年10月中旬—11月中旬)。
10月中旬，国际投机者向香港发起了进攻。一方面，索罗斯主攻港元，在外汇远期市场、即期市场上卖出港元、买入美元，以压低港元现汇，逼迫港府为维持现汇而提高利率，造成港币远期汇率下滑，以便投机者们趁机购回外汇远期合约，从中获利。然而，香港政府不仅动用大量外汇储备进入外汇市场积极干预，还提高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以抑制投机行为，使“索罗斯们”在外汇市场上不盈反亏。另一方面，摩根斯坦利借机主攻香港股票指数。他们一边暗中沽空恒生指数期货、期权;一边在市场上抛售现货。10月23日，香港恒生股指暴跌逾10%，摩根斯坦利低价吸入股票并返还股票托管机构，获利35亿港元。
第三阶段：以日韩为中心的进一步深化的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11月中旬—1998年年初)。
韩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外债偿付危机。1997年10月，韩国外债总额已达到1100亿美元，其中2/3为韩国金融机构的对外债务。起亚、双铃等企业资金链断裂，使国内金融机构受企业坏账连累，不仅发生巨亏，且无法举借新债，只得从外汇市场购入大量美元以偿巨额外债，造成韩币贬值，进一步加重外债负担。11月17日，韩国中央银行放弃维持韩元兑美元不低于986：1的努力，韩元兑美元随即下跌到最低点1008.60：1，韩元暴跌旋即刮起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三轮飓风。
同时，日本不惜维持低汇价，以贬值竞争的手法打入欧美市场，获得多年的贸易顺差，引起欧美迫使日元升值，吹起日本经济泡沫。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大量企业亏损倒闭，造成金融机构积下巨额不良资产。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香港股市的剧跌更是促发了风雨飘摇中的日本股市、汇市下跌，加剧了由来已久的银行危机。11月份，三洋、山一证券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恶化了日本的金融动荡，推高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浪潮。
第四阶段：危机的继续恶化和扩展(1998年1月—1998年年底)。
1998年1月，印度尼西亚由于政局不稳引发亚洲金融再次动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为抢购美元而使各自货币降至历史新低，韩国、日本的股市、汇市也接连跳水。6月，日元大幅度贬值，进一步恶化亚洲金融局势，并迅速蔓延，冲击各国汇率，欧美股市也随之暴跌。二、案例分析通过分析这两个案例，可以发现潜伏在金融危机背后的各种深层次原因。
1.经济结构严重失调，泡沫经济过度膨胀
自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墨西哥经济背上了沉重负担。一方面，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增加，出口萎缩，加剧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另一方面，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形成泡沫经济，使整个经济体系变得非常脆弱。而对外依赖程度高、经济基础脆弱的东南亚各国在欧美紧缩市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时，出口下降、贸易赤字扩大，但却没有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大量贷出资金投资房地产及股市，致使泡沫经济过度膨胀，银行呆账、坏账激增。
2.金融体制及监管机制不健全，盲目推动金融自由化
墨西哥1992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外国投资在墨西哥已经十分自由。上世纪80年代末，涌入墨西哥的国际资本由以前的直接投资为主转变为证券投资为主，1993年证券投资占当年墨西哥引入外资的76.8%。而且，这些投资大都追求短期回报率，投机性、流动性很强，一有风吹草动，就随时撤逃。1994年墨西哥经济政治形势动荡以及国际利率提高时，这种抽逃马上上演，再加上墨西哥政府因未完善金融体制及金融监管机制就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而丧失对国内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金融危机不可抑制地全面爆发。
类似的，多数东南亚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起，在金融深化理论影响下开始推行金融自由化。不仅在国内放松金融管制，增批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还放宽对各类金融机构业务的限制，结果造成这些金融机构为了追求高利润而盲目投机，使金融秩序陷于混乱失控之中，成为国际投机者注意的目标。同时，东南亚各国不仅取消对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的限制，还减少对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限制。不仅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助长国内经济泡沫的形成，更为国际游资自由进出、寻机攻击提供了便利。
3.僵硬的汇率制度
从1988年起，墨西哥比索与美元挂钩，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准固定汇率制(即爬行幅度汇率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并吸引外资，墨西哥政府随时入市，用美元储备购买比索，以维持汇率的长期稳定。结果造成比索币值持续高估，削弱了本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促进进口增加，国际收支逆差扩大;严重依赖外资，丧失对货币供给和需求的控制。
1995—1996年间，东南亚各国虽然已陷入经济不景气阶段，但其利率、汇率却因盯住美元而被迫拉动上升，造成这些国家的货币高估。僵化的联系汇率制度潜藏了遭受攻击的风险，东南亚各国此时的情形为国际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国家强力维持联系汇率制，不惜提高利率，无奈外汇储备不足，加之经济结构、金融体制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最后只得放弃努力，货币危机终于爆发。
4.国际投资者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攻击
在发现墨西哥局势不妙、美元利率提高时，众多国际资本通过衍生品市场大举外逃。索罗斯等的对冲基金更是在衍生品市场上抛比索、买美元，大发其财。比索贬值后，参与衍生品交易的墨西哥银行被逼追加保证金，债务急速增长;以对冲基金为主的国际资本继续抛卖比索、抽逃资本，加剧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恶化。
同样，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国际投机者借助金融衍生工具的攻击有着极大的关系。国际投机者运用外汇远期工具，先后冲击泰国泰铢、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并满囊而归;考虑到香港经济基础牢固、金融体制健全，国际投机者采取更为高超巧妙的投机策略，运用外汇远期、股指期货及期权等衍生工具，利用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衍生品市场的联动作用，进攻港元和恒生指数，虽因港府力保汇率而未在外汇市场得逞，却借利率提高、股市下挫之风在股票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
5.韩国和日本的经济金融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日本虽未受到国际投机者的攻击，但两国并未能幸免于难，一方面在于东南亚国家危机的波及作用，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两国的经济金融出了问题：政府行政干预经济金融活动、片面扩张外向型经济、经济泡沫膨胀、银行盲目贷款形成呆账坏账、金融监管脆弱等等，面临着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