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王宫”是海龙囤内最大的建筑群，有闭合垣墙环绕，面积达1.8万平方米，内有建筑30组（F1～F30）。建筑整体坐西南向东北，有清晰的中轴线，并大致形成“三进三路”的格局，自前而后逐级向上抬升，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图一）。文献中又称其为“衙”“衙院”“衙宇”“衙舍”等，知其应为杨氏土司的衙署遗址。虽无具体文献记载，但结合明代典章制度以及现存土司衙署的一般格局，可以推定“新王宫”大致存在治事之所、宴息娱乐之所、礼仪宣教之所等不同功能空间。土司衙署的格局，受到堪舆之术、典章制度、礼仪规范以及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影响。
一、治事之所
治事之所，分布于中轴线及其近旁，包括土司治事之所与吏攒办事之所等。这里是土司通过司法、礼仪、机制、策略与传统等进行权力运作的空间，彰显了严密的空间秩序与政治礼仪，某种意义上是土司统治合法性的政治表达，其整体格局与同一时期的府县衙署和土司衙署并无明显区别。房屋的规制，明代典章制度有明确规定。《明会典·房屋器用等第》记载：
凡房屋，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官员盖造房屋，并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绘画藻井，其楼房不系重檐之列，听从自便。
公侯，前厅七间或五间，两厦九架，造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屋三间五架，门用金漆及兽面摆锡环，家庙三间五架。俱用黑板瓦盖，屋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栱、檐桷用彩色绘饰，窗、枋、柱用金漆或黑油饰。其余廊庑、库厨、从屋等房，从宜盖造，俱不得过五间七架。
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许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桷用青碧绘饰，门屋三间五架，门用绿油及兽面摆锡环。
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桷用青碧绘饰，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摆锡环。
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止用土黄刷饰，正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
一品官房舍，除正厅外，其余房舍许从宜盖造，比正屋制度，务要减小，不许太过，其门窗、户牖并不许用朱红油漆。
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及彩色妆饰。［1］
图一海龙囤“新王宫”遗址平面图
上文对厅堂与正门的开间、进深及其屋面装饰，以及梁、栋、门、檐角的装饰做了细致的规定，依官阶依次递减，秩序井然。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属从三品，按制，其厅堂五间七架，屋脊可用瓦兽，梁栋等装饰色为青碧色，正门三间三架，锡环与黑油装饰。“新王宫”大堂（F22）、二堂（F7）均五间七架。大门（F28）、仪门（F25）均三间三架，但仪门左右另设耳门，前有廊。整体而言，建筑规制与主人身份相符，并未僭越。
二堂（F7）处于中轴线末端，五间七架。因明间有后期供佛用须弥座石台，民间俗称“龙位坪”。其前两厢仅面阔一间，当为连通大堂与二堂的穿堂，从天井左右两侧廊道尽头未见石质踏步看，当有木质楼梯设于两厢内，上抵F7内。广西忻城莫土司衙署的二堂是土司内部议事之所，土司于此处理日常事务。而内乡县衙的二堂，则是知县预审案件及大堂审案时退思、小憩之所。“新王宫”二堂功能应与之相当，乃土司处理内务及休憩之地。
土司杨应龙手书的《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显示，土司不在囤时，由“总管”总理囤上事务，并设“总管厅”，负责“上名、应役”及收缴与发放出入各关的凭证“水帖”。中路既为土司治事之所，则大堂左侧的F19即可能为“总管厅”。F19为一组合院式建筑，由正房、倒座、天井与回廊组成，是通往左路建筑群的中枢，且做工考究，以经打磨的方砖墁地，下铺河沙。前述明代四长官司署中“吏目厅”“幕厅”等辅佐土司工作的吏目治事之所即均设在大堂之左，内乡县衙亦以左为尊。
大堂（F22）右侧的F10，是一组合院式建筑，由两院、正房、倒座和回廊组成，正房有精美石窗装饰，倒座前回廊立有石望柱。正房墙体厚实，仅于左前设单门出入。其内出土骨质戥子、有清晰人工切割痕的鹿角等遗物。
据此推测F10可能为土司储存财物的府库类建筑。《平播全书·破囤塘报》记：六月初六日，明军破囤而入，“随将应龙衙舍府库，合兵围之”［3］。将衙舍与府库并提，府库应在衙署内。有趣的是，F10正房后期曾屡遭盗扰，遗留较多坑穴，地面铺砖均已无存，部分石础与地栿下陷移位。这一情况并不见于其他建筑，或即因其内储有财物故。
大门右前的F29是一组相对独立的合院式建筑，由倒座、两厢和天井组成，偏处“新王宫”垣墙之外、主道近旁。内出石锅圈等遗物。房址所在地，民间俗称“下马磴”，意指人员在此停歇、下马。该俗名与房址位置暗含迎宾、看守之意。毕节大屯土司庄园于其右路前端设有客房，云南武定慕连土司署亦在右路前端设客房，明代府廨的客舍（寅宾馆）亦多置于右前［4］。基于此，F29较可能即客舍。另据《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新王宫”还专设“守衙小童”与“打扫户”，负责衙署看护与卫生，这些人员可能即住在衙署之外的客舍中，实现对衙署“守”与“扫”的日常维护。
据《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囤上另设有总领、把总、提调、总旗、小旗、军士、苗军、驻囤医生、匠作、住持人等。总领大约亦在大堂前六房办事，把总、提调、总旗、军士、苗军等，应驻守于各关隘，如龙凤关设有把总，万安关设提调。匠作负责施工，驻囤医生或主要负责施工人员伤情处理，住持人则居其所主持的庙宇内。“新王宫”后端沿垣墙分布的F5、F6、F15与F16，因地处后关入囤之要冲，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亦当有军士、苗军把守。
二、宴息娱乐之所
宴息娱乐之所，指土司及其家人与吏目在衙署内的居住、宴饮与娱乐的场所。
一般而言，无论府县衙署还是土司衙署，知府、知县与土司宅多位于中轴线后端，少量居于一侧，如甘肃鲁土司衙署中土司宅居左路，朗溪蛮夷长官司署中正长官田氏宅亦在左路。
《平播全书·叙功疏》记载：六月初六日，明军破囤前夕，杨应龙“入卧房将门钉闭，举火烧房，同爱妾周氏、何氏自缢死”，吴广等“至后房，破门寻见酋尸，急出诸烈焰中。须臾，火烧楼房一空”［5］。应龙自缢的“卧房”即后来寻见尸首的“后房”，可见土司卧房居于后端。按衙署前衙后邸的一般布局，审以“新王宫”建筑格局，在中轴线近旁又居其后的，唯有F8一组建筑。这是一组合院式建筑，由三开的正房、两厢、天井与前廊组成，右前有木栈道跨G2与二堂（F7）相接，反映其关联性。F8台基较F7高出约0.3米。当土司于二堂处理完公务后，可便利退居F8内休憩。因此，F8当即前述“后房”与“卧房”，为土司内宅，是其与妻妾的居所。天井内出土石砚台、青铜象棋子（仕）等遗物，表明F8除卧房外，可能还兼有“书房”的功用，即《严禁碑》所谓“但恐亲临本囤，跟随一应人役，书房听点题单，预发龙凤关，查点进出”者。F8内有砖砌灶台1个（Z1），叠于F8正房的地栿石上，靠压的正房檐墙杂乱无序，当为后期遗存。
前述永登鲁土司署、朗溪蛮夷长官司署中，土司宅均居左路，结合内乡县衙除中轴线外“以左为尊”的特点，有理由认为“新王宫”左路的姚家凼一带（F2～F4、F30）应即土司家人的居所。据《平播全书·献俘疏》，应龙有四妻（正妻张氏早年为应龙所杀，次为田氏，再为与其自缢于卧房的何、周二氏）八子（次子可栋早年死于重庆）二孙三女［6］。妻妾与土司共居内宅（F8），其余家人可能即住上述四房内。甚至“姚家凼”一名或系“杨家凼”之讹，意为杨家所住之地。
思南明代四长官司署中，均考虑了“吏舍”，左右不拘。结合“新王宫”格局，六房台基下的东西配房（F26、F27）可能即“吏目”住所。配房呈曲尺形，环六房（F23、F24）与仪门（F25）而建，以其台基为配房后墙，墙上留孔，横梁插于其内。配房于仪门台阶下设对称入口，并各置一砖砌灶台（Z5、Z6），显系生活区。于六房办公的吏目，出仪门即可进入此间，往返便利。
右路中央的F11，系一组纵横交错的“L”形建筑，当地民间俗谓“上马磴”。纵向者四开，左右二列并置；右列稍窄，后端设水池（C11），水源以暗沟引自C1内；左列七架，自北而南第二间内有砖砌灶台（Z3），表明其系生活区。横向者三开，右设门房以通L4（上达右路建筑后端）。结合“上马磴”的俗称，此或系马厩及用人居所，纵向者为居所，横向者为马厩。
右路后端有C1、F1与F12，前有L4与之连通。F1五间三架，与二堂（F7）并列，东设门房与L4通，东梢间内横置巨石一方。1999年试掘时，曾于此获围棋子数枚。F1北接C1，池底墁石，后置加工规整的巨石为影壁，做工考究。水尤清冽，至今不涸，又以暗沟引往C11内饮用。池西与二堂（F7）之间形成小型庭院（设门出入），院与池相接一侧垒有砖墙，墙头拐角处以合角吻装饰。池东的F12建于基岩之上，三间三架，但开间狭小，当系亭榭建筑。结合景观与所出遗物，这里当系一处宴游之地，扮演着后花园的角色。F1台基较F7低约0.15米，可惜据目前所遗残痕无法判断F1与二堂（F7）之间是否有路相通，从二堂（F7）可与左侧卧房（F8）相通看，亦应有路通向与F8大致呈对称分布的F1（并C1）。如此，土司公务之余便可退居其间宴饮游乐，亦可为其在紧急情况下从二堂逃逸提供方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左路后端的F18，这是一组四合院式建筑，由五间七架的正房与倒座（亦不排除中央三间打通呈明五暗三格局的可能）、三间三架的左右两厢、中央天井及其四周廊道组成。与衙署内其余建筑天井下沉为池状不同，F18中央天井向上凸起，台面高出周围建筑的室内地面15～25厘米，四周设排水沟。特殊的结构表明天井可能有着特殊的用途，或系一处仪式展演与戏曲表演的舞台，向上凸起的天井便于观者环坐四周观瞻。
而在土司辖境的特定空间进行仪式的展演以达教化之功，播州城有农历七月十二的“迎赛壁山土主”仪式，文庙前大街似是展演的主要场所，每年依例进行。活动中，播州军民“装扮义夫节妇过”，既喧嚣又严肃。前述来播体勘的三位明政府官员因在文庙仪门下坐看，又欲饮酒，“殊失表率之道”而受责罚［9］。这实际上是一场祭祀壁山神赵延之的活动，除求得“雨旸应祷”的心理慰藉外，还是一个宣扬教化的重要场域。以戏台为载体，通过仪式的展演和戏曲的表演，既可娱神又可娱人。云南南甸宣抚司署的左路建筑中即有戏楼的设置。清容美土司境内司治及各行署多设戏台，土司田九峰还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延请戏曲作家顾彩客居土辖境。如其宣慰司治衙署大堂之后的楼中设戏厅，行署平山爵府的关公庙前亦设戏楼，关公诞辰日（农历五月十三日）还“演戏于细柳城之庙楼”，并大会宾客，又“具朝服设祭”，乡民有百里来会者［10］。在关公庙前设戏楼，以及细柳城庙楼的戏剧表演，人神皆娱。衙署内设戏台，既是土司个性的表达，又是娱乐与教化的需要。
鉴于“新王宫”内F18天井高耸的特殊结构，加以处在家庙（F17）近旁的特殊空间，参之前例并结合播州戏曲之风颇盛的历史背景，其为戏楼的可能性较大。惜乎未进行全面揭示而取得更多的证据，故以上推测是否正确，尚留待未来的田野工作予以检视。
三、礼仪宣教之所：兼说杨氏家庙
据《杨文神道碑》，杨文主播时，为先父杨价请命于朝，宋廷“赐庙忠显”。是价先受赐（杨文于1265年辞世），而粲后赐（1268）。《杨铿墓志铭》称其祖“有封公、封侯伯者，有赐庙、赐食封者”，将“赐庙”与封公侯并置，可见所谓“赐庙忠烈”或“赐庙忠显”与杨文自己“谥崇德”一样，乃朝廷于其死后所赐美名，而非专为其另建祖庙。《忠烈庙碑》即径称“锡今庙号”（忠烈），明确其系“庙号”，与“谥号”相类。《杨粲墓志铭》称粲“建家庙，以祀五世”，而端为始祖“百世不迁，余则有夹室以奉祧主”，则“五世”当为始祖、高祖、曾祖、祖、父，各置其神主（牌位）或遗像于家庙中。
杨粲兴建家庙，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宗法之制，虽在商周即已流行，但随科举制的推行，于唐代出现衰落的迹象。宋初，官员并无家庙，四时祭祀只在住宅内举行。12世纪初，宋徽宗“徇流俗之情”，允许节度使以上官僚祭五世祖先，文武升朝官祭三世，其余小官和士庶人许祭二世，庙址设在私宅内的左面，或住宅外侧。家庙于是开始流行。理学家程颐（1033～1107）并不够祭五世祖的条件，却私自实行，民间僭越之举亦很普遍［20］。13世纪初主播的杨粲生前官至忠州防御使，按制亦不能祀五世，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建家庙而祀五世。
土司于衙署内建家庙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永登鲁土司祖先堂设于衙署中轴线后端，忻城莫土司祠堂设于右路，大屯土司庄园余氏宗祠设于左路，武定慕连土司祖宗堂在中轴线末端，其前为左右两厢，分别为用人房与祭祀用厨房。而这种现象则断不可出现于府州县等流官衙署中，在于流官有任期而土司世守其土。文献记载显示其家即其衙，家衙一体，这也构成了土司衙署的一个鲜明特点。
土司通过始祖追认与祖先祭祀强化其内部认同，通过中央政权所赋予的职衔强化其政治权威，表现在衙署的格局上就是对两种礼仪性建筑的彰显：一是中轴线上的政治性礼仪建筑，与朝廷的要求保持一致，反映了土司的国家认同；二是宗族性礼仪建筑，将家庙置于衙署十分显著的位置上，强化宗法意识而实现家衙一体的衙署布局。两组建筑，遂成土司合法性的政治与血缘表达。由此，便可理解为何土司普遍将家庙建于衙署之内，而“新王宫”内F17应即杨氏家庙。
四、结语
注释：
［1］（明）申时行重修，（民国）王云五总编纂：《明会典》卷六二《礼部二十·房屋器用等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79、1580页。
［2］（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3］（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七《破囤塘报》，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57页。类似记载亦见于（明）栖真斋名衢逸狂演义：《征播奏捷传》第四十二回：杨应龙见大势已去，“乃令军士开各库藏，取出金银珍宝，罗缎细帛等物，分散众将”，遵义县文化体育局、遵义县文物管理所点校本，2004年，第186页。
［4］王贵祥等著：《中国古代建筑基址规模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07～109页。
［5］（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五《叙功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6］（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四《献俘疏》、卷五《叙功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25～126、150页。
［7］李飞：《宴会、戏台与影堂：墓葬中的生死》，《当代贵州》2017年第46期。
［8］（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4、74、90页。
［9］（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65页。
［10］（清）顾彩著，高润身等注释：《容美纪游注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7、45、59、78页。
［11］（宋）朱熹：《家礼》卷一《通礼》，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75、876页。
［12］（正德）《明会典》卷八八《礼部四十七·祭祀九》“品官家庙”与“祠堂制度”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24页。
［13］（宋）朱熹：《家礼》卷一《通礼》，第917页。李飞：《夷夏之间：播州杨氏羁縻·土司墓葬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27～129页。
［14］《忠烈庙碑》载（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一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2页。
《杨粲墓志铭》参见谭用中：《杨粲墓及其出土碑志考》，《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杨氏墓志铭文参见李飞：《夷夏之间：播州杨氏羁縻·土司墓葬研究》附录一“播州杨氏出土与传世文献选录”，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348～350页。
［16］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
［17］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第77～94页。
［18］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19］（清）郑珍、莫友芝编纂：《遵义府志》卷二《建置》、卷三一《土官》，巴蜀书社，2013年，第30、603～610页。
［20］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5～57页。
［21］（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94页。
［22］孙伟杰：《“籍系星宿，命在天曹”：道教星辰司命信仰研究》，《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2卷第1期。
［2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志第一·天文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3页。
［24］（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79页。
［25］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5～146页。
［26］（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27］（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