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轩发布电视讲话，悬赏五万元征求线索。
指挥部要求立下军令状，谁查漏了谁的装备。
11号尸体头部发现弹道重合。
确定无名尸为犯罪分子之一，并非毫无阻力。尽管南山矿大规模的清查排除了11号尸体为矿上职工的可能，尽管至今尚未有任何人前来认尸，却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尸体是犯罪团伙遗留下的。因此，部分同志认为，结论下得过早，这种结论一旦形成，就会极大地影响到侦查方向、范围和重点，一旦搞错，后果会是严重的。
指挥部经过再三考虑，仍然坚持了定下了结论。闫自忠表态说，现在不是等着有直接证据来证明无名尸是否为罪犯，而是要通过确定无名尸是罪犯来寻找新的证据，证明无名尸是谁。在这一点上不能够再含糊，再含糊就等于放弃战机。他这样说了，反对意见便沉寂下来。指挥部很快通过一项决议，立刻由何局长出面通过新闻媒介向全市人民公开发出通告，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根据通告中提供的犯罪分子的特征积极寻找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案。
“这样公布出去，会不会使犯罪分子摸清我们的底牌？会场上有人提出疑问。”
“摸清就摸清，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告诉他们底牌，也告诉他们我们破案的决心，在群众中发动起强大的声势，会对他们产生严重的压力，迫使他们不敢乱动，也可能迫使他们沉不住气露出马脚，还是有利的面大。群众发动起来了，又可以公开地组织大规模的摸排，这些都是势在必行！”
征求大家意见时，有人发问：“如果说无名尸是罪犯，那这伙人为什么要把自己人打死？”人们把目光转向闫自忠。显然，对罪犯包括不包括烧焦的那个人，大家心里仍有疑惑。
闫自忠还未开口，椭圆形会议桌南侧靠尽头处响起一个清晰厚润的声音：“我看有两种可能，第一种，这个罪犯被我保干击中，不能再离开现场，其他犯罪成员只好把他击毙，为了灭口；第二种，作案时团伙成员之间发生内讧，都拿着枪，于是火并。我更倾向第一种可能。”
发言的是王春林，看来他早琢磨过这个问题。设疑者并不信服：“第二种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伙人不是一般人，计划周密、行动迅速，组织得很好，有什么事能使他们临时内讧呢？是内讧的人就走不到这一步！再说，以当时的情况，危急之中，再来四个人都不多，哪还顾得上火并？第一种可能也说不通，身上没有枪眼，怎么被保干击中？两枪都是猎枪打的，清清楚楚。”
王春林移动了一下富泰的身体，毫不退缩：“我也不认为这两种可能现在都能得到解释，有些事情我们还搞不清，可是关键是我们现在排除了无名尸不是罪犯可能，就要去具体设想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有没有误伤的可能？”兴安分局副局长小心翼翼地插话。“这两枪都是正面打出的，脸对脸，怎么会有误伤？”有人挑了个头，会场上的议论就丰富起来，邻座之间有的低语，有的点头，私下达成不少共识。闫自忠看了何局长一眼，何文轩朝他点点头，意思是请他继续说。会场上的人都自觉地住了口，等着上级代表发话。
他手里的一支烟一直在手里捻着，把话说完，才送进嘴里点燃，吐出一股烟雾。一年半后，闫自忠由于身体状况把烟戒了。他的这番话再没有引起争议。接着便是委托专人起草通告和重新部署警力。强调多警种协同作战，立足鹤岗，以南山区、工农区和南山矿为重点，以南山的六号地区、工农区的文化派出所管片内和南山矿北楼为重中之重、以无名尸为突破口，全面开展侦查破案工作。徐新民副局长负责路面和堵卡工作，李洪杰副局长负责南山分局和收审站的工作，常士梅副局长负责经企内部工作，矿山公安处陈处长负责南山矿工作，吕志锟副局长协助何局长负责全面工作，闫处长则集中所有情况。
有人问道：“摸出来有‘现行’的‘刀枪炮’和其它人员怎么办？”何局长回答：“抓起来！这次肯定要抓一大批，收审站可能要住满。”
闫处长则说：“抓起来有好处。一来澄清社会面，二来叫他们提供线索、戴罪立功。特别是无名尸相片，要多印一些，让看押人员逐个辨认，看有没有认得出来的。立功者受奖，兑现政策！”
又转向收审所长张良春：“你那里怎么样？张所长。”张良春四方脸，浓重的眉毛，络腮胡刮得精光，乌发天生有卷曲，略加修饰便呈大波浪型，风度是有的。他点点头说：“没问题。”他说了没问题就是没问题。
关于案情，他宣布说：“四名犯罪分子驾驶一台北京吉普车、手持五连发猎枪闯入南山矿保卫科，开枪打死、打伤多人、抢走‘五四式’手枪三支并爆炸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经警的英勇反击下，罪犯分子丢下一具尸体弃车逃跑。”这里没有提到南山矿伤亡的具体数字，但是初次公布了罪犯为四名，其中一个被打死，尸体留存现场。
他代表公安方面表示了破案决心，用语坚定而不留余地：“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省政府、省公安厅以及市委、市政府、矿务局的领导对此案极为重视，多次指示：不管下多大力气，一定要破获此案。”
何文轩使用了“人民战争”这样的字眼，号召广大市民为破案献计献策，提供线索，并通报了犯罪分子的有关情况：“现场遗留的一具罪犯尸体，年龄为24-25岁，身高1.73米，体态适中，前数右上侧第三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上身穿烟色皮夹克，下身内穿一条黄色秋裤；另一名犯罪分子身高1.70米左右，圆脸，皮肤较白、眼睛中等大小，身着带领花的警式服装、戴一顶有帽徽的毡绒警帽。又一名犯罪分子男扮女装，头带假发套。”
“对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给予人民币五万元以上的重奖。”
关于悬赏的额度，会议上曾经引起一阵小小的争执。坦率讲，公安经费十分有限、甚至可怜、全国警察平均每人每年只拨给人头费6800元，而实际支出至少在2万元
以上。此次破案耗费的财力也很惊人，因此有人主张奖金以3万元为限。但另有些人反对，理由很简单：现在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公共汽车上眼看着别的乘客被强奸置若罔闻的都有，钱跟不上怎么行？现在的人就认钱，钱多了就等于警察多了，何愁不破案？有的甚至主张开到10万元，索性多花点，真正算起来也合适，早一天破案，节省多少钱？更何况社会效益远不是经济核算能衡量的。对于唯金钱论的观点更多的同志表示反对，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是有正义感的，不会只为钱提供线索，当然也应该承认，现在社会风气有些问题，有些人顾虑多，适当地要给些奖励，那是少数人的问题。
持前一种意见兵立刻问：“如果掌握线索的刚好是这种人怎么办？”这么问不是没有根据。在鹤岗发生的另一起大案中，3名犯罪分子凌晨推着一台抢劫到的“老爷车”在大路上走，东张西望，行迹可疑，恰遇见2名刑警，遭到盘查。其中1名犯罪分子突然开枪，当场打死1名刑警，打伤另1名刑警，抢劫到手枪2支，子弹数十发。又将受伤的刑警砸死，把两人的尸体拖拉20多米扔进“马葫芦”中，“老爷车”推到300米远的居民楼院内隐藏。又再次返回现场，在手电照明下用破衣服擦拭和掩埋现场血迹，捡走弹壳，然后逃走。
那是夏天，路旁的住宅区居民楼上都开着窗户，夜里睡觉不关。犯罪分子从开枪到破坏现场在楼下足足干了1个小时。居民楼上肯定有人被枪声惊醒和扒窗户看到一些过程。警方多次派人到各楼了解，反复做工作，言谈话语里猜到有的人知情，但就是挖不出东西来。谈到最后，知情人提到自己家庭困难，孩子连学费都交不起，只好辍学，民警才明白了，开始讲价钱，经过讨价还价，获得了目击者证词，为破案创造了条件。所以在悬赏问题上引起争执不是小题大做。10万是肯定拿不出来的，根据鹤岗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状况，5万元也许是个合适的数字。最后上报到市里，市委书记仲永祥、市长冯悦华亲自作了指示，同意由市里筹措这笔经费，争论才平息下来。事后证明，这5万元起了作用。
何局长在电视讲话里还严厉地告诫犯罪分子家属，要放下包袱，大义灭亲，主动到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讲明情况。已知情况拒不交出罪犯或为其提供钱财住所的，一经查出，将以包庇罪、窝藏罪追究法律责任。凡主动讲明情况，为侦破案件提供线索的，是以实际行动挽救已走向毁灭边缘的亲人，为破案立功。警方将按照规定给予严格保密，保护报案者的人身安全，同时奖励人民币五万元。讲话的最后部分直接以犯罪分子为对象，正告他们必须主动投案自首：“你们在现场及逃跑时留下了大量的犯罪痕迹物证，这些痕迹物证为我们侦查此案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因此，我们说破获此案是必然的。”何局长重申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保证只要坦白自首，“一定按照国家法律，给予宽大处理。”
警察的素质各有不同，这一点闫自忠最担心。犯罪形势变了，犯罪分子的素质不断提高，手法日益狡猾，相对地、警察队伍的一般素质却提高得没有这般快。有的警察不适应新形势，仍习惯于过去一套作法；有的不敬业，不甘清贫，不安于本职工作或把心思用到职外“创收”上去，谈不上钻研业务。这个反差是承受不起的。
凡闫自忠经手的案子，90年代以来，他想不出有哪一起未因个别警察不称职而放过犯罪分子的，即便最后破案。在摸查撒下去这样多的警察，难免有人失职，若放到重要位置，可能使全局功亏一篑。使绝大部分民警的工作劳而无功。何局长也颇有同感。在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他的纪律、这次要求各级领导直至普通警察层层立下军令状：哪个地方摸漏了领导负责，谁摸漏了扒谁的装！当警察的，苦滋味最在这种时候。真要扒谁的装，闫自忠也是于心不忍。
在密山当公安局长的时候，一位老警察因为摸漏了一家“锁头户”挨了大过处分。他来找闫自忠说情时眼泪都下来了，因为他马上就要退休，实在不愿意干了一辈子背个处分离开警察队伍。闫自忠心里也很难过，又不能松口，那种滋味也不好受。当刑警的不容易，正派人，挣两壶醋钱，和救济金差不多，担的责任又大，冒生命危险，图什么呢？有时想起来也心酸。他知道有个刑警，年轻的他与罪犯格斗时负了重伤，由此半身瘫痪，靠老婆端屎端尿。老婆不错，一直忍着，忍了十八年，到十八年头上到底忍不住，哭着和他离了婚。刑警不容易，刑警家属就容易吗？说来说去闫自忠还是痛恨犯罪分子，犯罪分子已由逃避型转为对抗型，于是将刑警置在疲于应付和危机四伏的境地。想深些他更痛恨的是犯罪，制止犯罪要比制止犯罪分子更难，是什么在诱发犯罪像瘟疫一样地蔓延呢？
他站在楼上的窗前，俯瞰着街上稀疏的行人：他们每一个都很普通，穿着类似的衣服。人群中有一个戴护耳的比别人走得快些，还朝这边望了望，他的样子也很变通，但他会不会是犯罪分子呢？犯罪分子表面看与常人无异。闫自忠对自己一瞬间的离奇想法感到可笑，他向自己解释说：这不过是怀疑许多人有犯罪的动机。
王克立没有参加会上的争执，但争执的内容他句句听在心里。作为局里的同事，同级别的工作组成员，闫自忠显然回避直接对他下达指示之类的意见，也信任他的的工作能力。但他总感觉到闫自忠的眼光里对他还有所期待，这是不必明说的。在刑技方面，无论闫还是何都对他百分之百地尊重，当指挥部确定11号尸体为罪犯之一时，他完全明白了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这一点在排除11号尸体不是南山矿职工之前不大容易想到，一旦排除，他便突然想到了。
当会上提出这名罪犯死因的两种可能时，他几乎要脱口说出：还有第四种的可能！他没有说出口，他是个严谨的技术工作者，不喜欢像侦查人员那样在得到事实之前大胆推测，即使在得到事实之后，他也习惯于恪守事实，不发挥想象。技术人员的想象力有时是有害的。王克立翻阅过海林大案的案卷。在海林系列案件中，有一起石河乡派出所所长丁国春及妻子被人杀死在家中，丁被“五四式”手枪击中头部，枪被抢走。公安分析案情时，初步形成熟人作案的意见，丁的外甥侯松柏受到审查。技术人员对侯进行铜离子检验时，发现侯身上有阳性反应，手及衣袖上的反应不仅量大且有方向性，加之侯的右手汗毛比左手的短，就作出了侯的手及衣袖上留有大量碎铜屑，系近期击发枪支所致的鉴定，出具了刑事技术鉴定书。又查明侯在发案前几天没有接触过任何枪支，更没有打过枪，侦查部门便根据鉴定把调查工作全部转向侯松柏，酿成了一起错案。
照王克立看，该案中技术人员就是想象力过盛造成失误。不过今天侦察人员的想象力却启发了他的思路。他立刻叫上吴印达、伦江等人同去富力医院。在车上，伦江问他到底有什么想法。王克立扶正眼镜，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人确定，无名尸主是保干打死的，以后犯罪同伙又在他身上用猎枪补了两枪，但检验时发现保干的手枪弹壳，那是出了什么问题？”两个人想了想，伦江说：“我知道有人这样推论过，可是这种推论也许不正确。”“不，我说的是：假设这种推论是正确的。”
吴印达诧异地睁大眼睛：“你是指”王克立点点头。吴印达忽然感到了一些紧张。11号尸体仰躺在一座近似台球台的解剖台上，双腿分开直挺，两只小臂向上弯曲着已再放不下来。两手前勾，姿势像猴类。惨白的月光从窗外照射进来，为黑黝黝的尸身打上一条轮廓光。猛开灯，看到这具残缺不全的人身，王克立感到一阵恶心。
没有确定此人是罪犯之前，王克立只能把他视为受害者，现在确定下来，眼前那副本来就令人恐怖的面目顿时变得狰狞起来。头颅后顶部开放性的创口在脑壳上炸开一个洞，留下齿形的创面，像西瓜摔掉了一块。这是右颊部一枪左眼部一枪共同形成的，脑组织里已用镊子夹出许多铅粒。三个人静静立在尸体面前，同时盯住枪创部位。
王克立不是法医，他的专业是痕迹，但对法医方面并非一窍不通。猎枪属霰弹枪，每次射出的弹丸数量很多，射击后散开的面积大，损伤的范围大，命中率高，但射程短，大多数弹丸不能穿过人体，只造成盲管创。无名尸头上右颊部和眼部的创口都很大，边缘不整齐。看来射击的距离较近，形成了贯穿创。
“如果只中一枪，弹道能贯穿吗？”他问。吴印达回答：“不太容易，一般只有少数情况下，比较大的单个弹丸能贯穿。现在是打了两枪，虽然角度不同，但出口一致。所以头顶打崩了，另外，我估计这种猎枪经过了改制。”“有没有可能发现第三枪？”“我也在想。”吴印达思索着，“如果有这一枪，弹道又完全重合，那么可能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一枪应该是手枪打的，很容易击穿头部，射入口和射出口的圆孔会比较清晰易辨。但如果再跟上一枪，用霰弹打，弹孔和弹道就全破坏了，发现原来的弹道只能凭运气。”
“那就看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脑组织可能要全部取出”。
“取出吧。”
吴印达和伦江戴上手套，开始操作。他们检查得很仔细，一点一点地辨认。王克立负责给他们打下手、递器械。偶尔他也看一眼尸主龇牙咧嘴的面容，想象着他被击中第一枪和第二枪的感觉，那是他生命中最后感觉。这人先想到的是死还是悔呢？相信他在神志尚清醒时不会再想到钱，尽管他是为钱献出了一切。
王克立经济上也不宽裕，不过，和罪犯抛下的躯体打交道打多了，渐渐地开始把许多事都看谈了。一个人曾经生存过，后来又消失了，在这中间能留下什么痕迹呢？检验工作进行得极其艰苦、耗时，如果不是预先有种信念甚至是结论支撑着，尝试随时可能被放弃。2个小时过后，伦江指着一处地方给吴印达看，吴印达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两个人讨论了一阵。“在这里。”吴印达放下镊子。“什么？”王克立问。伦江用一根细通条拨动软组织给王克立看中，用语言说明软组织上留下了一小段手枪子弹的弹道，仅仅是一小段，但由于弹头的旋转，仍然留下光滑的孔道。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留下这一小段手枪弹道，吴印达和伦江也说不清。也许弹头在体内受到骨的阻抗，曾稍微改变了方向。对这一点再无人能判别，成为一个谜。不管怎么说，尸主先前最先受到的是手枪的一击，已经找到证据。手枪弹头最先贯穿了头颅，不知飞到何处，也许被罪犯拾走了。
闫自忠和何文轩闻讯立即赶到了医院，向3人表示祝贺和感谢，他们心中的石头落了地。1月28日晚间南山矿北楼枪战中发生的一幕得到了解释。首先是保干击中了这名罪犯，这一枪打在右颊。他并未当场毙命，可是同伙们弄不走他，或者根本不想弄走他，就朝他脸上补枪，一枪在右颊，一枪补在左眼。补在右颊的一枪耐人寻味。无疑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几乎彻底破坏了手枪弹道，使公安的侦查陷入迷津。这些人居然有这样丰富的经验，使闫自忠暗自赞叹。
他知道，大凡系列作案又多次漏网的罪犯都不是寻常人，这些人做警察，可能是很出色的警察，做了罪犯，就需要最出色的警察去对付。
“将来破案，第一功应该给打中这个罪犯的保干。”闫自忠说道。使罪犯遗留下一具尸体，成为破案中最大的线索，功劳确实难以低估。是哪个保干立下这一功呢？只有保干有条件，一个是保卫科长姜生奎，一个是大个子保干张永华。是他们两个最先冲出金库，持手枪与犯罪分子交火，并把犯罪分子堵在屋里。这个人不应该是姜生奎，虽然他说明他击中了一名歹徒，但据他描述这名歹徒留披肩发，是从走廊另一头奔袭过来的，他们只在走廊里对射，姜生奎没有冲到过会议室门口。唯一能射中这名罪犯的只能是张永华，他冲在最前面而且越过会议室门口向里面打枪，只有从他的角度能够看清值班室里的罪犯并把对方打倒在地。他自己壮烈牺牲。他倒在门前，后来，进入现场的人们只知道他是受害者之一，从现在起他已经是烈士了。
经“1.28”专案领导小组的两位组长、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鸿翔和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倪忠勤的提议，鹤岗市委常委讨论通过，一个月后，南山矿为张永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正式授予他烈士称号。
犯罪分子被当场击毙，同伙马上想到了奇招来掩盖这一事实，这伙人真的是相当狡猾！
李洪杰、吕志锟看出第3枪打得蹊跷，王春林联想“1.25”大案罪犯特征。
想抢工资款的不止一伙人。
鹤岗市的一切工作仍需正常进行，迫在眉睫的是，2月15日将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在“1.28”大案的阴云笼罩之下，召开这样的大会，气氛可想而知。谁也不能阻止代表们在整个会议期间对恐怖的案情议论纷纷，尖锐地向市政府提出质疑。而市政府向全市人民所作的有关四年来全市各方面的总结，也将遇到代表们的冷漠、缺乏信任感的看待。至于选举的效果如何，更无法事先预料。关于大会是否按原定日期举行的问题，市人大常委会请示了省人大常委会，并征求了市委的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和市委都认为会议应该如期举行，于是，筹备工作便正式启动了。
所有领导都没有忘记重复一点：此案必须在近期破获。所谓“近期”，按理解不应超过一个半月。何局长和闫自忠又组织了两次现场研讨，研究无名尸究竟属于哪一路子人。尸身下遗留的残片也都摆在了解剖台上。王克立一一介绍了残片：棕色仿羊皮残片，底边54厘米、长41厘米。中间夹白色睛纶棉絮，套黑色绸面。领口为棕色仿羊毛棉领，毛长1厘米，残片34X7厘米。草绿色毛衣残片，底边长31厘米。红、黑条相间色“的确良”衬衣片三条，宽5-31厘米。黑皮带宽2.5厘米、长8.5厘米。藏蓝色“的卡”外裤残片，后裤腰中段双绊带。草黄色军绒裤残片，上沿13厘米，内存松紧带32X37厘米。在摸排工作中，这些衣着特征已列入调查内容，但直接凭衣物识别对象不大容易，衣物残留往往是作为辅证发挥作用。
“这些东西的新旧程度怎么样？”闫自忠问。王克立回答：“皮夹克和套裤很新，几乎没有什么磨损程度。绒裤很旧，起码使用过5年以上。”
闫自忠沉吟：“就是说，这个人不富裕。外衣外裤是专为作案买的，买的也是便宜货。这伙人经济上困窘，急于弄大钱是可信的。”何局长说：“在市里，这种打扮的人也不少。”
闫自忠环顾了一下大家，语调缓慢地说：“现在已经有好几点证明这伙人作案手法不一般：第一，案前精心策划，周密准备，掌握内部信息准确；第二，配合默契，指挥得当；第三，焚尸弃车，临危不乱；第四，尽量消除现场痕迹。所以，说他们是第一次作案，恐怕难以解释。张厅长指示我们要多从并案上考虑，这也是侦查的一个方面。大家不妨认真回忆一下，有没有值得参考的东西，即使现在用不上，将来侦破后也会有用。都看过去年海林系列大案的通报吧？并案在那起案件的侦破中起了重要作用。”
张副厅长和闫自忠都经历过海林大案，所以对并案较为敏感。闫自忠甚至认为，“1.28”大案可能只是鹤岗发生的系列大案中的一起，系列大案一般是以谋财为动机，而现在想发财的人都想发大财，不以抢几万、几十万为限，必然一发而不可收。
同时，通过并案也获得了更多的犯罪痕迹物证。如1993年“5.12”牡市郊区佟胜军被杀现场遗留的左手
拇指指纹，1993年“10.23”牡市东安区张怀成夫妇被杀抢走的警式风衣、“傻瓜”照相机和两件“凯撒”牌男女皮夹克。另外，警方考虑到，6起系列案件的第一起是柴河赵伟石被杀，6起案件中5起被害对象是柴河人，目前犯罪分子的逃跑方向又包括柴河，因此准确地将柴河划定为中心侦查范围，突出加强了柴河工作的力度，终于顺利破案。
“不过，海林大案和这个案子还是有不同，”一位分局长犹豫片刻说：“海林的案子，罪犯用了抢来的枪支，可以说枪一响就暴露了，并案是必然的。我们这个案子，打了那么多枪，没有一支有档可。”
“这说明了罪犯的狡猾，”闫自忠立刻接上：“我猜想过，罪犯4个人，面对十几个保卫人员，现场只留下2支猎枪的痕迹，难道会有2个人赤手空拳闯进大楼吗？似乎不可思议。是不是存在有用枪不开枪的情况呢？海林大案中，张四维、王成岩抢了枪后一直也是坚持不开枪的，只是万不得已才开了枪。另外，并案不是局限于枪，任何方面都可以并案。”
他指了指解剖台上的衣物残片：“从这些东西上看，这伙人还比较穷，没有抢到过什么大宗的财物，所以才急，才铤而走险，但我不相信他们从来没抢过，总是越干胆越大。没杀过人的，第一次不敢杀这么多人，没抢过的，第一次不敢抢这么大的，一般如此。”
又议论了一阵，看看一时大家还得不到新的启示，闫自忠便与何局长商议，准备暂时体会，把问题留给大家回去思考，同时派专人研究这方面工作。
正这时，市局副局长李洪杰忽然说他有个想法。他指着无名尸头部左眼上的枪洞，疑问道：“这一枪是怎么回事？”众人都盯住他手指的地方。闫自忠被吸引住，鼓励道：“你说吧！”
李洪杰清清嗓子：“刚才我在想，这个人一共中了3枪，第一枪是保干打中的，打在右颊，第二枪、第三枪都是同伙打的，为了灭口，那么哪一枪是第二枪，哪一枪是第三枪”
“我很同意闫处长的分析，右颊上这一枪有双重作用，既为灭口，也为灭迹，这是非常高明的一枪。不过，添了这一枪，足以毙命，为什么还要打第三枪？”
“好！这问题提得好！”稍一思忖，闫自忠就露出满脸赞许：“你是说，打在眼部的是第三枪？”“这倒不一定。”
李洪杰犹疑：“我是说，第三枪如果打在眼部，就显得没必要，更合理的解释是第二枪打在眼部，当时毙命，第三枪打右颊纯粹为了灭迹。”
“那有什么区别呢？”有人问。闫自忠摇摇头，精神集中在尸体头部。
“有区别。李局长说得很对，这里面有一枪显得多余。”
他转回头问王克立：“你看有两枪是不是够了？”王克立点头：“按照位置，足够了。”
又转向李洪杰：“你继续说。”李洪杰表示，他还要再想清楚些。
“我明白李局长的意思，他是说，打在眼部这一枪或者不近情理，或者多余。”站在李洪杰身旁的副局长吕志辊在众人的沉默中表态。
“你怎么想？”何局长问。吕志辊双眉紧蹙：“假如为了补枪，不是为了报复，这一枪对准眼睛打显得过于残忍－－他们毕竟是同伙，据我所知，这些人都是铁哥们儿，不然干不了大事。距离这样近，照哪里打都行，又何必打在眼睛上？相反，第二枪打在右颊原来的弹道上倒比较合情理，也容易符合同伙当时的心理。”
闫自忠连连点头，觉得大家开始想得深入一些，这正是他所期待的。
“其他同志有什么看法？”何局长问。于是又有几个人相继发言，有的认为当时的情况会很复杂，有些事带有偶然性，得不出合理的解释。此外，这些人心毒手狠，早已失去常人的人性，单用情理解释可能会陷入迷途，但都赞成不必打两枪。
经过一阵争议，闫自忠表态说：“我认为，李局长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确定这个人是罪犯以后，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来了，这是一条线索。吕局长从情理上分析了眼部的一枪，也很有价值。当然其他有的同志说得也不错，不能光从一般情理上解剖犯罪，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一枪的实际情况，但是，我又认为吕局长能够从情理上剖析作案人心理是很值得提倡的。和我们打交道的，是罪犯还是人？既是罪犯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有些案子的某些环节，不通过人的心理分析就无法破案的。我举个例子。”
“部里乌国庆同志曾经到我们省讲过一次话，他举了个例子。有那么一个案子，罪犯把一个女的衣服剥光了，脑袋砍掉了，肚子豁开了，扔在野地里。还在女的阴部放了一把油菜籽。勘查现场时大家就研究，这个人怎么这么狠，为什么要放这个东西呢？反映犯罪分子什么心理呢？当时认为，这些油菜籽可能是为了给女的遮羞的。什么才能产生这种心理呢？只有亲属。最后破了案，作案的是她公公。”
“这个例子很使我受启发。现在的作案有两种，一种是气质性犯罪，一种是社会性犯罪，照我看，抢劫案大都属于后者，作这种案的人有正常的人性，只不过欲望比一般人强烈，思想有偏差，更缺乏耐心和容易冲动，未必在其它方面完全缺乏人性。就像志锟同志讲的，没有内部的人情他们怎么可能作这么大的案子？都说东北人大案多，四川大案多，东北人和四川人都有结伙的条件，都讲义气，这是作大案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可以想想，当时这个人被保干打中，打在右颊上，但是没有死，可能躺在地上喘气。这一枪从右颊射穿头顶，已中要害，死不死只是早晚的事。于是需要同伙来补枪。补枪应该是经过同伙商量的，尤其是补两枪。那么，补在哪里别人也看得见。从情理上讲，打在眼睛上是不合适的，对别人也是个刺激，除非有特别的理由。”闫自忠顿住了。
“你是说，眼部有特征？”何局长问。闫自忠点点头：“这只是个猜测。应该说右颊这一枪补得是很精心的，左眼这一枪也不应该出于随意，特别是，如果这是第三枪的话，”他目光转向众人：“本地过去是不是发生过这样的案子：嫌疑人左眼部有明显特征？”
“有什么证据吗？”“没有，只是猜测。有一点记得最清楚：罪犯之一左眼是‘格棱眼’。”东北话‘格棱眼’，指人的眼皮下斜，属于面部缺陷。闫自忠显然很感兴趣，从曾副队长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掏出打火机点着，问道：“还有什么其他体貌特征？”
“大约1.75米高，瓜子脸，比较白，不胖不瘦，当时20岁左右。他的同伙比他矮些，团脸，稍胖，年龄大两三岁的样子。”李洪杰开腔道：“这个案子我也清楚，搞了两三个月，没拿下来。”
伦江捅捅身旁的王克立：“王处长，你还记得吗？当时派了吴兴奎把现场留下的弹壳送到省厅检验，你好像参与了。”王克立点头：“对，能想起来。单玉梅作的鉴定，我复核。和高连国的枪认定同一。”
何局长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从体貌上看，那两个人倒是和这具尸体以及另一名通缉犯有相似之处。春林想得好，应该再仔细研究一下。”
恰这时，何局长携带的步话机响了。他打开开关，听了几句，对着话筒问：“确实吗？”大概对方作了肯定的答复，他转脸对闫自忠说：“自忠，在新伊矿和岭北矿露面的那几个人有下落了，其中一个已经被市巡警队抓住了，有口供，牵涉到四个人。”
“噢？”闫自忠眉头一扬，“怎么发现的？”
“想抢鹤翔商店的就是他们，一个营业员中午在街上认出了一个，当时报了巡警。”
“现在押在哪里？”
“新伊矿保卫科，陈处长在那里。”闫自忠略一思索，说：“未必是这几个人，但也很重要，我们是不是马上去？”
秘书小刘负责把“1.25”和“12.19”案件的卷宗调来，其它工作继续进行，就叫上李洪杰、吕志锟等人同闫自忠一起出门奔了新伊矿。路上，何局长在车里又通过步话机命令市局预审科科长李华泽同时赶往新伊矿。
25日上午，10点钟左右，机关大门外停了一辆“乃滋”出租车，蓝色，下来5个人。其中一个身高1.70米左右，较胖，穿军大衣；另一个1.72米左右，留长发，穿褐色皮夹克。几个人进门时互相嘀咕了几句，然后相随着上了二楼。二楼财务室门口围了不少人，都在领薪水，几个人在楼道暖气片前站了一会儿。后来保卫科的人走过来，问他们是不是领工资，几个人支吾了几句就走了。当时保卫科的人起了疑心，跟到门口看了看，记住车牌尾号为“06”1月27日，就是南山矿案发的前一天，新伊矿开支。上午9点钟，也有一辆蓝色“乃滋”开到机关大院门前停下，车上下来四个人（一说三人），在路北斜对面的小卖部门口低声说话。其中一个穿褐色皮夹克，中等身材，留长发。此人进了大院，约摸20分钟后出来，与其他人交谈了几句，就都上车走了。据提供情况的店主反映，几个人谈话中提到“枪”字。这些线索摸上来后引起指挥部的注意，专门委派矿务局陈处长负责组织调查。鹤翔商店是一家中型商店，坐落在新伊矿附近。1月27日下午4时许，3名歹徒走进店里，其中一个身高
1.80米左右，留平头，宽下颚，穿黑呢大衣，另一个穿褐色皮夹克，1.73米左右身高，穿黑呢大衣的走近收款台时突然从大衣里亮出一支双筒猎枪，威逼收款员把钱交出来。商店里所有营业员和四五个顾客当时都惊呆了。正这时，门外又有个戴栽绒帽的青年人探头进来，打了声唿哨，里面几个歹徒便匆忙撤走，未取一文。有两名营业员隔玻璃窗看见他们上了一辆停在门外的红色“夏利”，车往西边开走。商店当即报案，市局也在当天组织了专案组负责侦破，第二天发生南山矿大案后，全部警力抽调出去，此案便暂时搁置。何局长曾向闫自忠提及此案，但分析认为作案方在人数、体貌特征和作案方式上与“1.28”案犯有差别，估计是另一伙歹徒，闫自忠也同意这种分析。
何局长、闫自忠等人来到新伊矿保卫科时，审讯已告一段落。看押嫌疑人的房间里放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一个穿风衣、眉毛短直、脸色苍白的青年人坐在空地椅子上，神情恍惚。陈处长参加了刚才的审讯，汇报说，这就是1月27日下午穿褐色夹克抢劫商店的人，营业员对他的眉头和面目记得很清楚，一口咬定是他，又叫来其他营业员对证，也都指认是他，所以没费多少事就使其招供了。还供出其余四名同伙。“南山矿的事问了吗？”何局长问。“问了，这家伙是个雏儿，害怕得很，问什么说什么，说他们五个人有三支猎枪，本来也打算抢南山矿，还去踩过点，看到南山矿戒备严。就没敢动手。”
“其他四个人都在吗？”他问。“据这个姓王、王强说，都在，他们躲了上十天，一直没敢上街。今天这小子是头回露面，就给猴住了。”
“地址搞清楚了吗？”“搞清楚了，已经派人去监视。”何局长和闫自忠商议过后，决定晚间动手捕捉其他案犯。当晚9时，四名案犯全部被捕，同时搜出了一支五连发猎枪和一支双筒枪，过程之顺利也很少见。两支猎枪都属于黑枪，并且在排查中未被纳入清查范围，使何局长很感到恼火。
闫自忠坐在办公室里，抽完一支烟才问话：“这地方怎么出了这么多想抢工资款的？”
吕志锟回答：“穷啊，经济不景气，就业率低，又都想发财。真正抢银行的少，想抢银行的不见得少，现在银行防范比较严，出入的款子也有限，就开始瞄准工资款，一个矿发一回工资少说也有几十万。看来将来这方面要特别加强保安，从门卫开始。”
“穷不是主要原因。难道过去的人比现在富吗？”
“都穷当然又是一回事。我也琢磨过，恐怕主要还是心理不平衡话又说回来了，现在什么不要钱？诱发犯罪的因素太多了。”
“不谈这些。”闫自忠收住话头，“你看这个孟北供出来的两个人怎么办？”
“我的意见是要传来讯问一下，看看是否有犯罪活动，如果没有，也要严厉警告一下，这都是危险分子。”
“对，我同意，再看看何局长的意见。”处理完这起案件，天已大亮。鹤岗纬度高，黎明来得特别早，闫自忠多少感到不适应。几天来一直没有睡好觉，胸口有些闷痛。想到几个人作案，惊动了上上下下这样多人没日没夜地苦战，社会财富却丝毫不会增加，真不知人类社会的某些方面怎么会演变得如此缺乏理性。
他预计，中国的警力在近年里还须得到大大增强，才能适应目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今后刑警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但这种提高未必绝对是好事。他也想到他目前的对手，他们还剩下3个人，这3个人是否也像他这样经常彻夜不眠呢？在声势浩大的围剿中，他难以想象这几个如何吃得下、睡得着。他们面临的是生命的终结，也许还有精神崩溃的边缘，后者实际上往往比前者更令人恐怖。他审讯过不少犯有死罪的罪犯，他们有些仅仅由于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供认了一切，相对而言，去死要比花费巨大的意志去克制心头的恐惧轻松得多。那么，这几个人现在的心境如何呢？他们是否在作案之前就想到了今天的处境呢？他相信这些人是不会出来自首，也不怕死的。从周全的策划来看，他们具有缜密的思维，意味着已经把死考虑进去，曾经把生命和金钱作过比较，最后选择了金钱。他知道在东北这叫“赌命”。他越来越想了解，这些头脑冷静地把生命押在赌盘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1990年12月19日，民警高连国被杀死在选煤厂地沟内。
1991年1月25日，高连国的手枪出现在小金鹤储蓄所被抢现场。仅仅根据打在无名尸左眼的一枪是为了灭迹，就把“1.28”案犯与发生在四年前的两起案件联系起来，不能说有什么实在的把握。但指挥部成员仍很重视，调齐了所有的档案材料。
从各方面情况看，发生在1991年1月25日的小金鹤储蓄所抢劫案犯只有两人，带有一支“五四式”手枪。小金鹤储蓄所位于向阳区区政府大楼南楼尽头处，面朝一条算得上比较繁华的大街。储蓄所门脸很小，无突出装饰，淹没在沿街一排与它规模相似商店之中，不大容易分辨出来。在这里，每天出进的款项有几万元以上。像许多小储蓄所一样，房间被严密隔开一半，里面是出纳柜台，外面接待客户。当日下午15时30分左右，储蓄内有3名工作人员，所长王人伟（男，25岁）、储蓄员（女，24岁）。他们已经结完帐，陶雁在作表，王所长登记凭证，张明丽数现金。
从外面进来的两个青年人分头行动，一个拎小型黑色皮兜奔柜台，把皮兜放下，趴在台面上。据描述，作表的陶雁向他问了句“是存还是取”。这个人没吱声，走到通往营业室的门前，伸手去摘铁门上的锁。王所长查觉有异，从里面过到柜台处，那人已从皮兜里抽出一支手枪，对准王人伟说：“你赶紧把钱拿出来！我数三个数，不拿钱就打死你！”说完即将第一道门拉开。王人伟能辨认出“五四式”真枪，他对对方再将第二道铁门拉开，就立即拿起一只木凳准备堵住二道门。持枪人向他开了一枪，接着又开了一枪，子弹都似乎从王人伟脖子旁边飞过去，打破了他的衣领。十分惊讶的陶雁站起身来奔过去拉响了警报器，室内顿时玲声大作。站在窗前的青年脸色变了，立刻招呼他的同伙“快跑”，两个人就先后跑出门去，朝东跑。王人伟追出门，他们已跑远，即报警。以后，在正式材料中，用“因储蓄所工作人员奋力反抗，抢劫未能得逞，二犯仓惶逃跑”等文字叙述这一经过，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在当时情势下，王人伟仍操木凳抵门，陶雁没经细想便拉响了警报器，这些举动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来的。两枪中若有一枪击中王人伟，后果不堪设想。罪犯没有射出第三枪是因为陶雁拉响了警报，
而如果陶雁不这样做，下一个受害者将是她和张明丽。他们的勇敢不仅保护了财产，也保护了他们自己。实际上警报器只是恐吓器，没有接通外界。向阳区公安局就在这条街的斜对面，距储蓄所不到100米，但也不会听到所里的警报。
在90年代初，各地银行、储蓄所还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谁都知道抢银行必定罪，犯罪分子不敢轻易往那地方想。银行和储蓄所一般也不会想到雇用保安，以及安装直接通达附近公安部门的报警设施。小金鹤储蓄所案件是促使全市金融系统紧急动员起来、购置先进保安器械、严密加强日常防卫，时刻处于战备状态的主要动因，也正是从那个时期起，全国各地重要部门的保安工作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短短一两年里，独立设计或引进生产保安用具的大小工厂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保安队伍也从无到有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区别于公安的准警察组织。现在，人们走进任何一家储蓄所或银行分理处，都会发现一名以上穿深色制服、腰佩手枪、手持警棍的保安人员坐在座位上，警惕地打量着每一个推门而入的陌生人。
自然，犯罪与保安行为是轮番升级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进入90年代中期，银行运钞车代替银行建筑成为犯罪分子袭击的重点。1996年2月8日，也是在春节前夕，北京市安惠里甘水桥工商银行分理处的几名工作人员刚刚在保安人员的护卫下把“略有沉重”的密码箱装进运款车，分理处南侧位置停着的一辆藏蓝色“大宇”轿车里中冲出一名端枪的蒙面人，将正准备上车的保安员打倒在地，又向车内其他人射击，抢走两个装有巨款的密码箱驱车逃走。同年6月3日晨，一辆运钞车从北京海淀知春里银行开出，驶离50米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住去路，车内冲出的蒙面人手持冲锋枪，逼住运钞车司机取得钥匙，将后备箱打开抢走两只“铝合金提款箱”。而在8月27日上午，同一罪犯伙同另一名歹徒在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支行附近截住运钞车时，遇到顽强的抵抗。罪犯在打倒4人后击碎运钞车后备箱内的玻璃，却发现“即打不开款箱，也搬不动款箱”，只好“仓惶逃窜”。
从这起系列大案中，可以见到抢劫与防范手段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小金鹤储蓄所当天的库存现金2万多元。两名罪犯徒步逃离现场，沿途有多人目击。紧挨储蓄所的一家食杂店老板崔XX提供情况说，当日下午15时47分左右，他出去倒灰，看见从储蓄所跑过来一高一矮两个青年人，“小个1.60米左右，穿挺瘦的衣服，什么式样没看准。”戴什么帽子没注意，也没看见手里拿着东西。侦察员问他再见着这两个人是否能辨认出来，他说不能，走对面也认不出来。在他家附近无人议论此事。
南山区二建工作的刘XX当日从杀猪厂附近路过，看见一前一后两名罪犯与他相反的方向跑去。其中小个子男人二十五六岁样子，挟黑色人造革拎包，穿深色上衣、浅色裤子，圆脸，脸较白，身高1.65米左右。大个子男人二十三四岁，穿普通半新灰上衣、蓝色旧裤，脸较白，身高1.73米左右。以前未见过这两个人。当侦察员向他出示犯罪分子模拟画像时，他认为有点像大个子男人，但脸没有画的胖，眼睛也没有那么大。他看见两人往向阳区化工厂左边的胡同跑走。如再见到“不敢说能认识”。住向阳区十八委的一名14岁的小学生吴X那天从院里提桶出门倒水，看见那两个人从化工厂那条道往下跑，跑进向阳区五金商店旁边的胡同里。后面的人手里拿一把黑色手枪，边跑边往衣服里藏。前面的小个子穿灰色上衣，1.60米左右，手拿一只黑色的皮包。嘴里说着“快跑！”后面拿枪的大个子有1.70米左右，往衣服里插枪时能看到枪的后半截。侦察员把自己的“五四式”手枪展示给这名学生看，该学生说这枪和那两人带的枪是一样的。
当日下午15时30分以后，住向阳区十八委的两个小学生在门口玩，也看见了那两个人。赵XX说他看见的高个子男人穿黑皮夹克，脖领上带毛。矮个子男人穿呢子上衣，敞着怀，跑跑又停住，并把一支手枪揣在怀里，没插好，枪把掉了出来，又急忙往回塞了一下，两人就跑远了。
12岁的杨XX认为他看见的高个比侦察员（1.73）高点，右手好像包着布，手里拿着枪，把枪插到怀里。后面的矮个比他矮一头，穿深灰色上衣，两个都没戴帽子。他们从杨XX家对面的胡同里跑下来，跑到胡同口站下，前面的高个问杨XX和曾XX两个孩子前面是不是死胡同，曾XX说是，后面的矮个就招呼前面的高个，指着另一条胡同说：“从这跑！”因为看见了枪，两个孩子好奇地跟过去，
在那条胡同口看见两人向右拐了下去，穿运动服的人回头望了一眼，吓得两个孩子都跑回来。
14岁的曾XX认为他看见的高个穿灰衣服，1.70米以上身高，戴前进帽。那天矿务局总医院服务公司的王XX下班回家，在家门口看见两个人从对面跑来，小个子穿深色中山服，比大个子年长二三岁、圆脸。大个子好像穿半截大衣、深色，左胳膊夹个黑兜子，瓜子脸，脸色较黑，身材较瘦。两人跑远后，有个胖子走过来对王XX说，刚才那两人可能是“拎包”的，王XX说是，就回家了。
曾与歹徒抗争的小金鹤储蓄所所长王人伟描述说：持枪罪犯身高1.70-1.72米，年龄20岁左右，体态中等，长瓜子脸，中等眼睛，左眼有点斜，是格棱眼，头戴黄色毡绒帽，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似乎是圆领”，裤子没看清。此人说话为本地口音。另一名罪犯年龄比持枪罪犯稍大，也比持枪罪犯稍高一些，25岁左右，其它印象不深。
两名女营业员则坚持认为站窗前的歹徒比持枪歹徒矮一些、胖一些，圆脸。储蓄所的3个人都说，如果再见到歹徒能认出来。上述证词描绘了两名罪犯从抢劫到逃离的一长段过程，但大家对他们体貌、穿着、年龄上的追忆互相多有矛盾之处。归纳起来，警方倾向于肯定：（1）两名罪犯都是本地人。（2）高个子罪犯身高1.71-1.72米，体型适中，瓜子脸，左眼下斜，上身穿半截呢大衣，持“五四式”手枪。（3）矮个子罪犯身高1.68-1.70米，稍胖，圆脸，皮肤较白，逃跑时拿着拎包。
这样看来，两人与“1.28”破案指挥部《通告》中明确提到的两名罪犯确有相似之外。曾参加“1.25”案件破案工作的王春林介绍说“从作案经验和作案手段来看，这两个人显然不能与‘1.28’案犯相比。他们没有交通工具，逃跑时靠两条腿，沿途被多人注意，可以说很危险，即使抢到钱，如何摆脱追赶也是个问题。他们本以为有枪就能抢到钱，没想到遇到对方的反抗，一下子就慌了手脚，逃走时也不像‘1.28’案犯那样预先规定了逃跑路线，有点乱闯，差点儿走进死胡同。
李洪杰答：“还解释不清。按说线索不能算少，开了枪，留下痕迹，与1990年‘12.19’案件并上了，特别是案犯眼部有重要特征，都以为非破不可，没想到进行了一个半月，还是没有结果，后来认为，他们急于搞到钱，没搞到，肯定还要作案，就暂时‘挂’了起来。”
“侦查时的主要线索是什么？”“眼部的特征，格棱眼。根据两个人逃跑的路线和彻底消失的地域，划定了重点地区。所有符合基本特征的、尤其是有格棱眼的，全都经过认真排查，我记得当时筛出了二十几个嫌疑人，全都带格棱眼，都被请到向阳分局做辨认。我看是无一遗漏，但经过目击证人的辨认，全被查否了。”
“那么罪犯也由此明白，他们中的一个眼部特征已被公安抓住，很容易暴露。”
“是这样，当时全城都在议论格棱眼，还有几个人找到公安局来抗议。”王春林微笑地补充，很快又收敛笑容：“我也很奇怪，这个特征是遮掩不得的。临时遮掩更不可能。可以说罪犯除非经过公安部门的明确排查否定，很难避开群众的议论。为什么被他混过去了，到现在也是个谜。”
“由谁辨认？”
“主要是小金鹤储蓄所的三个工作人员，他们都说得很肯定，能认出罪犯。”
“也未必。大多数人不能可靠地辨认短暂接触的人，特别是在危急情况下。我想重要的是，经过大规模的清查，这名罪犯和他的同伴都知道眼部特征是要命的，一旦出问题必须千方百计掩盖。”
“你是说，他们很可能是‘1.28’作案分子？”李洪杰问。“体貌特征上也像，只不过发展到四个人，有了车，有了会开车的，开始杀人灭口，而且有了猎枪，还懂得了尽量避免使用抢来的正规枪支－－如果他们真是拿着一支‘五四’手枪闯入现场又不发一枪，那就是接受了小金鹤案件的教训。--当然，现在还只是猜测。”
部队转业的高连国人比较瘦，走路时略有弯腰，体重120斤，成为罪犯的袭击目标。警方认定罪犯的目的在于抢枪。有枪就有钱，这是大部分抢匪的信条。当时社会上还买不到枪，持枪民警容易被歹徒盯上。那个时期全国不少民警被杀都缘由衣襟下露出的枪套。
在鹤岗，第一起杀害民警抢夺枪支的案件发生在1984年，这类案件当时在全国还不多见。主犯高乾是矿务局水泥厂一名26岁的青工。常混迹于台球厅、舞厅。那时候一部分漂亮女人开始为更多的男人“服务”，只要有钱，男人可以通过婚姻以外的途径获得美色。
高乾在舞厅就结识了这样的一位女子，尝到甜头，接下来便是如何迅速搞到更多的钱维持关系。短短几个星期，他周身被感官刺激燃起的欲望已无可抑制，找了个同伙，就开始满大街搜寻带枪的人。1984年1月13日晚17时许，两人在工农区跳完舞出来，周身还散发着疯狂作乐后留下的气息，走到南山饲料站附近，看见一个民警朝南山矿方向走，当即决定得下手就下手。两个人跟到南山矿医院门前，高乾紧走几步抢到民警前面，用自制的火药枪将民警逼住。民警叫刘和，是南山区铁西派出所民警，他伸手要掏枪，被高乾的同伙用活耙子砸在后脑上。接着高乾也抽出铁锤猛击刘和的太阳穴，两人连续出手将刘和打死，摘走了他的“五四式”手枪。
李洪杰指给他看当年高连国横尸的地方，那处墙垛前的一块地面上颜色较暗，应该是血迹的残留。“他必定要经过这条路吗？”闫自忠问。王春林说：“差不多。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据他家里人讲，他每天早上六点钟准醒，下午六点钟准时到家。经过这里是最近的路。”
“那么，”闫自忠指着墙侧的小门洞：“罪犯可以一路尾随，见他进了仓房，一个顺墙外跑进这个小门堵截，一个跟在他后面袭击。”“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分析的。”李洪杰表示同意。“凶手肯定摸清了高连国的路线，动手很有把握。”“当时四处就没有任何人吗？”“有。离这里50米，有30多个工人正在卸最后一排车。后来经过反复核实，没有发现工人中有谁提前走掉的，也没有发现有其他外人经过。”
在闫自忠的提议下，几个人顺高连国上下班必经的路线来到工农市场。当年高连国便经常在这一带值班。市场很热闹，卖白条鸡、卖蔬菜的、卖鲜肉的、卖杂品的摊位鳞次栉比，吆喝声此起彼伏。人们已经渐渐从血案的恐怖中透过气来。但看得出，有人眼里仍带着惊惧之色，或怀有戒意。仿佛只要有人发一声喊，众人便会四散离去。闫自忠问了问猪肉的价钱，觉得并不比哈尔滨便宜，他也注意到割肉的人割得很少，一斤或半斤，这在哈尔滨也是不常见的。一个穿警服的男人走过来与李副局长打招呼，李洪杰介绍说，这是工商所的赵xx，负责这一带的治安。他走后闫自忠问：“他们现在值勤带不带枪？”“一般不带，”李洪杰回答，“自从出了高连国的案子，民警就很少带枪了，包括刑警。”闫自忠转向王春林：“你手下的人不带枪行吗？”王春林答：“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都带枪，平时还不一样。我认为平时带枪弊多利少。”
摸排查大规模深入进行，市领导给予大力支持。
社会现象斑驳复杂，破案线索一一落空。警方内部出现消极情绪。全市范围内的大排查遇到不少阻力。有些居民不允许警察走进屋子里去，理由是过节期间避免晦气。有人拒绝接受调查，认为被警方列为调查对象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有人不肯提供邻居的任何情况，或任何旁证。有些人公开表示对警察的不信任，认为他们不仅破不了案，而且有“警匪一家”之嫌，不愿与警方合作。这样的镜头并不少见：警察敲门，怎么也敲不开。好容易敲开了，进去作了调查，出来时后面的门又被“砰”地一声摔上。各级党委和政府都作了大量宣传解释工作，才使排查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市委书记、市长、主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市人大的领导同志、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等多次到破案指挥部了解工作进展，帮助解决公安干警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南山矿党委正副书记更是吃住在指挥部，随时保证后勤供给。东山区政府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拨给东山公安分局3千元办案经费，专门为南山公安分局解决一吨汽油。南山、兴同、东山等六区及市矿各企事业单位党政领导亲自召开区街干部职工大会，开展向公安民警“送温暖”活动，把包好的饺子送到干警驻地。
社会主义式“立体发动”攻势开始显示作用，至1月13日，全市群众中举报的各类线索已达856件。一位家住边远矿区的老工人看完何局长的电视讲话，感到自己是知情者，连夜拄着拐杖步行20多里路赶到指挥部提供情况。只可惜这情况与本案无关。某矿一名工人主动找到指挥部，提出，给他15天假，他就能把这伙犯罪分子找出来。他有把握，因为他蹲过监狱，熟悉那一套，并确信犯罪分子就在附近潜藏。作为条件，他要求破案后把被收审的弟弟放出来，奖金可以分文不取。经过权衡，指挥部同意了他的请求。
指挥部每天都要汇集和分析大量线索，从中筛选可能有用的信息。实际上，大部分线索在调查核实之前都无法否定其价值。据三线汽车乘务员反映：有个乘务员说过一句，知道“1.28”大案现场留下的尸体是谁，还知道他家里的人不愿认尸。公安人员费了大力一一找到了谈话时在场的所有11名乘务员，逐个核对，但没有一个人承认说过此话，看来只是谣传。刑警大队在摸排中接到举报，市内有3名武警转业兵，聚成一伙。转业后不服从分配，滞留本地不肯离开，曾扬言滋事报复。他们常在一起吃喝，又缺钱花，人人有武功，具备作案的条件。经过工作，发现这3名转业武警在酒后果然筹谋过抢劫一位官员的府第，其中一名武警曾担任过这位官员的警卫，了解他的家私。但这个计划并未具体讨论，更谈不上实施。
有群众反映，东山区一个叫关锦明的最近失踪。此人本来住富锦，在富锦有老婆孩子，后因鹤岗盗窃被教养三年。释放后停留鹤岗一直没走，无正当职业，租用张xx家住房一间。元月23日，关锦明外出未归，离开时将张家一辆自行车骑走，从那天起至今下落不明。张xx曾送他一条黄秋裤，因而确信，南山矿无名尸尸主就是关锦明。年后关的大舅哥从富锦来找过他，又证明他没有回富锦。这个情况也引起指挥部注意，命令南山分局到教养所和东山区去调查，查清关锦明是否有假牙，以及着装特点等，必要时派人去富锦细查。到2月13日，情况明朗了。张xx向公安汇报说，前一日关锦明的大舅哥已在鹤岗找到关，并把他带回富锦，借张家的自行车也已送回。
在全市的摸、排、查中，查找装有假牙的失踪者是突出的项目。数日里，在市内发现年龄在20至30岁的男性青年中有276人上牙床装有假牙，其中43人右侧第3颗门牙为假牙。为面见本人，不少侦察员多次走访同一家庭，有的甚至住在邻居人家，等候被访问对象归来。
一名26岁的木材公司经理被确认右上侧装有假牙，侦察员访问了他家。经理姓余，购买在城市东区一所豪华的小楼居住，小楼是德式建筑，墙基为花岗岩砖垒砌，墙上布满爬山虎藤，直爬上绿色瓦顶。总的说来，这幢房屋在外表上显得比内部朴实得多。侦察员被门前一条半人高的毛色乌黑油亮的标准斯拉夫狼狗拦住，狗的眼睛闪烁着深沉的幽光，鼻子由于潮湿几乎结上霜。它的吠声引出女仆，女仆通报女主人。漂亮的女主人似乎刚刚起床不久，现出闲懒的神情，发际有些散乱，当她邀请来客进屋时，侦察员们不知是否应该脱鞋：厅里的地板虽然由窄小的木条拼装，整体上却如大理石镜面一般光滑。侦察员穿着袜子踩上去，感到脚底厚实、富有弹性，便明白出自进口成品，而并非木材商自己经营的品种。客厅四壁全部用丝绸面料装饰，悬挂有几幅巨型油画，天花板则构置有穹顶，分出层次，均匀地发散出柔和的灯光。他们坐在沙发上，立刻感到不是用臀部，而是用全身承担着身体的重量，有一种浮起来的感觉，这种进口沙发大概单只也要万元以上。他们一坐下，就晓得来错了地方，这种人家是不会明火执仗去抢钱的。但摸查范围并没有排除掉这种人，也只好例行公事。
侦察员们当即作了笔录，请他和女歌星签了字。这个情况再次证明了“1.28”案犯的作案人数和逃跑路线。当侦察员们环视室内考究的装璜和陈设时，余经理又补交一万元钱，表示愿意将两万元钱一起拿出作为破案经费的个人赞助，因为民警实在是太辛苦了。这笔钱同样遭到拒绝。房屋契约上注明房主是女歌星本人，至于买房的钱是谁出的就无法调查了。女歌星的态度显得比余经理随便得多，不停地在房间里走动，穿着一件领口很低的羊绒衫，还去了两次卫生间，传出哗哗的水声。门开时，侦察员看见卫生间里全套绛红色的进口高级双人浴缸和烤有裸体人像的釉面墙砖。
查假发方面，也成立了专案组，清查范围包括大商店、商场、精品店、个体摊位、照相馆、婚纱礼服出租场所、美容院、美发厅等所有可能经营假发业务的地方。在各地区各部门的摸查工作中，查访何人持有类似假发是一项重要内容。查假发比查假牙开始得更早，从1月31日在南山区27委6组的小胡同里发现假发起就列入侦查计划，那个时候各商店和营业场所绝大部分关了门，营业员都不上班，所以调查起来十分困难，需要通过组织手续将营业员一个一个从家里找回来，逐人查询。对于私营业主，也要逐家去走访。首先找到出售或使用这种假发的场所，然后请营业员人员回忆起顾客情况。这是预想的侦查步骤，但实际上进度很慢。首先，弄清到底全市有多少家网点经营或使用假发就颇费周折，谁也无法立刻提供全面的情况：其次，每一家商店都要先找到经理。这经理是谁，家住何处，如何联系都是问题。至于个体商贩的经营品种，更没有人能说得清。通过经理找到的营业员们，绝大部分否认经营过这种假发，只是极少数人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又一律回忆不起购买这种假发的顾家的面貌。侦察员怀疑有的营业员没有说实话，现在的人比过去的人谨慎。
有人发问：“如果罪犯不是本地人呢？”“这种可能性太小了。案发后我们就及时进行了堵截。罪犯丢弃了原来的运输工具，若想另外找辆车逃出鹤岗，或者拦截，或者打出租，两者都会留下线索，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线索，这是一；第二，从假牙的调查情况看，罪犯是本地人；第三，根据枪伤的并案，也说明罪犯是本地人。我们不能缺少直接证据就影响基本的判断”钱副局长说：“假设11号尸体确定是罪犯之一，是本地人，而且是高连国、小金鹤两起案件的案犯之一，那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是鹤岗土生土长的青年人，家里一定有亲属。人既然死了，亲属为什么不能认尸？难道亲属还要为一个死人承担包庇罪吗？”钱副局长这段话说得实在有道理。在如此重大的血案面前，罪犯家属深知责任的重大，亲人既已丧命，知情不报几乎是毫无意义的。这也正是闫自忠反复揣摸的问题。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刑事犯罪分子绝大多数是鸡鸣狗盗、鲁莽行事、不计后果的头脑简单的歹徒、现在不同了。现在无数人都在挖空心思搞钱，也包括有文化的甚至有地位的人。目前白领阶层的犯罪现象也很普遍，柴河张四维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类人和明面上的‘刀枪炮’完全是两类人，头脑远比‘刀枪炮’复杂。他们开始作案，问题就要严峻得多。因为他们一点不比我们傻，有些人比我们还要聪明，我们能想的，他们也能想到。像张四维那样的人，对公安的路数摸得一清二楚，公安仍然用过去的一套破案，怎么能奏效呢？”
“当然，现在我也还说不清这伙罪犯到底使用什么方式逃避开了摸查。但有一点现在是看得很清楚了；他们的确有效地避开了我们的视线，正像老钱和老谭刚才说的，从常理上看，被击毙的罪犯没有不暴露的理由。可实际上到现在确实没有暴露。一具现成的尸体留给我们，我们查不出这个是谁，这是叫犯罪升级。这种升级不仅在于犯罪规模的扩大，更在于犯罪手法的成熟。这才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地方。现在关键是斗智，是识破犯罪方的计谋。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多多开动脑筋。我现在有种预感，此案破后，对我们整个侦查方式的改造将是个促进。”
“我也很希望有机会能和这位犯罪团伙的主犯谈谈，看看他到底是一种什么人”“至于现在，当务之急是继续沿着以无名尸为主要突破口的方向，扩展思路，扩大侦查面，力争在短期内取得新的进展。”
省厅第二工作组抵达鹤岗，孙匡男、崔道植和车则仁三员大将全部露面。
会议一结束，他就把张昕枫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昕枫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头天晚上刚刚与闫自忠通过话，了解到目前的形势。在他看来，有些情况也是非下去具体摸一摸才行了。自然，他一下去，整个破案工作的首要责任就落在他头上，他还是感到此行不容推辞，作为一省的刑警头脑，这个时候不出现在刑警们面前，又如何称得上最高指挥者呢！和平时期，刑警是真正进行实战的部队。目前，全国平均每天牺牲一个民警。刑警指挥员与军队的指挥员又有不同。他不仅要决定战略，也要决定战术。遇到真正错综复杂的案件，他要直接拿出最具体的意见，指明侦查的途径。在那一刻，千军万马都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他一个的判断。这种时候，他所做的简直相当于一个战士端起枪，瞄准敌人。所以，刑警的指挥员实在羡慕不得，冒充不得、蒙混不得，在国家机关的各个职能部门中，是切切实实的一员干将。他可能由于一起大案得到升迁，也可能由于一起大案立刻被撤职，仕途上最为凶险。
“你考虑一下，需要带谁去？”徐厅长表示关切。张昕枫坐在沙发上，两手平稳地扶着把手，保持了平素的镇静和微笑：“有3个人是非带不可的：匡男、老崔和老车。”
匡男即孙匡男，年轻有为的省厅刑侦处处长；老崔是崔道植，省厅刑技处处长、全国弹道痕迹权威；老车即车则仁，省厅刑技处副处长，全国有影响的法医专家。把这三个人带去，再加上已经在鹤岗的闫自忠、王克立，可以说是把省厅刑侦、刑技的主要骨干一锅端了。
徐厅长没有笑，他也认为确实到了值得倾其所有、一决雌雄的时刻了。在这种时刻，有张昕枫这样的同事替他独当一面，承担重负，他真是感到欣慰。并不是每个省厅厅长都有这样的左膀右臂。他们进一步交换了看法。徐厅长以为，如果闫自忠等人的分析不错，那么鹤岗“1.28”案已经成为省内第六起系列杀人大案，而且其严重程度要比前五起为甚，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记号。张副厅长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两人交谈中，再次使用了后来非常著名论点，即“1.28”大案标志着“严重暴力犯罪的升级。”
“说实在的，老张，”徐衍东不无感喟地说：“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严峻了。‘严打’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多作预防犯罪方面的工作。有些事情不是公安部门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保持稳定是大局，但现在社会上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多。我们黑龙江本来是资源大省，像煤、木、粮、油，过去都为国家做过很大贡献。时至今日，这些优势都发挥得不够了。这里面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历史的原因和体制的原因。森工、煤炭、军工企业经济上普遍不景气，欠发工人工资现象严重，有的半年、有的长达一年发不出钱，光这一项就要增加多少犯罪因素？工人要靠工资维持生活，不发工资，他没有生活出路，有的就要到社会上去犯罪。比如说，鸡西某个矿有个老工人，平时表现很好，几个月不出支，为了女儿上学，偷了矿上的物资。这个人被抓住后说，我也不想偷，可是你们不给我发工资，女儿的学费交上不，我怎么办？另外，每年的辍学生就有5到7万，“两放”人员还有一部分，还有闲散在社会上无职业、待业的人。像这些都属于不安定因素，在我们黑龙江很突出。”
张昕枫频频点头。他平时和徐厅长交换对案件的看法较多，在更广泛的问题上讨论较少，今天谈到这里，也不禁表示同感：“我也考虑过，我们省杀人犯罪活动多，原因可以列出不少。犯罪是社会现象，是社会诸多矛盾和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影响和制约杀人犯罪发生、发展的因素是大量的。”
他板起手指头数：“比如，现在老百姓中人生观、价值观发生的变化有多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是在膨胀，当然严重腐蚀一些人的思想，特别是青少年各种渲染凶杀、恐怖、暴力的书刊、影视，对犯罪活动也算起着引诱、刺激、教唆作用：像您说的，大量企业经营不景气，一些企业关、停、并、转、破、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很多富余人员流向社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又涌向城市。城市升学率低，失业待业人员增多。‘两放’人员安置和再教育落实不了，也成为犯罪率高发的群体。还有，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一部分心理失衡，一方面是少数人‘大款’挥霍无度，一方面是一些只有高消费欲望，没有挣大钱本事的人铤而走险。企业深化改革、剥离冗员、优化组合、处理违纪，再加上办事不公，矛盾越来越多，有了‘你砸饭碗，我砸你脑袋’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管理机制被打破，新的社会管理机制还在建立、完美过程中，法律、制度和措施不健全、不配套。再加上黑龙江人口构成复杂、人口素质相对较低，城市人口多、高纬度、日照短、半年闲、酗酒多等等这些特殊的人文、地理因素，我省杀人犯罪突出，确实有客观原因的一面。”
徐衍东见他数得这样清楚，笑道：“行，我看你的确是有研究。将来争取由你执笔，好好写个关于社会综合治理的报告、送省里参考。”
“这不归我管，”张昕枫笑着摆手，“我们做公安的，重要的是加强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别的都是题外话。”
“也不尽然。形势总是要了解的，况且，对研究犯罪心理也有用。”
张昕枫郑重点头：“是的，譬如‘1.28’案犯，我猜想就属于那种‘有高消费欲望，没有挣大钱本事，铤而走险’的人。”
“他们要的是一百万。”
结束谈话时，两人觉得彼此又熟悉了许多，他们站起来，握手，张副厅长感到徐厅长的手握得比平常紧，他深知其中产意味。崔道植、车则仁两位处长接到命令就赶回四处交代工作，准备必要的勘察用具。四处又称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黑龙江省公安厅科技处，对外称黑龙江省767研究所，即专门从事刑事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的研究所，因成立于1976年7月命名。这个单位一套人马三块牌子，下设法医、痕迹、文检等12个科室，是一个多学科、多功能，既办案又科研、具有现代设备和现代管理水平的行政学术实体，国家二级物证检验中心。刑事技术是刑事侦查的基础，办案总要从现场开始，最先从现场开始工作的就是刑技人员。指挥员、侦察员若不懂现场，很难成为优秀的指挥员和侦察员。特别是随着现代犯罪活动的发展，刑事科技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省厅对这个部门的投入也日益加大。如今，在设备上，所里的实力已与部里相差不大，近年来重要物证一般不需要到部里送检，大大加强了办案效率。由于这个部门的特殊性，四处并不设在省厅大楼，而是独立出来自己拥有位于其它街区的一幢四层楼，并常常有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参观访问。
走进四处，逐一参观陈设着各种高级先进设备的科室，与彬彬有礼的工作人员交谈，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公安厅内部还有这样一个知识密集型的、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这与人们对公安机关的一般印象截然不同。四处的人大都具有大学本科、研究生以上学历，有的是研究生导师，多数人为高级和中级技术人员。公安科技被称为“第一战斗力”，20年里，这些温文尔雅的书生参加了上千起大要案及疑难案件的现场勘查工作，为基层部门和兄弟单位鉴定复核了各类案件一万五千多起，包括法鉴案件三千五百多起。省内一些有名的案件，如98次列车爆炸案、七台河爆炸案、“三张”案件等，所里的技术鉴定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仿佛可以说刑技和刑侦人员的关系是“秀才”和“兵”的关系，刑技人员多敏感、细腻，刑侦人员多豪爽、粗放，彼此自然有不尽融合之处。不过，真到了绑在一起干的时候，也没有不同心同德的。破案中刑侦、刑技缺一不可，但有时首功在刑侦，有时首功在刑技，当刑技贡献突出时，刑侦总是由衷敬佩的。
1987年3月，哈尔滨亚麻厂发生特大粉尘爆炸事故，现场尸体残缺不全，面目皆非，尸检难度很大。研究所技术人员综合运用人类学、血清学、病理学等多方面检验技能，对尸体进行认真的检验和解剖，准确无误地统计，整理出伤亡总数及作者名单、伤势和每具尸体的详细特征，确定350具无法辨认的尸体源，显示了过硬的基本功和高超的检验鉴定水平。当时的国家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曾专程代表国务院来研究所慰问、表彰。
1993年肇源县发生一起入室强奸案件，由于被害人、嫌疑人、被害人丈夫三者血型均为B型，嫌疑人拒不承认犯罪，常规方法检验又无法排除被害人丈夫施暴的可能性，构成谜团。后来，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应用单克隆抗体和酶联免疫新技术，认定混合斑中精斑型物质为B型非分泌型物质，与嫌疑人的体液一致，结果为破获此案提供了有力证据。过去，在强奸案中，被引产的胎儿只能通过形象对比的方式猜测生父，而现在可以通过DNA直接认定，准确率达99.9%。因此，近年来社会上也有人找到研究所要求作亲子鉴定。在痕迹检验方面，建所初期只有马蹄镜、对比显微镜和立体显微镜几种简单的工具，开展的项目也限于手、足、工、枪等经典检验项目。现在则建立了枪弹档案自动化图像处理系统，开发应用了指甲的同一认定、手工缝纫痕迹检验等技术，使痕迹检验从定性到定量，从手工向自动化方向发展。
1989年，哈尔滨市道里区发生一起两名女学生遭枪杀案件，研究所根据弹壳查验，很快确定现场作案枪支为省民航管理局的枪支，侦察部门据此迅速抓获了犯罪分子，这些技术方面的进展都对社会犯罪起到了震慑作用。如今，犯罪分子即使抢到了枪，也不敢轻易使用。在理化检验方面，建所初期，主要使用试管、薄层涂布器等一般检验手段，现在发展到拥有电子显微镜、色质谱联用仪等一大批先进的设备，使物证的检验从常量发展到微量，从定性发展到定量，解决了一些过去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1984年，北京市发生了一系列强奸杀人案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被害人生前曾戴过的手表的链缝中一丝绒线，运用扫描镜进行微量物证检验，得出了同一认定结论，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在文件检验方面，过去只有铅笔、橡皮、放大镜、显微镜等检验工具，只能开展笔迹检验，现在则拥有了多功能红外线鉴别仪，可视光谱仪等先进设备、不仅能开展笔迹检验，还能开展污损文字和文件的检验；不仅能开展物理检验，还能进行化学检验。
省厅刑侦处处长孙匡男属于少壮派，年仅四十，生得十分英俊，腰板笔挺，一望而知人材出众，也是张昕枫的的一员爱将。此人1976年底进基层派出所工作，1978年起任刑警，在县局干到1980年，后任松花江市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队长直至刑侦副局长，1992年选调省厅任刑侦处处长。松花江地区也是大案多发区，但那里的大案几乎都破掉了，其中自然有孙匡男的贡献，这也是他不断得到擢升的重要原因。与传统刑警不同，他更像一位儒将，也更喜欢手下人具有儒将风度。可谓新一代刑警的代表人物。传统上，多认为作刑警的应该膀阔腰圆。武艺高强，八面威风，方能镇住罪犯，使人望而生畏。孙匡男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罪犯或流氓地痞怕的不是人，是专政。现代犯罪活动也日趋向设计型、智能型方向发展，看一个刑警的素质不能只看“一脚踢”的案子破了多少，而要看破案的路数。
巴安县的一起案子似乎能说明孙匡男破案的路数。那是一起新婚小两口被杀的案件。小两口开着一家杂货店，夜里遭了难。男的被棒子打死，女的被剥光衣服，扎了20多刀，店里的现款都被拿走，还丢了些整条的香烟。地上洒有酱油、胡椒粉，看来意在破坏警犬的嗅觉。警方先是怀疑奸杀，经过法医检查未发现行奸的痕迹，只剩下仇杀和抢劫的可能。孙匡男较善于推理。他认为凶手与这家人应该相识，否则夜里很难叫开门。又注意到货架上的奶粉被动过了，就命令调查附近谁家有缺奶的孩子。调查的结果，真的抓获了一个叫同军的鳏夫，家里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家里穷得一贫如洗，但搜出一些奶粉和香烟，都是店里丢的。罪犯供认，因为穷，妻子闹离婚走掉了，把孩子丢给他。孩子没奶吃，终日啼哭不止。那天晚上同军敲开杂货店的门，想赊一袋奶粉，遭店主的拒绝，同军一怒之下回家取了凶器前来抢劫，杀了新婚夫妇两人。
9时10分，徐衍东厅长亲自将张副厅长送至大门口，又一一与孙匡男、崔道植、车则仁等6位同行者握手。省厅派出的第二工作组便分乘三辆汽车启程，此时距“1.28”案发案已整整15天。孙匡男坐进了张厅长的小车。一路上，他们还有机会交换些看法，孙匡男顺带汇报了处里近期的工作。他总的感觉是，人手不够，疲于应付，如果此时省内别的地方又发生一起“1.28”式的大案，就真不晓得派什么人去了。
张昕枫当然能理解，笑笑说：“形势变化的确太快，公安战线上总的看来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还比较被动。最近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的防范体制，重新把人口控制住，掌握住，现在人、财、物流动太大，客观上造成许多犯罪的机会，防不胜防。这里的关键是人口的流动性大，许多人口不在公安视线里，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孙匡男点头：“您读过《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吗？这本书听说被批了，书里有一种观点，说中国的农民本来是被牢牢地钉在土地上，所以出不了大事，改革开放以后，农民都进城了，流动起来，社会也就不容易稳定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农民为什么就该一辈子钉在土地上呢？但从某一个角度上看这种情况也能说明一种变化，就像您说的，开放了，搞活了，人财物也活动起来，如果公安还是死的，像过去那样管理，恐怕事情就少不了，非要有相应的对策不可，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加强管理。”有人曾经生动地概括当前形势的变化：大街远处不经商，旅店成了小银行。工厂好比万宝囊，居民楼院变空房、流动人口似水淌，都市里面有村庄。皮包公司遍天下，霓虹闪烁夜更长。
张昕枫思忖着说：“我的想法是应该加强公安基础业务工作，重点是派出所的工作，抓住这个环节，才能有效地预防、发现和控制犯罪。不然我们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总是处于被动局面。”他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1996年，张昕枫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兼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的副厅长，到任后很快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哈尔滨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得到大刀阔斧的精简，精简下来的干部大都充实到基层派出所。同时，又向社会上广泛招募大学生，将数百名大学生直接派往基层派出所充任民警，这个大胆的举措震动了警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魅力用在了点子上。并不是所有的公安局长都有眼光从长远考虑从事这种基础建设的。
旅途上，张昕枫与孙匡男交谈了不少看法，无一涉及眼前的“1.28”大案。张昕枫亲自指挥过若干起大案的侦破，在他看来，“1.28”大案属于必破之列，他关心的不仅仅是案件本身，而主要是案件发生的环境，他认为这一环境才是自己真正面对的现实。
孙匡男强调以无名尸为突破口，张副厅长提出给尸体“洗澡穿衣”。
刘仲义等摸上“1.17”案情，车则仁率法医发现文身。
2月14日上午，张副厅长、孙处长、崔处长、车处长等人在破案指挥部成员的陪同下，勘察了南山矿北楼案发现场。加上闫处长、王处长、省厅刑侦、刑技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已全部聚齐鹤岗，其态势更像是省厅在鹤岗召开一次现场会。
所有尸体都已经搬走了，只是在原位置留下粉笔划出的轮廓，以及一滩滩浓稠的黑红色的血迹。墙上的弹痕、室内狼藉的物品依旧。张副厅长等人看得很细，不断向何、闫、王等人询问，专程去富力医院观察了11号尸体的面貌。回到指挥部，又观看了现场录相。录相还未经过整理，断断续续，但能够比较详细地反映出案发后现场上各个角落的真实情况。现在各地刑事技术部门都配备有专人负责录相，录相人员紧跟侦查和勘察人员进入情况，保留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10时10分，指挥部在南楼正式召开会议，向张副厅长等人汇报案情和破案情况。鹤岗方面的警方首领都注意到，张副厅长在视察和听取汇报过程中，神情始终比较安祥，只是偶尔蹙紧眉头。了解张昕枫的人才知道，他处于紧张的思索时表面上是看不出什么动静的。孙匡男、崔道植、车则仁等人一直在笔记本记东西，与人交换意见。应该说，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进展他们在省城时就掌握了，现在主要是增加感性认识，了解一些具体细节，从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入手、构成自己看法。
他认为前一段工作很有成绩。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案子的破案条件还是不错的，“案子必破，也能破。”关于案犯方面的情况，他认为：第一、案犯对现场的情况很熟悉，表现在:
（1）了解有钱和钱的大致数量；（2）了解钱存放的位置；
（3）了解警力分布情况。
第二、案犯有足够的犯罪经验：（1）作案前有详细预谋；
（2）作案过程中分工明确，应变力强；
（3）作案手段完备（车辆、枪支、伪装、爆炸物等）；
（1）有人会驾驶技术；
（2）熟悉枪支性能，枪用得好；（3）懂爆破知；
（4）有军事素质。
第四、案犯团伙在租车地点附近有集结点。
第五、案犯为鹤岗人，或以鹤岗人为主。关于破案工作方面，他认为：侦破线索主要是4个方面：（1）11号尸体；
（2）猎枪、猎弹；
（3）4人团伙；
（4）具备知情条件和驾驶技术的嫌疑者。
他强调在下面工作的民警一定要把案情吃透，要有综合的观念，不能单打一，因为从各线索上都可能破案。但重中之重和突破口应该是11号尸体。在11号尸体上下下功夫，就需要做到：
（1）进一步加强尸检；
（2）摸底工作要一户不漏；
（3）在较大的范围内发一个“寻人启事”；
（4）假牙的调查继续抓紧。
查枪弹的工作，可考虑从根上查，查到齐齐哈尔、吉林等地，也包括鹤岗附近地带。同时把清枪的工作搞彻底。调查“刀枪炮”团伙的工作，还要重视审查已在押的人犯，从他们身上要案件、要线索。“三所一院”要充分发动起来。动员群众的工作，最好搞一个方案，步步深入，长期坚持。
在这种会议上发言，面面俱到是必要的，显然线索不是单一的，你说不准哪条线索上就能有所突破。但孙匡男的发言给人留下两个较深刻的印象。其一，他对破案充满信心；其二，他认为应该把11号尸体作为突破的重点。他发言时，有人注意观察张副厅长的表情，看到张昕枫不时在笔记本记下几个字，神态基本是轻松的，猜测不出这轻松中是否含有一丝对发言者的赞赏。
接着崔道植处长谈意见。他肯定了前期工作的进展，谈了几点看法：（1）犯罪团伙准备充分，并非临时出动；
（2）这个团伙出动时快进快出，战术上成熟；
（3）犯罪分子应该是本地人；（4）现场上所有物证都要逐一查清；
（5）被检查的枪要快发通报；（6）枪上的指纹，以左手食指指纹可能性大；
（7）下步工作，的确应以查清11号尸体的尸源为重中之重。
发言的间歇中，会场上出现交头结耳的议论声，看来议论的重点有关11尸体。刚才两位发言人都强调了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从11号尸体身上还能搞到什么。最后，何局长请大家安静下来，听取张副厅长的提示。
张昕枫还像往常一样，靠在座位的靠背上，肩膀略耸，两腿伸平，露出微笑，感觉上像是在随意地聊天，话语中却处处包含有判断和结论，从中可以掂出一份量。此时，无论谁突然走进会议室，也能从他的语调中辨认出他是一弦定音的人物。
“我想说，前一段工作做得很出色的，”人们注意到他话音多少带有一点愉快的意味，“比我想象的更令人满意。基本上查清了犯罪团伙的人数、年龄、性别，知道基本上是鹤岗人，使用了什么类型的枪支，用了何种伪装。而且已经把这个案子与1990年、1991年的两起大案并起来了，在发动群众和摸排中间破获了不少旧案。这些都不提了，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终于确定下来11号尸主是犯罪分子之一，这就太有利了，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对这个案件怎么看，我想强调一点：这个案件标志着严重暴力犯罪的升级，看看大家能不能在这一点上统一认识。不要说倒退十年，就是倒退两年、一年，有过这样的案子发生吗？这是智能型加暴力型犯罪的新起点。在智能上，它使我们至今未能在鹤岗市发现一具明摆在那里的尸体的身源；在暴力上，它敢于在经过周密策划后用
4支枪对付10几名武装保卫人员，不是遇到特殊情况，几乎有把握得手。这种性质还不严重吗？这个案子真正使我们警醒的是：目前的社会犯罪形势非常严峻。严峻在哪里？严峻在被金钱占有欲刺激起的一部分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扩及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我不相信作这起案子的人是明面上的‘刀枪炮’，从设计作案的角度看，他们当中有人可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情况要复杂多了。这是真正的犯罪升级，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认清形势。这种事不是一两次‘严打’就能扼制住其趋势的。”
“所以，能不能破获这起案件，对我们全体同志、对整个公安战线都是一次考验，考验我们能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此案必破获，古人说‘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此案不破，不仅不足以平民愤，而且必须助长犯罪的气焰，很快会出现又一轮的犯罪升级。不但你鹤岗，就是全省、全国也不得安宁。我们切不可失职。此案不破，我这个副厅长是不要当下去了！”
会场上雅雀无声，只能听见笔尖在纸上划动的声音。有些笔尖是发抖的。张昕枫具体谈到了目前破案工作的几个方面，包括对调查摸底、发动群众、专项调查等环节的要求，明确指出要立足鹤岗开展工作。
最后，话题一转，又回到11号无名尸来：“我同意匡男、道植同志刚才的意见，面上的工作要做，也要突出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无名尸。”
“对无名尸已经做了大量的勘察工作，现在要看一看，技术上还有没有新的方法。情况也是比较特殊的，烧焦的尸体过去我们并不少见，但一般都是受害人的尸体，受害人的身份比较容易搞清，用不着下大功夫寻求特征。这具尸体不一样，它是罪犯的尸体，烧毁的程度比较罕见，鹤岗的、以及我们省厅的技术人员都恐怕没有研究过这类情况。但是，尸体摆在那里，从理论上说，它必然应该能够提供更多的东西。对尸体不要不敢动，烧焦了怎么办？我看烧焦了也要刮，全身一寸一寸地刮，看能不能够找到其他其他特征。”
“不能让尸体总躺在那里，躺在医院里，要让它站起来，要给它洗澡、穿衣、洗澡就是要把它刮干净，穿衣就是要把死者生前穿的衣服一件件重新穿上，要根据脸部骨骼给它画像，把过去的形象力求完整地刻画出来，给人以直观的印象，通过这个形象可能在群众中找到辨认出他的人。”
“对死者的年龄也要通过检验卡得更死一点。”
“我特地把我们的崔处长、车处长都请来，他们是我们省内的技术权威，希望他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多做些工作。”
会场上有些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张昕枫，但已经开始被他这番话折服。张昕枫结束讲话之后，与会者似乎都振作精神、乐观起来。特别是关于“洗澡穿衣”，不能不使人眼前一亮，透过联想的色彩。何局长、闫自忠分别讲了几句，号召大家根据部署，各尽其职，会议便宣告结束。
以下是询问时记下的笔录：问：上个月你开车时出事是在哪一天？答：1月17日。
问：车停在群楼什么位置。
答：车停在群楼什么位置？答：胶合板厂院外。
问：好，你继续说。答：这人下车后看了看我的车号。我车号是90060。他看完就从车尾那边进群楼了。我下车在旁边的小卖店买了盒烟，回到车里坐着，这时是4点40分左右。等到5点钟，打车的这人就回来了，领着两男一女。女的先上车，一个穿凯撒的男的跟着坐进去，另一个男的从另一个门进去，把女的夹在中间。打车的那个坐前边。
问：酒味儿浓吗？答：浓。
当时派出所的同志让我把车开回去，我没敢开，因为被打迷糊了。他们就动手把车拉到了派出所。第二天我去取车，车里还有酒味儿。这个味儿不是酒，肯定是酒精，酒精才有这么浓的味儿。我是用三轮车把车拽回家的。”
惊吓不敢回家，民警冯先池、钱韶华亲自把受害人张广林护送回家。
“在这片楼里，肯定有这伙人的聚集点。”刘仲义自信地说。闫自忠问他：“你觉得‘1.28’案就是这伙人干的？”刘仲义点头：“十有八九。”他叉着腰，两道浓眉连成一条线，不愿意把话说满，但内心早认定自己的推测是不会错的。闫自忠很喜欢这个有勇有谋的当地警察，如果在哈尔滨，他会立刻把他调进五处。
“根据什么？”他问。
王春林不语，隔了一会儿才说：“不管是不是一伙人，这么样大规模的发动，铁东所居然没有动静，没有上报，这个处分是免不了了。”一个月后，铁东派出所所长果然被免职。
自14日晚间起，根据张副厅长的指示，省厅和市局两级技术人员开始对11号尸体及现场进行新的一轮复查。20点钟左右，车则仁领着法医伦江、尉宝山、张连光等检验无名尸。灯光较暗，当晚查看了头部的损伤，对骨骼作了X光照相，根据耻骨确认死者年龄在25岁上下，再无疑义。车则仁一边示范一边讲给伦江等人听，伦江等觉得受益匪浅。在他们眼里这位权威法医更像一位外科医生。能达到车则仁这般技术水平的，全省寥寥无几，而省内许多案件的勘察都需要有这般技术水平的人来进行。
车则仁，个子不高，人很和气，举止完全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气派，颇带儒家风范。这位196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有50多岁了，他的经验和才学积累在自己的脑海里，也积累在哈尔滨省厅四处他宽大的实验室里。他的实验室摆满了各种由玻璃容器盛装的人体各器管的标本，由大脑、心脏、肺叶、肝脏、肾脏到手足、骨骼、生殖器等应有尽有，此外他还整理和收集了大量实验资料，那是他一生的心血。而如今像他这样一心一意研究学问的人已经不多了，就是他自己，担任行政职务后也不得不分出大量精力去为所里筹集经费。
他曾经在“低温死亡尸体确证”课题上总结出19项与低温作用有关的尸体征象，制定了低温死亡尸体的认定标准，提出了“反常脱衣”的新的理论，不仅解决了冻死尸体的认定问题，而且引起地质、体育、旅游等部门的广泛注意。所谓“反常脱衣”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有不少人在冰天雪地里冻馁之前，会感到格外地躁热，不由自主的一件一件脱
光衣服，以至被人发现后引起有关死因的种种怀疑，车教授的理论显然解决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命题。在白天召开的指挥部会议上，他基本上没有发言，但心里深知，此次破案工作中法医方面责任重大，尤其是张副厅长明确指示要从无名尸上打开突破口，更感到成败在此一举。不过，他更重视事实，相信自己不会改变事实，也不会放过真相。
15日上午，闫自忠带人无能为力调查“1.17”案件时，他带人去富力医院继续勘验尸体。尸体从太平间里抬出时，崔道植、王克立等人也赶到了，他们给无名尸拍取了面部照片，然后赶往南山矿检查出租车上的痕迹。临走时崔道植嘱咐，检验尸体要特别注意发现和保护体貌特征。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在场者除车则仁外有市局技术科长杨淑兰、法医伦江、尉宝山、张连光、张西奎等人。计划重点检验尸体的软组织，包括皮肤和肌肉，要看看肌肉损伤有无出血、凝血、皮肤有无损伤和其它痕迹特征。尸体仰卧在解剖台上，车则仁站在尸体头部后面指挥操作，指示说肌肉要一条一条地切，皮肤要一块一块地刮。在他来到之前，这样的手术是无人敢做的。
他分工张西奎站左肩侧位、尉宝山站左下肢侧位、伦江站右肩侧位、张连光站右下肢侧位，杨科长负责纪录，自己则负责重点检查。“1.28”案重点突破的时刻终于在开始检验后不久来到了。站在左臂侧位的张西奎用刀刮了一阵后，忽然说：“车老师，您看这是什么？”无名左上臂的皮肤还算完整，刚才张西奎用手纸蘸着水一层一层擦去表面的黑色燃烧物，下面逐渐露出一些文路。屋里光线暗，是什么东西还看不清。车则仁把门打开，让外面的光线照进来，照亮了尸体的上半身。左臂部的一大块皮肤烧得相对轻一些，经过擦洗，露出烤肉般褐红色的一片，上面隐约看出有暗黑色的图案。
“是不是文身？”车则仁点头。他让尉宝山继续擦洗左肩，往臂部擦，自己拿起手术刀去深刮烧焦的表皮组织。在场的有谁说了句，别把文身刮掉了。车则仁头也不抬的说：“你的组织学是咋学的，文身已经刺到第三、四层以下的细胞中，越刮会越清楚！”
皮肤分五层，角化层、透明层、棘细胞层、基底细胞层、乳头层，一般刺文身会刺到第五层，所以不怕刀来刮。车则仁心里有数。手下不犹豫，逐渐将文身刮了出来。大家都围着看，见是一幅龙的图案，龙头昂起，嘴里喷火，身体曲折，爪下还踩着火焰。边缘部分已炭化，有些模糊。仔细看，那龙头虽然生角，其他部分却有些变异，口内吐出的本不是火光，而是分岔的信子。原来这是一组蛇头龙身图案。边缘模糊的部分说明，尸体烧毁程度过深可以烧毁文身，但尸体烧毁的程度并不均匀，这就为发现文身留下了余地。
以前没有发现文身，一来是因为对付烧焦的尸体缺乏经验，不敢下手；二来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尸体烧毁程度不同，忽视了某种可能性。
下面开始拍照。尸体仰卧位不好拍，就调成侧卧位。车则仁要杨科长马上去洗，11点20分左右，照片洗出来了，效果还可以，即派人送到指挥部。压抑着激动的心情，法医们继续把尸体全身的软组织检查完毕，在头部找出了两颗铅弹。又将左肩文身取下来，用10%的福尔马林固定后再处理，使整个文身图案显现出来。午饭后，车则仁前往指挥部，在楼门口遇到闫自忠，闫自忠要他赶快把文身照片加印400张。从闫自忠的脸上，车则仁已看出指挥部正紧张地部署新的步骤。
400张龙形文身彩色照片15日中午被分发到各分局、矿区公安处和看守所、收审所、治安枸留所、劳教院。破案指挥部总指挥何文轩情绪异常饱满，在会议上提出明确的要求：
第一，要立即动员、立即行动起来。将照片发到基层单位，先回顾一下，然后通过情况资料检索，最迟于次日晚上把无名尸身源给摸上来。发现情况，马上报告。
第二，要使调查、侦查、控制结合起来，进入情况后由市局大队统一协调工作。
第三，卡点工作进入特别戒备状态，严防犯罪分子闻风逃窜。
第四，各级都要立下军令状，谁漏了处理谁，民警扒装、领导免职。反之，有功者重用重奖。
从即发照片开始。鹤岗的整部警察机器都开始以最高速度运转起来。要求明晚之前查明11号尸源，似乎不算过分，有文身的人不像有假牙的人那样多。假牙包在嘴里，外表与真牙无异，自己不特别说明，又有谁能知道？文身则不同，夏天，肩部有文身总会暴露出来，给人留下印象。从文身看，死者已经有了点“刀枪炮”的气味。在有劣迹的人员中调查线索可能成为重点。
张副厅长召见张黑子，鹤岗市收审所建立殊功。
11号尸体身源查清，破案形势急转直下。如果说给无名尸“洗澡穿衣”是张昕枫明里的一招，那么他还有暗里的一招是许多人不知道的。
张昕枫下榻在矿务局招待所。据张黑子后来说，张副厅长召见他是在14日晚上，也就是说，是在张昕枫到达鹤岗的当天晚上。那天晚上，张昕枫还在自己的住处召见了其他“三所一院”的负责人。
张昕枫很熟悉张良春，器重他的才干，把他叫来，没两句话就点明：“这次你一定要尽全力，充分发动，争取搞出东西来!”张黑子心里热乎乎地，又觉得有些委屈，掏出随身带的小本本，翻开说：“我已经尽了全力。您看，到6日，我们那里揭出猎枪线索26件，假牙线索79件；到9日，揭出人头像的线索91件。李洪杰局长去了几次，我们几个人现在是连轴转，一天睡不了5小时，在押人员的热情也都很高。每次捞上来一些情况，我都在汇报会上及时汇报了，可老是有人泼冷水，说‘你们管好人就行了’，说什么的都有，线索都被否定了。我就不相信线索都没用，是不是真的经过查证,好像是我张良春一心邀功，自己找出些事来。”
张昕枫摆摆手说：“那些你不用管。全否了也没关系，你继续挖，多多益善。也不一定说工作都能得到人家承认，线索也不一定就出在你那里。还是那句话，尽力而为吧。有一条：漏了我可拿你是问！”
“那当然，那当然.”张良春身体已经移到沙发边缘上。从矿务局招待
2月15日下午1点多钟，指挥部印制的无名尸文身照片下发到收审所，使学员中掀起一个新的辨认高潮。对于文身，一些学员不陌生，有的自己身上就有，据说这种东西是沾着鸽子血刺上的，终生色泽不变。而文什么也有讲究，一名学员当场在纸上画下无名尸身上的图样，解释说，龙身蛇头，表示没成气候，八仙过海就他未过海；另有人解释说，蛇头龙身代表刚刚出来混，没有过江的龙就叫蛇，所以蛇头龙身叫翻江倒海九条龙。如此解释，这名罪犯文身时还是刚刚出道。
谈话结束后，闫自忠回到会议室，冲着张副厅长、何局长兴奋地说：“案子上线了！”张昕枫、何文轩同时露出了笑容。张良春跟在闫自忠身后，方形的黑脸上绽开了一朵花。给11号尸体“穿衣”的工作有了新进展，将尸体残留的黄色衣片割开，对线头进行物理检验，证明罪犯穿的是一条军警用的黄色秋裤，在一条街上的军警服务社里发现有相同的秋裤。这样，又从另一方面证实李宝励所说田原在春、秋、冬季常穿同一条黄色军用秋裤是有根据的。大概田原只有一条秋裤。据李宝励说，田家很穷，睡土炕，被子是破的，唯一值钱的是一台12寸黑白电视。这是他父母家，田原未婚。从家境上看，田原冒死罪参与杀人抢劫大案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无名尸主就是田原，那么他的住址清清楚楚：南山区28委5组。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反复摸排居然没有把这个失踪的人摸上来。南山区28委属于六号地区，六号派出所所长郝亦堂和28委所属担当区片警段崇先当即召到指挥部来。等待他们的绝不是安慰和赞扬。
担当社区民警受训，田原家属神态自若。
预审员闫帆得知嫌疑人包括堂弟，他仍然受到王春林的信任。在整个破案过程中，六号所民警段崇先是个时不时牵涉到的人物。倘若没有这件大案，这位模范民警可能很快会得到提升。凭着他的才干、他的工作态度，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平凡但不简单的成绩是不成问题的。他并不比处于相同位置的许多别的民警差，只是有一名特殊罪犯住在他的辖区。
1月15日傍晚6点35分，当他走到指挥部会议室时，就发现气氛有些异样，这是从几双熟悉的眼睛中透出的不熟悉的目光里感觉到的。王春林把他、郝所长和预审科的闫帆引到一个前额开阔，两肩微耸、坐在醒目位置的中年人面前，作了介绍，他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省公安厅主管刑侦的副厅长张昕枫。可惜初次见面是在这种情境下。
坐下后，郝所长先将六号地区摸底的情况作了汇报。摸底是从1月30日上午开始布置的，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掌握的作案人数、案犯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部出动，南山分局的干部30多人也集中在六号所协助工作。
张昕枫问：“谁负责28委的摸查？”段崇先心里一沉，答道：“是我。”张昕枫锐利的目光便盯住了他：“你摸上可疑人了吗？”段崇先点头称是，说他提出过5个可疑人，包括一家姓田的三兄弟：田原、田力、田雨，以及吴清明和赵北平。其中赵北平摸查时去了长春，现在已经回来，查否。
张副厅长问：“你认识田原吗？”段崇先回答：“认识。”
“你看11号尸体的照片上是田原吗？”
“不像。”
“田原有假牙吗？”“没反映上来。”
“田原的胳膊上刺有龙文身吗？”
“不太掌握。”
“检举中反映田原有假牙，你知道吗？”
“不知道，没接到信息反馈。”
张副厅长拍桌怒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片警怎么当的？”段崇先脸上有些变色，嗫嚅着没有说上话来。实际上，段崇先对田家的情况是比较注意的。田原的父亲是南山矿退休工人，叫田玉山，平时很老实，不太出门，也不大过问家里事。母亲杨莲秀，家庭妇女，比较泼辣，在街道上还作了个小组长。段崇先下街道，常到田家坐坐，从杨莲秀那里了解些组里居民的事情。遇到有案子，这位积极的小组长还提供些线索，总之，彼此关系不错。
摸查中，段崇先没有放过田氏兄弟。老大去了外地，不能面见本人；老二去了南韩，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案发后虽然还在鹤岗，
但初二就离家出走，有让人不放心的地方。所以把三个人都作为疑人提了出来。在碰头会上，大家提出的怀疑对象被一批批筛下去，以便突出重点怀疑对象，当讨论到田家兄弟时，段崇先先始终不肯松口，不肯将他们排除，而又无法证明他们做过什么。
关于相片和假牙，段崇先事后为自己辩护说，“围绕田家在摸底工作的几天中曾去六次，通过看照片、查假牙、查假发、发通告我多次询问田家及左右邻居。同田家相住十七年的赵XX妻子、赵XX的儿子赵XX赵XX（同田家兄弟年龄相近）、田XX等都没反应出田家哥们儿有镶假牙的。”
他拿出无名尸面部照片照片给周围群众看，群众中也没有人说像田原的。田原身上有文身，段崇先是不了解的、周围群众却了解。段崇先为自己辩护说，文身特征是后来才提供出的，如果这个特征及早发现，他通过在田家周围的工作是可以调查出来的。治安民警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重点人口和边缘人口，应该做到“四知”，即知姓名、知绰号、知住址、知体貌特征。从这个硬性要求来看，段崇先还是无法脱去责任。
张昕机发火不单单冲着段崇先。在公安看来，派出所的基础工作是整个公安工作的保障。以往，侦查破案首先要靠派出所平时对情况的掌握，派出所的工作包罗万象，十分繁杂，如果不能很好地摆正这些工作之间的关系，就会失去基层工作的意义。近几年，有的基层派出所存在着“重率轻效”的问题，只强调民警对管内的人口达到“四知”和“百家熟”，而忽视实际效果，忽视从“四知”和“百家熟”中发现犯罪、打击犯罪，造成有些民警只顾死记硬背，片面追求熟悉率，放松了对重点人口的熟悉，更谈不上对其控制和管理，从中发现犯罪。有的民警为了应付工作，整天拿着户口本去“熟悉”，其它工作不管不问，因为只要熟悉率达标，就可以当先进、晋级。这种情况很难适应当前改革条件下对敌斗争的需要。
在侯凯杀人案件中，侯凯作案期间曾三次转换租房，每处住房都是杀人第一现场。民警不掌握，只是机械地去熟悉那些常住人口，不下居民区了解情况。案件侦破后，上级机关到侯凯租房的派出所管内调查，发现管区内很大一部分群众不认识，也不知道调来工作三年之久的管片民警。这种脱节、不负责任的工作方式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这就是张副厅长后来下决心要狠抓派出所基础工作建设的原因。
当然，在“1.28”案件，片警段崇先的责任是有限的，他毕竟把去南韩打工的田原列入怀疑对象，至于证实他是否真在南韩打工，超出了他的职责。
张副厅长问：“田原什么时候去南韩打工？”
段崇先回答：“去年10月份。”
“能。我曾经多次去过他家，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他家里人、他的对象，还有邻居都说他出国了。”
“他有对象？”
“有。他们家几个兄弟就是他处着女朋友，女的是他表姐，叫刘芳，他家开小吃部的时候她帮过忙。”
“现在田家谁在家？”“他父亲，还有他弟弟田宾。”
张昕枫眉头紧皱，对着王春林、郝所长和段崇先说:“－－你们去，把田原的情况弄清楚。立刻就去！”
闫自忠请示说：“我是不是也和他们一起去？”“好。”
六号所离指挥部很近，闫自忠和李洪杰一到那里，就与南山分局的副局长王鸣久、王春林紧急磋商起来。显然不能像摸查动作那样，拿着照片到田家附近到处打听。一旦走漏消息，活着的罪犯肯定潜逃，便不可收拾。邻居们也不会真正了解内幕。唯一的办法是正面接触田原的亲属，从他们嘴里挖出真实情况。
研究以后决定将田玉山和田宾都叫到六号所来接受传讯。根据李宝励的揭发，田原肩臂处的文身是邻居朱环青给文上去的，朱环青必须接受传讯。不能排除田宾、朱环青有参与犯罪的可能，因此传讯时要采用必要的防范手段。去的人不能多，应该是熟人，避免引起混乱，使罪犯得到消息。最后决定以管片民警为主实施行动。
第一步，由段崇先和闫帆去朱环青家把朱带来；第二步，由段崇先、郝所长和民警张石建把田宾、田父带来。3个人都被顺利带到了，同时带到的还有在田家住的田原的表姐刘芳，在4间房子里同时展开了对他们的询问。
田原的父亲田玉山满脸皱纹，胡碴很长，背有些弯，穿黑色棉袄，袄面上油迹斑斑斑。他从50年代起就在南山矿做掘进工，患有矽肺病，现在靠退休工资为生。这部分退休工资200多元，还要负担其他人的家用。1月28日遭抢的荣工退休金中也有他的一份。询问中他不停地淌清鼻涕。
“你儿子田原现在在哪里？”
询问人员问道。“田原他去南韩打工了。”
“什么时候走的？”
“去年，去年九、十月份”
“回来过没有？”
“没有。”
“确实没有回来过吗？”
“你明白吗？在这里必须说实话，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知道什么叫作伪证吗？”
“知道。”
“没有，一次也没回来过。”
询问时讲究察颜观色，从田玉山脸部呆滞的无变化的表情看，不像在说谎话。但老人显然不是精明人，弄不清他对家里事情知道多少。
“田原有假牙没有？”
“好像没有。”
“文身呢？身上有文身没有？”
“不太清楚，我没见他文过身。”
王春林把文身照片拿出来，交给他看，问：“这文身是你儿子身上的吗？”田玉山接住照片、痴痴地望了一阵，揉揉眼睛，又望望，说：“不像，我没见过他有这样的文身。”
对田宾的询问也遇到相同的答复。田宾还很年轻、白净脸、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样子。据段崇先介绍，他平时表现不错，从来没有犯过什么事，也很少和他的几个哥哥一起活动。如果说他是学校的学生，也有人信。“我二哥真的出国了，”他再三辨白说：“走的那天还在街上吃了饭，家里人除了大哥都去了，喝了不少酒。这事联系了有一个多月，还算快的，我二哥说那边钱好挣。”
近年来东北去韩国打工的人不少，手续上并不繁杂，像田原这样无家无业的主儿，只要寻上门路，拨腿就走不是新鲜事。
“带行李了吗？”“带了，被窝卷、褥子、脸盆，我三哥帮他打的包，海波送他去车站，晚上7点多的车。”
“海波是谁？”
“我二哥的朋友，孙海波，去南韩的事是他给联系的。”
“走了以后来过信没有？”
“没有，他从来不写信。”
对刘芳的询问情况也相似，刘芳是个小巧玲珑的姑娘，与田家姨表亲，小吃店关张后一直没走。她眼神中带着警觉，但又十分乐意探听一点田原的消息，有时欲言又止。给人的印象是，她对田原一往情深。田宾和田玉山都提到，送别田原那天晚上，刘芳哭了两次，问她本人，她也承认，说田原出国打工是临走前三天才告诉她的，她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没给你捎信回来吗？”“没有。”刘芳摇头，神态有些凄婉，脸也背过去，发梢垂下来遮住了半个面孔，“他走的时候说了，不写信，挣够钱就回来。”有些东西表演是表演不出来的，参加询问的人后来都相信，1995年10月16日是田原离家出走的日子，被褥是刘芳拆洗的，那时距“1.28”大案发生还有3个多月。以后对邻居们的调查，也证明田家在去年10月份的确聚会送别田原，田原走后无人看见过他归来。但是，在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和陈明利害关系后，田宾首先承认了田原上齿有假牙。
“我们哥几个都有有假牙，”他舔舔嘴唇，“都是右上边第三颗门牙，这颗牙生来就没有。”“文身呢？”田宾呆呆地看着照片，似乎对他二哥作了最后的辨认和告别。说：“从假牙和文身看，这是我二哥田原。”至于和田原经常接触的人，他提供有孙海波、孙海滔、闫文宇、乔复山、余林栋等四名字。朱环青坚决否认他曾给田原文身，并亮出臂上的一条青龙－－这是一条真正的龙，龙头龙身。至于田原身上的图纸，他讲听说是田原自己刺上的：先请人画在纸上，然后把纸贴在臂上刺就。这一点田宾也有印象。
关于田雨的去向，田宾说不清楚。田家的人向来各自行动，说走就走，说回说回，旁人不大过问。但田玉山后来说田雨跟他母亲去哈尔滨找工作。随即对田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没有搜出任何可疑的物品。田家虽称不上家徒四壁，也简陋得可以，唯有刘芳居住的一小块天地干净一些。刘芳已与田原同居，她肯跟了田原，也算田原的福气。换个角度看，在田原不可能不想办法去弄钱。
田原接触过的另一个团伙首领叫余林栋，绰号“黑子”，27岁，男性，身高1.78米，肤色较黑，圆脸，身体壮实，臂力过人，曾长期习武，当过田原的武功师傅。两次因流氓、斗殴判短期监禁。手下有五六个人，专门“吃地盘”，在他的地盘范围内，负责保护商家店铺的“安全”，走到哪里，坐下吃好的喝好的，临走揣上一份孝敬，伺候不好他，难免闹得天翻地复，得不偿失，所以店家都只当多一个收税的，散财消灾。1月28日当晚据说他在一个同伙家聚会，证明人都是他的同伙。这伙人手里有枪是不必怀疑的，也有人会开车。田原参加过两伙人的活动，但次数很少，有一次跟着余林栋一伙提着铁棍拦路抢劫，被带到派出所。前脚刚进去，后脚他当居民小组长的母亲就赶到了，在派出所里大闹一场，闹得民警不亦乐乎，只好把她儿子放了。据段崇先说，田原近两年里与“刀枪炮”团伙接触少多了，经济情况上也能看出来，他从团伙活动中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田原待人很客气，懂礼貌，这一点给民警的印象也不错，民警从未把他看作“刀枪炮”团伙的正式成员。
会议进行到半夜11点多钟时，会场上又有激烈的争议。一派人认为孙海波嫌疑最为重大。孙本人在外貌上与匪徒中戴警帽的一个相似，并且，他也应该最了解田原最后的行踪。另一派人认为，孙海波介绍田原去南韩，所隔时日已远，田原完全可能在南韩干不下去又返回鹤岗，参与了犯罪行动。孙海波等人从气质上不像作大案的人，况且以前连小案子都没作过，缺乏经验，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么大。简直说，他们是否摸过枪都值得怀疑。此案理解像是“二棱子”或“黑子”一伙子干的，起码从作战经验上看像。
前一派反驳说，孙海波等人未必没作过案、没使过枪，倘若高成国、小金鹤两案是他们干的，那么他们在心理上、物质上都有了一定准备。他们不见得是没有前科的人，而可能是隐藏较深，从未暴露的人。后一派意见也反驳说，高成国、小金鹤两案同样可能是“二棱子”等人干的，乔复山已经跑去北京，很难说不是为了逃避打击。孙匡男发言时，会场上安静下来。在公安大学读书时，孙匡男就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毕业前一直是
全校的学生主席。凭着他敏捷的思维、熟练的组织能力以及标准的仪表，同学们都预言他前途无可限量，但他从来收敛放达，不为已甚，至今不过做到处长，而且已经觉得够了。在他看来，能做好这个处长实非易事，尤其在需要对棘手的案情明确表态的时候。而现在就是这种时候。
“根据大家凑的情况，我更倾向于－－”他顿了顿，“孙海波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
“我认为，田原去南韩打工这件事，是‘1.28’大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早在几个月前，这伙人就已经把全案的过程筹划好了。”
“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孙海波这些人就是罪犯，甚至是一点证据没有。可是我想强调一点，就像张厅长说的那样，现在犯罪是在升级，罪犯的素质也在升级。过去作案的大都是最没有耐心守法，最容易冲动的那一部分人。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一部分表面上守法，心底里准备以身试法的人开始行动了。他们比较有头脑，善于权衡利弊得失，不愿意为了眼前利益丧失长远利益，所以能够忍受表面的服从。他们在我们看来也许还算是一类人口，但心里想发财的欲望决不见得比明里的强盗差些。他们自尊心强，要面子，欲望也更强，他们一旦觉得从正路上发不了财，把目光转向犯罪，作的案子就不是一般的案子。现在通过经济犯罪发大财的，哪个是低智商。”“刑事犯罪上也是一样。我们不要看‘1.28’明火执仗地抢、真刀真枪地干，他们这里每一枪都放得有章法，来来去去都有策略，从这里面闻得出文化水平。要是叫在‘二棱子’和孙海波两种人里选择，我想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的思想观念一定转变，适应新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