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只是试图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作为组织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当我们进入学术殿堂时都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甚至是学术之外的影响，例如为解决气候变化、种族主义、不平等、性别歧视等等“重大挑战”做出贡献。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管理学所谓的“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中很少涉及人类正在面临的诸多挑战，更不要说试图提出解决方案了。
例如，一篇讨论气候变化的论文，如果只是为石油公司更好地管理企业声誉以提高股东价值提供见解和思路，那么它就是功能性的；相反，如果它挑战了世界经济对化石燃料持续依赖的现实，那么它就是批判性的。
2008-2018年管理学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统计表
顶级期刊为何不探讨“重大的挑战性问题”？
管理学界表达出来的“有价值的观点”与顶级期刊中解决“重大挑战”的论文之间是不匹配的。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人们在学术会议、主题演讲甚至博客中会表达一些涉及“重大挑战”的、有价值的观点，但是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关心这些问题。
另有一种回应是：顶级期刊毕竟是管理学的期刊，它们的篇幅有限，不应该被探讨社会、经济与环境等重大挑战的论文所过度占有。这一说法貌似有理，实则不然。
以下，我们从稿件的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其中，结合了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和周围同事发表论文的经历，我们与期刊编辑的沟通与交流，以及论文发表的模式等内容。
供应方：商学院为何回避？
商学院的研究者是顶级期刊的供应方。那么，他们为何回避“重大的挑战性问题”而不向顶级期刊提交有关“重大挑战”的论文？我们能够想到的原因如下：
第一，商学院的研究者所接受的培训。
正如普拉萨德（Prasad，2014）所说：“许多力量促使博士生们身不由己地在一定的范式边界、方法途径和研究参数的组合中从事学术研究。”这就使得商学院新入门的研究者有了判断其职业成功的标准，即在既有和合规的学术领域中，尽最大可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这大大限制了他们对研究主题的选择范围。
第二，主导学术环境的指标与排名。
只有极少数的期刊被认为是“优秀的”，因此在顶级期刊的论文发表就成为商学院排名的重要指标，它不仅会影响商学院的排名，也会影响研究者写什么论文和如何发表。当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顶级期刊不接受批判性的学术成果时，那么研究者不得不考虑投稿此类论文所存在的风险，以权衡成本和收益。这也会导致研究者选择的主题范围逐步缩小。
第三，新自由主义商学院的身份认同。
新自由主义商学院的身份，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商学院的战略使命，要与企业的制度相匹配。企业既是商学院得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是其研究结果的价值对象。因此，商学院的研究者通常被要求认同某种企业精神，而不是去批判它。
需求方：顶级期刊是如何考虑的？
探讨“重大挑战”的论文被顶级期刊拒稿，并非都是质量问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其中起作用。
第一，编辑们可能认为批判性论文“太政治化”。
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通常需要论文对现象保持中立的科学态度。例如，一篇质疑CEO或公司合法性的论文被拒，编辑给出的理由是：这篇论文涉及政治领域，讨论的是与政治领域有关的价值和利益问题。编辑认为他们的期刊不是适合讨论这种问题的一个地方，这种问题或许应该在博客、书籍或新闻里讨论。
尽管缺乏数据证实，但是从观察也可以看出，一些顶级期刊的主编、编辑和审稿人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在这些期刊刊出的论文中“功能主义”占了上风，导致安全、狭隘、实证主义的“科学”论文越来越多，出现了严重的研究同质化。
而实际存在的一些批判性论文，在评审的过程中其批判性也会被逐步扭转，最终虽然发表出来，但论文的贡献点成了对现有研究的优化改进以及一些“非批判”的观点。例如，设想一篇对美国企业中种族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论文，抽样和统计技术用得很扎实，但是经过几年的评审之后，最终以种族多样性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视角发表。
第二，“太主观”！这常常是拒掉一些非实证主义批判性论文的理由，尤其是在那些以经验性研究为主流的期刊中。这意味着可发表的论文范围被直接腰斩了。
这种实证主义源于强烈的“物理学嫉妒”，即管理学者希望能像量子物理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一样，拥有强有力的“科学”和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理论。然而正如本尼斯和奥托勒（Bennis&O’Toole，2005）所说：“首席执行官应该如何获得报酬？如何设计有效且公平的全球业务？公司的目的除了创造股东价值还有什么？这种广泛且多层面的问题很难依赖科学实验去检验。”
第三，“不合适”。即使有一篇批判性的论文能够巧妙地通过各个关卡，编辑们最终仍可能以论文偏离期刊既定使命的理由拒掉。
正如阿尔韦森和桑德伯格（Alvesson&Sandberg，2013）所说：“在高等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压力本身并不一定会减少创新工作，但这些期刊倾向于强调渐进式和补缺式的研究，而不是创新和智力上的大胆。”
如何打破僵局？
以上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讨论了僵局的产生。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僵局呢？
首先是商学院。
就像阿拉约齐耶维尔等（Alajoutsijarvietal.,2015）所言：商学院已经迷失了方向。商学院应该具有更广泛的公共责任，参与到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中。商学院也可以成为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的中心，参与制定与贫困、种族主义有关的实际解决方案。商学院应该与社会运动组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等外部组织展开合作。这将大大丰富学术界研究成果的种类，并为商学院“赋能”。商学院应该将这些内容列入对教师的考核，鼓励对学术生产力的多元化衡量，取代来自顶级期刊的霸权。
其次是顶级期刊。
第二，期刊中的“特刊”并不足以推动和改变管理学的发展，应当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重大挑战”的栏目或论坛，作为期刊中的一个常规项目。
第四，也是最为激进的一个建议，对期刊的排名和评级暂停三年。这将为所有的期刊提供一个缓冲期，以促使它们重新审视期刊创办的目的，思考如何使期刊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出口。这会给期刊带来深度和多元化，特别是在应对“重大挑战”方面。
总之，管理学的研究不应该是一场抽象的游戏，管理学的研究者也不应该成为缺乏批判精神的论文提供者。管理学的研究者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与社会责任感，应该参与到社会“重大挑战性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