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史上雅俗之辩源远流长，分支众多，旷日持久，而且存在种种巴别塔式的混乱。雅俗分别具有自己的美学起源，并且与阶级、阶层等社会学范畴相互解释。雅俗概念并没有一个抽象而绝对的定义。历史发展过程中，专业性知识积累、经遴选的经典、为艺术而艺术的先锋派、“有闲”阶级的活动等常常被纳入“雅”的范畴，而大众经验、民间狂欢、大众传媒内容时常汇入“俗”。现代文学史之中，启蒙、阶级的观念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卷入雅俗之辩。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之中的雅俗之辩围绕“艺术”与“商品”的观念开始重新组织。每一个历史阶段对于雅俗的重新理解，往往表明审美趣味与历史之间正在重新建立联系。这个意义上，雅俗之辩始终是文化参与历史的见证。
关键词：雅;俗;启蒙;阶级;市场
作者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州350001）。
作为文化史上一对古老而重要的概念，雅俗之间的对立与争讼形成众多理论波澜。古典文化的式微并未平息二者的分歧，相反，雅俗分别带动众多理论命题积极介入现代性主题，并且成为现代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状况极大丰富了雅俗的概念内涵，同时赋予远为不同的理论指向。因此，雅俗之辩的清理和阐发不仅包含概念内涵的解读，更重要的是描述雅俗概念的理论竞争以何种方式呼应乃至催生历史的重大转折。
一、雅俗之辩的源与流
雅俗之辩源远流长，并且广泛分布于诸多领域，造就不同的分支。从诗词格律的形成到叙事文学的兴盛，从白话文的倡导到“先锋派”名噪一时，尽管雅俗之辩的导火索时常由文学或者艺术充当，但是，分歧往往会迅速扩展到亚文化乃至文化整体。迄今为止，雅俗之辩带有两个引人瞩目的特征：首先，旷日弥久，相持不下，历史演变很快瓦解二者之间既定的平衡基础，“雅俗共赏”依赖的公约数难以为继；其次，卷入雅俗之辩的各种观念谱系错杂，相互转换，巴别塔式的语言混乱往往持续转移理论的聚焦点。
雅与俗分别拥有各自的美学起源。双方互为“他者”分庭抗礼，这种对立至少可以追溯至孔子。《论语》中的《卫灵公》与《阳货》分别记载两段著名的表述：“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子推崇庄重肃穆的雅乐而贬抑放浪浮靡的曲调，这种审美趣味可以在他的诗学观念之中得到证实，譬如“思无邪”或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儒家学说相信美学与世道人心存在特殊呼应，譬如“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如此等等。因此，雅俗之辩的意义远远超出美学范畴而成为匡时济世的意识形态。
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进入现代社会，雅与俗的不同根须伸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产生种种隐秘的回响，并且与阶级、阶层等举足轻重的社会学范畴相互解释。从贵族、精英、知识分子、高雅文化、文言文、纯文学到平民、底层、乌合之众、通俗文化、白话文、消费文化，一批或褒或贬的概念积极提供各种现代版本的理论注释。各种新型历史主题的巨大动能，使得雅俗与这些概念形成各种程度的结合，制造曲折的理论脉络以及声势浩大的文化交锋。因此，雅俗之辩至今风头不减，甚至历久弥新。
恰恰由于漫长的积累，雅俗之辩中保留的众多命题、判断、概念术语开始出现磨损、扩展或者引申、转义。因此，考辨内涵、澄清歧义不仅是一种理论预热，更重要的是再现雅俗之辩复杂的历史际遇，校准未来的文化方位，避免言不及义，张冠李戴。考辨与澄清恰恰表明，不存在某种高悬于不同历史语境的统一标准，周而复始的雅俗之辩更像是每一个历史段落重新涌现的内在需求：主题相似，内容已非。
如果说诸多元素的雅俗错杂是一幅共时的图景，那么，历时的演进还可能改变甚至颠倒一部作品或“雅”或“俗”的既定评判。宋词、元曲和章回体小说曾经风行于青楼艺妓、草台班子或者说书艺人之间，卑微鄙俗的起始并未阻止许多作品日后进入文学史的大雅之堂。西方文化也是如此：“威廉·莎士比亚现在被视为高雅文化的典型代表，然而在19世纪后期，他的作品大多被搬上普通剧院的舞台。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也一样。同样可以看到，黑白电影已经跨过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线：起初是普通电影的，现在成了专家学者和电影俱乐部的珍藏品。”历史之手翻云覆雨。许多高雅之作并未像预料的那样传诸后世，一些俚俗之作却意外赢得经典的荣誉。犹如点铁成金的魔术，经典的遴选机制隐藏“化俗为雅”之效。当然，雅俗之间的评判转换并未改变褒贬的原则。“化俗为雅”的分析表明，某些“俗”的作品之所以得到肯定，恰恰因为经典的声望赋予“雅”的荣誉。理论的弧形跑道圈仿佛存在许多令人迷惑的出口，尽管如此，跑道的终点仍然设置为“雅”。
经典与“雅”的相互认证似乎表明，“雅”的品质可以跨越作品的历史语境限制而成为传诸后世的普遍准则。然而，另一些以“雅”的名义庇护的作品会不会逐渐抽干了生命的液汁，仅仅剩下徒有其表的木乃伊？解释散文的“发达”为什么在韵文之后的时候，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之中指出：
韵文是抒情的，歌唱的，所以小百姓的歌哭哀怨都从这里面发泄出来，所以民间的韵文发达的最早。然而韵文却又是不大关实用的，所以容易被无聊的清客文丐拿去巴结帝王卿相，拿去歌功颂德，献媚奉承；所以韵文又最容易贵族化，最容易变成无内容的装饰品与奢侈品。因此，没有一个时代不发生平民的韵文文学，然而僵化而贵族化的辞赋诗歌也最容易产生。
这些表述之中，“化俗为雅”显然被视为可耻的退化——胡适力图颠覆延续已久的雅俗主从关系。相对于传统的文言文，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带有大众口语的明白晓畅。很大程度上，这是启蒙使命的产物。通俗易懂的文字有助于开启民智，因此，“俗”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化中心。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主张“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肯定了“俗”的文学形式：“白话”与“普通的文体”。然而，这些理论主张与20世纪之初的世俗社会存在很大差距。至少在当时，《新青年》上发表的以及鲁迅、郭沫若等写出的新文学作品更像黑暗之中呐喊的文化先锋，而不是风靡市场的通俗文学。作为世俗旨趣的标志，担任市场的主角是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或者大同小异的“鸳鸯蝴蝶派”——周作人《人的文学》愤怒地谴责这些作品“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这种状况再度证明雅俗概念的多义、缠绕乃至矛盾。如果说，“雅”的内涵可能在持续引申之中不断叠加，那么，伴随现代性的降临，“俗”似乎更为活跃地承担种种不同脉络的表述，这个概念在现代历史之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
二、雅俗相对的基本内涵
雅俗的对举以及持续引申表明，拟订一个抽象而绝对的雅俗定义近乎不智。但是，如同诸多社会文化关键词一样，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雅”“俗”概念分别拥有相对稳定的基本内涵。这些基本内涵成为各种描述与论辩赖以展开的前提，并且在各个时期的雅俗之辩中不断承传、扩展。历史证明，雅俗的区别正是由于彼此参照而愈来愈清晰。
要在英文之中寻找一个与通俗文化之“俗”相近的词，多数人大约选择popular。尽管profane、secular、vernacular、vulgar、kitsch等词均有“俗”的涵义，但是，这些词更多指向了非宗教、乡土方言以及粗劣、粗俗等意味，而popular强调的是“民众的、通俗的、受欢迎的”。根据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的阐释，popular“包含了‘讨人欢心’的特质，并且保有‘刻意迎合’的旧意涵”。因此，这个词时常与大众娱乐或者通俗文化联系起来：popularentertainment或者popularculture。考察西方文化之中的娱乐与通俗文化，利奥·洛文塔尔追溯到16世纪的蒙田与17世纪的帕斯卡尔之间存在的深刻分裂。中世纪标准崩溃之后，“即确定世界不再受一个教会、一个帝国（罗马—日耳曼帝国）和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封建社会经济的限制和统治”之后，西方文化出现普遍而内在的痛苦。如何逃避这种痛苦？蒙田与帕斯卡尔共同意识到消遣的强大冲动。然而，帕斯卡尔不愿意如同蒙田那样服从这种冲动，相反，人类必须以高贵的精神抗拒这种冲动：
蒙田和帕斯卡尔之间的不同，就他们的思想与那些现代争论的联系来看，可以概括如下：蒙田主张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的观念——人类天性之中的需要不能被改变，我们必须善待它们；阻止它们获得（幻想的或现实的）满足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力提升我们提供给人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帕斯卡尔的灵感和强烈的宗教动机则代表精神的进步——娱乐和逃避的需求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动员人的高尚的冲动来抵抗它，并且只有远离娱乐的干扰，达到孤独的境界，我们才能增强内心的自我意识，从而走上救赎之路。
相对于漫长的历史，雅俗概念的种种理论概括挂一漏万。如此简略的基本内涵仅仅企图提供一个方位坐标。所谓的方位坐标更像一个有待于历史充实的理论框架。进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还可以察觉另外一些先后抵达的支流。这些支流或强或弱地汇入雅俗之辩，此起彼伏，推波助澜，制造各种文化潮流。这种状况再度证明了另一个时常遭受忽视的理论故事：某些关键词的内涵将在历时之轴的描述之中不断地丰富、修正、调整与扩展。
三、“雅”的引申与叠加
现今至少可以发现，雅的概念隐含来自如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增援。
首先，某些文学或者艺术门类的专业性知识积累会持续增强“雅”的概念。如同物质生产的高度分工，文化生产的众多领域相对独立，而且形成分门别类的历史。无论是诗词、戏曲、音乐、舞蹈还是绘画、雕塑、书法、曲艺，各个门类无不拥有传统的主题、风格以及特殊的语言表述形式。愈是深入每一个门类内部的庞杂分支，种种规范与程式就愈偏僻，语言表述形式的特殊性就愈强，例如戏曲之中的京剧、昆剧、越剧，书法之中的篆书、隶书、草书，如此等等。专业性积累形成的审美趣味接近王国维所说的“古雅”：“吾人所断为古雅者，实由吾人之位置断之。古代之遗物无不雅于近世之制作，古代之文学虽至拙劣，自吾人读之无不古雅者，若自古人之眼观之，殆不然矣。”古雅之美并非天生，亦非天才式的灵感纵横，而是人工的，形式的，尤其是积累的。熟知文学或者艺术门类的独特传统之人时常显现出引以为傲的“渊博”或者良好的教养，“雅”的名义仿佛无形地设置了一个知识的“区隔”范围。多数作家、艺术家并未致力拆除“区隔”的边界，相反，他们有意无意巩固这些边界，更为乐意强调自己“专业人士”的身份。
积累与传统表示的“雅”往往隐含一个倾向：复古。如同孔子对于周朝雅乐的崇敬，许多文学或者艺术门类的鼎盛时期被设想为悠久的过去，它们的“失传”才是最大的威胁。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令人向往的黄金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雅”保持的厚古薄今姿态。
其次，“雅”对于经典的器重和依赖可以视为积累、传统、厚古薄今的延续。按照艾略特的观点，经典的意义是摆脱个人成为衡量文学的标识。单独的个人是轻浮的，单薄的，不足为训；浪漫主义的个性神采飞扬，声名显赫，但是，艾略特所认可的“雅”毋宁是保守的。在他看来，“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地评价。”这即是艾略特指出的“历史的意识”。这种“历史的意识”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将传统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衡量因素。
这个意义上，围绕经典的激烈争辩恰恰是雅俗之辩的回声。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之中宣称，文学经典的衡量标准是“文学性”，是“审美价值”，他的纯正品味代表了高雅文化的良好训练。但是，现今更多的批评家认为，经典的遴选机制内部充满了正统的意识形态偏见。艾布拉姆斯指出了西方文学经典遭遇到的理论抗议——这些抗议再度从审美趣味转向了社会阶层构造：
伟大作品的经典评价标准已不再以作品的艺术价值为主，而是以权力政治为主，即经典形成的依据是意识形态、政治利益以及白人、男性和欧洲社会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其结果是，认为经典主要是由那些表达和支撑了种族主义、父权制和帝国主义的作品所构成，是为使黑人、拉丁美洲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成就，以及使妇女、工人阶级、大众文化、同性恋和非欧洲文明的成就边缘化或对其加以排斥服务的。
……
另一种呼声要求标准的经典之作应除掉精英统治和“等级主义”——即对高雅艺术和低级艺术之间固有的歧视性区别——目的是为了将诸如好莱坞电影、电视连续剧、流行歌曲和通俗小说等文化产品包括在内。
从专业性知识积累到经典塑造，再到现代主义与“先锋派”，以及“有闲”阶级的趣味，这些因素陆续成为“雅”内部的有机成分，将这个概念带入各种历史语境，使之成为理论空间的活跃角色。
四、“俗”的反抗与扩展
俗的概念不断地由底层大众重新诠释，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是抗拒雅的压抑。“俗”意味着日常人间与烟火气息，意味着渺小而质朴的劳作、欢乐与苦难，意味着田野、厂房、穷乡僻壤或者边陲之地，这一切时刻提供“雅”中未曾有过的文化经验。这些文化经验天真未凿，不加修饰，饱满而粗糙，单纯而简陋。由于格格不入，“雅”代表的正统体系往往无视这些文化经验，或者冷漠地拒绝乃至严厉地驱逐它们。“雅”的文学或者艺术程式成为一种无形的栅栏，这些文化经验及其背后的社会阶层无法完整地露面，甚至仿佛不存在。因此，“俗”的反抗时常表现为无所顾忌的率直。“雅”的陈陈相因时常形成僵硬的躯壳与自以为是的雕琢，形成纷繁、堆砌而纤弱的形式风格，这时，“俗”的率直是一种解毒剂。“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俗”不再尊重“雅”维持的各种森严规范，如同恩格斯所言，“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这时，“俗”以开放的姿势重新接纳外部世界生机蓬勃的文化经验，并且与各种“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相互阐发。
文化史上“俗”的反抗屡屡发生，现在的文学或者艺术形式保留了种种遗迹。谚语、笑话、相声、快板书等相对短小的形式迄今仍然流传于底层大众中，充当简单的娱乐或者宣传。另一些通俗文化成功地占领了中心位置，获得“雅”的收编和改造，甚至以经典的面目存留于世。尽管如此，词、曲、章回小说等文体始终贮存了“俗”的记忆，这种意义上的“化俗为雅”是文人雅士心悦诚服的表现。文学或者艺术形式的遗迹证明，“俗”始终是历史之中主动的积极能量。
五、启蒙、阶级与雅俗转化
许多表述将现代形容为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将古典社会隔离于鸿沟的另一边。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人们曾经设立多种衡量现代社会的指标体系，文化往往开风气之先。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举足轻重。在它丰富的内容中，雅俗之辩占据了醒目的位置。雅俗之辩并未停留在古典社会，而是跨越鸿沟，拉开中国现代文化的帷幕，内在地卷入现代性主题，不断地从历史演变之中获取新型燃料。雅俗之辩产生的能量不仅强烈冲击了古典文化，而且扩展至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成为积极召唤现代社会诞生的重要因素。
20世纪30年代围绕“大众文艺”再度辩论的时候，“阶级”的概念开始协助区分雅俗两种阵营。林纾之流尖刻地嘲讽白话文学的保守主义遗老已经丧失市场，同时，所谓的“大众”正在被赋予阶级身份。很大程度上，“雅”的一方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俗”的一方由无产阶级作为主角——无产阶级文学。布尔乔亚文学与普洛列塔利亚文学存在深刻分歧。当然，无产阶级并未真正到场，辩论的毋宁是两批知识分子。他们力图阐明的“大众化”是，谁以及如何完成无产阶级需要的文艺？这是启蒙使命之后雅俗之辩的重要转折。
郭沫若在1930年发表的《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之中，倡导“无产文艺的通俗化”。他甚至口气夸张地说：“通俗！通俗！通俗！我向你说五百四十二万遍通俗！”但是，“从事无产文艺运动的青年，无论是全世界上的那一国，大抵都出自智识阶级（这理由让有空闲的学者去讨究）”。因此，“你要去教导大众，老实不客气的是教导大众，教导他怎样去履行未来社会的主人的使命。”“你是先生，你是导师，这层责任你要认清！”这时，郭沫若似乎远不如胡适那么激进。胡适肯定了白话文学背后的大众拥有独特的文艺观念；郭沫若心目中，文艺观念毋宁是知识分子充当的“先生”与“导师”传授给大众的——“通俗”乃是传授不得不遵循的形式。无形之中，这种图景不仅复制了雅俗的传统等级，而且将这种等级扩展到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文化结构。
第一，“文学大众化的主要任务，自然是在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组织大众，鼓动大众。直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劳苦大众完全浸在反动的封建的大众文艺里，我们一方面要对这些封建的毒害斗争，而一方面必须暂时利用这种大众文学的旧形式，来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学。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劳苦大众是应该享受比小调，唱本，说书，文明戏等等，更好的文艺生活的。”这种表述似乎通情达理，然而背后是熟悉的潜台词：“雅”的范畴始终承担终极标准，哪怕所谓的大众文学暂时无法企及。
这时，雅俗之辩与阶级文化之间的相互辨认愈来愈清晰。
六、雅俗与文化承传
从封建王朝的终结、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到大众传媒的兴盛、白话文学的登场，从底层的觉醒与反抗精神、“阶级”概念引入到无产阶级大众进入历史舞台，文化天平持续地向“俗”倾斜。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大众”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力图集中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必然涉及雅俗之辩的衡量。20世纪40年代，工农兵是大众的代表：“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很大篇幅论述工农兵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普及”与“提高”作为一个后续的问题与雅俗之辩联系起来。毛泽东指出：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
这些论述指出了阶级与文化演变之间的正向关联。历史证明，一个阶级崛起之后，或迟或早必然将本阶级的意志投射于文化领域，继而转换为种种审美趣味。这个历史阶段的雅俗之辩显现出工农兵对于文化领导权的逐渐掌控。当然，“阶级”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其划分及兴衰、交替通常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雅俗之辩显现于文学或者艺术的各个门类内部，诸如文类、文体、语言风格、表演场所、流传范围等等，二者分别拥有相对独立的逻辑与演变速度，两条曲线形成复杂的交叠、交错、追随与呼应。换言之，生产资料占有程度的改变以及新兴阶级的诞生不可能立即兑现为独享的阶级文化。由于步调错落，性质不一，无法想象边界清晰、毫无杂质的阶级文化整体，例如纯粹的地主阶级文化整体或者资产阶级文化整体。这时，雅俗之辩卷入阶级与文化之间复杂的交织肌理——二者并非简单的动静相随，立竿见影。
托洛茨基对于“过渡时代”的历史长度存在重大误判；同时，他尚未对新兴阶级“文化学徒期”内部继承与超越的复杂机制进一步分析——雅俗之辩显示，新兴阶级的“俗”并未完全拒绝依附于传统名义的“雅”，而是包含了吸收、借鉴与扬弃。许多迹象表明，新兴阶级不仅强烈地表达自身的文化诉求，同时也或积极或谨慎地承传被取代阶级的文化积累，二者构成文化内部独特的新陈代谢。新兴阶级的文化不可能彻底割断传统。激进的颠簸期结束之后，相当一部分文化遗产仍将纳入革命者的视野，甚至成为举足轻重的资源。所以，马克思曾经赞叹古希腊的艺术和史诗“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雅”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传统文化既不可能完整地复制、沿袭，也不可能因为暴风骤雨式的阶级革命而销声匿迹。哪些内容遭到历史栅栏的阻拦，哪些内容渗透到新兴阶级的文化，以压缩的形式或者开放的姿态存在，多方面因素的博弈将会形成各种变数。
七、艺术、商品与雅俗之辩
20世纪下半叶，阶级概念的式微与市场经济的兴盛带来巨大的转折。两个相互联系的历史事件同时投射到文化领域，一批陌生的观念迅速卷入雅俗之辩。“俗”所依赖的大众从平民、无产阶级更换为消费者，“雅”代表了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精英。脱离阶级形成的文化对立之后，雅俗之辩的阵营围绕艺术与商品两个范畴开始重新组织。熟悉的革命动员与蛊惑人心的市场号召既异曲同工，又分道扬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使命很快转向激烈的阶级革命，以至于通俗文化及其依托的市场经济并未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心。阶级范畴带动的种种表述告一段落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另一条线索的理论故事——西方文化之中，围绕通俗文化的争论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
雅俗之“俗”与市场的联系不可能长期遮蔽，“畅销书”的概念形象地揭示了印刷文化带来的利润。尽管如此，电子大众传媒铺开的经济规模还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从电影、广播电台、电视到互联网与手机，电子大众传媒广泛进入日常生活意味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经济收益不再是一个令人忌讳的话题。电子大众传媒的运行要求巨大的成本投资，同时形成高额回报，雅俗之“俗”具有十足的含金量。将票房、收视率、点击率作为评判作品的重要依据，这种做法已经从新闻报道延伸到批评家的论述。推荐一部电影或者贬抑一部电视连续剧，票房、收视率指标的意义往往超过作品的主题、情节以及人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这隐喻了市场在“俗”的名义下对于审美趣味的征服。
大半个世纪之前，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指出了技术带来的文化民主：机械复制技术将艺术从神坛上请下来；如果说博物馆保存的书画作品真迹珍贵无比，那么，众多的电影拷贝或者无数电视机播放的肥皂剧不再像真迹那样令人敬畏和膜拜。然而，“本真”的艺术固有的“灵韵”（aura）会不会消逝在机械复制之中？这是本雅明难以释怀的疑虑。“灵韵”概念显然来自“高雅文化”体系，尽管人们对于“灵韵”内涵的阐释见仁见智。技术、文化民主之间安装了经济引擎之后，市场为二者提供了愈来愈丰富的机会，本雅明式的疑虑产生的回声愈来愈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