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本文融合外部环境、个体层面、组织层面3个视角因素，探讨政策支持这一外部环境因素与技术创业成功这一组织层面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引入创业激情这一个体层面中介变量与政策感知这一组织层面调节变量，系统性地探讨政策支持是否影响、如何影响以及何种情境下更显著影响技术创业成功。
政策支持是指行政机构(如政府部门)为了减少由于制度不完善对企业产生的不利影响而提供的支持，是企业面临的重要制度环境。黄聿舟等[21]认为，针对企业的支持政策可以分为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两种，具体而言，直接支持包括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和培训等直接资源支撑；间接支持政策是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为创业者提供更高的政府效率或服务水平，如提供统一的办公地点、厂房以及市场和技术信息交流平台等，能够为技术创业者营造创业支持氛围。本研究也将从这两方面讨论政策支持对技术创业成功的作用。
就直接政策支持而言，依据资源基础理论，技术创业者拥有的技术知识、技能以及创新网络是其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但如果其它创业资源匮乏也会使得既有资源结构无法适应创业活动的综合性和动态性要求[22]。因此，政策支持能够通过优化技术创业者资源结构促进其创业成功。首先，技术创业者除需要通用人力资本条件外[20]，还要具备基本创业知识和技能，集中体现在对创业知识、流程和风险等充分认知上，政府组织的创业教育能够增加其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以弥补不足。其次，Boso等[23]研究发现创业企业各方面创业行为均受到融资能力直接影响，包括实施创业活动、投资固定资产、生产、开拓市场、开展创新活动和风险决策等。但技术创业企业的高不确定性和创业初期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导致其融资贵、融资难问题突出，来自于政策的直接或间接(提供融资信息)财务资本支持以及与政策密切交流带来的市场潜在融资者信任感提升[24]，均会增加技术创业企业融资能力。
H1：政策支持对技术创业成功具有促进作用。
创业激情是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存在的特定情感，指创业者通过从事创业实践和识别有意义且特殊的创业者身份所产生的浓烈而积极的情感体验[13]。这一定义阐明了创业激情的两个内涵：自我身份认同和强烈的积极情感。换言之，创业激情并非一般情感，需要依靠具有创业者身份意义的活动来激发，当个体从某些活动中感知到自己创业者身份时会体验到创业激情。在创业过程中，一方面政策支持为技术创业企业提供了更多问题解决便利条件，这给予技术创业者更多战胜困难的信心，调动技术创业者积极情绪；另一方面，政策支持传递的积极价值信息使得拥有多重角色身份的技术创业者对“创业者”这一身份的评价提升，增强了创业者身份认同感。同时，创业激情是技术创业者实现成果商业化的内在驱动力。
技术创业企业存在高科技企业和新创企业双重属性，同时承受着资源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以及内部资源匮乏、外部合法性不足等风险[8]。因此，技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承受着比一般创业者更大压力，即使具备一定心理素养的技术创业者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消极情绪中。而政策支持给予的各项便利条件不仅在解决具体问题上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也使得技术创业者感知到政府部门的背后支撑从而更加笃定地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情绪。此外，技术创业者往往具备多重社会角色(教授、研究员、高工等)[5]，在创业初期，创业者之外的身份在技术创业者心目中依旧占据着重要地位。依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创业者会根据获取的信息形成他们对于创业的感知、态度和行为[27]。因此，技术创业者通过对政策支持信息的理解形成较为积极的技术创业认知，尤其是针对技术创业的政策支持是政府部门在对技术创业企业及其创意进行评估和考核并认可的前提下发布的(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R&D比例、知识产权所有权等指标的要求)，更加深了技术创业者对自身创业者身份的认同。
H2：创业激情在政策支持影响技术创业成功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2)政策易用性感知。技术创业实现产品商业化往往具有较高风险，政策响应过程也存在不确定性[31]，对于政策易用性感知较高的技术创业企业而言，通过比较可获得资源与所需付出成本形成较为乐观的预期。当政府采取政策支持措施时，政策易用性感知程度高的技术创业企业愿意承担风险和成本，面对政策支持短期内尚未见效的情景时也能坚持挖掘政策中有利于创业成功的资源。反之，对于政策易用性感知较低的技术创业企业而言，难以妥善处理“机会经理”与“风险担当者”双重身份，在政策支持短期存在不确定性时，技术创业者心智模型难以兼容理性决策思维，使得政策支持效果难以彰显。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政策感知调节政策支持与技术创业成功的关系，即政策感知越高，政策支持与技术创业成功的正向关系越显著。
此外，政策感知也会调节政策支持与创业激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技术创业企业的政策支持与一般创业企业相比存在显著区别，门槛高、力度大[4]，实际上隐含着对技术创业者这一身份的高度认可，且对于技术创业的支持追根到底是从社会整体福利考虑的，蕴含着政策对其创业行为的政治期待(技术变革、产业升级等)[9]。对具备高政策感知程度的技术创业企业而言，在面临同样政策支持时，上述潜在信息更容易被技术创业者所接收，使得其对创业者身份及创业行为更加认可，进而表现出更为高昂的创业激情。二是在技术创业企业对政策支持的情感倾向比较积极时，技术创业者习惯于通过启发式信息加工方式将周围同类型技术创业者成功归因于政策支持[33]，会增强技术创业者对创业行为的积极态度和乐观心态，进而增强技术创业者创业激情。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政策感知调节政策支持与创业激情的关系，即政策感知越高，政策支持与创业激情的正向关系越显著。
上述理论推导阐明了政策感知的直接调节作用，但政策感知增强政策支持与技术创业成功之间关系的作用原理和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究。基于假设H2和H4，本研究进一步推论，相较于低政策感知而言，具备高政策感知的创业者在面对同等水平政策支持时，会表现出更高的创业激情，继而提升其创业成功概率，即政策感知对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起到调节作用。本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如图1所示。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图1理论模型Fig.1Theoreticalmodel
H5：政策感知通过增强政策支持对创业激情的直接作用，强化政策支持对技术创业成功的间接效应。
为使本研究量表具有更高专家效度，对于政策支持、创业激情、政策感知、创业成功4个关键构念，在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情景进行部分调整。为避免翻译带来的理解偏差，邀请云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和高创园工作人员就问卷内容给出参考意见，并且通过双向翻译的形式确保问卷度量准确性。此外，2019年7-8月对云南省省级高创园、青年企业家协会、各地商会创业团队进行问卷预测，问卷填写对象为符合技术创业特质的团队负责人或主要合伙人、管理人员。根据107份有效问卷对各个变量测项进行项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剔除没有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的题项，最终形成本研究调查问卷。问卷中测项统一采用Likert5级量表进行测量，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或非常低)”，5表示“完全符合(或非常高)”。
关于政策支持，借鉴Li[34]和李颖等(2018)的研究，设计了包含5个题项的量表。具体包括：当地政府制定实施了厂房、办公场所、税收减免等有益于企业运营的政策(PS1)；当地政府提供了所需技术信息及其它技术支持(PS2)；当地政府提供了重要市场信息(PS3)；政府常为企业提供咨询、免费培训等帮助(PS4)；政府经常给予新企业融资/资金资助等方面帮助(PS5)。
关于创业成功，参考Rahman[12]和张秀娥等[19]的研究，并结合技术创业者创业诉求，从创业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两个维度设计了包含9个题项的量表，其中，客观财务指标沿用上述学者测量内容且出于隐私考虑采用主观区间测度方法，非财务指标则结合技术创业者创业初衷对部分指标进行调整。财务指标包含5个题项：企业销售额不断增长(EF1)；企业利润持续增长(EF2)；从整体看，企业是一直增长的(EF3)；企业当前债务水平较低(EF4)；总体来看，企业当前经济状况比较好(EF5)。非财务指标包含4个题项：企业为当地提供了很多就业就会(EN1)；企业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EN2)；企业推进了地方产业升级进程(EN3)；企业促进了区域科学技术进步(EN4)。
关于创业激情，采用Cardon等[13]研究开发的包含13个题项的量表，涉及创业者积极情绪及创业者身份认同两个方面。创业者积极情绪包含10个题项：可以找出新方法解决未满足的商业化市场需求，是令人兴奋的(EP1)；能够寻找并提供新产品/服务的想法，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EP2)；我有动力找出如何让现有产品/服务更好的方法(EP3)；观察环境以发现新机会，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兴奋的(EP4)；建立一个新公司，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兴奋的(EP5)；拥有属于我自己的公司，鼓舞着我(EP6)；能够培育一个企业走向成功是振奋人心的(EP7)；我真的很渴望找到合适的员工来推销我的产品和服务(EP8)；企业拥有合适的员工是非常重要的(EP9)；推动我和公司员工使公司不断发展这一目标时刻激励着我(EP10)。创业者身份认同包含3个题项：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是表明我身份的重要方式(EI1)；成为一个企业创始人是表明我身份的重要方式(EI2)；一个公司的成立和发展是表明我身份的重要方式(EI3)。
关于政策感知，参考冉建宇等[31]和彭华涛等(2013)的研究，从政策有用性感知和政策易用性感知两个维度设计了4个题项。有用性感知包含2个题项：我觉得当前创业支持政策内容具体、实在(PU1)；我觉得当前创业支持政策扶持门槛很合理(PU2)。易用性感知包含2个题项：我觉得当前创业支持政策有明确针对性(PP1)；我觉得当前创业支持政策能有效解决创业中的实际问题(PP2)。
关于控制变量，参考张秀娥等[19]对创业成功的研究，从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设置控制变量。其中，个人层面控制变量主要考虑创业者个人特质，包括创业者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层次；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主要针对企业规模，包括员工规模和企业资产规模。通过对上述变量的控制，以期得到更准确的实证结果。
表1样本基本情况描述(N=291)Tab.1Basicsituationdescriptionofthesamples
本研究采用SPSS22.0和AMOS22.0对量表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关键变量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Tab.2Testresultsofkeyvariablesreliabilityandvalidity
表3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Tab.3Resultsof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
注：四因子模型包含政策支持、技术创业成功、创业激情、政策感知；三因子模型包含政策支持、技术创业成功+创业激情、政策感知；二因子模型包含政策支持、技术创业成功+创业激情+政策感知；单因子模型包含政策支持+技术创业成功+创业激情+政策感知
本研究样本数据均来自云南省省级高创园、青年企业家协会、各地商会中技术创业者对本组织创业情况的自我报告，且调查数据来自同一被试，为了避免同源方差对数据质量的影响，问卷打乱了原有各分量表题项顺序并采用匿名方式进行问卷填写。此外，采用Harman单因素检测法对数据同源方差进行检测，对所有变量共31个题项同时开展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43，未旋转因子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4个，总解释方差为67.754%，其中，首个因素最大解释总变异的37.25%，低于总解释的40%，说明该模型数据分析结论可靠性不会受到同源方差的影响。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本文采用分层回归方法验证直接作用与调节作用，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F1和M1分别检验控制变量对技术创业成功及创业激情的影响，模型F2和M2分别验证政策支持对技术创业成功与创业激情的直接作用是否成立，模型F3、F4和M3、M4用于检验政策感知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考虑到实证结果稳健性，将自变量政策支持、调节变量政策感知及二者交互项依次加入模型，检验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水平，以确定政策感知在其中是否发挥调节效应。
模型F1用于检验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由表5中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技术创业者的性别、年龄、资产规模对创业成功的影响不显著，而创业者教育程度(β=0.086,P<0.01)和员工规模(β=0.090,P<0.01)对技术创业成功的正向影响显著。模型F2结果表明政策支持正向促进技术创业成功(β=0.286,P<0.01)，即政策支持力度越大，技术创业成功的可能性越高，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模型F3在F2的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结果表明政策感知与技术创业成功之间的关系不显著(β=0.079,P>0.05)。此外，引入交互项的模型F4结果表明，政策感知对政策支持与技术创业成功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β=0.309,P<0.01)，即政策感知强化政策支持与技术创业成功之间的正向关系，假设H3得到验证。同理，由模型M1-M4实证结果可知，政策感知对政策支持与创业激情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β=0.287,P<0.01)，即政策感知强化政策支持与创业激情之间的正向关系，假设H4得到验证。调节作用的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图2调节作用Fig.2Moderatingeffect
表5直接作用与调节作用回归分析结果Tab.5Regressionanalysisresultsofdirectandregulatingeffects
为了检验中介作用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本研究使用Preacher等(2007)提出的检验方法，以ProcessforSPSS(V3.3)为检验工具。根据该方法检验逻辑，先使用Bootstrap方法(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检验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Bootstrap样本量设为5000，结果表明政策支持通过创业激情对技术创业成功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1085，95%置信区间为[0.0588,0.1681](不含0)，表明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显著，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然后，检验政策感知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政策感知对政策支持与创业激情间关系的调节效用为0.2867，95%置信区间为[0.0802,0.5059](不含0)，表明政策感知的调节作用显著。因此，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
表6显示，在不同强度(M-SD、M、M+SD)的政策感知下，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分别为0.0642、0.1032和0.1422，每一个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232,0.1150]、[0.0558,0.1580]和[0.0736,0.2267]，均不包括0，由此可知创业激情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同时，通过对比发现，在不同政策感知强度下，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之间还存在差异性。如表7所示，当政策感知处于3种不同水平下，创业激情中介作用成对比较之间的差值分别为0.0446、0.0893和0.0447，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216,0.0954]、[0.0206,0.1908]和[0.0103,0.0954]，均不包含0。创业激情在其中的条件中介效应指数是0.0779，95%置信区间为[0.0180,0.1666](不含0)。最终结果表明，高政策感知通过增强政策支持对创业激情的直接正效应，增强政策支持通过创业激情对技术创业成功的间接作用。至此，假设H5得到验证。
表6有调节的中介作用路径分析结果Tab.6Analyticalresultsofmoderatedmediationpath
注：M表示均值，SD表示方差，Effect表示中介效应指数，BootSE表示标准误，BootLLCI、BootULCI分别是95%置信区间的最低和最高值，下同
表7有调节的中介作用配对比较结果Tab.7Moderatedmediationpairedcomparisonresults
注：Effect1、Effect2表示不同强度下的中介效用指数，Contrast表示Effect1与Effect2之间的差值，INDEX表示条件中介效应指数
本文以云南省省级高创园、青年企业家协会、各地商会技术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框架效用、社会信息加工等理论为支撑，将政策支持作为前置变量，讨论政策支持对技术创业成功的影响机制，重点剖析了创业激情在政策支持与技术创业成功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政策感知对政策支持各作用过程的调节作用，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基于此，依据291份技术创业者调查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政策支持通过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提升技术创业成功可能性；②创业激情中介政策支持对技术创业成功的正向作用，即政策支持激活技术创业者创业激情(积极情绪、身份认同)，而被激活的创业激情会提高技术创业成功概率；③政策感知增强政策支持对技术创业成功正向影响的同时，还增强政策支持对创业激情的正向影响，进而调节创业激情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且在不同政策感知水平下，创业激情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当政策感知较高时，创业激情对政府支持与技术创业成功的中介作用会增强，换句话说，政策感知强化政府支持通过创业激情对技术创业成功的间接影响。
(2)创业激情是创业者创业行为的核心内驱力之一，既受到创业者自身内在属性的影响，也受到环境影响。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表彰、奖励等形式为技术创业者提供正向反馈，激发技术创业者创业积极情绪；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树立典型技术创业成功者榜样，并通过有效途径加强宣传，提高技术创业者对自我创业者身份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