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网民已达4.8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6.2%。考虑到尚有大量没有条件触网的农村人口，中国的互联网在城市中的普及率，特别是在中产阶层中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网民已经成为舆论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网络的崛起以及伴随技术创新不断出现的新媒体，如这两年才出现的微博，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传媒生态，而且正在重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网络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新媒体对公权力的运行和公共事务的影响是巨大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公共领域的公众人物抱着颇为矛盾的心情注视着新媒体的兴起和演变，有拥抱，也有忧惧。毋庸讳言，对于长期习惯于权力自上而下垂直行使的官员们来说，网络的交互性、偶发性、平面化、碎片化对传统施政方式形成了革命性的冲击。面对网络造成的新的权力场景，不少人感到难以适应，因此主张强化监管。合理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是，更需要的是转变观念，转变执政方式，以适应新媒体的挑战，同时认真地学习并掌握这一新工具。一旦适应了这一新工具，你就会觉得没有网络的政治是无法想象的。
在本期封面专题中，编者约请了四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新媒体对公共治理方式的挑战以及应对之道。欢迎读者垂注。
——编者
祝华新：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
网络“意见领袖”的批评、质疑声，恰恰说明广大民众对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热切期待和坚决支持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祝华新
当下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分化，利益博弈规则却不够透明和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民众利益表达惟一比较顺畅的通道。从湖北巴东邓玉娇案，到武钢徐武案，从工信部强制安装上网过滤软件，到铁道部7·23动车事故的善后处置，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形成了强大压力，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事件的走向。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
正如微博网友“梦里惊闻”写道：“如果把政治比成动车，那中国政治就是D3115；如果把民意比成动车，那中国民意就是D301。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是这两趟动车的乘客。”
借助互联网，民意和民怨呼啸而来。在民怨和改革赛跑的形势下，我们尤需提防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否则，发生信息阻滞、信号紊乱和局部运转停顿，这是谁也不愿看见的局面。
互联网“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
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为36.2%，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均高于70%)；但中国的网络舆论的影响及热烈度绝对是世界上最强的。
第一类是“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传统的学者(如于建嵘教授)、作家(如韩寒)等。
在日趋严峻的新闻管理中，记者在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发声，找到了第二发声通道。他们比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接近事实真相，职业媒体人的身份使他们发出的信息可信度较高，因此在各地突发事件中往往成为令政府头疼的角色。
第三类是中高收入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虽然不像于建嵘那样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主动设置议题，却是很多公共议题的热心参与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诠释和强化现代价值观和情感。
7·23温州动车事故，成为一个契机，让中产阶级集体登上网络舆论舞台。其实，此前一天京珠高速的大客车车祸同样严重，41名遇难者多为草根民众，与以往的矿难、农民工职业病、小商贩与城管冲突一样，并未引起主流社会的震动；而动车乘客多为中产阶级，其中一列动车终点站是温州，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新中国惟一未被击溃的家族文化大本营。而铁道部为赶通车而匆匆结束救援，掩埋车头又涉嫌毁灭事故物证，更让中产阶级感到惊骇。去年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救援疑云，只是地方诸侯在山野中的蛮干；此次动车事故已是众目睽睽之下，公权力向全社会的挑衅和蔑视。中产阶级精神上受到“二次伤害”，于是乎集体发出悲鸣。连平时极少涉及政治话题的演艺明星，这次也被卷入政治性议题。
这次事故中，演艺明星们的舆论影响力，整体超过传统的学者、作家群；而这些演艺明星们，并不属于有完整政治诉求和系统意识形态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中产阶级中最感性的人群，不平则鸣，对公权力的质疑和离心倾向，值得为政者警思。
河北青年农民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真凶出现，聂母上诉6年无果，网民一直在为聂树斌呐喊。9月11日，几十名律师在石家庄举办座谈会，签署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院重审聂案的呼吁书。律师们的呼声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
互联网帮助少数普通老百姓成就“杨三姐告状”，解决了某些利益个案，扳倒了个别胡作非为的官吏，有利于缓和基层的官民对峙，减轻草根民众的痛苦。虽然网络舆论的作用力并不足以修复和变更制度，但仍不可低估互联网的“社会减压阀”作用。少数幸运的“杨三姐”，让更多的“窦娥”看到了希望，挽救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信心。正如网友“葱头不是干部”所言：“还在上访的人是相信政府的，还在上网的人是相信法律的。”
危机撬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次次网络舆论危机，实质是民意通道淤塞、政府应答机制缺失所致的瞬间决堤、垮坝效应。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疏浚民意通道、理顺应答机制，一味只是封堵民意，只会使民怨的海平面越涨越高。
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体制内有识之士，从高发的舆论危机和突发公共事件中警醒，开始上网、用网。
第一，准确研判互联网上的官民隔阂和对峙，以坦诚的姿态促进官民之间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
实际上，正如某党内高级干部所言：“网上很多人，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是敌人。”公权力如何对待网民，在很大程度上将压迫或扩大官民对话和合作的空间。
邱毅在微博发帖赞扬：“很欣慰南京市政府能对法桐移植问题承诺建立一套‘民主决策程序’，若在以后攸关市民权益的公共政策都能循此模式，多方听取市民的意见，并接受市民监督与聘请专家进行客观评析，将成为大陆各城市的典范。”
第二，互联网激发了政府的神经机能，提高了决策速度，使政府变得耳聪目明，身手敏捷。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提出的“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法则，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概括的“黄金4小时”法则，公安部提出的“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原则，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的慎用群众“不明真相”“别有用心”提法，社会学家单光鼐提出的党政一把手到闹事群众中听取意见、不要把警察推在“前边”的建议，这些创新手法，都有利于澄清网络谣言，化解民众对峙情绪，以和谐而不是高压来缔造稳定。
前不久，四川会理县领导考察乡村公路的照片，被天涯网网友发现做了PS处理。网民批评政府弄虚作假，纷纷PS炫技，把会理地方官PS到中外名山大川和各种新闻现场。会理迅速注册了微博账户，向网友道歉，说明是县政府网站工作人员好心办了错事，并公布了全部照片。县领导还以自嘲的心态，和网友们一起欣赏那些PS照片，最后又向网友“讨饶”：感谢大家让我们“免费环游世界”，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也请大家把目光转向美丽的会理。这个“悬浮照”事件的政府危机处置，简直是一次漂亮的“反向营销”，真是小地方有大智慧！
目前，围绕突发事件的发生和网络舆论的反弹，政府主政部门和新闻网络管理部门还在“拉锯战”。一旦出了事，主政部门就怪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管理不力，是互联网把地方搞乱了。特别是7·23动车事故以来，面对网上的众声喧哗、群情激愤，可能有人会从另一个方向总结教训，再次陷入对互联网的恐慌不安。其实，动车事故，首先是铁道部的救援不力和处置失当，伤害了民众的感情，然后才轮到检讨媒体和微博是否“失控”的问题。很多负面事件，首先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危机，然后才是舆论危机。打压媒体报道，封堵网络舆论，并不能使政府工作的缺陷消失，而只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形成了对公权力的有效节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近日在协会官网上谈到，“文革”中读到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一段话时十分惊讶：“一个党，不允许有其他声音，这样下去表面上说现在代表着无产阶级，但是当革命的热情在这个官僚体制下被耗尽之后，腐败、堕落、僵化是不可避免的。”宋晓梧呼吁：“如果改革的热情耗尽了，很危险。”而微博上流传的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描绘改革启动时1985年苏联官场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33年前，中国改革以“文革”为反面教材，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劫后余生的老一辈革命家，从国家民族也包括自身的沉浮中，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日益板结，利益格局固化并出现大规模“世袭”，改革推动乏力。在这个时刻，互联网为激活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道义资源。
第三，互联网教会政府如何面对“意见领袖”，发展“网上统一战线”，习惯与社会“自组织”力量共处与合作。
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崛起，让公权力平添了一个从旁监督、说三道四的群体。对此，一些官员出现心理失衡，可以理解，但必须改变。在新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格局下，政府得学会在互联网的杂音中执政，领导干部得学会在网民众目睽睽的“玻璃房”里工作。
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意见领袖”有时能呼风唤雨，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地位或特权，而是他们代表了相当数量拥趸的心声。没有民众的意见，也无所谓“意见领袖”。因此，宽容和倾听“意见领袖”，也是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当下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成堆，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在基层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意见领袖”致力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提请政府和全社会警醒。“意见领袖”的批评质疑声，恰恰说明广大民众对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热切期待和坚决支持。
还有一点很关键，在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意见领袖”是政府和民众之间频发的利益摩擦和冲突的“社会缓冲层”。政府无论是“维稳”还是推动体制转型，“意见领袖”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倾听和包容“意见领袖”，其实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和谐度，也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驾驭复杂局面的气度和自信。
另一方面，“意见领袖”放言立论不乏偏激，他们的勇气和责任感，在彼此呼应和驳难中，有时会与刚愎自用、党同伐异联系在一起。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对不同意见善于包容也善于批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扶正抑偏。中共对于现实社会的“统一战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把这一整套经验移植到互联网上，“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语)，需要政治家的胸怀和高超艺术。
以目前活跃在微博客上的实名的最高层级官员蔡奇(“听众”534.9万)为例，这位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对网友自称是“衙门里走出的同学”，中午不休息、晚上迟睡觉发微博，既是向“同学们”报告，也是对自己工作的梳理。在动车事故发生后，以蔡奇为代表的浙江政务微博群，包括郑继伟副省长(“听众”57.0万)，浙江省卫生厅官方微博(“听众”28.6万)，温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听众”102.9万)，及时通报浙江政府组织救援的信息，率先发出“生命伤不起，该谁来埋单”的疑问。
当网上对铁道部的善后处置多有批评的时候，对事故发生地的浙江官场却多有好评，除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救援努力，网上官民沟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看微博觉得社会矛盾激化到已无可救药，去菜场兜一圈又发现生活还得继续，改革还得再进行一百年”。
9月13日人民网发表“人民网评”，以罕见的诚实和勇气，描绘出当下中国社会的风云激荡，展现了“社会舆论和利益博弈的对抗性与共生性”。
互联网对中国政府的公共治理，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年中央两次郑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议题。网络舆论是监测和研判“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最新鲜、最丰富的信息源，借助互联网改进公共治理，撬动民间社会，促进官民沟通，又是当前成本最小、风险最低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
早在1992年市场经济建设大潮初起的时候，老中宣部长陆定一曾经感慨：
我们党历史上不懂军事，就老老实实拜“军阀”为师。“军阀”教我们如何修战壕、建司令部。我们学习“军阀”，最终驾驭“军阀”，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我们党现在也不懂市场经济，就老老实实拜“财阀”为师吧。“财阀”教我们如何搞现代企业制度，如何搞资本运作。我们学习“财阀”，最终驾驭“财阀”，一定能取得市场经济建设的胜利。
如果陆定一活到今天，他会不会勉励我们拜“网阀”为师，学习“网阀”，驾驭“网阀”，夺回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上的话语权，打响互联网上政府公信力的保卫战？
祝华新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任剑涛：微博参政助推执政方式变革
那种要求政府监控微博名人的言论、控制网站的微博管理、疏远微博舆论平台、以及将微博视为情绪发泄渠道的说法，是怂恿政府无视公共舆论的失当之辞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任剑涛
微博威胁执政秩序？
今年7月-8月，由微博引爆的几起轰动的社会事件，如7月23日的温州动车组事件、关乎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以及关乎中国青年基金会的卢星宇事件，虽还在继续发酵之中，但事件本身已经较为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三起事件的社会政治影响非常巨大。动车组事件直接将党政机构的信任危机呈现在人们面前。而后两件事情则直接打击了公众慈善捐赠的积极性。《京华时报》8月26日报道，据民政部中国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全国捐赠数据监测显示，今年6月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3月-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月-8月的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可见，郭美美、卢星宇微博认证事件，确实引爆了慈善捐赠危机。
动车组的微博报道所引爆的执政信任危机，以及郭美美、卢星宇微博认证引爆的慈善捐赠危机，都是由具体事件引发的、事件与危机有直接因果关系。从这些直接的因果关系看开去，人们往往推导出更为宏大的结论来。
因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引爆的执政信任危机，便有论者指出，微博上的舆情是不完整的，“微博上汹涌的质疑声未必就是公众态度的完整版”。而且，微博传递的信息质量较低。“微博这个似有似无的‘虚拟社会’，像混合了煤气的空气一样砰砰作响。中国社会不断被触动，但总是在原地暴跳”。进而，论者强调引导微博舆情的政府绝对主导论，“中国的事情，无论是改革还是清除改革中的障碍，第一个推动者都只能是政府，要想舆论不被微博上的某些极端声音绑架，政府发出足够强大也足够可信的声音，实乃关键之所在”(黄骏：“中国的具体漏洞需一针一线补上”，环球时报，2011.7.29)。这样的论述，似乎是公允的。因为作者既指出了微博的缺陷，也对政府提出了矫正这些缺陷的出路。
有论者更放宽视野，将微博引爆的大事视为公众的微博参政。进而对微博参政及其治理风险进行了系统论述。论者承认微博在处理公共事务上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深度跟踪微博对最近几件社会事务的参与，一些风险不容忽视。比如，微博对郭美美事件的过度延伸，导致如慈善捐款的大幅下降和自愿献血大量减少所引起的‘血荒’等不良后果”(徐运红：微博参政暗藏治理风险。环球时报，2011.8.31，下引该文不再出注)。在将郭美美微博认证与慈善捐赠和血荒直接联系起来之后，论者指出了微博参政的几个“重要风险点”：一是微博传播中的乘数效应存在放大个人情绪和观点的风险。往往使人陷入偏听偏信的泥淖。二是名人微博存在过度影响舆论导向的风险。三是传统媒体存在成为网络信息落地推手的风险。四是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存在交替影响的风险。从而形成更大的舆论声势，使之演变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重大隐患。五是政府决策和当事人隐私存在被过度干扰或者被侵犯的风险。政府可能迫于网络群体事件的强大压力，做出一些可能是仓促的、非理性的、并不科学的决定。
管控微博有失
其次，论者似乎习惯于将微博这一网络空间视为“虚拟社会”来设论。其实，虚拟空间总是现实空间的投射。对微博怀抱警惕的人士之所以将微博这个虚拟社会视为不可信的社会，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微博这一虚拟社会其实是现实社会投射的特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执政者一直拒绝对权力进行制度化限制，总是让权力压制住权利、国家吞噬掉社会、权钱勾结日益猖狂。在日常状态下，公众对此只好哑忍。在出现紧急事件的时候，公众便寻找到了发泄情绪的充分理由，迫使权势者无法对汹涌的群情说“不”字。因此，仅仅着眼微博空间的虚拟社会性质，是不足以论道微博参政的。
再次，论者假设的政府绝对正确，微博公众的言论一定不成熟的论说前提是不成立的。在论者看来，这三件事情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似乎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使用微博的公众不成熟的议论导致的问题。这样就把政府执政的诸多缺陷与闪失，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不满掩盖了起来。人们不是应当由此对政府施压，促使它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相反，倒是政府获得了教育不成熟公众的理由。同时，论者强调的只有在政府发出强大而可信的声音的时候，微博不可信的信息才不会误导公众，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的政府，可能发出强大而可信的声音，让社会公众信服吗？公众之所以愿意信任微博言论，就是因为微博言论的可信性，早就远远超出政府言论的可信性。这时需要检讨的，不是微博言论的不成熟，而是政府言论为何丧失了公信力。
最后，论者的国家权力的强力控制性思维也是需要拒斥的。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怪诞之处是，人们在谈论社会问题与政府作为的关系时，总是遵循一条政府有理而社会无理的言说进路。人们习惯于认定，只要政府举措恰当，促使社会成熟，一切社会不满就可以烟消云散。因此，政府的控制机制就成为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惟一法宝。每每出现重大紧急事件，论者便习惯地申述加强政府控制机制的主张。他们将公民个人、公民组织、新闻传媒，通通视为与政府作对的行动者，似乎只有政府真理在握，民众错谬百出。这样的对峙言路，实在不是一种现代的治理思路，而是过去简单粗暴统治方法的翻版。
促使权力适应社会
微博引爆的政府信任危机与慈善捐赠危机，确实足以促人深刻反省和努力改进。但这样的改进，不是指责公众的理由，而是力促政府改革的导因。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网络群体确实无比庞大。据工信部的统计数据，目前国内微博用户已达1.95亿，网民更是高达5亿之众。这就出现了传播媒体的两种对比关系：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网络媒体的传播速度、影响范围和社会效力，都更为可观；而相对于网际网络的一般传播效果而言，微博的传播效应、影响力度和难以驾驭，又远远出乎当局刚刚熟练掌握控制手段的网际网络。在中国官方信息的政治过滤机制密不透风的情况下，经过精心编辑和新闻管控的网际网络，曾经是人们获得国家过滤信息之外、人们期待了解的其他重要信息的途径。但微博出现以后，这种过滤信息的权力机制崩溃了。一种没有经过国家权力过滤的信息传递机制，就此形成。这对于那些当权者和习惯于从当权者角度考虑问题的人士来讲，简直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混乱状态。在微博传递的信息尚未涉及到执政危机的时候，这些人士的忍耐力尚且经得起考验。因此还可以从容地谈论微博的重要价值。一旦微博传递的信息涉及到既定的执政秩序、乃至于执政权威与执政危机的时候，强力管控微博便立即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这是陈旧过时的执政思维。进入微博时代，中国的执政思维应当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样的调整，涉及到执政思维与执政行为两个层面的问题。就执政思维来讲，中国必须改变将执政失误——不论这类失误表现为紧急事件的频频发生，还是表现为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归咎于公众的政治习性。将传统的简单、粗暴统治思路转变为复合、精细的治理思路，是克服执政危机的惟一出路。
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克制将政府执政失误简单归之于公众的非理性怨情的思维倾向。人们有必要从微博激发的公众反应出发，往事件的深处审视，就危机的广阔背景观察，朝事件的综合导因认真审查。从而避免几条微博就引发政府信任危机甚至执政危机的现象出现。
在应对微博即时激发的民意时，应当抱一种理性的公共舆论精神。即一种深入理解公共舆论的结构与功能的精神品质。著名的公共舆论研究专家李普曼早就指出，公共舆论来无影去无踪，往往让人无从捉摸。但这不等于说公共舆论没有价值，公共舆论的价值只有在公共舆论的自身筛选中凸显出来。公共舆论有朝一日成熟到完全理性，那就变成舆论一律了。公共舆论只有在构成这一舆论诸冲突的看法的相互碰撞中，逐渐浮现理性或成熟的公共意见。因此，面对公共舆论，比如来势汹涌的微博舆论，人们既不必大惊小怪、惊诧莫名，也不必要夸大其辞、危言耸听，更不必要以势压人、用权强控。
至于针对微博舆论显露出的敌对性执政思维，更是必须矫正的政治思维定势。在中国尚未走出革命精神氛围的情况下，人们一旦谈论与执政党和政府不一致的社会情形，常常沿循着一种敌我截然划分的思路来对待这种不一致。面对微博舆论或微博参政的新情况，论者总是要教人划分界限、站对阵线。在这种敌对性的思考中，论者不仅将微博舆论与政府舆论对峙，而且将微博舆论与传统媒体对立，甚至将政府对微博的及时反应与政府的理性决策对置。这样的思维，不可能真正激活有利于国家善治的诸方面积极因素，只会将本来可能进入治理合作的诸方力量分解开来，甚至推向完全对立的状态。那种要求政府监控名人微博的言论、控制网站的微博管理、疏远微博舆论平台、以及将微博视为情绪发泄渠道的说法，是怂恿政府无视公共舆论的失当之辞。所谓政府被微博言论绑架的危险，对中国目前的政府体制来讲，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从执政行为上讲，中国党政机构对社情民意的反应迟钝久矣。时下紧张的干群关系，就是这种反应机制的必然产物。因为久已不知对之应当做何反应，一旦党政机构开始对社情民意做出反应，便很容易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一时各种误导党政机构的对峙性言论便乘机而出。在微博参政甫兴之际，党政机构不应对之怀抱过分的警觉，倒是应当将之作为搜集执政信息的重要渠道。必须强调的是，现代正义理论早就明确公民具有对政府提出任意要求、随意批评和亟欲改进的权利。政府必须就这类民意做出积极反应。事实上，不少各级党政机构的要员使用微博与公众沟通，实现了令人满意的干群沟通效果。
须知一个执政的政党与政府，高度尊重社会公众的意愿，自觉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乃是实现善治的政治前提。为此，不是要社会适应权力已经形成的支配惯性，而必须转变为党政权力适应社会变化的合作共治局面。同时，高度尊重微博名人表达公意、引导舆论的权利，不要试图以权力独占鳌头的传统方式，独占舆论阵地。公共舆论是权力与权利各方、权势人物、社会公众和社会精英共同营造的，而不是权势人物与权力当局的专利品。因此，人们不必要拘执传统的观念，将公共舆论视为权力的专属物。
像一切公共舆论一样，微博舆论也不能保证其全然的正确性。这是公共舆论的性质决定了的。同时，像一切参政方式一样，微博参政也是一种具有自身缺陷的参政方式。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种公共舆论是完美的，也从来没有一种参政路是完满的，更没有一种执政方式是十全十美的。参政者与执政者都处于试错的情境中。这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必然态势。
长期以来，国人既臣服于权力，又期待完美的舆论与完满的行政，因此对微博时代的多元社会极不适应，认为那是一种混乱得让人不堪忍受的无政府状态。其实，在群情激昂的社会氛围中执政，理性面对社情民意，是执政党与政府必须练就的执政基本功。倘若遭遇群情汹涌，便想强力压制，如此执政思维，必然遭受严重挫折，并逐渐丧失进退有余的执政能力，最终失去执政地位。
任剑涛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喻国明：微博是个好东西
微博是促进社会健康平衡的重要手段，不要用“文革”的手段或“文化原教旨主义”逻辑去对待微博中出现的不太符合官方口味的内容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喻国明
微博影响力发生的技术关键
短短140个字的微博内容，其实是一个碎片化的内容，何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微博身后有三种强大的传播机制支撑的结果。
首先，微博传播是“点对面”的即时传播。
其次，微博传播是建立在叠套社会关系网络上的传播。
最后，微博传播是拥有关系资源“背书”的内容传播。
一个信息的内容仅仅以内容本身进行传播时，人们对它重视和信任程度往往是不高的，甚至会以一种质疑的态度来面对，因此，其传播效用的产生是非常有限的。反之，如果一个内容的传播是建立在一种信任关系背书基础上的，则其传播的效率、影响力及传播能量将会是相当巨大的，而微博恰恰就是这种基于关系资源的内容传播，属于一种圈子文化的产物。因此通过微博传播的内容，比一般的内容传播在影响力、可信度、可接受程度方面往往要大得多。
质言之，正是上述三大传播特性造就了微博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导致传媒生态、乃至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的重大改变。而要善用微博去实现自己的社会诉求，需要用更具智慧含量的方式去开发和利用微博。
譬如，微博虽然是点对面的传播，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个性化的传播，不能用正襟危坐的方式说，而是需要有情感的交流，才能“入耳、入脑、入心”，我们的道理、论据再充分也未必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再比如，微博本是一个建立在关系关联基础上的传播形态，对于微博的有效使用和开发，就需要有更多关系资源的有效构建，将各种人、物及媒介平台的要素进行有目的关联与整合，形成“1+1＞2”巨大的传播影响力。
微博的功过与“治理”
近一两年以来，无论是宜黄拆迁案还是河北“李刚门”以及上海火灾、动车事故、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等等，微博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显然，微博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强大助推者。
微博本质上是一个“个人媒体”，是个人向社会喊话和向社会表达的工具，它构成了一个社会场域的围观结构，这极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信息透明度和意见表达的均衡性与多元化，建构了对于真相追逐的公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促进社会民主开放和社会健康平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中国网民中利用微博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是非常独特的，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中国网民喜欢利用微博来议论政治和社会事务，而是传统媒体在这一领域社会表达功能的巨大缺失所导致的补偿性满足。这表明中国在传媒监管方面需要做深刻调整和改革，需要用更加开放的逻辑来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现在由于传播新技术的突破，很难保持过去那套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与其被动地逐渐失去影响力和权威性，还不如主动改革，微博对于传统媒体的改革和传播体制的改革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促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微博传播中所表现出的负能量？必须承认，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有所谓负面的作用和影响。
对于微博上的偏激言论，总体上应当持宽容的态度。现代社会是一个需要公民高度参与的社会，没有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就无法建立起来。但作为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的个人而言，其公开表达的内容不完善、有错误甚至很偏激都非常正常。实际上，在网上，个人的错误表达、偏激言论很容易被“大数定律”所抵消，如果表达和辩论能够保持自由和畅通，偏激或错误的言论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生存空间，它们很容易被发现和纠正。
纷纷扰扰的微博事件，引来很多要治理微博的言论，那么微博究竟需不需要治理，又该治理什么？
我认为，把网民在网络上的一般不当行为当做乱象来治理是不对的。实际上，在网络上，一般性的个人言论的失当，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导致社会的乱象，其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相反，倒是商业推手、利益集团等等的机构性的组织行为更容易带动舆论，造成有影响力的误导，从而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管理者应该改变思路，以往的家长式的管理方式显然不合适了。在今天，过去那种封闭式的管理必然要转变成开放式的管理，从依靠政府变为社会自治，让社会或者各种非政府组织协作管理。更重要的是，当管理成为一种共同协作的形式之后，管理者也就不再仅仅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样也是遵守者——应该有一种普遍有效的规则，来约束所有人，不管是被管理者，还是管理者本身，都受到同样的规则所约束。而这一点，正是今天的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微博辟谣”是个伪命题
因此，只要一起事件不只有一个目击者，只要微博发布信息的机制足够开放，那么最终传达出的真相往往会比传统媒介的报道模式更加完善和立体。所以我认为，微博不是制造谣言的地方，而是粉碎谣言的地方。
我不否认网络言论中存在偏激、不全面等种种问题。但是，网络上的发言者只是一名普通公民，并不是经过专业新闻训练的从业者，我们不应当对他们过于苛求。即使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也会存在演绎、夸张的成分。人们对自己喜欢的话题多说一些、不喜欢的少说一些，这都很正常。因此，对网络上有民众发布了不准确、片面的信息，应当抱着更加宽容的态度。
近一年以来，基于微博传播而产生的不准确信息多次出现，有人便认为，需要一个关于真相的“辟谣者”或关于真理的“审查者”。我认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极为荒谬的。首先，谁可以有资格垄断真理或真相，像上帝一样先知先觉呢？其次，在一个关于真相的结构再现的过程中，将某些人的角色定位为“辟谣者”，而将这些“辟谣者”质疑的对象定义为“造谣者”，这合理吗？微博的本质之一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没有谁可以宣布自己高人一头，尤其是在真相和真理面前。辟谣者角色的提出，其实质是反映了社会管理者基于过时的社会管理观念的一种焦虑，但须知微博的本质精神就是平等参与、营造合意，如果按照传统方式过分干预，一旦辟谣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时，微博恐怕就失去它存在的本意了，并且，也会有一些利益集团利用这种形式将对方宣布为“造谣者”。
真相的暴露本身是过程性的。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用今天的报道来纠正昨天的错误，再用明天的报道来补充今天的不足”。结构性和过程性，是今天我们接近真相的惟一正确的办法。
流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公开，越是在信息传播与流通不甚顺畅的氛围，所谓谣言才有了滋生的土壤。很大一部分怀疑、质疑的提出与传播，不仅本身不应被认定为谣言，而且是推动真相最终浮出水面的可贵力量。要知道，越是真相稀缺的时代，人们越需要和追逐真相，互联网在给人们新工具表达、传播的同时，本身带有自净的平台设计。谣言，只有在信息自由流通的语境中，才会具有不攻自破的特性。当社会开始尊重和相信每个人所拥有的对信息的独立判断，保障人们的知情与表达，真相终究会得以呈现。
两年前有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今天我们同样要说：“微博也是个好东西。”正如新浪网友所总结的：1)微博是腐败的曝光机；2)微博是谣言的粉碎机；3)微博是真相的挖掘机；4)微博是自由声音的发动机；5)微博是民众微言的呼吸机；6)微博是社会空气的清洁机；7)微博是事件记录的影像机；8)微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永动机。总的来说，微博利远大于弊。
喻国明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系喻国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1AXW007)的科研成果之一。
孟冰纯：重塑政治传播格局
层出不穷的网络“恶搞”，正是在受到监控的言论环境下，绕过各种净化过滤机制，试图探索新的沟通方式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孟冰纯
与大连当局的积极态度截然相反，今年1月，埃及爆发反政府示威，穆巴拉克政权迅速做出反应，将整个国家的域名系统关闭，试图阻止进一步的政治动员。西方媒体震惊之余，纷纷探讨究竟有没有可能对一个已经联网的国家实施信息封锁。埃及全国网络通信于一周后才逐渐恢复，但这并没能挽救穆巴拉克的政治生命。
去年4月，“维基解密”(Wikileaks)在网上公布了一段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射杀平民的视频，随即声名大噪。半年后，该组织又向欧美五家最富影响力的报刊公布了25万份美国驻外使馆发给国防部的秘密电报，令美国在外交上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维基解密”主编朱力安·阿桑奇随即被瑞士警方以性侵犯的罪名通缉，而整批电报文档已经在网络上以P2P共享的方式传播开来。
数字网络的有限力量
网络媒体强大的传播力量，前所未有的互动性以及高度分散的结构特征，一方面激发了民主自由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也给任何管制机构都出了个难题。然而，不管是鼓吹“信息要求自由”(informationwantstobefree)的“放任”派，还是孜孜以求“文明办网”的“监管派”，其实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那就是误以为新技术本身足以催生社会变革，两派的分歧仅仅是对预期中的变革态度不同。“放任”派认为数字网络与生俱来无政府色彩，抗拒一切约束手段，必将带来传播的民主化。“监管派”则将新技术视作对既定秩序的破坏和干扰，期望用严管的办法将干扰降到最低。
新媒体潜能何在
如果我们跳出技术决定论的狭隘视野，也许能对网络多点平常心，少点过度焦虑；就能看清所谓的新媒体究竟新在哪里，又需要怎样的社会政治环境才能将潜能发挥到最优。
不仅如此，网络还为个体提供了分工协作，共同创造的平台。从自由开源软件(FreeandOpenSourceSoftware)到维基百科，过去不可能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业余爱好者”合作完成的任务，如今一次次在数字网络上获得成功。美国著名法律学者约海·本克勒(YochaiBenkler)甚至认为，由普通网络用户参与的“同侪生产”(peerproduction)，将有望与市场机制下以公司为单位的信息生产分庭抗礼。
网络不仅是更有效的传播介质，也催生了新的言说方式和话语风格。从天涯论坛到新浪微博，从优酷视频到豆瓣社区，同一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版本，同一个版本可以用不同方式讲述。推出一个净化删节的官方版本或许不难，同时审查多个版本就比较困难，如果连下一个版本会以何种面目出现都不知道，就更加困难。“游行”“示威”之类的词固然太过显眼，特定情形下，“散步”也可以同样有号召力。如果有一天，“散步”也成了敏感词，以中文之博大精深，总会有别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层出不穷的网络“恶搞”，正是在受到监控的言论环境下，绕过各种净化过滤机制，试图探索新的沟通方式。
与信息生产发布的成本降低、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相伴的，是实施信息监控的费用成倍增长。正规军在游击战中的劣势，史已有鉴。如果正规军并不占据道义的优势，就更难打赢。官员也许有把民众当作小孩子严加管教的心理定势，却往往低估民众的智力和判断力。
事实上，即便是过去担当“喉舌”功能的主流媒体，也越来越多地从博客和各种网络论坛中获取新闻资源。
政府、媒体和公众间的线性传播关系正逐渐演化为多边循环的媒体生态系统，试图切断或阻隔这种生态循环的努力，似乎既不明智也不切实际。
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成长的中国网民，更是对一切“官方”标签的内容，带有近乎本能的怀疑。在发生重大事件的紧要关头，如果缺乏透明可靠的信息渠道，只会加速流言与猜测的蔓延。
耶鲁大学政治系的纳威德·哈桑普尔最近发表了一篇极有影响力的论文，研究年初埃及政府关闭互联网对当时反政府示威的影响。哈桑普尔建立了一套数学模型，试图模拟当时多种因素相交织的复杂情形，他的结论是埃及政府的这一举措适得其反。网络通信被切断后，突然到来的信息匮乏，促使更多民众走上街头，与身边的人交流，反而有助于政治动员；信息封锁带来的不确定性，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激化了民众的反政府情绪。
一个半世纪前，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这样解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各种学说需要在思想的市场上自由竞争，最后胜出的将是真理。如果我们压制某些言论，很可能到头来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因为真理和谬误并不总是立刻见出分晓。即便被压制的言论确属谬误，我们也失去了一次让真理在辩论中变得更加强大的机会。数字网络正改变着传播的格局，但是，和技术同时发生作用的还有众多社会力量。没有人可以预见未来，也没有人手中握着普世的蓝图，不过，密尔的这些话，依然值得媒体管制的决策者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