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善”便是“美”的体现，“美”的一切都涵盖于“善”之中；于是，不论是否绝对的真实和可能的真实，审美理想就是审美价值。
《金瓶梅》却在商品经济社会催生的一种新环境里对这一切来了一个自觉的小小的调侃和不自觉的大大突破；让自己的人物及其故事生发出一种崭新的审美
价值，违背时人（包括作者自己）已有的审美理想，获得了重大的美学意义。
一
《金瓶梅》的作者同广大的文人儒士一样，并没有逃脱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没有卸掉传统的道德责任重负，在创作这部世情小说时，动机就是告诫世人弃
恶从善。
正如“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词话》序言中所说：“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也。”
又如“廿公”在该书跋言中提醒读者：
“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也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
作者创作中的这种道德责任感促使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以“善”为美的传统的审美理想。
这种审美理想，更多地具有明代理学的观念特征，它以儒教的伦理教条为纲，融洽了道教自然求道、佛教弃欲向善的宗教教义。
《金瓶梅词话》开篇的“四贪词”既是对“恶”人“恶”行的否定，也是对一种由清心寡欲而获得“善”的境界的描绘，是作者对道德理想王国的一种追
求。
而吴月娘和孟玉楼则是这种审美理想的形象体现，作者在全书最后的终卷诗中对这两个人物作了“善”的肯定：“楼月善良终有寿。”
在情节发展中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叙，也多是从表现她们的“善”行出发的。
当然，这种表现决不是脱离生活自身规律的图解，而是在客观写实的前提下，用对比的手法，烘托、映衬。
潘金莲是作者执意批判的“恶”女人，在其批判中，作者时常将吴月娘的“善”行同潘金莲的“恶”行对比，以突出月娘的善良、忠贞。吴月娘对西门庆的
态度，对家中成群的小妾、丫环、家人、仆妇的态度，对妓女的态度，无不显示出她宽广的胸怀；她多次虔诚听佛，她雪夜拜斗，她对官哥儿的喜爱，她在碧霞
宫、清风寨遇强人却能坚贞不屈地完节而归，都显示出她贤惠的德行。
孟玉楼进了西门庆家，知足而乐，清心寡欲，可谓温柔敦厚，连潘金莲也图她少言寡语、善良温存、不讲两面话而拉她为伴，于是，人们在阅读中自然可以
从这对相伴者中获得对比的效果，孟玉搂可谓是“善”人。
小说中有几处相面算命，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一节是最有意义的，这是作者在情节结构和人物性格上画龙点睛的安排。吴神仙先后给西门庆及其
妻妾女儿共八人相面，八人的断语中只有吴月娘与孟玉楼是完美的。
果然，待全书终了，八人之中只有吴月娘“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孟玉楼“爱嫁李衙内”，夫妻恩爱，如鱼得水，寿终正寝。
戴敦邦绘·孟玉楼
作者运用了如此众多的手法来追求自己的审美理想：对比，烘托，回首诗回尾诗的评说，叙述中议论的插入。
“善”与“恶”果然各自分明。但是不要忘记，作者在追求自己的道德理想王国时，双脚并没有离开现实的土地，这是《金瓶梅》与此前所有文学创作最大
的相异点。
在这种前提下，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实，必定会同以封建伦理道德为特征的审美理想追求产生差异和矛盾。
因为此时的“善”实质上是一种强加于人的绝对理念，具有极浓的专制政治的色彩，作者面对的“真”和作品反映的“真”偏偏又是与这种绝对理念格格不
入的现实生活世界：感情、欲望及其行为。即使有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和言行，也是对“真”的遮掩、扭曲甚至牺牲的结果。
就在封建专制最严重的环境中，新兴的商品经济力量也在想方设法地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就在封建伦理道德被宣扬到众多的忠臣烈士、贞女节妇为了一块牌坊可以义无反顾地走向个体的灭亡的背景下，在运河经济文化中形成的商业小社会却出现
了与传统伦理观念、时代道德规范背道而驰的现象：重利轻义，好色非节，纵情娱乐，永无满足。
就连朝廷命官、中央重臣，一旦进入“真”的世界，也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索贿卖爵。这种“真”，从旧的审美理想来看，无一不是
“恶”行“丑”态。
二
至今的研究已经证明，《金瓶梅》大量地抄用、借鉴了前人和当时人的创作。但是，在“真”与“善”的冲突面前，作者并没有沿袭前人和当时人的做法。
这毕竟是在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上无前例的世情长篇。作者可以向以前问世的所有文学艺术学习借鉴乃至引用，却不可以，也没有去袭用传统的审美价值观
念，否则便不可能实现自己新的创作。
值得指出的是，在传统的审美理想与新的审美价值相矛盾时，作者并没有舍弃传统的“中和”原则，但“中和之美”在这里却是另一派景象：
作者不否认人的七情六欲，但在表现人的七情六欲之时告诫人们“人能寡欲寿长年”，“免使身心昼夜愁”，“劝君凡事放宽情”。
于是“中和”没有成为审美的效果，而只是这个效果产生的过程中的插曲，没有成为作品主体自身，而只是作品的附属，也可以说，仅只是一种理想、一种
动机而已。
因此，作者在描写人物时，全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再现。而且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并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深入到其骨子里，把这个世界的创造力和破
坏力的源泉——人的七情六欲全部端将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理想人物还是否定对象，不仅不以夸饰渲染，而且还真实地写出“善者”的非善之处，“恶者”的非恶之行，以表现出“善者”在
清心寡欲过程中向善从善的真实内心，“恶者”在侈心贪欲过程中弃善从恶的血肉性格。
也正因为如此，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虽然认定了一批予以否定的对象，但这些对象实际上不是人，而是“恶”事、“恶”行，某个人物所得报应的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物在现实
中对“恶”的选择与积累，
这是作者在小说创作审美过程中迈出的极其成功的一大步，使人物的塑造在多层性格上有了一个自由而又真正的天地，把人物从类型化的传统价值判断中解
放出来，放入到个性化的新价值判断上来，按照生活的自身规律去真实地再现生活、再现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决不是完美的，真实的个人也决难逃脱所有邪恶
的引诱。
“事”或“人物”与“情节”的逻辑关系绝对化，把生活自身规律完全等同于逻辑分析，把人物的性格发展放到逻辑推理直线上去推论。
只凭若干“事”或几段“情节”便认定人物的善恶美丑，甚至要求作者为塑造某类人物去“选择”若干先验“事件”，即所谓足以表现（实际上是证明）这
个人物性格的“事件”去大写特写，
演绎推理，这便是所谓“《金瓶梅》无一正面人物”，“《金瓶梅》漆黑一团”定论的根源。
殊不知，《金瓶梅》没有写出一个先验的正面人物，却写出了一大批真实的人，《金瓶梅》的审美价值之所以新，就在于把人作为了自己审美的对象，把人
的真实作为审美的价值标准。
《金瓶梅》
作者审美活动结束，审美价值便具有了其相对独立的属性。创作动机对审美理想的追求虽然在作者的审美活动中能产生作用，但它只能决定文学艺术的一个
方面。
只要作者把审美价值的判断放在生活的真实上，那么审美过程中必然会遵循真实的规律去调整自己的审美活动。
于是，具有“真”的美学原则的审美价值往往突破原先属于作者创作动机和审美理想追求中的“善”的观念限制，独立于读者的面前。
“善”是具有时空特征的观念形态，即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社会行为准则或这个社会对主客观关系的认识。即使是广义的“善”，也只是时空的有限延长和
扩大而已，相对“真”来说，是短暂的、片面的，其审美力量远远不如“真”。
因此，以“真”为审美价值的写实作品在其诞生之初或在若干年后显示出令作者自己也吃惊不小的价值意义也就不令人们奇怪了。
《金瓶梅》的审美价值远远超过了作者的道德审美理想，它从政治、经济、市民生活各个方面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到16世纪和17世纪初时的横断
面；
它对商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商业小社会人情风貌的细致描写，对商人和官吏、帮闲和媒婆、主人与奴仆、丈夫与妻妾等等人物及其间种种关系的尽情描绘，
对各等人物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产生的不同心理状态的描述，令人称绝感叹，激动不已。
于是人们阅读此书，或以之为人生大舞台，或认之为社会百科全书，却少有把它作为道德教科书的。
至此，作为世情巨制的《金瓶梅》的贡献已经是极大的了，但是，对它的美学意义的探讨还不能划句号，它的美学意义极其重要的部分还没有揭示出来。
三
生活是什么？是矛盾冲突和挣扎拼搏。论及美的命题，“美是生活”未免过于抽象笼统。
那么生活为何谓之美？美在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人的挣扎与抗争的命运的轨迹。
大概只有自然界中的群山与花草给我们带来短暂的静态的美。其实，即使这短暂的静态美的获得，也是竞争生存的过程与结果。
人类社会给人的审美感受只能是活生生的动态，因为生活本身具有动态属性和冲突的本质特征。
《金瓶梅》审美价值的最重大部分，或者说是审美价值实现的根本就在于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生活的冲突，展现了生活中的人拼力挣扎抗争的命运轨迹。
《金瓶梅》的美学意义因此才显得格外突出。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创作动机中的“善”与“恶”的冲突，正是生活中的某个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抗争，是具有本能属性的人的七情六欲
与反人性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抗争，是人的个体意识对社会整体理念的抗争。
西门庆娶妻纳妾，并非“非善”之举，从封建宗法观念来看，为了子嗣后继，还是“大善”的行为。从旧的审美理想看，他的“恶”在于纵情淫佚，在于不
能克制自己情欲性欲；
他的“恶”还在于买官受爵，腐蚀朝廷命官，以官促商，以权谋利，有时还见利枉法，这相对封建社会中的清官廉政口号来说，皆为“非善”。
然而这一切都说明了这样的事实：人的欲望是全方位的，以欲望为动力的商人富起来的同时必然极力追求享乐，蔑视伦理道德规范；封建王权已经极大地阻
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来与封建制度相反动且又是社会进步力量的商品经济却不得不向封建王权购买通行证。
戴敦邦绘·西门庆
西门庆不是一个正派商人，也不是一个“正派”官员。
官商结合，权力互进已经使两方面都失去了“正派”的内涵。但是如果他要“正派”的话，他不仅不可能达到他在商场官场上的高效率，很可能连生药铺也
开不成，再做一个破落户。
发生在西门庆身上的商场、官场的“善”“恶”冲突，形象地再现了在封建王权高压之下，在小农自然经济包围之中，在宗法伦理道德约束里，一个普通商
人与社会的抗争。
西门庆虽然在这个抗争中是“缺德”者，有不少的“恶”行，然而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生活并没有按道德的指令发展，而是按照冲突和抗争的生活本身实质规律前进，“真”对“善”的突破在这里最富有典型意义，这也是这个人物最重大的审
美价值。
生活让强者通过抗争的狭道而获得成功，并不去责备他之所以强的原因和手段。
脱离这一生活的本质和美的根本内涵，只是从作者以对“丑”的否定和对“恶”的道德审判来实现对美的肯定层次上去承认这一人物的美学意义是远远不够
的，甚至是错误的，那还只是局囿在作者的创作动机的道德小圈之中，其审美理想不过是作者的或者是道学家的，还没有走到作品的文本中来，至少还没有在审
美价值中去全面地、从本质上把握人物的美学意义。
作品把发生在潘金莲身上的“善”“恶”冲突更多是置于人自身情欲的实现与伦理规范的压抑的矛盾之中。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一场抗争：一个承受各种精神压迫的有独特个性的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争取最基本的人生需求，向
一切精神压迫，向无人身自由，向妻妾制度，向子嗣制度进行了反抗。
虽然这些反抗显得十分盲目，以至于不择手段，伤害无辜，但是这种反抗的残酷程度越深，说明矛盾越激烈，冲突越厉害。
在作者的审美理想中，潘金莲是全书中遭受报应最惨的一个。
潘金莲如果能像吴月娘那样信佛宽怀、贤惠通达，或像孟玉楼那样温柔敦厚，知足而乐，自己可能会有好的结局，西门庆也可能不会中年而夭；潘金莲又有
与李瓶儿类似的“恶前科”，如果能像瓶儿那样知足止恶，回心向善，整个西门庆后院会显得和气平静，一派生机。
然而，她就是她，社会压迫的张力场和自身个性的张力场相互施压，终于将这个因不择手段而反抗被人们咒为“淫妇”的聪明美丽的肉体挤碎了。
从表面上看，以道德评判为内容的因果报应是潘金莲悲剧的原因，即“恶有恶报”，实质上，社会压迫与个人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才是悲剧之源。潘金莲的生
生死死、一言一行，无一不撞击欣赏者的心灵。
既然生活之中充满矛盾，充满冲突，既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像潘金莲那样地执意反抗也只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那么逆来顺受是否就能生存下去呢？回答
是“否”。
这是《金瓶梅》中另一个主要女性以她的悲剧结局奉献给我们的审美价值。瓶儿几经曲折成了西门庆的最后一个小妾，她开始知足了，也不妨说对自己过去
的“恶”行知迷而返，心理和性格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生了官哥儿后，她受到了除潘金莲外所有人的敬重和奉承，生活似乎给她专门铺开了一条平坦大道，世界似乎给她特意送来了一片幸福光明。
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生活的本质。如果说瓶儿的美貌和生子也是竞争的有利因素，那么瓶儿并没有掌握好这些因素，却以自己对温柔敦厚的选择放弃了竞争。
道德的“善”并未能战胜“恶”，潘金莲以自己独特的“恶”摧折了瓶儿精神上的支柱——官哥，使瓶儿失去了生存的信心；花子虚阴魂索命，是向“善”
者对过去“恶”行忏悔的最终失败。
瓶儿终于血枯而亡，弱者不仅没有战胜强者，也没有战胜自己，多么深刻的令人震惊的生活真谛！
生活的本质是冲突，是抗争，那么生活的真谛就在于强者胜，而并不在于道德的“善”与“恶”。
生活中的强弱的范围领域是多方面的，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经济的、肉体的、心理的，等等。任何物质的生存发展，都有它自己强的范围。
西门庆在经济、政治上是时代的强者，然而却败在对自己肉欲的无力抑制上。
西门庆家中的潘金莲与李瓶儿相比，前者心理之强、手段之厉害与后者心理之弱、处世之退让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败在对自己的无力控制，后者则败在对
自己的过分约束而无力参与抗争。
《金瓶梅》十分真实地再现了这种生活真谛，展示了在这种真谛笼罩中的各种人不同的生活轨迹，在这些不同的轨迹上，痛苦和幸福、艰难与顺利、黑暗与
光明、血与泪、灵与肉，平凡却不平常，人人皆知，人人不明，给人多少感慨，让读者去叹古人也叹自己。
正因为这样，《金瓶梅》的审美价值突破了时空限制，历三百余年而不衰，受历代禁毁而不止。
《金瓶梅人物榜·潘金莲与李瓶儿》陈东有著
四
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以入世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为主干，再杂以佛道二教精神，中国的文人与平民百姓的观念中一方面肩负着“习惯
成自然”而不是自觉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地感觉到天运无常，生死由命。
他们在封建政治和王权的统治下，在小农自然经济包围中，一面不得不经受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的磨难，一面又真诚地期待着宗教意义上的上天的恩赐，这
种恩赐既包括对来世的好运的实现和今世困境的改变，也包括自然界的去灾避邪和社会界的惩恶扬善。
这种思想观念转为审美评判时，就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一）不否认现实，甚至是残酷的现实也能正视，不过这种正视是消极的，有人在期待中忍受，有人麻木般地承受，有人用泪水模糊自己的眼睛，有人则以
超然的态度来对待。
（二）期望着理想，甚至是代代相传的理想。画饼充饥也好，以水代酒也好，阶段性实现也好，阶段性实现也好，要求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满
足。
这样的审美评判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尤其是面对更广大的民众的俗文学艺术的创作，古代说唱艺术和戏曲的审美价值正是这种审美评判的结
晶。
奸佞小人当道，忠臣君子或才子佳人受难，几经曲折，善恶有报，于是平反昭雪或金榜题名，合家团圆或洞房花烛，已成了一种审美“程式”。
明清两代小说最近的血缘是说唱艺术与戏曲，上述审美评判也直接影响了小说审美价值的确定。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展现历史的真实时，不可不谓是大胆而又深刻的。战争灾难，赤地千里，朝廷内乱，饥民揭竿，诸侯逞雄，朝分夕合，生活中的矛盾
冲突，在宏观上把握得十分恰当。
但由于传统审美评判的影响，创作者在面对残酷历史现实的同时，仰首期待青天，瞩目明君贤臣，于是，审美理想与审美价值得到了完全的吻合，一批理想
中的明君贤臣及其对立面的塑造将深刻的历史展示拉入到虚幻的理想之境，“真”服从了“善”的安排，失去了“真”本有的属性，人们在艺术的理想之境佩
服、诅咒、欢庆、哀叹。
《水浒传》不论是前大半部的造反经过的描述，还是后面起义军受招安之后的悲剧结局，都真实地再现了“官逼民反’的生活真实。
由于作品中的故事、人物离读者更近，并且又是从造反者个人遭遇的微观角度来展现，因此作品的“真实”，不论是“历史的真实”还是“艺术的真实”都
更具有成功的意义。
然而，创作者仍旧用的是传统的审美评判，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同的是，创作者是抓住现实中难得的一两点闪光，用夸张、渲染的手法将它们扩散成解
决现实冲突的光环，救世主虽不是明君贤臣，也是一批传奇特色的英雄好汉，“真”向“善”重合，构成与审美理想一致的审美价值。
随着心学理论的扩散和经济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和自身价值的认识给文学创作与欣赏带来了新的思想空间，传统的审美理想虽然以其惯性继续发展，但审
美价值却有了新的砝码，完成道德责任与展现人的欲望成了明代中期以后文学艺术的双重特征。
《西游记》的创作，表明了审美评判的变化，人们竟可以在对神、佛的调侃、戏谑中寻求审美趣味。
这里已经没有绝对的救世主，玉皇大帝、南海观音、如来大佛虽然在关键时刻拿出绝招来帮助唐僧师徒四人，但他们自己也都是九九八十一难诸因素中的直
接、间接制造者，克服灾难主要还是依靠取经者自己。
取经者们不仅是开始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而且在努力地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价值。
《西游记》的著作者能在佛教僧徒和民间艺人数百年创作的基础上，在传统的审美评判中加进近代的思想意识，使作品获得更大的审美价值，功劳可谓巨
大。
但从“真”与“善”的关系来看，孙悟空等人的力量毕竟是超人的，其审美价值毕竟是以虚幻的世界为基础，离现实隔一层的艺术真实给欣赏者首先的审美
信息是佛家教义，对无原则的善的批判调侃仍是对道德的“善”的肯定。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与《西游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金瓶梅》了。
关键的问题在于作者把自己的视角对准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一个令传统和时代都皱起眉头的商人家庭，全然以写实的手法将他认为的“善”“恶”
“美”“丑”和盘托出，并且还是十分准确地按生活原貌把人物命运的轨迹客观地描绘出来，把生活的本质揭示出来，并不因为“恶”而不详述，也不因为
“丑”而略去，取舍评判的标准是“真”。
即使他知道自己所写有背于道德教化，仍然直书不已，顶多插入一两句话或一两首诗词评品而已。
审美价值终于和审美理想分道而驰。在《金瓶梅》中，连救世主的影子也没有，只有生活中的人在生活的急流里依靠自己的求生本能和本领去选择自己的道
路，去实现自己的欲求。
于是，这里见不到完美的人格和崇高的形象，从高官重臣到帮闲媒婆，都是芸芸众生，都是一个个的人，而不是失去自我的社会角色。
在读者面前，他们一个个从肉体和灵魂都是赤裸裸的，向“善”人是带着“恶”的疤迹向善走去，求恶的人则是闪着“善”的光点陷入“恶”的深渊。
朝廷重臣与平民百姓一样苦心经营，以免败北；清官廉吏也奈上司和人情不可，中庸处事；有权就有钱，有钱就可以买到权，贪污和偷税是发财的捷径，阿
谀奉承可以出人头地，人皆恶之的性行为正是人皆好之的乐事，禁欲、节欲已成为空头说教。
《三国演义》
这里有必要简略说一说书中性行为的描写的问题。
作品中有数十次对“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的“房中之事”的客观描写，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指它为社会风气所致或说它是作
者有意自我欣赏甚至责它是书坊商贾为利而为，实在是失之偏颇。
若是社会风气所致，南朝梁陈、唐宋各代，在商镇河埠、京都重邑，风气皆然，却没有如此性行为描写的文学；若说自我欣赏，应是作者自己的审美评判所
致；有利可图也说明读者的审美趣味的变化。
读者与作者在审美上的一致，应作为一种社会审美倾向来看，不应受到简单的贬责，在这种前提下，再论社会风气才有研究的意义，这种研究的意义正是美
学意义。
我们在分析评价《金瓶梅》时，是否总是把作者的审美理想追求与写实手法割裂开来呢？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二者相互统一于作者的审美活动过程中，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力图以写实的手法来实现审美理想，以真正的现实加上自己设计的因果报应来完成道德说教动
机；二者又矛盾对立于审美价值实现之中，作者以“真”的审美评判原则创作出来的艺术真实已经站到了作者审美理想的对立面，具有了不合乎甚至违背于作者
审美理想的美学意义。
性行为描写作为作品写实内容，在作者创作过程中是应该与作者的审美理想一致的。
《金瓶梅》一书，是作者“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
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
性行为描写与“四贪词”中对“色”的批判和全书叙述中插入的对“淫佚”之人的言行结果的批判紧密配合，旨在证明贪女色、贪男色者恶报之因。
但是，既然这些描写，客观、真实，是全书写实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一部描写人之七情六欲的写实作品，写到人的性欲之时若略去不写，那倒是写实的失
败，那便是审美价值对传统审美理想的服从。
这些性描写是人物性格、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物命运轨迹上的必须因素，是依赖人物真实而形成的美学意义不可缺少的内容，缺了它们，西门庆不能
成其为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陈经济乃至吴月娘、孟玉楼、孙雪娥等人都不能成其为《金瓶梅》中的“这一个”。
不少人认为若将这些描写删去，全书价值与意义不变，甚至由于“清洁”了而更重大。这种意见，若不是道学家的想法，便是掩耳盗铃之举。删节作品
甚至删改作品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
删去性行为描写，目的在于不让读者特别是不适宜阅读的未成年人读者受到这些描写的影响。作品被删节、删改了，怎么不受到变异呢？
事实上，人们阅读删过的《金瓶梅》，会发现生活的连续性有刀砍的痕迹，生活本质的揭示缺少了重要的环节，人物行为的轨迹连连中断，言行因果、命
运结局失去了必然的原因，作品的审美价值自然也就降低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去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以写实手法创作出来的《金瓶梅》所具有的美学意义给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中国世情写实小说
的天地，
它的创作手法和审美价值又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创作，导引出一大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按照生活自身规律再现生活本来面目从而揭示生活本质特征和
人的命运轨迹的写实小说，把中国小说的发展推向近代，推向创作的高峰，这就是《金瓶梅》的美学意义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