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方文化概论知识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程网易和中国网络电视台等视频网站上向全国公众免费播出，这是教育部准备在“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中国大学1000门精品视频公开课中的首批课程。本人主讲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衰”有幸列入其中，成为武汉大学乃至湖北省高校第一门上线的精品视频公开课。在首批上线的20门课程中，除了几门涉及到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课程，如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主讲的“中国传统哲学通论”、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主讲的“六大名著导读”、浙江大学董平教授主讲的“王阳明心学”等等，而本人主讲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衰”成为其中唯一一门关于西方文化的精品视频公开课。
一、本课程的背景情况
对于中国的大学生和社会大众来说，了解西方文化要比了解中国文化困难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虽然未见得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有过专门的研究，但是毕竟身在其中，耳濡目染，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对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和亲近感。然而西方文化却与大家多有隔膜，一般中国人不仅对西方文化的历史脉络和传承演变了解有限，而且对西方文化的不同分支和地缘情况也知之甚少。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西方只是一个笼统和模糊的集合概念。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网络中长大的年轻一代大学生而言，所谓西方文化就是以美国的好莱坞、麦当劳、英特网为代表的高科技和消费文化。由于历史传统、地理环境、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差异，中国的大学生们很难像体验中国文化那样深切地进入西方文化的意境之中。这样就使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总是难免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近20年来，本人在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所讲授的“西方文化概念”通识课程，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的不同源流传统和发展演进历程，从而使他们能够对西方文化形成一种清晰而全面的认识。
在上述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再加上20多年的授课经验，以及将科研成果不断地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学相长做法，本人讲授的“西方文化概论”通识课程不仅成为武汉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而且还在2008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近些年来，本人还先后应邀前往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给大学生们系统地讲授该课程。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把本人主讲的“西方文化概论”列为该校的人文精品课程之一，澳门科技大学更是将该课程列为全校学生的通识必修课。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均采用本人撰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初版，2008年插图修订版)并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的《西方文化概论》作为讲授该课程的指定教材。可以说，本人
主讲的“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已经成为国内通识教育课程的一个著名品牌。
二、本课程的建设过程和缺憾之处
正是由于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当2011年教育部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建设1000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时，本人讲授的“西方文化概论”课程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武汉大学和教育部的层层评审，入选教育部首批建设的103门精品视频公开课之列。在这103门课程中，武汉大学有4门入选，除了本人主讲的“西方文化概论”之外，还有国学院郭齐勇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思想智慧”、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主讲的“大学现代化”和潘迎春教授主讲的“简明世界史”。
经过精心的准备，包括合理安排每一讲的课程内容和形式、修改和充实文字与图像资料、完善PPT课件等，我在7月下旬非常顺利地一遍完成了“古希腊文明的兴衰”课程的全部13讲的视频录像过程。然后经过专业的后期制作，包括音频效果、画面质量、字幕校对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到10月初，武汉大学4门入选课程的视频录像资料送交北京，由教育部组织专家进行最后的审查。经过严格的挑选，我主讲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衰”有幸被选入首批20门精品视频公开课之列，于2011年11月9日在爱课程、网易等视频网站上与广大观众见面。两个月后，郭齐勇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思想智慧”也作为第二批精品视频公开课(23门)之一在上述网站播出。而武汉大学的另外两门入选课程在经过适当修改之后，也将在近期陆续上网面世。
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以美轮美奂的神话传说、崇高典雅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寓意深刻的命运悲剧和充满睿智的哲学思想而著称于世。无论是爱琴海文明依稀如梦的断壁残垣，还是城邦文明气势恢弘的神殿剧场，抑或希腊化时代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都在不断地激励着后世人们的浪漫理想和英雄豪情，使得古希腊文化成为西方人心中永恒的精神家园和梦幻故乡。武汉大学赵林教授主讲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衰”课程对整个希腊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进历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讲解，生动而贴切地引领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走进交织着神话氛围和哲学意境的古希腊文明。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交流课程;目的;教学方式
一、课程目的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指出：“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教授，而在激励，唤醒，鼓舞。”这是一个总的宗旨。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目的，而教师对课程目的的理解会直接影响或反映在教师的授课方式和教学态度上，从而影响到教学的结果。
就东西方文化交流这门课而言，其课程目的主要是：（1）增强学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的了解;（2）激起学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兴趣，从而对其中的某一/些方面进行深入地研究;（3）使学生能够灵活利用所学到的有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知识，促进其它方面的学习和研究。
了解了课程目的后，教师应该拟定一个教学目标来指导和匡正自己的教学活动。根据美国著名教育家马杰的研究，从结构上看，一个编订优良的教学目标应当包含三个要素：“首先，它应当描述预期的学生行为――学生必须做些什么？其次，它应当列举出学生行为得以产生的条件――怎样认可或测验这种行为？再次，它应当给出一个在测验中可以接受的行为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再结合课程特点，教师就可以制定出一个合理有效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了。
二、课程设计
所谓课程设计，就是指在课堂教学中“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对教什么（课程、内容等）和怎么教（组织、方法、传媒的使用等）进行设计”。
本文作者认为该课程应采取以讨论式教学为主，其它各种教学方法为辅的教学方式。讨论式教学方式的具体做法有很多，这里，讨论式教学方式主要指引导式讨论和创造性分组式讨论。
（一）讨论式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法的好处很多，布鲁克菲尔德就曾经列举了15项，但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有助于更为深入、清晰地研究课题;（2）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发展学生分析、判断、综合和表达的能力;（3）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主意识，培养博大的心胸。
但是这两种讨论的方式都有一些必须注意的地方。首先，教师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自己当作引导者或总领全局的人，而不是具体的参与者。这就是说，教师不能太多地介入讨论，不能讲太多话或影响学生的观点。其次，教师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在有些学生发言太多或太少时进行控制，使学生的发言机会保持平衡。再次，教师必须经常与学生联系，了解学生课前准备的情况。以第二种做法为例，教师可以让每组选一个代表，在课前将他们组讨论的结果告知，以便合理安排整堂课的活动。最后，应该尽可能在多媒体教室进行。
（二）其它辅助教学手段
此外，教师可以利用一些教育辅助工具。根据布鲁纳的看法，教育辅助工具有五种，即：（1）替代经验装置：影片、电视、幻灯片、录音带等;（2）用于掌握现象根本结构的装置：实验室实验或事物演习、模型、图表等;（3）程序设计装置：编排教学材料等;（4）戏剧式装置;（5）自动化教学机器装置。心理学研究证明：用多种感官同时感知，不仅可以降低大脑层的疲劳程度，而且可以提高学习效果。另外，学生的心理发展通常是由无意注意到有意注意，由机械记忆到意义记忆，由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由没有反思能力到有反思能力。因此，形象的辅助教学工具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这门课上，教师可以选择使用影片，幻灯片，绘画或书法作品等辅助工具来帮助说明某一课题。当然，学生在进行课题讨论时也可以要求使用某些辅助教学工具，此时教师应该配合学生。
三、总结
参考文献：
[1]李伯黍，燕国材.教育心理学（第3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高艳.现代教学基本技能[M].北京：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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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坦.教学模式概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5]熊川武.实践教育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二、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现状调查
（一）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现状调查
（二）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现状调查的结论
经过以上调查对比，结论非常明显：所有被调查高校在基础层次的文化课程设置方面都基本达到大纲和课程教学要求，在中层和深层次的文化课程方面，众多高校的文化课程设置缺乏丰富性和深度，在人文课程的设置上非常薄弱，在教学内容上仅限简单介绍层面上。相比较而言，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复旦大学明显优于其它高校。这也是上外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人文课程改革的理念所致。
三、英语专业课程改革建议
关键词：外语教育；传统文化；跨文化
在西方，大学被认为是西方或民族文化的守护者甚至是守门人。那么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学，在承载传统文化、综合培养学生能力方面，又担当了什么角色呢？联系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生个人发展，还是从高校人才培养、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一、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学生面对西方文化拥有健康的心态
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高校培养跨文化优质人才
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国家维护文化安全、增强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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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广利.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批评策略[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关键词：天人合一天人相分生态智慧
英国的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可见，怎样解决生态破坏与文明冲突的问题已成为现阶段甚至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头等大事。于是乎，部分学者便将生态的破坏简单归咎于“天人合一”或是“天人相分”的思想。但这似乎是欠妥的。因为“天人合一”或是“天人相分”只是一个关于天人关系或者认识论方面的命题，不是什么经济思想。或许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看看能否从“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这对典型的中西自然观中去寻找一些生态智慧呢？
1.生态破坏与文明的冲突
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大约经历了采集渔猎时代、农耕畜牧时代、工业化时代三个阶段，当下正在向信息智能时代转化。前两个阶段，都走过了“创生――繁荣――衰败”的全过程，第三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极盛，其衰象在此后年代日益突显。这三个阶段文明由盛转衰的部分原因便是该阶段的生产方式已日益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人们只得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向新的文明形态过渡。
2.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
中华文化基本上以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为本质特征。我们的先人认为人类的自身的存在与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人类在大自然中生长，在大自然中活动，人类既受到自然的种种恩赐，同时也不时地要受到自然灾难的威胁，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的状况往往联系在一起，人类对自然存在着极强的依赖关系。这就使古人产生了要保护自然和顺应自然的观念。
道家的代表老子曾经指出：“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他认为天地人是相互依赖的，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虽然这三者各有其特性，但总的来说，三者是一个整体。例如人不能离开大地，因为人类扎根于大地，大地孕育和生养着人类，大地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样，天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带来了雨露阳光。如果人类离开了天地，就不能生存，更不要说发展。因此人类应该竭尽所能地维护自身与天地之间的协调关系。
那么儒家对“天人合一”持何种态度呢？儒家虽然认为人类与自然万物有本质的区别，但他们认为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人类与自然没有联系，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脱离自然而孤立存在。恰恰相反，儒家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矣，百物生矣，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明确地告诉人们，人类必须遵循天命，要从四季时令的变化中去体会天命，人道离不开天道。为此，孔子提出了“与命为仁”的命题。命即天命，而仁则是人道，由此可见，“与命为仁”即是“天人合一”。不仅如此，孔子还在他的思想中多次提到人类要向自然学习。孔子认为人类虽然在自然中最崇高和伟大，但人类是离不开自然，人类应该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的关系。
随着历史的推移，“天人合一”的精神也不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典型的例证。董仲舒虽然把天人格化了，自然天变成了神，“天人合一”思想带有了神秘的色彩，但他对人与自然万物的联系的理论论证更充分了。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还是把天和人看作是两回事，那么宋明理学家前进了一大步，他们直接把天理等同于人理，天道与人道合一。如朱熹说：“天人本是一理。”（中国传统文化导论，2004：351-356）可见，“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那么是否正如某些学者所声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只有“天人合一”吗？果真如此，他们又当对荀子的“明于天人相分”、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做何解释呢？事实上，中国同样有“天人相分”的思想，这是不言自明的。即使“天人相分”的思想不足以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否定不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之特色，但也不致于像某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天人之分’或‘天与人交相胜’只是‘异端’而已。”（真善之间：中西文化比较答客问，2003：126）
3.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
普遍认为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希腊文明，二是希伯来文明。在天人这一问题上，希腊传统主要是哲学和科学，希伯来传统则主要指的是基督教。在古希腊文明中，泰勒斯是第一位用“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而思考自然的哲学家。他将万物的本原看作“水”，认为万物由水产生，最后又复归于水。泰勒斯的学说直面自然，不再需要神这一中介。同时他将世界对象化和客体化，突显了“天人相分”的特点。后来普罗泰戈拉进一步提出了以认识主体为中心的学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们之后，苏格拉底创造了以讨论为主的辩证法，使认识主体更加独立。柏拉图可算是对这一理论贡献最大。他首次提出了理念学说，使主体可以对事物进行本质性的探索，为西方的思维科学奠定了基础。古希腊另一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他创造了一套形式逻辑，使主体能够更为有效地认识客体。
但西方文化中也同样并非只有“天人相分”的思想，相反地也孕育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如《旧约创世论》载文：“上帝说：‘我供给五谷和各种种子作你们的食物。但是所有的动物和鸟类，我给它们青草和蔬菜吃。’”其中最后一句便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生态平衡思想。另外，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我的学说或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界和人。”费尔巴哈批判了在自然和人的问题上以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他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与自然界是不同的，“自然是与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人是与存在有区别的实体。没有区别的实体是有区别的实体的根据――所以自然是人的根据”。自然是人的前提、原因或根据，人就是“那个自然界在其中化成有人格、有意识、有理性的实体的东西”。因此，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依赖于自然界，人必须同自然和谐相处”。可见，西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是十分明显的。
4.我们的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已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全球化问题。在“天人合一”观的指导下，中国和西方的先哲们提出了许多保护自然生物资源，使其繁衍再生以造福于人类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我们需要从哲学高度深刻反思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历程，包括对中西天人之学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得失和经验教训，树立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共生的辩证天人观。同时高度重视和正确发挥“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价值，克服其历史的局限性，吸取“天人相分”中的精华，大力发展科学与民主。要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我们不仅要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还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依靠科技来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如果被滥用或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也会有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只有在正确的天人观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实现。我们还应有一种“绿色意识”，即指人类应效仿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有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
［1］朱汉民.中国传统文化导论.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2］启良.真善之间：中西文化比较答客问.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3］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4］冯天谕.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中华文化本土化产品设计
设计艺术始终与前进着的社会生活、生活条件、科学水平、技术条件、社会制度、时代风貌等当代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所以，设计艺术反映了该时代的历史条件。而这些历史条件正是文化的内涵。所以说一个产品它包含设计艺术的同时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产品就成了物化的文化。
一、什么是本土化
所谓本土化，是指共同地域的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人的稳定的共同体。简单的说，就是具有民族特色化。而传统的理解是指有一定地域限制的民俗形象，是传统的民俗文化和人们生活习惯方式。其形成过程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人们的身份阶层等方面的影响。本土化设计是传承下来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开发自然物质的设计，是在历代设计传承过程中，各地区自然材料所组成的设计形式。
本土化设计形式，应从不同的层面和意义上进行思考其相应的实践对策，从而体现商品的文化价值和市场消费的价值。首先，把“本土化”的“土”提升到概念层面，立足本土，突出本土，把“土”的形象做到位。其次，把“本土化”上升为传统的设计形态，使其孕育于传统的营养之中，更加趋于完美。然后，把“本土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及审美方式相结合。在一个完整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科技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互补关系，尤其在精神领域中，地域文化的基因总是与现代文化紧密地融合着，并且在融合过程中衍生新的形式。
二、本土化的设计观念
本土化设计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呼吁国际化、全球化设计的今天，如果把这种方法视为振兴设计的唯一途径，很可能会偏狭于一隅，使我们的路子越来越窄，使我们的思路也更加局限。本土化设计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而继承只是取决于物质内容的承接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我们要面对时代的新内容，面对各个领域的变革，从而指导设计的新发展。
（一）本土化设计应突出本土文化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俗文化，更没有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人文以及风土人情。我们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民族的精神、气质，民族的风俗人情，民族的哲学观和美学观，使我们终生打下了民族的烙印，民族文化，民间美术其质朴实，其情真切，不仅体现着民族的精神素质和心理素质也体现着民族的喜闻乐见和审美情趣。因此吸收民族特色，表现乡土风情，反映出中国特色是设计发展的必然。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崇尚“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以和为贵”的顾整体、求中和，通过对自然万物的尊重、承认和包容，通过沟通、协调而达到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崇尚个性、竞争、自由，它注重在人类征服自然中实现人的利益，体现人的价值。直至今日，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达，自然的平衡却已经打破，此时人们才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提倡环保、绿色设计、人性化设计等等。今天看来相比较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更加符合现代设计的设计理念因而具有巨大的潜力。
中华文化的这一深厚底蕴深刻的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如何将先人千年来总结的客观规律运用到今天的设计，将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的话题。
例如，中国的园林，体现了中华文化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美。而西方的园林，则体现了西方文化驾驭自然，强迫自然接受人指定的法则而形成的整齐划一，均衡对称的人工美。又如，汉代的长信宫灯，结合功能性与外观美于一身，并且创造性的进行了无烟设计，烟灰可以从跪坐的宫女身后取出，灯的照明方向可以调节。体现了古人的环保和健康意识。
设计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从内层的设计文化理念到外层的物质设计形式，都表现了设计应有的物质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在设计中，做到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统一，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才能具有自己本民族特色的设计思想和语言形式。也才能增强我们本民族的设计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和对世界的衍射力。
（二）本土化设计是设计走向国际化的基础
市场永远是衡量设计成败的度量衡，没有市场的设计永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设计必须面向市场，以市场的需求为切入点，以满足不同消费特征为设计目标。由于市场竞争的国际化的需求，为了能满足国际沟通的需求，设计中必然要求寻求国际共通的表述语言，对商品信息的认知和形成共识性，这就使民族图形的国际化成为必然。
在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设计是产品的必要元素，承载着信息沟通的重要作用，自然要求寻找国际共通的视觉语言。其次，是现代设计多元化的需求。现代设计国际化的格局是以国际主义设计为主导，多元化、多样性并存的局面。在设计发展的多元化格局下，本土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地方性形象的国际化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国际化的内容除了在传播功能上追求共识性、表现形式、追求国际特色，还包括审美功能的国际化，也就是图形设计要符合国际审美标准，能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和接受。地方民族图形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形式美感的技术表现很多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的需求。使用现代的审美标准重新演绎新的民俗图形，也是国际发展趋势的要求之一。在现代设计中，真正本土化的作品，应该是既蕴涵民族特点，又融合了强烈的现代意识，是本土风格与现代意识的统一体。
将中华文化融入现代设计并不是简单的在产品表面绘制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图案就可以了事的，文化在产品中的融入应该是一种精神文明和文化情感的融入，并且以产品本身为载体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传达出产品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这也正是产品在经济价值、审美价值之上的第三种价值精神价值的体现。可以说此时的产品已经成为了架在不同文化领域之间，沟通不同民族情感的桥梁。
学习中华文化，领悟前人的精神，抓住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海纳百川，和而不同，运用中华文化中适应现代的先进理念，最后融入到产品的设计中。
（三）本土化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走向国际化
国际化是本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同地域性文化的共同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千百年的悠久历史了，诸如赛龙舟、舞狮舞龙、扭秧歌等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节日艺术，它们带来的那份喜庆与欢乐是不能用其他形式所取代的，它们凝结着富有民族情结的审美情趣。设计者采撷这种种艺术之花，运用到商品的设计中去，大大增加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亲切感。在自己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挖掘设计素材，通过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使本土的设计特色让世界了解、认识、接受。从而，将本土特色转变成世界特色，将本土化设计转变为国际上均能接受的设计风格。
中国商品的设计应有中国本土特色、中国本土气质，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货，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引起重视。如果只是一味的模仿和借鉴，没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的设计就会失去生命力和竞争力。最终也不能走向国际化。
三、结语
设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内涵不仅是特定文化符号的装置，而且体现了设计师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文化产生的认识和体验。本土化设计的目的是在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将本土化和现代化相统一，希望通过设计向世界传递我们本土文化和民族特色；同时，结合地域和民族共通意识，达到国际间的交流。使我们的设计在研究传统中融合时代和国际特色，以本土的特性和风格走向世界。
中华文化伴随历史的长河流传至今，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中蕴含的力量和潜力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我们能够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结合中华文化中先进的设计理念，将中华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中，则必将把中国的设计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将中华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中不单单是提升产品价值促进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催化剂，更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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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语文教学;教学方法;教学理论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涤尽过后的中华文明留给了人们太多美好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有着丰富人文内涵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面对着科技文明来临所带来的信息大爆炸和外国文化的渗透和冲击，传统文化似乎也在当代文明中渐行渐远。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并逐渐接受传统文化对国人来说确实十分重要，因此，传统文化又重新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是传统文化的现状并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乐观。语文作为一种人文社会学科的存在，它的作用不仅停留在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涵养，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所以如何把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下的语文教学结合起来，探索语文教学新思路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一、传统文化在我国的现状
二、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的必要性
三、语文教学中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四、传统文化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的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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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学中国化；传播理论；在地经验；全球化
中国传播学的系统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有30余年。在此期间，华人学者着眼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当代现实，发掘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现象与观念，意图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这在中文新闻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即是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被称为“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化”或“传播研究本土化”等。另一方面，自其伊始，华人学者就围绕“传播学中国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展开论争，赞成与反对对立，实践与反思并存，争鸣之声至今不绝，这使其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中几乎最具影响力的议题，也是中国传播学30年来苦苦摸索以求发展突破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传播学的中国化
早在1977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Schramm）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就已提倡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遗产。首次论及“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及其内涵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者余也鲁。他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学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他认为，“文化与传统若不同，作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传的观念、原则、型式也随之而异。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中应该可以找到中国的传播理论。”余氏不仅从议题设置上旗帜鲜明地倡导中国化的传播理论与范式，并且进一步探索它的取径与步骤，就如何在中国历史与传统中探寻传播理论提出了“十二个入口”。〔1〕余也鲁的呼吁成为“传播学中国化”的先导。在大陆，“传播学中国化”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198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会议形成了对待这一外来学科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2〕，该会议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依据。
简言之，“传播学中国化”是华人学者倡导的从传播视角研究中国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观念，一方面“将中国历史和传统中所出现的传的现象、事件、思想进行分析，在共同性中寻求特殊性，并提炼出来，作成规律、原则，甚至理论”〔4〕，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理论，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传播活动展开研究，提供传播策略，解决传播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探索新的传播理论。前者以古代中国为主，后者以现代中国为主，在两者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传播概念、模式乃至理论范式，彰显文化的特殊性，又兼顾理论的普遍性，以期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
二、“中国化”：合法性与可能性之辩
“传播学中国化”在提出后，并未获得国内学界的一致认同，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的合法性与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与反思。
三、全球在地化：从在地经验到全球理论
在上文中，无论是传播学中国化产生的缘由背景，还是围绕该议题展开的讨论争议，实际上都指向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问题，或曰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地化与全球化的辩证关系。200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的年会上，中文传播研究学会组织了一场“中文传播研究之批判性回顾”的专题讨论。会议组织者汪琪教授在其建议书中总结了中文传播研究的问题：“随着中文传播学术圈的扩展，人们对其在国际传播学界中的地位及贡献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有学者在质问西方理论对中文传播研究是否有用，也有学者则批评中文传播研究缺乏理论性。问题是，我们还将偏安于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带多久？”〔11〕边缘化是当代中文传播研究的学术境地，也是传播学中国化所面临的学术语境。因此引出的问题是，地处边缘的传播学中国化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知识生产？两者的关系为何？
在本文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生产主要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由各种基于在地经验的研究构成，并在全球背景下流通。就传播学而言，全球化在本质上仍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由于学术霸权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格局。然而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理论仍是一种地方性理论，其解释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需要在理论旅行中接受其他文化经验的验证。二是具有更广涵盖力和解释力的全球性传播理论，这是传播研究中的高阶创新。它必须基于地方性理论之间的比较，在互动对话中抽象出更宏观的理论范畴及体系。对传播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知识生产的关系探讨，主要在这两层涵义中展开。
四、结语
传播学的中国化，这一提法本身就暗示出知识传播自西向东、由中心向边缘的走向，加之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它所折射出的民族主义和学术自主意识不言而喻，其中焦虑与自信并存；另一边，则是英国学者詹姆斯科伦（JamesCurran）等呼吁的传播理论要“非西方化”。〔17〕在这种你情我愿中，传播学中国化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从地方走向全球，从追随西方亦步亦趋到以我为基自主对话的重要路径，其中包含的是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意识。在当代中文传播学界，香港一些学者已经在上述第二层关系中展开耕耘和尝试突破；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则倾向于向内看，主要致力于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的传播现象与理论，试图建构契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传播理论体系，而对当代中国传播的研究多为归纳与提出观点，尚未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和传播理论，整体上仍处于第一层关系中。因此，未来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具有全球的理论视野，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从具体经验中抽象出理论概念，唯此才有可能实现在地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统一，实现知识生产的全球在地化，而“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才具有更深层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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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国内音乐史逐渐产生与发展，并在重要时期实现了近代转型。中国音乐史学主要是对音乐史本身的规律进行研究讨论，确定对音乐史全面认识的一门学科。中国音乐史内涵主要有4个方面：史实、史学、史料和史著等。在近展过程中中国音乐史经过转型，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音乐史学。
一、中国音乐史学对传统音乐的继承
二、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
（一）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观的转型
（二）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著书写范式
（三）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学研究方法转型
三、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的“通”和“变”
我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属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时期，而近代，只是一个“中时段”发展时期，在这个“中时段”中又出现了“短时段”。从1895年、1919年、1937年和1949年这些具有历史标志的突发事件上进行分析，这些属于外在标志，可能会对一时的文化外在形态、文化选择态度与文化观念带来影响。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在后传统学术转型成为近代学术，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选择继承与积极改造形成的结果，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转型的思想动力与内在基础。
中国近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具有知识体系的学科，在确立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史学家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非常相似，一方面他们幼习举业，有传统国学基础；另一方面，受西方知识的熏陶，他们能够了解西方文化。同时，这些史学家大部分在执教，其学术视野、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明显与“古代”音乐史学存在差异，能够在“通”的基础上，完成短时段的“变”，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阶段，为中西文化交流格局建设中国音乐学科与塑造中国音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综上，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体现了“通”和“变”的特点。受近代思潮与西方进化论史观的影响，中国音乐史近代化的特点主要在“通”和“变”上发挥出来，即在认识传统的音乐史学上，与近代音乐史学的特点结合起来，让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实现转型，不断向音乐史学的巅峰前进。“通”是指知晓近代史学发展的潮流，“变”是指近代各种音乐史学转型的变化，例如，音乐史学研究方法、音乐史观和音乐史著写范式等，中国音乐史在通和变过程中逐渐实现近代转型的重大历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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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