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时代的圣保禄公学和热心翻译的传教士
●“文化是没有文化的人创造的”
如果把教铁岭人说温州话也算成一种“翻译”，那么我国的翻译史其实非常悠久。
早在西汉，扬雄就写了《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部名字了不起，内容更了不起的方言词汇比较著作，收录了诸如“砍柴的十种说法”之类的内容。
如果把“翻译”限定在跨语言的狭义范围里，那么无论是从东汉到唐宋绵延不绝的梵文佛经翻译热，还是培养兼职翻译的政府机构鸿胪寺、四夷馆、会同四译馆，都在为中外交往添砖加瓦。
●《华夷译语》：一种民族语言翻译
不过，梵文和拉丁语差不多，地位崇高却没多少人用，统称“华夷译语”的汉X语词典，又主要是为了解决朝贡问题和民族纠纷。
这两种“翻译”，实际很少有机会出现在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里，相比“你今天吃了啥”，它们更常用来沟通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大道理。
而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为了听懂彼此在说什么，就要多经历一番磨难了。
推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的，首先是西方传教士。
第一个试图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出生于1506年的西班牙人沙勿略。
但是由于当时的明朝对西方人入境比现在严格很多：只接待官方代表团，拒收散客，沙勿略一生未能踏上大明朝的土地，最终病死在离广州城非常近的上川岛上。
●沙勿略：有点秃顶
沙勿略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故事为一代又一代传教人所铭记。
十六世纪中期，葡萄牙在事实上侵占了澳门，澳门也就成为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跳板。
传教士们虽然有机会靠近中国，却受到了来自汉语的暴击——这门语言和葡意西法拉丁语差异太大，远渡重洋的传教士，和中国民众完全无法交流，传教工作首战受挫。
为了解决语言问题，也为了提高传教士们的专业素养，1565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澳门的圣安多尼教堂附近，建立了圣保禄公学，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所西式学校。
尽管当时的罗马教廷还不接受教士们用汉语传教，但圣保禄公学已经开始因地制宜，研究如何将《圣经》翻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小册子，而这也被看作是葡汉文献翻译的起源。
●圣保禄公学遗址：澳门大三巴牌坊
到1584年，圣保禄公学已经拥有超过200名学员，培养出一批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总算是对汉语略知一二的早期翻译中坚力量。
不过，当时的传教士们是怎么学会汉语的呢？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先后抵达澳门，不久后罗明坚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里描述了自己面对汉语时的苦涩心情——
“老师如果只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讲我们的话（葡萄牙语）也是枉然……只能藉图画学习中国语言，如画一匹马，告诉我这个动物中国话叫'马'，其它类推。世上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中国字，它并无字母可循，葡萄牙人以及神父们的学习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和罗明坚同来的利玛窦天赋异禀，他在1593年将《四书》翻译成了拉丁语，这是《四书》的第一个西方译本。
此外，利玛窦还编纂世界上第一本汉语与欧洲文字对照的词典：《葡汉词典》。
有了词典，后人就有了学习汉语的小翅膀。
利玛窦之后，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之路就比较顺风顺水了。
1626年，法国神父金尼阁写了中文教材《西儒耳目资》，还将《五经》翻译为拉丁语；1662年，意大利人殷铎泽和葡萄牙人郭纳爵用拉丁文合译《大学》，取名为《中国之智慧》；1814年，英国人马礼逊编纂《华英字典》这部鸿篇巨著是最早的英汉—汉英字典。
虽然传教士们翻译了典籍、编写了词典、甚至出了不止一本汉语速成教材和汉语语研究著作，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大部分传教士的汉语水平，仅仅停留在能用汉语讲《圣经》的程度上，甚至连听信徒忏悔，都不一定做得到。
到了清代，中国官方开始警惕西方外来势力学习汉语的倾向。
政府下了禁令，如有中国人被举报教洋人汉语，斩。
马礼逊的第一位中国老师就死在官府刀下，这导致他后来学汉语的时候，只能把老师带进小黑屋，两个人蒙住窗子进行地下活动。
●同时期的日西关系差不多
九成欧洲来华知识分子的汉语水平不怎么样，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就更糟糕。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除了徐光启、李之藻等少数异端之外，大部分士人的共识是，蛮夷之国低我们十等，蛮夷鸟语学它做甚。
真正努力用口语沟通的，是中国的“买办走狗”和“西方冒险家”。
而他们在谈生意时讲的并不是汉语，也不是标准葡萄牙语或英语，而是一种介于汉语和葡语/英语之间的，不中不西的“假语言”。
它的词汇量大概只有700个左右，语法非常简单，发音极度不规范，学术名称叫“洋泾浜”或者“皮钦语”。
●洋泾浜三十天速成
这种主要流行于商业场所的土话分了三个时期：广东葡语时期、广州英语时期、洋泾浜英语时期。
广东葡语十八世纪初起源于澳门，差不多是澳门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交往时的唯一工具。
除了葡萄牙语和粤语，广东葡语还混杂了闽南语、英语、印度语和马来语成分。
张汝霖写于1820年的《澳门记略》里，收录了395个广东葡语词汇：皇帝注音为“燕罢喇多卢”，对应葡文imperador；澳门注音为“马交”，对应葡文macau；总督注音为“个患那多虑”，对应葡文“governador”。
鸦片战争后，来华做生意的英国人明显变多，于是广州英语成了新的“贸易专用语”，从广州香港蔓延到所有通商口岸。
广州英语用粤语拼读英语词汇，还夹杂了大量其他语言的成分。和广东葡语一样，它的语法完全模仿汉语，书面形式就是用汉语注音，猛然一听，哪个国家的人都听不懂。
广州英语诞生之初地位很低，最早的一本广州英语词典叫《红毛通用番话》，里面告诉大家one读温、twentyone读敦地温，winecup读湾蛤。
尽管为了赚钱中西方人都得学，但是人人心里都不爱它。
●清广州
随着上海的国际地位跃升，上海也出现了洋泾浜英语。
它以英语和上海话为基础，夹杂着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奥地利语，印度语，马来语等等等等，可以说是非常符合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氛围了。
和广州人不一样，上海人曾经努力把洋泾浜英语规范化，试图创造出像日语假名一样，用汉字笔画偏旁充当字母的文字系统。
虽然这个尝试没成功，但是源自洋泾浜英语的“布尔乔亚”，“布尔什维克”，“德谟克拉西”等词汇，在民国时代一度非常时髦。
●北大著名雕塑：德先生与赛先生
声色犬马的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应用范围甚至不再局限于商业场合，即使是英国贵妇，为了和自己的中国仆人沟通，也得学几句洋泾浜：“Boy,gotopside,cacheemeone-pieceblowrag,puteestinlwater,bringmyside.”，相当的入乡随俗。
民国以后，随着越来越多有钱人家的孩子留学欧美，地道的英语开始在中国境内扩散，洋泾浜英语逐渐销声匿迹。
语言有强势弱势之分，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从跨文化沟通的贡献层面来讲，无论是《葡汉词典》《西儒耳目资》，还是为了乱世捞金的广东葡语、洋泾浜英语，其实都差不多。
参考资料：
1.高彦梅：《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概说》，《外语教学》，1999年第2期。
2.周毅：《晚清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3月。
3.肖应云：《明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文化交流》，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6月。
4.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