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有码头港口的城市，就有利益可争抢。
有争抢，就有可能滋生黑社会性质的帮会。
比如，上海的青帮“杜月笙”，香港的“古惑仔”，天津的“混混儿”。
租界更是为他们提供了“法外之地”的生长土壤。
天津的各处码头，脚行附近，还有著名的南市“三不管”地段儿，都是各种“混混儿”的聚集处。
其实，在旧天津，能混码头的都是“大流氓”，也叫“大耍儿”。
在小范围内争地盘儿的才是“小混混儿”、“玩儿闹儿”，再往下那就叫“狗食”、“狗烂儿”。
上海也是一样，杜月笙级别的那是青帮大佬，下面的是“小瘪三”。
杜月笙在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积极投身抗日。
不仅捐款捐物、安置难民，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广播电台宣讲，号召全民团结抗日。
当然，做流氓能做到杜月笙这个级别和格局的太少了。
天津的流氓界也出过一个“名人”——李金鳌李二爷。
冯骥才《俗世奇人》中“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鳌”一节，写的就是他，郭德纲在评书《皮凤山发财》里也提到过这个人。
这位李金鳌不是个一般的“流氓”。
他可以仗义疏财救杨月楼，可以搞赈灾义演救灾民，遇到需要“摆平”的事儿，也是自己先上。
他回家的时候怕惊扰邻居，所以每次都在离家不远处下车，再步行回家。于是，他身上渐渐有了“侠义之气”。
当然了，李金鳌那一代的天津“流氓”能出名，和评书艺人马轸华先生分不开。
他解放前在东兴市场说过一本自己“攥弄”的新书——《沽上英雄谱》，也叫《混混儿论》。
后来，他的徒弟于枢海继续说这部书，依旧是火爆空前。
俗话说：生书熟戏听不腻的曲艺。
《混混儿论》就是马轸华和几位了解旧天津官衙和混混儿内幕的老先生一起边说边“攥弄”的，绝对是一本“生书”。
再加上故事传奇，“书扣儿”足够多，每场书都是座无虚席。
据说，于枢海说书的时候，还惊动了早年间永丰屯“锅伙”里李金鳌的爱徒。
那几位老人一言不发地听书，一脸严肃，临走却在茶壶底下压了一块钱。
这就算是认可了内容，并且感谢先生给“扬名”、“扬蔓儿”了。
看到这儿，您可别觉得那个所谓“快意恩仇”的年代有什么可怀念的。
在帮会混混儿横行的年代，干哪一行都不容易。
文人写个武侠小说，都可能被人“寄刀片”。
这可不是“催更”，是催命。
写武功招式，就会涉及门派，涉及输赢，但是您别忘了，当年人家的帮会可还在呢！
你写假了没人看，写错了可是有人打。
（冯巩饰演的那五）
就像邓友梅先生在《那五》中讲的，有人写武侠小说，贬低形意拳，抬高八卦掌，结果被形意门人找上门，要比武，吓得那五魂飞魄散磕头认错。
虽然剧中讽刺的是代笔买文的闹剧，但是类似的事情其实在文坛也确有真实影射。
俗话说的好：英雄有谱，混混儿有论。人分三六九等，木有花梨紫檀。
李金鳌之后，天津就很少出现如此“绅士”和传奇的“流氓头子”了。
虽然当时流传着“南有杜月笙，北有袁文会”的说法。但是这两个人做的事儿，可是有天差地别。
杜月笙尽己所能支持抗日，捐飞机，运物资，甚至大义灭亲怒杀汉奸张啸林。
袁文会在天津沦陷后，却投靠了日本人，做起了汉奸。
天津沦陷后，袁文会继续做着码头脚行、赌局等生意，后来还把魔抓伸向了曲艺行业。
1938年马三立从沈阳翔云阁茶社回到天津，在“东兴市场”和刘宝瑞等一起演出。
南市正是袁文会的地盘儿，凡不是“青帮”、“认家礼”的都备受欺辱。
马三立拒绝认青帮的师父，于是再次远走他乡。
1940年，再次没了“饭辙”的马三立又回到了天津“东兴市场演出”。
在朋友们的不断“央求”下，只好答应暂时到庆云戏院的“联义社”帮忙一个月，也就是袁文会的“兄弟曲艺剧团”。
（侯一尘、张寿臣、常连安）
当时，袁文会凭借自己的“势力”，请来了唱时调的赵小福，京东大鼓刘文斌，梅花大鼓金万昌，单弦名家王剑云，还有唱太平歌词的“荷花女”，说相声的张寿臣、侯一尘等。
大轴攒底的艺人是大名鼎鼎的小彩舞——骆玉笙。
按现在的话说，袁文会“请”来的艺人，个个儿都是“顶流”，那能不火爆吗？
可是，火爆归火爆，赚的钱却都被他“支走了”，艺人根本拿不到。
王剑云实在揭不开锅，问了一句：“咱们嘛时候开支？”就被混混儿暴打，回家后几天就去世了。
马三立一直对王先生留下的孤儿寡母多加照顾。
有一个阶段，袁文会怕艺人逃跑，不让回家也不给钱，张寿臣的妻子只能靠典当养活孩子。
等张寿臣能回家了，妻子早已病得奄奄一息。
除此之外，混混儿们敛钱的方式也是花样百出。
比如“飞帖打网”，以八竿子打不着的名义让艺人和小商贩们“随份子”。
辛辛苦苦一个月，还得从“口粮”里，挤出钱来“孝敬”地痞流氓。
马三立在东兴市场的联兴茶社办过一个小型的“收徒仪式”，本想着自己人吃碗面热闹一下。
没想到，半截来了个“鸭子刘”，他笑嘻嘻地进门就“恭喜”，还给每桌都添了几道“硬菜”。
马三立知道他来者不善，却也没有办法。最后这“添菜”的钱，被强行算了高利贷才算完。
1950年，袁文会以汉奸罪被枪决，艺人们还自发的排演了《枪毙袁文会》，可谓大快人心。
天津的混混儿有一个特点，热爱“文斗”胜过“武斗”。
那这文打是怎么打呢？其实就是“打自己”。
《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是个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前几年风靡的电视剧《河神》也是他写的。
剧中，漕运商会和一生门的“约架”就是典型天津帮会间的“文斗”方式。
一生门的人上来就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
漕运商会也没含糊，鱼四马上让手下兄弟卸了一只胳膊。
丁卯都看懵了，说好的“文斗”呢？
可是，混混儿虽然打得是自己，但是谁看谁都害怕。
您想想，对自己都敢下那么狠的手，你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那还能有好儿吗？
最惨烈的一次文打，据说一次油炸了七个人。
故事发生在民国20年，大混混儿刘桂希和王海明在西开抢夺一个码头。
他们选择“文打”，在码头上支起来十几口呼呼冒烟的大油锅，双方“抽死签儿”，抽到的就得自己跳油锅，哪边先不敢跳了，就是输了。
第一个抽到“死签儿”的就是刘桂希，这可是“老大”啊，大家都以为这次还没开始可能就要结束了，但是刘桂希一点儿没犹豫，当时就跳下去了。
传说双方依次跳了7个人，才分出胜负。
全天津卫最不爱吃炸果子的，估计就是这帮混混儿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刘桂希、王海明这种体量的混混儿，没有选择“文打”，那么死亡人数肯定得是7个人的好几倍。
“混混儿道儿上”还有各种规矩，比如，去赌场（宝局子），割自己的一条肉做赌注，赌赢了拿钱回家，赌不赢就闷头挨打。
要是被打到血肉模糊，还面带享受喊着“舒坦”，赌场老板不仅会派人给你抬回家，还得给你钱，这就叫“吃宝局”。
文斗拼的是狠劲儿和心理素质，斗到哪种地步，谁也无法估算。这就像一场流血的赌局，双方承受着漫长的心理折磨。
而且，这种对峙是自己对自己下手，所以即便是告到警察局，警察也不愿意多管。
这也是当年天津卫混混的无赖和可怕之处。
旧时天津混混儿的打扮也很有特点。
一般是“花鞋大辫儿”，有的还爱在辫花儿上还插一朵花。
《河神》里面也写过：“大混混儿上法场时上身穿箭袖靠身蜈蚣纽，十三太保疙瘩袢，腰束英雄带，下身穿灯笼裤，脚踩抓地虎快靴，头戴英雄帽。”
为什么这样穿呢？
可能是按照戏曲、评书里面的“草莽英雄”打扮的吧。
毕竟天津是“戏曲大码头”，对出场服装和脸谱代表着人物身份这一块，拿捏得很准确。
冯骥才笔下的《神鞭》里“玻璃花”这个人物形象，也非常贴近旧时天津卫的小混混儿。
黑
很多人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当年敢于如此斗狠的天津混混儿，就没有出现像杜月笙一样的人物，也没有形成有力的抗日力量呢？
大概是因为，大部分的混混儿虽然敢于对自己“下狠手”。
但是，他们的“牺牲”需要有观众，需要“有面儿”，或名或利，必须有所得。
可是真遇到战争，洋人他不给你“面儿”啊。
就像《狼烟北平》里的混混儿孙金发，玩儿了一辈子“文打”，甚至玩儿到了日本人面前。
但是日本人的枪口只会对准你，而绝不会对准自己，于是孙金发玩儿砸了。
所以，那些平时好勇斗狠有的混混儿，害怕自己毫无利益又无声无息的死于炮弹之中。
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没有勇气牺牲自己去抗日，而是依旧欺压手无缚鸡之力的百姓和穷苦艺人。
他们宁可当狗捞钱，也不敢直起腰板做人。
所以“无欲则刚，无欲则明”，品性贪婪的人，永远都指望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