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真凶意外落网，杜培武现在还呆在监狱里
如果聂树斌真被冤死，在一般人看来，他确实没有杜培武走运，两起案件中，相同的是血腥命案、警方胜利宣布告破，“凶手”“罪有应得”地被判死刑，然后是杀出个落网真凶，警方才发现抓错了人……
不同的是聂树斌已死，而杜培武还活着。
自己的“幸运”是相对聂树斌而言，杜培武不会没有这点理解力，他曾被认为是精明能干的警察，大学学的是刑事侦察。但是，了解了杜培武这些年来的经历后，记者深深理解了他为何如此偏执地抵触用“走运”二字来形容自己，即使是相对于已经做鬼的聂树斌。
冤案：警察制造，警察受害
数年前，杜培武也曾是广为人知的新闻人物。杜案极富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这起案子中，被害人是警察，真凶曾经做过警察，冤案的制造者是警察，受害者还是警察。
1998年4月22日上午，昆明警方接到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报告：一辆昌河牌警用微型车内，一对青年男女殒命枪击，弹头和弹壳散落在车内，被害人情状惨不忍睹。
经确认，死者的身份也让警方大为吃惊——男性死者是33岁的昆明市路南县（现更名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女性死者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警察王晓湘，时年30岁。两名警察遇害，案情非同小可。
警方初步调查后认定此案属情杀，王晓湘的丈夫、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成为惟一的嫌疑人。案发5小时后，杜培武被警方留置盘问审查，从此失去人身自由，那年他31岁。
在经历公安局侦察、检察院起诉后，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杜培武不服，认为“没有杀人，公安刑讯逼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枪在哪里？这始终是控方证据方面的一个重大缺失。杀害两名死者的凶器，正是死者之一的王俊波携带的手枪。
在诉讼的所有阶段，杜培武始终无法供述案发后枪支的准确所在。
认为该案的主要证据真实，但存在的疑点不能排除，于1999年11月12日留有余地地将杜降格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后，杜培武被投入监狱改造。
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个特大杀人盗车团伙，该团伙犯下十几条命案。其中一名案犯供述，1998年的王晓湘、王俊波被害案是他们干的。
枪杀二王的真凶、曾是云南铁路警察的杨天勇等人就此落入法网，突击搜查，那把枪赫然躺在杨天勇的保险柜中，顿时证明杜培武显属无辜。云南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告杜培武无罪。
刑讯逼供的后遗症
“每到阴雨天，我的手指就发麻。”杜培武伸开他的五指说，经法医鉴定，杜培武的双手植物神经紊乱，这是电击留下的后遗症。“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地电，电池电干了当着我的面换电池。”
在公诉方出示的全部证据中，惟一能够把杜培武与犯罪现场的物证联系起来的“证据”，只有杜培武的有罪供述。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有罪供述，全都是严酷刑讯逼供的结果。
杜培武洗清冤情后，两名办案人员原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宁兴华、刑侦支队政委秦伯联被判刑讯逼供罪。检方指控，二人采用的刑逼手段包括：不准睡觉连续审讯；拳打脚踢或者指使、纵容办案人员对杜滥施拳脚；用手铐把杜吊挂在防盗门上，反复抽垫凳子或拉拽拴在杜培武脚上的绳子，致使杜双脚悬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铐的双手上……杜培武难以忍受，喊叫时被用毛巾堵住嘴巴，还被罚跪、遭电警棍击打，直至杜屈打成招，承认了“杀人”的犯罪“事实”，指认了“作案现场”。
“你看，至今未消。”杜培武给记者展示他腕部的疤痕，这些都是用手铐吊的。经昆明医学院法医技术鉴定中心鉴定，刑讯逼供导致杜培武双手腕外伤、双额叶轻度脑萎缩。
两年半无妄的牢狱之灾，让今年38岁的杜培武头发掉了一半，也白了一半。“这是染过的，”杜培武指着自己的一头黑发说。在鬓角处，根根白发显露出原来的颜色。
出事前，杜培武是昆明市戒毒所的民警，被公认身体好、精明能干，时常加班加点熬夜都无大碍，现在，“常有疲惫感，思考问题一两小时就觉得累。”
杜培武的伤病主要是两次集中审讯造成的，一次历时11天，从1998年4月22日下午持续到5月2日，另一次历时20天，从6月30日晚上一直到7月19日，“不让睡觉，最长的一次休息睡了四个小时，最后困到坐着都可以睡着。”到后来，罚跪成了最轻的惩罚，对杜培武来说简直就成了一种休息。
在刑侦队审讯期间，杜培武被办案人员用皮鞋跺头，一直跺到吐血。后来转进看守所，胸口的血块已经淤结，一直吐了两个月。审到最后，“精神肉体双重崩溃，只求速死。”
在难以忍受的折磨之下，杜培武只好违心地承认作案，“光承认作案还不行，交待的细节还必须与现场证据吻合，我没有作案，只好胡编，稍有不对，就免不了挨整。”
每一次刑讯逼供都让他刻骨铭心。
“我是学刑侦的，应该说具有反侦查经验，都被整招了，你说整到了什么程度？”杜培武说，“不要再提这些了。”
“刚上班的时候，我见到穿警服的人就害怕”
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第一监狱，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杜培武无罪释放。回到家中，见到两年间陡然白发苍苍的母亲，杜培武不禁号啕大哭。
杜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已经年过古稀的父亲原是复旦大学毕业生，1960年代支援三线建设来到云南，杜培武的姐、哥、妹都大学毕业，有的从事科学研究，在杜培武冤狱之前，这个大家庭成员都事业有成，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但在杜培武事发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原本退休在家的父母几乎一夜白头，杜培武三岁的儿子背着“杀人犯的儿子”之名，在昆明上幼儿园没人接受，只好回到老家山东，杜培武的妹妹为了给哥哥申冤，辞去了船舶设备公司的工作，专门到北京上访。
记者提出见见杜的父母，杜培武拒绝了，“二老这两年好不容易平静下来，还是不要让他们再提伤心事了。”
“伤害最大的还是杜培武本人，”杜培武的哥哥杜培俭说，“肉体的伤害可以逐渐恢复，精神的创伤可能会伴随终生。”
在杜培俭眼中，弟弟在出事前是一个积极上进，乐观开朗、热爱学习的青年民警，案发那天晚上，杜培武正在单位学习，准备迎接几天后的中央党校法律本科班考试。从监狱出来后，杜培武变得沉默寡言，消积了很多。
当身陷囹圄的杜培武重见天日时，他发现一墙之隔的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些年社会发展太快了，出来点菜都不会点了。”在生命的而立之年，杜培武白白耽误了两年半（加上出狱后的一年半，杜有四年没上班），出事前他本来已被提拨，只等正式任命，后来也黄了。
杜培武很喜欢刘欢“从头再来”的那首歌，“我也希望从头再来，几年过去了，我发现已不可能。”杜培武说，“一是我年纪大了，二是心态大不如从前，三是我可能被上面有些人视为异类，毕竟我告过公检法单位。”
杜培武说他本来在仕途上有前景，“25岁就到了科级，在同龄人中算领先的。”现在，“很迷惘，没有目标”，“为了生存不得不工作”。
对杜培武来说，让他消积的不仅是现实的落差，更重要的是两年半暗无天日的生活片段已永远定格在了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从1999年2月昆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到同年10月20日高院终审改判死缓为止，杜培武都生活在极度的死亡恐惧中，因为这期间高院随时有可能向杜培武宣读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和杜培武同住的死刑犯先后有20多个被带走了，每次只要听到管教警察来监号提人的铁门响，杜培武就吓得颤抖不已……
杜培武的妻子遇害已近7年，杜培武重获自由也近5年，尽管有人跟他说亲，他仍不愿重新组建家庭，“我现在心态还没调整好，等我儿子初中毕业再说吧。”杜培武的儿子现在上小学四年级。
杜培武重获自由的次日，昆明市公安局就发文恢复了他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但杜培武迟至2002年10月才正式上班，期间他住院疗伤，申请国家赔偿……
重返民警工作岗位半年后，杜培武仍不适应工作，“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与警察已不是同一类人。”至今，杜培武如果能不穿警服，他一定选择不穿。
“刚上班的时候，我见到穿警服的人就害怕，发了警服也不想穿。”
很难相信这是从一个从警十多年、曾以自己的职业为荣的警察口中说出的话。当十岁的儿子表示长大要像爸爸一样做警察时，却遭到杜培武的厉声呵斥。
重做警察后的转变
杜培武从小想做警察。“侦破片看多了，觉得警察英勇神奇，向往像警察那样惩恶扬善。”1985年，他考上云南省公安专科学校，学刑侦专业。
随着从学校走向社会，他发现警察这个职业并不像少年时代想象的那样单纯美好。这是一个承担正义使命的职业，也是一个被高度赋予权力的职业，无处不在的动用权力的诱惑，可以在顷刻间让正义摇身为邪恶。
让杜培武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警察邪恶的受害者也可能是警察。
刑讯逼供就是警察广为社会诟病的恶行之一，这种现象的认识基础在于“有罪推定”，即抓住一个嫌疑人，都假定其有罪。
1998年6月，刑侦支队某领导对杜培武说：“杜培武你听着，我们已经查了，就是你干的。”杜说，“我没干，希望你们认真调查。”
“是不是你干的，你都要背着，我们为了查你的案子已经两个多月没休息了，我们怎么交差？”
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杜培武承认作案的供述有6份，否认作案的则有5份，杜在自己是否作案的问题上多次反复，如果加上没有笔录的，次数就更多了，但检察机关起诉书所列证据中，却只选用杜的有罪供述。
后来以至有人说，是凶手给杜培武翻了案，而不是司法机关。如果不是真凶意外落网，几乎可以肯定杜培武现在还呆在监狱里。
类似杜培武这样的“错案”在云南不止一起。1998年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刚纠正了富源县的一起错案，案件基本情况也是4个无辜者被抓，“打成”罪犯，首犯被判死刑，其他3人判有期徒刑，一年之后公安部门抓到真凶，才改判无罪。
仅仅过去了两个多月，杜培武的悲剧再次上演。
杜培武1988年从警，在出事之前，他做过多年警察。他坦言，情急之下，也曾对嫌疑人动过粗。这次从警察“沦为罪犯”的经历，让他换位思考，反思过去的工作方式。现在杜培武在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工作，管理特种行业，查黄赌毒等，经常调查讯问工作对象，每次他都客客气气，端茶递烟，还告诉他们“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
“从前办案我都是假设他们是有问题的，现在我对他们没有先入之见。”
不久前，杜培武与原来同一监狱出来的狱友举行了一次聚会。两年多的牢狱生活，昔日他眼中的犯罪分子变成了他的同监，朝夕相处让杜培武对服刑人员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发现他们当中不少人也有情有义，有正义感，其中不少人在杜培武后来打赔偿官司时还出来作证。
“这些人是做过错事，社会上对他们有看法。但不管犯了什么罪，出来了就要一视同仁，毕竟他们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代价，”杜培武说，为什么现在出监后重新犯罪的多，就是因为歧视，让他们找不到重新生活的空间。
杜培武出狱后，还看望过尚在服刑的狱友，送钱给他们用。
“最关键的是要把所有人都当人看，犯罪嫌疑人是人，罪犯也是人，人人享有人权，有了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办的冤假错案会少许多。”
云南司法界的反思
杜培武冤案引起了云南司法机关的反思，2000年9月22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重申严禁刑讯逼供和严格执行办案时限等规定的决定》。
10月23日，云南省政法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提高执法水平确保办案质量的意见》，出台10条措施，强调树立证据观念，树立实体法、程序法并重的观念，树立无罪推定的观念；同时要健全和落实对执法责任行为的追究制度和赔偿制度。
一直顶住压力为杜培武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刘胡乐表示，杜培武冤案是云南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司法机关痛定思痛，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的发生，比如从前看守所的审讯室都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现在则被撤下，改成了“严禁刑讯逼供”；原来可抓可不抓的一定抓，可判可不判的一定判，现在则相反，一定程度上树立了“疑罪从无”的现代刑事诉讼理念。
“任何社会进步都要有人作出牺牲，希望我的痛苦能够警醒执法者，希望冤案尽可能少地发生。”杜培武说。
家庭毁灭、事业中落、青春虚掷、病痛缠身……今年38岁的杜培武正努力淡忘六七年前的那一场噩梦，但是，那场噩梦现在却经常带给他一个真正的梦魇——他时常梦到监狱、枪决、死亡，梦到他还关在里面，“谁都知道我冤，就是不放我出去”，一种极度的绝望无助，然后惊醒，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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