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5日，全国两会闭幕后不久，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个消息让人惊讶，却并不意外。
时年58岁的仇和，历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再到昆明市委书记和云南省委副书记。
“一路被举报，仕途却一路惊喜”的他，始终是颇具争议的“明星式”人物。
这位名字带“和”的官员，执政时一点也不讲究“和谐”。
对官场来讲，他是一个不讲情面的异类；对老百姓而言，他是一个有手段的“能吏”。
但对仇和自己来说，他自认是一个施政理念不被理解的“孤独者”。
仇和落马后，很多人想起仇和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说“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
正是《南方周末》这篇《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使宿迁与仇和一夜之间名扬全国。
1996年12月，46岁的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
在此之前，宿迁只是隶属淮安的一个县，后来四县一区改制为宿迁市。
宿迁辖下的沭阳县有“三最”之称：陆域面积最大的县，占地面积2298平方公里；人口最多的县，有174万人口；社会最不波动的县，当地政治生态有“随波逐流者昌，逆势清流者亡”的说法。
仇和到任时，沭阳县经济排名江苏省排名倒数第一，是苏北最穷的县。
于是，这位自称推崇萨缪尔森的“为公改革”者，在沭阳开始实施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叛逆式改革”。
可是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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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当晚，仇和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四次踩到大便，让他十分光火。
更让他气愤的是，一位老干部拉着他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
隔天，仇和召开大会，勒令全县五千多名机关干部上街充当“清洁工”。
两周之后，县里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仇和对此毫不在意，随即又部署了几次城市严打行动，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
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公开表示：“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
这句话立即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面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现场顿时陷入混乱，仇和脸色铁青地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得对不对。”
不久，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县委政法委工作。
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同时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
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从那时开始，沭阳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要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
新官上任三把火，仇和的第一把火烧官员，即“铁腕治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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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开会时，一位副县长迟到，仇和抬腕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站在门外听。”
仇和觉得迟到虽说是小事，但却体现了工作作风，见微知著可知各自平时工作态度如何。
很快，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位参加会议的干部进行编号，设迟到席。
会后，通报迟到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
对于乡镇干部来说，最怕的就是仇书记神出鬼没的巡查。
一次，仇和不打招呼直接来到某镇视察，他打手机给当地镇长：“你在哪里？”
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
仇和接着说：“我就在你办公室。”这位镇长顿时傻眼。
此类事情多了，各级干部不敢再糊弄，即便上厕所时也如实汇报：我在撒尿。
事实上，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掀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反腐风暴。
县公安局一位干部子弟，去当地一家外地老板开设的游泳馆游泳，不但没买票，还将劝阻的老板揍了一顿。
仇和接到投诉信后，将该干部撤职，在游泳馆门前设了一个治安亭：“管不好儿子，你就去那站岗，只要再出事，都是你的责任。”
半年后，这位干部才官复原职。
不过，仇和治理沐阳县，最大的阻力来自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此人主政沭阳5年，到处卖官鬻爵。
1996年宿迁建市，黄被调任副市长，昔日手下对仇和的政令阳奉阴违。
为了尽快在沐阳展开工作，仇和从外县先后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和检察长，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与原宿迁市委书记联袂到省纪委汇报案情，引发黄登仁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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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经典的是审查黄登仁期间，先后牵扯出四十多名官员，他每说出一个人名，纪委马上派人去“请”。
事后，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局长级别以上35人，县领导级别以上7人。
仇和的“铁腕反腐”无疑是一场官场政治斗争，但他也赢得了沭阳民心。
1997年底，沭阳一家小店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
难得的是，看似铁面无私的仇和也展现出温情的一面。
沐阳反腐风头正烈时，仇和在县委举办周六舞会，邀请干部及家属参加，要求所有的县委常委一边请人跳舞，一边做思想工作。
舞步笨拙的仇和坚持从开始跳到结束，每次分别邀请不同的人，一边跳，一边诚恳交谈。
每年春节，仇和必去昔日无人问津的老干部家拜年，同时再去很多“清水衙门”单位拜年，让人内心感觉温暖。
甚至在一次下乡考察时，他忽然问身边工作人员家乡是哪，然后临时改道前往，绕着屋子转个圈，看了看说：“哦，你就在这长大的。”
类似这些温情一幕，让很多工作人员记忆犹新。
不仅如此，仇和还很重视“民心”，几乎所有信访都会亲自处理。
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仇和一直保持这个习惯，经他批示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
正因如此，在沭阳以及宿迁逐渐树立绝对权威的仇和，开始真正大展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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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想要富先修路”，1996年前，沭阳全县只有黑色沥青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路不好，有人归结为沐阳财政太差了，没钱修。
确实，仇和到任时，沐阳县财政收入1.2亿元，而当年财政开支2.6亿元，另外还欠发工资近1亿元。
仇和的对策是“全民集资修路”模式，即每位干部扣除工资总额的10％，每位当地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
高峰时，修路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干部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但知道仇和有“尚方宝剑”，为人处事又不讲情面，只能乖乖执行。
也是由于仇和的“激进”，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
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
不光修路是干部自掏腰包，从市政改造到乡村改建等项目，沐阳全是靠干部们勒紧裤腰带完成。
干部们看着逐渐好转的县城环境，只能苦笑着接受，但心里的怨气从未消散。
扣钱还不算，仇和还给全县干部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
因为“招商引资”任务还被分派给了当地教师，引发集体罢课，沐阳还上了央视《焦点访谈》。
当地对仇和意见最大的是他推行的“小城镇建设”，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瓷砖的二层楼房，一楼作商用，二楼作住宅。
沭阳当时流传的两句顺口溜“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
仇和急于加快沐阳城镇化改造，希望“3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
这项在当时明显有些操之过急的政策，遭到了干部以及老百姓的强烈反对，觉得仇和是在搞政绩工程，用百姓的钱给自己脸上贴金。
有人悄悄将一张漫画贴在县政府大门上，画面中的仇和穿着短裤跨大步，结果裤裆裂开了。
但仇和执意上马，并给每个乡镇下达任务指标，限时完成，表示：“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
1997年8月，因为一起城镇改造项目出现坍塌事故，死伤民工5人。
沐阳的“小城镇建设”在省里引发重视，令仇和深感压力。
事实上，仇和的决策不是简单地拍脑瓜想出来的，他清楚当时正值全国物价低迷时期，当地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此时开始城市改造，成本最低。
老百姓也是在若干年后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后来沐阳县城房价涨到1000元／平，许多已买房建房的居民为此省下一大笔钱。
整个县城面貌焕然一新，基建水平在整个苏北都首屈一指。
沐阳老百姓很实在，说“黄登仁也‘收钱’，收了就没有了；仇和也‘收钱’（指扣工资），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
不仅如此，仇和还在宿迁各地逼着农民种植杨树，反对者甚至用开水去浇树苗。
可如今的宿迁办起了二千三百多家木材厂，靠着栽下的杨树带活了一个产业。
这些项目不仅是财政出资，也是靠着政府强制性力量，才逐渐推动下去。
不过，仇和执政江苏期间，在全国范围争议最广的当数经济改革，也就是他推行的“一卖到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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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主政宿迁期间，曾说过一句令人“愤慨”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此话被媒体报道后，至今褒贬不一。
仇和的理论来自他常年看的书，据说他曾经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8版熟读至14版，可他却格外推崇马克思《资本论》中说的“资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动力”。
因此，仇和的改革从最开始仅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卖国有企业，再到卖乡镇卫生院、医院，甚至出售学校，几乎全部变为市场化运营。
央视《焦点访谈》曾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仇和尽管放缓了脚步，但并没有停下。
面对质疑，仇和回应：“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中国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仇和主政沐阳期间，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当地政府宣布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
即便被这些企业职工包围了县政府，仇和依然不屈服，表示：“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
仇和对此解释：“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仇和在政府“软环境整治会”上，要求“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
这些指示让投资者欢欣鼓舞，但也让当地干部私下抱怨“那还要我们政府部门干什么？”
在仇和的强力推动下，宿迁市很早就实行了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和“经济110”，在全国较早就开始了工商个体户的定税制，民营经济发展迅猛。
仇和的改革虽然备受争议，但是他一意孤行，丝毫不在意他人看法。
有一次，省里领导来宿迁视察，身边都是前呼后拥的人群，唯独仇和孤零零走在最前面，感觉他既不合群，又格外落寞。
但是，仇和的能力还是被领导欣赏。
2006年，他从宿迁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分管城乡建设、交通、环保、安全生产、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和苏北发展协调工作。
在关闭全省小化工厂治理环境污染会议上，仇和脱稿将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四市各市化工企业的总数、计划关闭的企业数量及其占比等数据一一列出，数字精准，令在场捧着讲稿的官员们汗颜。
2007年夏，仇和在考察太湖蓝藻污染问题时，开玩笑提到昆明滇池的蓝藻问题也很严重。
谁知半年后，一纸调令，仇和从江苏调往云南，出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就职发言中，仇和说：“我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拉动昆明这艘‘巨轮’快速平稳前行。”
但很快，他便发现，昆明的官场“暗礁”丛生，自己这艘“巨轮”时刻都会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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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昆明气候环境太舒适，当地干部工作作风十分懒散。八点的会，十点到就算不错了。
初到昆明的仇和就体会到了这样慢悠悠的“昆明速度”。
仇和让办公室通知第二天八点在市委大楼集合，前往滇池视察。
谁知到点后，现场只有仇和以及少数几位干部。气得仇和独自上车前往滇池，交代所有迟到的干部统统跑步去滇池见他。
就此开始，仇和再次在昆明施展“铁腕治吏”的手段，频频“火烧”各级官员。
在一次招商投资专题会议上，仇和看见前一排有位干部打瞌睡，立即冲他大喊：“第一排在睡觉的，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职位？”
打瞌睡的官员吓得不敢张口，由身边人代答，仇和没再追究。
但随后该干部被免职，当地随后向省委做书面检查一事上了报纸，成为惊醒昆明官场的“瞌睡门”事件，让当地干部不敢再懈怠。
没办法，仇和到任时发现昆明的经济太差了，除了烟草、磷化工，似乎找不到更多工业支柱。
同样是省会城市，昆明的GDP竟比同处西部的成都落后了将近2000亿元，导致当地干部对发展经济毫无信心。
甚至昆明的老城区多年未曾改善，城市环境到处“脏乱差”。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历经十三年，三届政府的努力，也终未成功。
早先，创卫专家组到昆明一圈暗访后抛下一句话：“现在这个样，创卫不可能”。
这一切其实都与困顿的昆明官场环境有关，因此，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邀请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
《昆明日报》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
为了更好地了解昆明，仇和从市社科院找来《昆明通志》，还有厚厚的市情蓝皮书，然后满城乱跑。
跟随他的女干部们纷纷脱下高跟鞋换上球鞋，生怕跟不上。
城市工程建设上，仇和也比普通干部有着丰富经验。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梁晓谷汇报工程验收情况时，仇和告诉他：“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晚上你拿一个手电筒去桥下照照，水泥颜色是不是一样，桥梁平不平，一照就知道了。”
其实在正式任命之前一个月，仇和就悄悄到了昆明，经常打出租车，独自去昆明各处秘密调研。
经过多次走访后，仇和对昆明的城市改造已经有了成熟想法，但依然遭到了很多阻力。
仇和不以为然，说：“只要50%同意，我就干了；如果有80%觉得可以干，我觉得势头已过，没有干的必要了。”
这是仇和一贯的工作风格，也不出所料地会遭到无数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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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最先开刀是“滇池治理”，滇池蓝藻与水面污染是每个昆明人的心头痛。污染最严重时，湖水似油漆，扔进池中的瓶子都沉不下去。
可滇池治理是年年治理，年年污染，到最后连污染的真正原因都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仇和任江苏省分管环境的副省长时，为治理太湖，亲任太湖湖长。
治理滇池时，仇和沿用这一经验，将滇池附近的35条进出河流都设置河长，仇和当河长的标示牌就竖立在盘龙江边，以告世人。
仇和规定：“2009年底前，入滇的35条河道河水变清。一年内让盘龙江水变清。”
要求所有河长每半月必须巡河一次，现场解决河道整治中的问题。
面对干部以资金不足来推脱，仇和丢出一句“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后，再无人敢提钱的事。
但是，还是有人对仇和的治理滇池的办法并不认同。
滇池卫士、2009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张正祥质疑：“35条河流进滇池的清水，就如矿泉水倒进了大染缸，还是一片黑。”
他指责，仇和采取的环湖截污其实是把污水全部转移到金沙江，流入长江了。
仇和执政昆明期间，滇池治理总投资超过65亿，但水质仍是劣五类。
治理滇池时，最倒霉的是昆明的鸭子。仇和巡河时发现河道两旁被人用来养鸭，一声令下后，成千上万的鸭子被宰杀。
与此同时，为了让昆明的“春城”名副其实，仇和又开始推行城市绿化工程，要求“见路栽树、见土植绿，拆房建绿、退厂增绿”。
仇和在昆明期间，始终关心的是城市混乱不堪的城中村，他曾在内部讲话中痛心疾首地说：“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
上任后不久，仇和发布昆明城中村改造的浩大宣言，称要在5年里，把昆明的336个城中村全部改造。
依照这个速度，整个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起码需要8000年……
事实上，直到仇和落马，昆明的城中村改造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离改造终了还很远。
其中原因不乏当地人怀念昆明曾经湿地与城市交融而形成的碧水蓝天、性情慵懒的人文环境，对现代化城市改造并不感冒。
这样的想法在昆明各级干部心中并不少见，曾多次向上进行反映。
而且仇和的改造完全是一刀切，靠一纸行政指令，从要求全区全拆，到临街必拆，再到拆除所有居民楼的防盗笼，连很多打工子弟学校也是一拆了之，不管孩子们有无地方上学。
昆明老百姓既欢迎城市“旧貌换新颜”，但又十分抗拒如此不管不顾的强拆模式。
理想和现实之间永远有着难以描述的隔阂，这份隔阂即使是“强人”仇和也难以改变。
很快，仇和因城市改造中的新螺蛳湾项目，被曝出“官商勾结”，引出他身后一位从江苏跟随而来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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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的招商引资口号中有一句话，“带来百万，带走千万。”
这句话映射的商人，正是刘卫高。
刘卫高祖籍江苏沐阳，曾在义乌经商多年，因在宿迁投资一百多万建厂，结识了仇和。
仇和与刘卫高究竟关系如何，至今众说纷纭。
但是在仇和主政的宿迁市时，他曾全力支持刘卫高投资建设义乌国际商贸城，这座总投资26亿元，建筑面积达146万平方米的商贸城，是当时宿迁最大的投资项目。
几乎宿迁所有的大型商场、写字楼以及高档小区建设，都由刘卫高承包，他随即成为宿迁最有名的商人。
仇和来到昆明后，刘卫高尾随而来，接手官渡区的螺蛳湾商业拆迁及改造工程。
这里本是昆明著名的小商品批发集中地，有数万摊位，几十万小商贩的生计全在其中。
2008年，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成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为320亿元，其形式借鉴义乌小商品城的发展模式。
但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项目土地拍卖，整个过程只持续了5分钟左右，就落入云南中豪置业手中，背后老板正是刘卫高。
不仅如此，昆明官场始终流传着刘卫高及部分江浙商人染指城市改造项目的消息。
如果改造项目的效益不错，这些传言倒也容易平息。可关键是不仅新螺蛳湾建成后招商困难，其他花了大量财力人力建设的新区项目，也基本形同鬼城。
仇和大张旗鼓开始的昆明城市改造工程，已成为他仕途的“滑铁卢”。
2011年12月，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转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据说，这个职务是由当时离任的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推荐，他的方案曾遭到省委很多老领导的坚决反对，但仇和还是顺利升任。
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之前，仇和用《庄子》内篇卷二中《人间世》的一段来作为离任时讲话的开篇：“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
仇和话语中已经看出反思的味道，他自此彻底低调起来，不仅在官方场合见不到人影，媒体上也看不到名字，以至于很多人以为他早被调出云南。
人们最后一次听到仇和的名字，便是他2015年参加两会时被留置调查的消息。
2016年12月15日，仇和在贵州受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
那个曾以他为主角的舞台，彻底拉上了帷幕。
权力曾让仇和一步步登上更高的舞台，成为备受争议的“改革先锋”，但任性的权力也让他沦为偏执的权力盲从者。
每个人在浩浩荡荡的大势中，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决定了自己到达的方向。
对于仇和而言，他或许在“明星”的光环下高估了自己，选择了孤独前行，却可惜最终铸成了身陷囹圄的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