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官网在15日中午放出的猛料让大家瞬间就明白了，原来段子有时候不仅是段子，还可能是真实的段子。
回去不了的人是仇和。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刚刚开完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仇和。据称他在上午参加完人大闭幕会回到云南团驻地职工之家后被带走。
在媒体报道中，他头一天还在参加云南团全体会议，而在更早一天(13日)上午的团组讨论中，他也从容自如，并认为“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
——48小时后，duang一声，仇和本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收了。尽管“严重违纪违法”的具体细节还没有透露，但坊间猜测指他存在腐败问题。
岛叔一位云南的朋友说，“昆明原来有个螺蛳湾批发市场，仇和把那给拆了，重新建了个新螺蛳湾，开发商背后的资本就是江浙来的。”而这个来自江浙的开发资本，伴随了仇和的升迁线路。从宿迁，一直跟到昆明，隐隐都有这帮强悍的江浙老板的身影。这个紧随的背后，脱不了权钱的默契交易。直到去年，这帮老板陆续被查，便顺藤摸瓜，揪出了仇和。
下午网络上新鲜出笼广为流传的《史记仇和列传》也说到这事，“包揽新城之营造者，坊间所指，乃仇和乡党云尔。”
可见，仇和事涉土地城建腐败的说法显然不是小范围内流传。
又一个“能官”让人失望了
搞政绩工程、不近人情、霸道、理想主义、酷吏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仇和标签。同时，另一面，雷厉风行、能干、务实等等很正面的评价，他也没少得。
为什么？撇开人脉、背景这些尚不明朗的因素先不谈，支持他的人有一条相当拿得出手的理由，那就是不管你喜不喜欢、接不接受他的这种风格，至少他是个执行力强、能办成事的官员，俗称“能吏”。
一般来说，上级领导是要用“能吏”的，甚至有时候会有些“宽容”地使用。另一方面，老百姓对“能吏”其实也常常有种特别的“欣赏”。因为“能吏”一般都用铁腕驾驭权力，前提常常是铁腕治官。
沭阳人看到仇和把已经升迁、连副省级干部发话要查都没搞定的腐败前任拉下马来的时候，很难不拍手称快吧。宿迁、昆明的老百姓听说在仇和手下，各级官员开会不敢迟到打瞌睡，否则就受罚的那些故事，想必也是很开心的。
老百姓恨的是贪官，爱的是清官，向往的是天下为公，在某种程度上还都希望多一些能官。所以一个比较“纯”的贪官落马，比如谷俊山那样的，一是军人没战功，二是生平事迹本来不详，现在入耳全是负面丑闻，舆论完全是一副痛打落水狗的架势。但如果是一个能官蜕化为贪官，却往往更让人感到失望。
仇和就是最近让人失望的那个。
仇和的样本意义
在岛叔看来，对仇和等人“失望”其实没什么意义。他的落马，恰好印证了当前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决断。没有什么例外，上不封顶，也不考虑“事主”的“明星形象”，按党纪国法办就是了。
但仇和也的确有一种标本意义。
他的最近20年(1996-2015)，处在中国改革最激烈的时代中，他本人则以一种“另类官员”的高调姿态，以主政一方的角色，以“权力就这么任性”的方式，面对着许多官员都在面对的问题。陷入腐败泥潭，自然要以身败名裂为代价，但其执政经历中反射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观念和思路，却更值得反思。
比如，仇和要解决城市发展资金项目等问题，让干部统统出去招商引资，完不成招商引资任务，就等于自动辞职。但“全员招商”背后，是对官僚体系功能分区的一次破坏，说得难听点，就是“不务正业”，同时，不同部门本身掌握的资源不一，为了完成招商任务，难免挖空心思“降格以求”，把自己手头上的权力和资源用足、用尽，极易产生恶性竞争和权力寻租。往往是无底线的优惠政策、低价出让土地在前，低水平的项目、烂了尾的工程在后。这种只顾眼前，甚至只顾一任官员政绩的发展，显然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理念。
2008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在一个论坛上对“仇和招商模式”表示担忧，批评昆明片面追求GDP的做法，言辞激烈。后来仇和请姚洋去昆明考察，姚洋送仇和两本书：《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年多后，姚洋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看来，这两本书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而这种鲁莽的改革，持续下去的唯一动力，只是来自一位不知疲倦而偏执的书记仇和。人一走，立马就歇菜。所谓“人亡政息”，有些改革失败的原因，只是因为不尊重基本的规律。
至于更受诟病的“卖光”政策，更值得警惕。仇和在宿迁时期的名言就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以至于敢把医院和学校都卖掉。以这种极端手段处置国有资产，即便往好了说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要是腹黑点想，“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变现”了，这一任的GDP和政绩当然杠杠的，但不可再生的资源如土地等都掌握在私人或者某些利益集团手中，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谁管？后面来接班的还有什么本钱来进行社会治理？这不是上卖祖宗田，下吃子孙饭。“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
改革不再需要“绿林范儿”
这种政府全员招商引资、大卖国有资产的事情其实在前些年也不是个案，只是仇和搞得更高调、更出格、更“破釜沉舟”、更理直气壮而已。仇和落马的消息传来时，岛叔一位朋友不无感叹地炫了一把深度，他说仇和落马，意味着改革的“绿林时代”终结了。
什么是“绿林”？就是无视法律，不要规矩，杀人放火受招安。这种改革初期粗放的治理思路，在某个阶段为冲破固有体制的束缚起到了不小作用。但这个破坏旧体制的过程，伴随的是日渐庞大的任性权力。权力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样，你赋予它更多的自由，带来的可能是推动社会的变革，但也很可能带来的是尾大不掉的恶瘤。
这个现象在仇和等官员身上，也是如影随形。任性的权力让他们变成了“改革先锋”，也堕落成了偏执的权力盲从者。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约束权力的任性，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顺畅运行迫在眉睫。
正如今天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坦言的，“要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是谁都不能在法外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受到社会的监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惩治乱作为，也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改革和法治并非对立者，而是必须要统一前行。在法治的框架下推进改革，也要在改革的过程中完善法治。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改革者必须带上的紧箍咒。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的改革更需要清醒的建设者，而不是任性的莽夫。
当然，岛叔觉得，听其言观其行和不以人废言的古训还是要的。所以，关于腐败，其实仇和也有很好的观点，照录如下：
“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