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曾被当地老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状，一匹南京去要帐（注：当地是贫困县），一匹下乡去扫荡”
在仇和执政过程中，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政绩工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
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1996年该县财政收入1.2亿元，其中3000万元是虚假数字，财政历年赤字加欠发工资9150万元，而当年财政开支2.6亿元，缺口巨大。
仇和发动的是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沭阳一位官员回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在这种背景下，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以致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
时至今日，公职人员工资仍然被逐月扣除。沭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勤生每月工资1600多元，2003年2月到8月，他能拿到手的分别是：1440元、1070元、1068元、1175元、1515元、1007元、460元，这也是一种被逼的牺牲。
一位基层官员就对此极为不满：“凭什么就要我们勒紧裤带？”他给本报记者开列了一个清单，一年被扣的资金包括：下岗、退休人员救济、招商引资、道路集资、宿迁修桥、路灯绿化、农民草改瓦等，共计9项。
“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这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
另外一项引发争议的措施是，仇和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这种方法同样被人认为“显得霸道”。
在所有的“政绩工程”中，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攻击最多。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一楼作商用，二楼作住宅。
“3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仇和此议甫出，社会舆论哗然。一幅漫画贴到县政府门口，画上的仇和，穿着短裤跨大步，结果裤裆裂开了。更极端的说法是，“仇和想搞政绩工程，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往自己脸上贴金。”
县领导班子有不少成员均强烈反对，一位官员后来回忆，“大家认为，小城镇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强制推动，只能是拔苗助长。”
但仇和执意上马，并给每个乡镇下达任务指标，限时完成，他在常委会上后来宣布，“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但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
1997年8月发生的一起事故，让压力达到了高潮：阴平镇供销社在改造楼房时，墙体倒塌死伤民工5人。
事故很快演变成对“小城镇建设”之争，沭阳县委向宿迁市递交事故报告，当晚却被该市一位领导打回来，“检讨不够深刻，要从根子上找原因。要检讨小城镇建设的思路问题。”
这份报告最后在出差的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干预下，才由宿迁市委转送省委省政府。
“1997年到1998年，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仇和坦承。
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
正是这一点，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家住公园路17栋504室的赵刚，拆迁后获利5万多元。在记者走访的十多户居民中，情况大体相似。
同样费思量的，还有他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宿迁现在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
对于仇和，村民们的想法很单纯，沭阳县赶步村李亚东就曾这样告诉记者，“黄登仁也‘收钱’，收了就没有了，仇和也‘收钱’（指扣工资），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
治民之术“仇和从来不研究官员，他研究的是群众心理。”一位熟悉他的下属如是评价。
清朝时袁枚曾任沭阳县主簿，他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仇和却说，“民风不正，弊在官风。”他定出了一个“四风”的行动计划：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
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被当地老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状，一匹南京去要账（注：当地是贫困县），一匹下乡去扫荡。”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这位副局长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上任后第一次下乡，仇和就吃了个“下马威”，视察的车队在赶步村被老百姓包围，堵了几个小时后，留下镇党委书记谈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但这种民风并没有阻挡仇和强力改革的步伐。沭阳县城规划在1996年之前极为混乱，仇和来了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拆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违章建筑。陈士明当时是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如果加上单位房的自拆自建，沭城重新规划的城区大约2／3.”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这是沭阳当时流传的两句顺口溜。
拆迁最烈的时候，仇和决定到现场去和老百姓对话，此举吓坏了陈士明：“你不能去，老百姓会用锤子敲你的头”，看仇和不理，又说，“有人准备了屎和尿，会泼到你身上来。”
仇和当天跑了所有的拆迁现场，没有出现一起过激场面。
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城市要重新改造，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但涉及自己就很难接受。”
另一个自信是，他认为通过反腐治乱，已经取得老百姓的基本信任，“而敢于对一个县委书记动手，需要很大的勇气。”
当地的一位干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他曾回忆当时拆迁的惨烈，“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300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书啊、被子用被单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当时天下着雨，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40元一车。”
“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
“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后来这样问记者，“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这种思路后来在“引导民风”中得以集中体现。沭阳街头曾上演这样一幕：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掏手机叫来班子成员中的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沭阳电视台1998年曾开办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个小房间，挂着一块蓝布，上面写着三行字——“沉重忏悔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
本报1999年10月15日曾对此作过报道，记录过这样的画面：一个男青年耷拉着脑袋念手中的纸条：“我是扎下乡胡道口村的胡道江，22岁。今年夏天，我伙同他人调戏女青年，做了对不起全县人民的事。我现在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保证改邪归正，再也不给沭阳人民丢脸了。”
这个栏目在本报报道后，改版为《警事专递》，幕布撤掉，播音员代念忏悔书。
2003年11月中旬，记者前往沭阳采访时，《警事专递》又取消了，改为《平安沭阳》，忏悔的内容不见了，不知是否出于巧合。
在这场“强势发动、强行入轨”的“引导民风”过程中，仇和承认“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他又说，“放在当时大乱需要大治的背景下，这样确实有效，老百姓也拥护。”
但在外界的眼里，这种措施无疑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而这个点子，恰恰又出自从美国进修归来的仇和，因此更显怪异。
另外一件显得怪异的措施，是宿迁警方在抓治安时，往往采取给派出所下指标的方式，“这不像当年抓右派吗？”一位官员曾私下与记者开玩笑，“治安当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错抓了不少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曾对仇和的治民之术作过分析，“有几件是他必抓之事，一是抓环境整治，二是抓治安，三是抓来信来访。这几件事群众都心里高兴。”
从沭阳县的统计来看，仇和在4年间，一共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这是一个惊人的工作量，基本上承担起了信访办的功能。在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这一习惯同样保持，8年间，经他批示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收到锦旗塞满了一个大立柜，以至于后来有老百姓创作了颂扬他的淮南大鼓词。
“一卖到底”
在仇和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被媒体频频引用，至今褒贬不一。
这场改革发端于仇和写作的1997年《元旦献辞》，文中提到：“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第二天，报纸被贴到县政府大门口，鲜红的墨水圈出几段，旁边写着：“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张报纸仇和至今保存。几个月后，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之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
县棉纺厂数百职工因此包围县政府，仇和置之不理，甚至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也全被仇和勒令拍卖，“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
江苏的一位学者就曾这样评价，“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国企，但像仇和这样，敢把医院和学校都卖掉的书记，只怕不多见。”
正是这一点，后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按照仇和的思路，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一做法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
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
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
这是一场注定充满争议的改革：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9月12日，还是《焦点访谈》，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对宿迁改革再次报道。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仇和告诉前来调查的本报记者。接踵而来的还有卫生部调查组。今年8月，在经过为期3天的调研后，结果卫生局局长葛志健遭到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坚决支持宿迁改革者同样不乏其人。乃至卫生部领导批示：“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在去年9月4日召开的宿迁市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仇和首次回应，“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仇和说这话时，底下的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连我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不过说归说，宿迁的步伐明显还是放慢了，原本准备去年9月开始的高中民营化，后来没有提及，思路也作出了调整：5所县区直属幼儿园，改为公有控股的股份制形式，而高中将以“靠大靠强”的挂靠形式改革。
至于医改，宿迁市没有回头，根据调查显示，改制后，全市医院门诊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2.84元降至现在的26.54元，住院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81.78元降至477.68元。长期以来无法根治的医疗高价“顽疾”，在市场竞争的面前冰消瓦解。
“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仇和说，“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在仇和的想法中，“资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动力”，他曾经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8版熟读至14版，却偏爱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这句名言。
仇和解释他的动机，“私营经济只是个人经济权利的实现，”他甚至否认“对个私经济的偏爱”，在他的眼里，经济改革就是一个经济民主的实现过程，而个私经济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个体化、风险个体化、动力个体化，“全球经济因此停滞了30多年，直到发明股份制。”
“股份制是一场革命，是经济制度民主化的表现”，仇和因此认为党的十六大最大的突破，是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至于股份制的内容到底以谁为主，将是留待以后讨论的话题。
在这场调整所有制结构、培育新的市场主体的改革中，记者发现，当地还曾经实施过对国企的“催死法”。一位干部透露，为了尽早淘汰一些要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并刺激国企职工自谋出路，政府要求不少企业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低水平的薪酬标准，以便使企业内的小环境迅速恶化，“催其速死”。
而在另一方面，宿迁市很早就实行了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和“经济110”，在全国较早就开始了工商个体户的定税制，给私营经济发展“松绑”。
“仇和说我们是财政人员供养者、社会财富创造者，是民族英雄，”沭阳县一位私营企业老板至今对此印象深刻，“这话评价好高啊。”
而在去年初的“软环境整治会”上，仇和要求：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这话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但也引起了一场混乱，宿豫县的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就向记者抱怨：“那还要我们政府部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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