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头顶香港18A第一股光环的歌礼制药，竟然落入无药可卖的窘境。
9月16日，歌礼制药发布公告称，公司将于12月31日起终止向罗氏制药提供干扰素“派罗欣”的商业推广服务。就是说，歌礼制药将不再代理销售“派罗欣”。
罗氏制药方面向健识局回应：公司决定“派罗欣”将逐步退出中国，预计2024年完成。公司将积极配合各方，妥善处理好“派罗欣”逐步退出中国的事宜。
“派罗欣”，通用名为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是罗氏制药自主研发的改良长效干扰素，过去十多年里，“派罗欣”是慢性乙肝和丙肝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
2018年，歌礼制药从罗氏制药获得“派罗欣”在中国市场的独家商业推广权。但随着丙肝和乙肝新的规范化治疗方案普及，市场对“派罗欣”的需求逐年下降，这才让罗氏制药动了让这款药退出中国的念头。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罗氏制药不再卖“派罗欣”了，最倒霉的却是歌礼制药。
如今被断了粮，市场很快有了反应：消息一经发布，歌礼制药的股价从2.86港元持续下跌，10月3日收盘跌到2.56港元，不到当初上市时股价的五分之一，公司市值仅剩27.83亿港元。
市场认为：“派罗欣”退市，会让歌礼制药失去最一大块收入。
资本寒冬中，生物制药企业想要活下去，光靠外援支持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派罗欣选择退市
财报显示，2021年歌礼制药销售总收入7670万元。其中，约有85%的收入来自代理产品“派罗欣”。
2022上半年，“派罗欣”的业绩占比再度提高，在歌礼制药3822万元的收入中占到3300万元，占比86%。如果除去“派罗欣”，歌礼制药现有的达诺瑞韦、拉维达韦、利托那韦3款产品的收入根本就撑不起公司的市值。
这一糟糕表现的背后，是歌礼制药多年来在抗病毒领域选择产品的不顺利，遭遇跨国药企“围剿”的真实写照。
2013年，歌礼制药成立之初，创始人吴劲梓看准中国约1亿肝病患者的庞大市场，引进达诺瑞韦和拉维达韦两款抗病毒的重磅品种，希望能在中国复制吉利德科学的神话，成为中国抗病毒领域的龙头。
中国是肝病大国，治疗肝病当时以“长效干扰素+利巴伟林”的抗病毒疗法为主，治愈率只有60%左右，还极易复发。因此，新品种的抗病毒药物达诺瑞韦和拉维达韦若能获批，无疑将成为市场上的爆款产品。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2015年，中国新药审评改革提速，百时美施贵宝、默沙东等多款抗病毒口服药陆续获批上市。等达诺瑞韦在2018年获批上市时，竞争环境与吴劲梓在2013年做决策时已经完全不同。
达诺瑞韦的临床效果不差，而且2019年销售额达到了1.24亿元，商业化已经成型。歌礼制药不愿放弃到手的利益，在当年的医保谈判中没肯降价，与医保失之交臂。
然而，外资药企都在虎视眈眈。默沙东的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和吉利德的来迪派韦索磷布韦、索磷布韦维帕他韦3种药降价85%以上，争抢公立医院入场券，歌礼显然决策出了问题。
医保谈判的失利成为歌礼商业化的转折点。很快，2020年歌礼制药抛弃了从罗氏获得的达诺瑞韦，停止中国市场的销售。同时，歌礼制药开始为拉维达韦另寻商业合作伙伴，但公司方面并未公布过最终结果，只不过，这两款曾经给歌礼带来不少收益的药物，此后再没被歌礼单独提起过。
此番罗氏又提出不再合作“派罗欣”，歌礼将面临无药可卖的窘境。即便是自研产品能够成功补位，中短期似乎也难以弥补收入的空缺。
歌礼制药的困境
纵观歌礼制药的发展路径，正所谓“成也肝病，败也肝病”。
中国是肝病大国。有数据统计，中国约有9000万慢性乙肝患者，慢性丙肝患者人数约1000万，其中大部分是病毒携带者。而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16年提出：到2030年全面消灭病毒性肝炎的目标，成为全球肝病防治领域的“1号课题”。
世卫组织的号召加速了抗病毒产品的更新迭代。吉利德的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片、默沙东的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施贵宝的达拉他韦、艾伯维的奥比帕利片陆续于2017年至2018年在中国获批上市。
对抗肝病的“新型武器”层出不穷。多款口服核苷类药物以强效、低耐药的优势，在临床上更广泛低地使用。相比之下，歌礼制药手中的“王牌”成色开始减退。更令人担忧的是，研发乏力，短期内没有可以实现商业化收入的产品。
吴劲梓似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逐渐将歌礼制药的研发向肝病之外转移。
歌礼制药曾押宝新冠药物，但没能快速拿出成果。腾盛博药、真实生物、默沙东、辉瑞等多款药物相继获批上市，歌礼制药的ASC11，ASC10至今还未披露临床数据，研发进度明显落后于竞争对手。
好消息是歌礼制药手里现金充沛，截至2022年6月，公司的账面现金达到24.84亿元，而今年上半年的研发支出只有1.19亿元，歌礼制药预估现金可以支持5年的研发投入。
吴劲梓不想坐以待毙，将全部身家投在研发项目上，同时利用license-in加快从海外引入成熟品种。
2021年8月，歌礼制药与SagimetBiosciences达成合作，计划引进一款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药物，同时，这款名为“ASC40”药物治疗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的适应症，也已进入到关键临床的阶段。
在商业化方面，歌礼制药也开始提速。今年6月份，第一三共前北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ohnP.Gargiulo加盟，出任公司首席商务官。不过，歌礼目前销售团队仅有70人，肯定要重建销售体系。
“派罗欣”的退市，让本来还准备腾挪的吴劲梓一下没了退路。虽然公司已在肿瘤、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艾滋病等多个领域仍有布局，但吴劲梓依然要面对未来产品的商业化竞争充满的不确定性。
18A第一股歌礼制药，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
创新亟需转型
靠一两款产品打天下，这是前几年18A、科创板公司的典型形象。
要想从一两款产品一跃成为行业龙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后续品种不能快速衔接，或者不能实现从license-in到自研的转变，创新药企的日子普遍不会好过。
更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研发同步的今天，很难会有创新药企绕过跨国药企，研发出更具临床疗效的新型治疗药物。
当年歌礼制药的达诺瑞韦没法通过价格谈判进入医保，license-in的模式埋下了“祸根”。根据歌礼和罗氏的协议，产品销售收入要与罗氏制药分成。医保谈判降了价，还怎么按原协议给罗氏制药分账？
令人唏嘘的是，这次“派罗欣”退出中国，也是因为罗氏制药全球战略的调整。吴劲梓回国创业之前曾在GSK工作过，主攻艾滋病药物，2013年回国创业，自罗氏制药手里拿到品种而融资上市，没想到10年来成也罗氏、败也罗氏。
纵观全球医药产业的发展路径，中国创新药企若想实现突破，不仅要站在全球层面评估产品的创新成色，同时要具备足够的全球商业化能力。
2017年，国家药监总局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标准中国新药研发的监管标准与全球同步。随着中国创新药企将大量资金投入研发，不少产品已陆续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百济神州、荣昌生物、君实生物等一大批企业，已经或正在积极出海。这些创新药企的产品将给临床治疗带来巨大的改变。
过去十年，国内创新药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吴劲梓这样一批有海外大药企工作经验的归国科学家。今后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小，企业不得不正视自身研发能力和资本现状。
还好，不少前几年上市的创新药企手里存有大量现金，很多人建议，现如今的市场环境，18A的创新药企不如收购一些临近上市的产品，摆脱目前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