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发展主要经历的概念变迁包括：数字转换（digitization）、数字化（digitalization）、数字化转型（digitaltransformation）等。在电子数字计算机出现后不久，数字转换（1954年）和数字化（1959年）就相继出现了。数字转换，也有人称之为计算机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将信息由模拟格式转化为数字格式的过程。数字化是指数字技术应用到业务流程中并帮助企业（组织）实现管理优化的过程，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对业务流程的集成优化和提升。数字化转型最早在2012年由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提出，强调了应用数字技术重塑客户价值主张和增强客户交互与协作。我国政府自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四年将“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数字化转型从企业（组织）层面上升为国家战略。
【Note】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ENIAC、EDVAC为代表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大放异彩，人们开始把利用数字技术将信息由模拟格式转化为数字格式的这一过程称为数字转换。随着数字技术应用开始整合到业务流程中并帮助企业（组织）实现管理优化，数字化的概念也在1959年出现，但最开始时它与数字转换在含义上并未刻意区分。例如，在韦氏词典中，对于数字转换和数字化的解释都是“将某个事物转为数字格式的过程”（theprocessofconvertingsomethingtodigitalform）。
在数字技术应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尤其是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互联网发展浪潮后，数字化的概念被大大扩展了。数字化开始更多地与数字转换概念区分开来，数字化的含义从单点孤立的应用延伸到完整连贯的流程，更为强调数字技术对业务流程的集成优化和提升。不仅如此，人们意识到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组织）经营中的关键作用。IBM于2012年提出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强调了应用数字技术重塑客户价值主张和增强客户交互与协作。
【Case】
1953年，通用电气公司（GE）面临全球125家分支机构超过40万雇员的薪资处理问题，而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咨询部（后发展为埃森哲）面对庞大的计算量，大胆引入当时仍不成熟的商用计算机成功完成项目。数字计算机替代了纸张和手工计算，实现了薪资数据的存储计算，提高了计算任务的效率、准确度，以及数据交换便捷性。
在企业（组织）内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已被大量数字转换的基础上，企业（组织）开始谋求对整个生产运营管理活动进行优化提升，以ERP（企业资源计划）等为代表的企业管理软件应运而生，支撑财务、采购、销售、制造、供应链、风险与合规等一系列业务流程贯通，实现业务流程间的数据流动和业务集成。以国家能源集团的数字化实践为例，集团构建以ERP系统为核心的智慧管理平台，包含人力资源、财务、物资、设备、电子商务、资金管理、销售管理、供应商管理等经营管控内容，可实时管理全集团约4万个细化到班组的组织机构、29.6万名员工、39.9万个合作供应商、2665类所需物资，以及每年约190万个采购及销售订单量、1000万笔财务凭证、300万张合并报表等数据信息，业务互通、数据共享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初步形成。
数字化发展主要经历了数字转换（digitization）、数字化（digitalization）、数字化转型（digitaltransformation）等概念变迁。数字化转型主要聚焦于应用数字技术重塑客户价值主张、增强客户交互与协作、构建业务新体系和发展新生态。数字技术是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发展是广义信息化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因此，数字化转型是信息化发展到新历史进程的现阶段重点和关键性要求。
日本学者梅棹忠夫（TadaoUmesa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信息化，并在80年代被转译到英文文献中。我国早在1997年就对信息化展开讨论，在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中将信息化和国家信息化定义为“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国家信息化就是在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下，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并在2006年发布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进一步扩充了信息化的定义：“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两化融合是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integrationofinformat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III）的简称，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我国国情，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前提下抢抓信息化发展先机，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大历史进程协调融合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从党的十七大到十九大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长期实践表明，两化融合是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之路、成功之路。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历史进程。工业化发展进程以技术为核心驱动要素，主要使命是实现物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信息化发展进程则主要以数据（信息、知识）为核心驱动要素，主要使命是实现信息和知识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从全球范围来看，因基础和条件差异，不同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发展历程不尽相同。总体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后开始推进信息化的，信息化是在工业化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呈现出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梯度发展格局。我国是在工业化未完成时就迎来了信息化发展浪潮，因此走的是一条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的新型道路。
在全球产业进入存量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探索的两化融合是一条基于中国特色、中国实践开辟出来的经济增量发展新路径，是一条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可行路径，也是一条在全球资源、能源、环境约束日益刚性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义是要将适应物质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为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
T/AIITRE10001《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不断深化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激发数据要素创新驱动潜能，打造提升信息时代生存和发展能力，加速业务优化升级和创新转型，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创造、传递并获取新价值，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过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以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为主要目标，主要侧重于以数字技术为引领打造数字新能力，推动传统业务创新变革，构建数字时代新商业模式，开辟数字经济新价值和发展新空间。而传统的企业信息化则是以业务管理的规范化和优化为主要目标，主要侧重于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优化提升其业务流程和企业管理。
数字化发展主要经历了数字转换（digitization）、数字化（digitalization）、数字化转型（digitaltransformation）。数字转换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将信息由模拟格式转化为数字格式的过程。数字化是指数字技术应用到业务流程中并帮助企业实现管理优化的过程，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对业务流程的集成优化和提升。数字化转型主要聚焦于应用数字技术重塑客户价值主张、增强客户交互和协作、构建业务新体系和发展新生态。
传统的企业信息化主要涵盖企业数字转换和数字化发展阶段，如图1所示；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下，覆盖企业全要素、全过程、全员的系统性、体系性、生态化创新变革过程，其发展理念、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推进策略等都与传统的企业信息化之间存在明显区别。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义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聚焦于推动传统业务体系创新变革，形成数字时代新商业模式，开辟数字化发展新空间，创造数字经济新价值。数字化转型主要发生在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阶段，是一个以数字化为基础，主要创新和变革伴随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演进的螺旋式发展过程。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方法路径存在不同要求，商业模式与转型价值成效也存在显著差异。“数字化”阶段主要聚焦于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企业（组织）内部资源综合配置优化和业务流程集成优化。“网络化”阶段主要聚焦于通过人、机、物的开放互联，实现跨企业（组织）资源和能力的社会化动态共享和协同利用。“智能化”阶段主要聚焦于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实现全社会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智能交互与赋能，支持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资源、能力和服务的按需精准供给。
数字化转型给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最大变革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逻辑与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作用获取多样化发展效率的范围经济发展方式将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逐步取代基于工业技术专业分工取得规模化发展效率的规模经济发展方式。
规模经济（economyofscale）一般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带来平均成本下降、效益增加的经济现象，其主要成因包括专业化分工、高效专用设备、大批量生产等因素。以物质经济为代表的规模经济，其发展方式的核心逻辑是以物理产品作为价值载体，本质追求是高效率、低成本，通过工业技术专业化分工，术业有专攻，不断降低技术难度，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扩张，大幅降低单个产品的成本，从而在生产决定消费的价值链中获取竞争优势和规模化发展效益。
范围经济（economyofscope）则是针对关联产品（服务）生产而言的，通常是指企业通过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产品（服务）种类，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服务）而引起的单位成本降低、经济效益提高的经济现象。范围经济的成因主要包括生产技术装备功能多样化、研发成果扩散效应、无形资产充分利用等因素。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范围经济，其发展方式的核心逻辑则是以数字内容服务作为主要价值载体，本质追求是创新创意、用户体验、高质量等，通过数字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激活数据要素创新创造潜能，大幅降低专业服务的门槛和跨界融合的难度，支持按照用户需求动态、开放组织生产协同供给的多样化创新模式蓬勃发展，从而在需求决定供给的价值网络中获取竞争合作优势和多样化发展效益。
在物质经济时代，市场环境相对稳定，生产者在供需关系中占据主导位置，企业典型的发展方式是围绕特定物质产品形成稳定的业务体系，并通过基于工业技术的专业化分工获取规模化发展效率，实现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获取效益增长。钢铁、汽车、轻工、建材等众多行业均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效应。在市场需求相对充足的条件下，规模经济具有很大优势，产品（服务）单位成本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可以达到非常低的水平。
但随着竞争的加剧，市场将加速从增量阶段步入存量阶段，企业需要开辟新的价值空间才能实现持续发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生产力、价值共创共享生态关系成为变革新趋势，日益显现出强大的增长动力。为了应对愈加复杂的不确定性环境，数字时代的范围经济发展方式逐步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运用数字技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打造平台化生态，强化用户连接与交互，加快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提高多样化发展效率，充分发挥用户及生态合作伙伴连接带来的“长尾效应”，不断创造增量价值，开辟新的价值空间。工业领域发展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都是追求范围经济的表现。此外，互联网产业、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等均具有典型范围经济性。
2020年3月3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列为比肩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外的“第五要素”。
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再到数字经济历次转型的典型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关键驱动要素的变迁。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典型历史事件是圈地运动，充分说明了农民对土地要素的严重依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土地生产要素的疯狂掠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典型历史事件是德国科技制度创新和美国福特生产模式，以德国、美国等为代表的国家构建了完善、专业的技术创新体系，积累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典型历史事件是纳斯达克助力科技企业腾飞，纳斯达克资本市场以及风险资本投资等一系列金融资本与产业的无缝对接模式，成为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典型事件，如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体迅速崛起，数字货币作为传统金融体系的替代品出现，数据主权、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国际政治的新议题等，都说明数据已经成为驱动转型的关键要素。
从企业层面来说，我国企业也经历了几次大转型（图3）。第一次转型的触发点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企业从资源垄断经营转向开放市场竞争，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纷纷投向高增长性业务，产业逐渐实现规模化发展。第二次转型的触发点是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依靠全球性资本投入以及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再创新，形成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业务，产业规模化和核心竞争力逐渐增强。当前这一轮转型的触发点是我国强国建设和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依托数据要素强流动性和传播零边际成本，能够有效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培育壮大数字新业务，构建生态化发展模式，重构和定义产业发展新规则，实现换道超车。
图3我国企业转型历程及驱动要素变迁
A根据数字化发展演进规律、数字能力建设和数据要素作用发挥的层级，企业（组织）数字化发展（转型）由低到高大致将经历五个发展阶段（如图4所示），分别为规范级、场景级、流程级、平台级和生态级。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标志是成为数据驱动型企业（组织），即达到平台级阶段，是指在全企业（组织）范围内以及企业（组织）之间，通过核心能力的数字化、模型化、模块化和平台化，推动企业（组织）内及企业（组织）之间全要素、全过程互联互通和动态按需配置，企业（组织）发展方式实现从传统职能驱动、技能驱动、流程驱动转变为数据驱动。
规范级：企业（组织）运行以职能驱动为主，应用（信息）数字技术开展局部职能范围内数据的获取、开发和利用，支持和优化主营业务范围内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但尚未有效建成主营业务范围内关键业务数字化柔性运行的数字能力，也尚未实现基于数字化的业务创新。
场景级：企业（组织）运行以技能驱动为主，主要围绕特定场景、特定目标，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关键业务数据的获取、开发和利用，发挥数据作为信息媒介的作用，解决关键业务领域的信息透明问题，提升关键业务的资源配置效率，建成支持主营业务优化的场景级能力，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支持下的关键业务数字化、柔性化运行模式。
流程级：企业（组织）运行以流程驱动为主，基于企业层面主要业务流程数据的获取、开发和利用，发挥数据作为信息媒介的作用，解决跨部门、跨业务环节的企业级信息透明问题，提升主要业务流程的集成融合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建成支持主营业务集成融合的流程级能力，在企业（组织）关键业务均实现数字化的基础上，沿着纵向管控、价值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等维度实现了主要业务环节的全面集成融合和柔性响应。
平台级：企业（组织）运行以数据驱动为主，基于整个企业（组织）范围内以及企业（组织）之间数据的获取、开发和利用，发挥数据作为信息媒介和信用媒介的作用，解决整个企业（组织）以及企业（组织）之间信息透明问题，并基于数据实现价值网络化在线交换，提升价值网络化创造能力和整个企业（组织）资源柔性配置和综合利用水平，基于主要或关键业务在线化运行、核心能力模块化封装和共享应用等，实现了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等业务模式创新。
生态级：企业（组织）运行以智能驱动为主，基于生态圈数据的智能获取、开发和利用，发挥数据作为信息媒介、信用媒介和创新媒介的作用，解决生态圈信息透明问题，并基于数据实现价值智能化在线共创和共享，发挥生态圈创新潜能，提升生态圈价值智能化创造能力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形成了以数字业务为核心的新型业态，数字业务成为企业（组织）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标志是成为数据驱动型企业（组织），即达到平台级阶段，具体来说有以下五个方面要求：
战略方面。打造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内外部资源动态匹配、业务按需协同和智能产品群、产品全生命周期、产品全价值链等多维服务按需提供的业务场景，构建和形成基于平台级能力的价值网络多样化创新模式，获取价值链／产业链整体的成本、效率、质量、产品和服务创新、用户连接与赋能等方面的价值效益和竞争合作优势，通过满足用户个性化、全周期、全维度需求扩大价值创造空间。
能力方面。完成支持企业（组织）以及企业（组织）之间柔性运转、全局优化的平台级能力的建设，实现能力的数字化模型化、模块化和平台化，能够在整个企业（组织）范围内乃至企业（组织）之间进行按需共享和应用。
技术方面。建设支撑数据驱动型企业（组织）的系统集成架构，业务基础资源和能力实现平台化部署，支持按需调用，OT网络与IT网络实现协议互通和网络互联，基于企业（组织）内以及企业（组织）之间全要素、全过程数据在线自动采集、交换和动态集成共享，建设和应用企业（组织）级数字孪生模型。
管理方面。管理方式为数据驱动型，实现覆盖整个企业（组织）以及企业（组织）之间的自组织管理。建立企业（组织）级数字化治理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形成数据驱动型的企业（组织）治理体系，实现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素的平台化协同、动态优化和互动创新。
业务方面。基于主要或关键业务在线化运行、核心能力模块化封装和共享应用等，实现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等业务模式创新。
“中台”概念提出以来，出现了“数据中台”“技术中台”“业务中台”等不同提法，但是主要都在为技术人员，尤其是内部技术人员所用，中台的社会化赋能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究其本质，中台应是一个能力平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能力的数字化、模块化和平台化，向下赋能企业（组织）内外部资源按需配置，向上赋能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业务轻量化、协同化、社会化发展，大幅降低业务活动的专业门槛，推动业务活动“傻瓜化”，支持服务按需供给，推动企业（组织）快速低成本地开展多样化创新，提升应对不确定性的自适应能力和水平。
传统信息化建设思路是针对某个具体业务，开发对应的软件系统，并借软件系统将流程固化下来，这意味着系统对业务的支持将滞后于实际需求变化，甚至限制了业务转变。随着市场环境变化，消费者需求日渐多元，这种孤立分割的建设思路愈发成为企业（组织）快速响应和创新的阻碍。中台通过将企业（组织）核心竞争力抽象和固化，使其脱离某个固定的流程或场景，能够灵活调用，充分地支持业务服务轻量化、协同化、社会化发展和按需供给。同时，能力与具体业务解耦后可以减少重复建设，并不受业务场景限制，可更有效地进行迭代优化，促进企业（组织）内外部资源按需配置，最终实现赋能企业（组织）快速低成本地开展多样化创新的效果。
尽管中台展示出了无可争辩的效用，但不是所有企业（组织）都适合中台。根据中台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企业（组织）建设中台往往需要有以下基础：
（1）有足够系统建设积累。中台建设对系统架构设计和工程开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没有足够的信息系统建设经验难以胜任，在没有学会标准动作前贸然尝试变化和创新反而会面临更大风险。
（2）有共性业务需求。在Supercell和阿里巴巴的案例中都可看到，中台重要的作用是减少数字化重复建设，消除冗余投入，倘若企业（组织）业务线简单，并无重复建设情况，就不必把问题复杂化进行中台建设。
（3）有中台运营能力。中台的一大优势在于加快能力不断沉淀和迭代优化，这意味着中台需要与业务一起不断变化和更新。如果企业（组织）不具备对中台实现持续运营的能力，则中台也将无法发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