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理论与中国理性——现代儒学的科学发展观
周剑铭
摘要：算法是知识形式的最终核心，但算法的本质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算法理论领域，这个问题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和纠缠。算法成为算法策略，从理性工具转向批判理性，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是从自然科学理论转向社会人文领域的复杂过渡领域；价值与理性的自然一致就是中国理性；在中国文化的视域中，可以全面地理解从算法、策略……一直到社会政治行为的不同层次中的变易统一性，使工具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性成为现代儒学的科学发展观。
一、算法理论与问题世界
算法是解决问题的，但我们的问题世界即有可计算解决的问题，也有更多的不能直接以可计算性的计算方法解决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问题能否以计算方式解决无从判定，这种问题对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理论是一个最大的挑战，甚至隐含着对人类智力的叩问，这已经牵涉到对我们的世界存在性的哲学了，在科学领域中，这种以算法为核心的所有问题成为“算法理论”。
算法理论成为了知识理论的基本理论，这首先就是由于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理论导致人类认识和知识的迅速扩展的结果，我们人类所面临世界以一种全新的问题世界的面貌表现出来，我们人类的世界的重心从自然哲学的视域中日渐转入人文和文化的境域。由此反映在现代算法理论中的不仅是可计算性这个经典概念的本质问题，更是我们问题世界的本质问题，
在算法理论中，可计算性的问题不成为主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可计算意义的算法本身就表达了这类问题的可计算性质，真正成为问题的是不可计算性的性质，不可计算性是由不可计算性问题表现的，不可计算问题成了真正的主角，这是因为一个问题能否计算（或不可计算）必须事先判定，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判定也成为一种算法，就是说不可计算问题的判定是以（可计算）算法这个工具处理的，由此看出这里有复杂的层次问题，最困难的还有一层：这个判定问题本身以不可计算性这样一种性质表现出来。
二、NP-hard问题
三、非线性算法
四、从算法到算法策略：启发式算法与“摸着石头过河”
启发式算法实际是一种依靠计算机的实时计算能力解决不可直接计算的问题的策略，“启发”这个词就意味“策略”，这已成为算法理论中一个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领域，启发式算法这个概念大体表示如何去建立一个可能解决的途径，而不是肯定并如何找一个确定存在的精确解。因此启发式算法所面对不是问题的解，而是这个问题本身，这个问题的解是未确定的，在算法的开展中涿渐形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计算机语言中才有“面对对象”语言与“面对过程”语言这种的区别，可以简要地说，“面向过程”面向确定的结果，本身是过程，而“面向对象”面向不确定的结果，本身是策略。
启发式算法这个概念在通常使用中还比较含糊，计算机算法理论中大量对困难问题的解决途径大都归结在启发式算法这个名义下，如遗传算法、进化算法、退火算法、贪吃算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等等。
启发式算法概念和理论的展开说明算法理论从一种纯粹的工具理论向人文主体方向的发展，这也是知识和知识理论发展本质性的趋势，这个本质是深深隐藏在算法的本质之中，以悖论的形式不断地表现和被揭示出来，这即是作为工具理性的本质自身无法克服的，但也是知识自身的发展的必然方式，所谓悖论不悖。但从工具理性角度或从西方文化的视角很难看清这种本质性的悖论和悖论不悖的道理，这种困惑充分表现在算法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理论的驱动下，可计算性和不可计算性之间的纠缠不是更清晰了而是关系更复杂，算法理论大体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工作在这一个领域的科学家的普遍感到的迷茫和苦恼，现代计算机理论和算法理论迫切需要一种内在一致性的统一理论，但是科学家们很难理解这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人类首先和主要是依靠非专业性的技术自然生存和发展的，即使是现代社会，与技术工具相比，人的智慧、机智仍是优越的生存本领，“策略”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智力行为，在中文里，“策略“的主要意思就是事先通盘考虑准备执行的周密计划，中国古代用竹片或木片记事、著书，单片称为简，成编的称为策，“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左传·序疏）；“略，经略土地也”（说文），经略就是巡行，管理。“公曰，吾将略地焉”（左传·隐公五年），这些意义与算法理论意义上的“启发”这个概念的用法相吻合，引入算法策略的内涵，因此“策略”可以理解为在现实社会中对不确定对象或形势寻求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策略即不确定的对象，又面临不确定的形式，所以具体方法的产生（策略产生的策略）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实际上，许多启发式算法都是基于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思想，启发式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在得到确定解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寻求最可能好的解决，在具体方法上就是不确定性的搜索，这不是以一种确定的方法（算法）进行目的搜索，而是搜索一种可能达到最优解的方法自身并得到最优解，启发式算法中有关旅行路径搜索的算法就具有这种意义上的代表性：所要寻找的（最优）路径本身是一种旅行策略，而要得到这条最优路径的方法则是策略的策略，这是在搜索路径时不断地改进搜索方法而产生的，所以这是在双层意义上“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作为算法理论的策略与作为现实生活的智慧的策略仍是有区别的。
五、理性与理性工具
算法最集中地表现了客观性与程序性的品质，算法理论坚持了这种理论的科学探索精神，成为了人类理性最锐利的理论工具，人类的理性也就是人类自身的存在意义，人类的理性如何同时成为自己和自己的工具，是一个非常困惑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直接提出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MaxWeber1864-1920），对于现代人而言，科学与理性几乎同义，因此这样的问题自然也导至对科学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诘问，把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性推到了前台，紧跟着的就是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类自身价值的疑问。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人是社会行为意义上的人，并且是由理性支配的行为人，“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要解释性理解社会行为、并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同时‘行为'应该是一种人的举止，如果而且只有当行为者或行为者们用一种主观的意向与它相联系的时候。然而‘社会行为'应该是这样一种行为，根据行为者或行为们所认为的行为的意向，它关联着别人的举止，并在行为的过程中以此为取向。”（韦伯，经济与社会，何译P.40）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相互缠绕和冲突的情况实质只是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层次关系表现，这在历史上是真实的存在。比如法国的启蒙运动基于自身传统的价值理性（自由、平等、博爱、人民主权等），却崇拜英国政治制度、实证科学、商业和工业所代表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工具理性，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反击宗教势力，掀起了启蒙运动，但卢梭的宗教精神却最终主导了法国革命，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等对立的理解下，人们并不能真正解释这些历史事实中的矛盾性和必然性。
人的意义就是理性，人类社会是对人理性的直接唤醒开始的，古埃及关于人的斯克芬斯之谜的暗示、古希腊太阳神庙的铭言“认识你自己”，都以人自己的对自己的理性认识为警示，西方哲学最先以此为开端，于把人的理性理解为知识形式，成为把理性化为工具理性的开端，而与此对立的价值理性不过是以工具理性形式出现的理性自己而已，苏格拉底一方面宣示“认识你自己”，同时又说“德性即知识”隐含了两者之间的迷惑；当柏拉图解释善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时，是说人能通过理性认知善的理念，这实质上表达了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不同文化关系；亚里士多德直接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暗示了理性与人的工具性的分裂。但在世界的另一方，中国古人并不眩耀知识，而是注重心灵的自我觉醒，理性基于人性，这是中国理性的根基，是“人”的理性的自觉。
六、批判理性
只有哲学才能在最深的层次上探索知识后面深藏的秘密。哲学是人的自觉，是理性自身价值的反思，与此不同，作为工具理性的反思就是理性批判。但是以知识理性为本底的西方哲学的自身性质并不能真正分离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所以在西方哲学史中，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阐释学、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人本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相互缠绕对立，以分类原理为最强大的理论系统方法对哲学流派的分类几乎无成系统，西方哲学家似乎永远在追求和反抗与哲学本身的文化本质不相容的最终的科学原理，他们仍然没有领悟哲学永远是自己的元哲学这个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真正关系。
批判理性继续深化到哲学思想中，并大肆侵入到社会科学、人文领域，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原本是使世界祛魅的启蒙理性已经完全工具化、技术化，社会中的人被对象化，被分类科层化，学者们试图寻找一种新的途径重新建构人类世界的价值观来克服工具理性与人的对立，文化理论、心理学等成为新的发掘前沿，从知识的产生的心理过程出发出现了建构论，而且建构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实践，所有这些，在康德未完成的先验原理与现代科学理论之间不断发掘出了新的前沿，但所有这些都似乎只是一个开始时，真正与工具理性相对立的价值理性仍不知为何物。
七、从工具理性到人文关怀
现代所有的文明成果离不开工具理性，但工具理性是以消蚀人的价值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当代人对人的生存状的觉醒，克服工具理性的负面作用的根本方向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身与心的关怀，对人的尊严和生存环境的保卫，这才是实现人的价值，人文价值本身可以表达为理想，但最多只能表达为激励精神的口号，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等等），因此，人文价值只能保卫而不能制造，人文价值也不是工具理性能实现的，人文价值没有具体量化指标，人文价值本身没有可操作性，现代人从企业到政府都崇尚科学管理，科学管理就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强大能力是精确的目标与严格的程序，这对创造物质财富是高效率的工具，但对价值实现无能为力，因此，把价值分解为目标，具体化为行政管理方式，只能为虚伪的形式提供泛滥的温床，败坏道德，毁灭价值。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保卫人文价值的实现是通过转化为国家体制形式保证的，即宪政保证的国家体制，因此人文价值是由政府的产生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自己直接宣称或作为行政行目的为表现的。人文关怀体现在所有的政府行政执行过程之中，但不是具体的管理目的和行政指标，人文关怀不是创造功迹，估算成绩，而是保卫人的尊严而消除对人的祸害，为因此政府不是去施予恩惠、创造功迹，而是禁止扰乱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在行政行为中体察个人的痛苦，消除祸害，在政府行政之中，实现公共服务的普遍便利，体现人性关怀。
人文关怀虽然不能由管理实行，但是科学的管理可以实现人文关怀，这正是现代管理的一个核心理念。“可持续发展”是对以功利为直接目的社会动员的拒绝，但现代文明不能倒退，如何使在高度发展的现代人类文明中保卫人的价值，如何在强大的工具理性中体现人文关怀，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对中西方文化都是一个严重和考验。
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自身性的价值理性，在中国文化境域中，中国理性具有自身的价值，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理性完全区别于工具理性，中国思想以“智的直觉”洞幽察微，“天人合一”的中国理念引导价值的文化化，这就是中国理性的本质性。中国理性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学最主要的特征，比如作为儒学的主要理念——“仁”就是文化化的价值，因此仁不是目的、不是目标，不是模范，在孔子对仁的所有言说中，没有仁的精确定义，没有仁或仁人的标准，甚至谈不上规范的仁的行为方式，仁生于内心，贯彻于人生，体现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之中，仁是普遍的、平等的、浅近的，实践的，仁在生活中；仁高于生命，仁也是崇高的，是大人、伟业；仁具有教化的递进性，当然也是艰难的、努力的，差等的；仁是人性的超越，表现为人的文化素质，仁就是人的文化化，中国文化的动力性甚至外化为中国人的气质性。在这些意义上，现代人所期望、所追求的人文关怀也就是仁的现代实现。
中国文化传统所深蕴的价值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资源，“半部论语治天下”不应当是一个笑话，如果把在政治纲要中能区分政府性质与行政管理，以人文关怀作为政府的性质，在政府行政中体现人文关怀，就是社会发展的最优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