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开拓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彰显的中国理论和中国智慧的重要标识。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深刻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历史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境界和时代意义的阐释中，凸显了其中学理依循和理论要义的意蕴。
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源流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端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期，其重要标志是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站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矛盾”和“关系”等关键，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探索，特别是对其中的学理依循和理论要义的阐释，奠定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逻辑起点。
这里的学理依循，是指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原则。1956年，毛泽东在对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能变局和中国共产党相应对策问题的阐释中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他强调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的理论要义，是指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三个核心理论，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理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回溯经济思想这一历史过程时谈到，毛泽东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由此确立的学理依循和理论要义，走出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第一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邓小平认为，其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观点，适合于当时正在全面推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第二次结合”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们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这些理论与党的十八大后的头三年即从2012年至2015年形成的理论集为一体，构成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最初形态。其中“重要理论成果”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概述的这些“重要理论成果”，构成新时期和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第二次结合”，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基本原则和学理依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要义和学术根基。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新时代的丰富和发展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强调要“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提升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要求和新视野。
2015年11月，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话，丰富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理依循和基本原则。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拓新
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依循和理论要义作出探索，而且还从学理和学术上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首次作出阐释。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提出“七个坚持”的理论要义，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拓新。
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而初步形成的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制度体制框架，是新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和主导线索的现实根据。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表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根本上就是把为人民谋幸福、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三个方面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关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支柱。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根本上就是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要旨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适应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坚持问题导向以及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彰显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本方法。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在根本上就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且还包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范畴，实现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向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拓展，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基本路向和理论要义。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际金融危机来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在对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评价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同时也指出，“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可见，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总体”，只从分配上来谈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及其趋势，在理论上显然是有偏颇的。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升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赓续。“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
面对21世纪世界历史的新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出新的探索，提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当今世界历史“问题意识”的聚焦点就在于，“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对世界历史在当今时代变化所作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判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如何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如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如何维护我国发展利益、防范各种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这些问题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重要课题，也成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升华的显著标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以及人类面临的众多不稳定不确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为背景的。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论断，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问题意识”缘由所在。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必须加强团结，践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其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对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问题进行了阐释，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上述内容，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创造。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与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发展阶段的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从“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的高度，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创新性发展，升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境界。
分析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处理和解决好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从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点和新要求的分析切入，展现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特征。
社会主要矛盾在新发展阶段的枢纽作用，昭示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挈领和思想精粹：一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根本上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更有作为地不断努力。二要凸显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打通经济运行和过程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及其联系，催生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三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总的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术语的革命”、新的理论要义、发展路向及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创新性阐释。
第一，提出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的“术语的革命”的问题。恩格斯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阐释中，对诸如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许多重要论断作出高度评价，突出了这些范畴、概念的先导作用。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术语的革命”，构成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术的和学理的基础。
第二，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要义作出新的概括。一是凸显了党的十九大之前形成的理论要义的概括，如，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新发展理念的理论等。二是强调了党的十九大以后提出的理论要义的概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指的就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三是彰显了新发展阶段需要作出新的探索的理论要义的概括，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上进行概括，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新发展阶段“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的概述。
这三个方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新贡献，又是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拓新，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