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媒介”是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其著作《新新媒介》中提出的概念。他提出了当代媒介的三分说，即媒介可分为旧媒介、新媒介以及“新新媒介”。
三、“信息茧房”对公共领域建构的影响
（一）“意见自由表达”受阻
1.网络交往的平等，不代表话语权的平等。网络交流主体理论上可以自由地发布各种信息，但是真正能进入公众视野中的往往只是少数网络精英的信息。网络媒介对海量信息的储存与传输，使公众对信息的筛选难度增加；而且网络信息的真实性也难以得到保证。因此网络精英阶层与权威信息源就成为受众的首选，他们对信息的垄断导致了多数人话语权的丧失。
2.隐性的言论自由剥夺。网络的信息流动造成了隐性的言论自由剥夺，即互联网没有主动给浏览者提供他们应当获得的内容，但人们意识不到需求这些内容，这也被称为“合理化剥夺”。
（二）群体极化造成公众理性批判的缺失
群体极化是社会心理学术语，最早由美国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于1961年发现群体讨论时的现象而提出。其含义为：在一个组织群体中，个人决策因为受到群体的影响，容易做出比独自一个人决策时更极端的决定。
公众以相同的立场发表自己的观点，势必造成强势意见无限膨胀，群情激愤往往会转化为一种舆论压力，但这种舆论压力缺乏理性精神的指引，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实际上起着一种消极作用。除此之外，公众在网络传播内容上也存在着“非理性因素”，如谩骂、人身攻击、造谣、色情、暴力等内容也会直接损害对理性公共领域的建设。
（三）社会黏性削弱，破坏共同体维系
桑斯坦关于社会黏性的大致逻辑如下：整个社会需要一种社会黏性，这种黏性是由共同经验得来的。但在网络时代，随着个人可以对信息进行选择性输入，就减少了共同经验，不同意见群之间的冲突将会上升。当人们把不高兴看到的信息事先过滤掉的时候，就难以理解和同情异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因此，社会黏性便会减少，共同体的维系也会出现问题。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倾向于追求“认知平衡”。也就是说，若得到的信息与自身的认知框架不符，人们就拒绝接受，或者按照已有框架改造它。于是，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脱离了公开的信息广场，不用理会不同的声音，只需动动手指，便能见到所有希望看到的内容。这种模式反复叠加，接收到的信息就只能是信息回声。信息回声使人们难以克服自身知识的局限，更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形成有价值的基本共识。而“信息茧房”的极度深化，会破坏一个社会的基本共识。
大数据时代，我们正在慢慢变蠢
这听起来像是件好事儿，毕竟，大数据比你妈还了解你。
它知道你价值观淳朴单纯，因为你给占豪打了星标，并细细品读卢克文的每一篇新作；
它知道你最近肾虚，因为你搜索了好几次六味地黄丸。
大数据很讲究，在你主动搜索之前，就把信息递到了你嘴边。
我们接收的信息越来越多，却没变得更聪明。
上网冲浪史，分为三个阶段。
最早是波澜壮阔险象丛生的大航海时代。
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那会儿网络刚铺进寻常百姓家，能上移动梦网的彩屏手机，是身份的象征。
当年搜索引擎还没流行，大伙儿上网找内容，用的是下面这张老黄页：
由于信息零碎而分散，每一次上网冲浪都是斗智斗勇的体力活儿。
上论坛想查个明星八卦，没想到卷入了五毛党和美分的骂战，看入了迷；
当年没有社交APP，没有百合网，每个人的头像都长差不离，聊不聊得来，纯靠缘分。
当时信息筛查尚未智能化，网络上能看到最龌龊的语言，最恶劣的买卖，也多得是富有创造力的灵魂。
在互联网的大航海时代，每一个网友都是航海家，只不过手里没有罗盘。
每一次上网，都是一次偶遇，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点开的是一坨屎，还是一块和田玉。
那是互联网群魔乱舞的时代，也是百花齐放的年代。
人们趋向于接收理念相似的信息，而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人们的固有理念也会进一步加强。
大航海时代的不确定性，是信息茧房的克星。分散而野蛮生长的信息，用一种粗暴的温柔，打开了那一代人的边界。
第二个阶段是殖民时代，大伙儿也管它叫web2.0。
门户网站逐步没落，搜索引擎逐渐成熟，社交媒体开始崛起，培养了属于自己的忠实用户。
信息逐渐精准化，社区逐渐垂直化，社交网络巨头们编织起了严实的信息茧房。
豆瓣用户月下独酌约文艺炮，是文艺青年的栖息地；
微博带起了一批公知，日本小学生的传说，青岛下水道油纸神话从那时起家喻户晓；
帝吧则在外人的鄙夷下，搞起了文化复兴。
网络格局出现了割裂的趋势，然而，互联网‘公平’的本质，依旧没变。
你看到的帝吧，也是我看到的帝吧。选择点开什么样的标题，接受什么样的信息，是我的选择。
互联网大殖民时代，各大巨头占山为王，网红变现兴起，内容多了一丝铜臭。
即便如此，信息检索依然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为了获取信息，网友依然有动力走出舒适圈，来一把偶遇。
第三阶段是填鸭时代。
标志性事件是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信息流。
用户粘度越大，停留越长，那产品的商业价值自然水涨船高。
为了留住用户，资本做了三件事。
第一，用大数据琢磨用户的喜好，为用户贴上标签，投其所好，不断地喂食相似内容。
第二，想法设法提供‘快感’内容，让用户停不下来。
第三，鼓励全民创作，降低了创作的门槛，提高了内容的储备。
人性终究是趋于懒惰的。在贴心的大数据式喂养下，用户依旧拥有选择的权利，却慢慢被剥夺了选择的能力与动力。
信息茧房进入了最终极状态-即便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是吃屎，大数据也能帮他找到一万个同好，并告诉他，你不孤单，请保持。
信息茧房使人们变得自满，易怒，常常走极端。
人们比曾经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信息，却离探索真相越来越远。
今天的互联网，比任何年代内容更为丰富。
然而，大数据的精准算法，正在潜移默化地培养人们的惰性，收紧大家的边界，让人们渐渐失去主动探索的兴趣与能力。
然而，就算大数据能抓住我们的心，腿终究长在我们自己身上。
走出信息茧房，靠的是主观能动性-严于律己，减少快感式网上冲浪，主动搜索信息，坚持严肃阅读。
科技应该成为人民手上的工具，而不是资本用来割韭菜的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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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脱欧到「半岛风云」，从美国大选到中美贸易战，从xgyq到高管性侵事件，……
近年来，我们的朋友圈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认知的撕裂」，似乎没有什么是确固不移的，似乎没什么是能为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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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不评价某种主张是否真实，只评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否符合自身感受」。换言之，我们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真相」。
人们总是根据自身固有的价值观来筛选自己接受的信息。于是，每个人似乎都为自我编织了一个「信息茧房」，——呆在其中，免受纷繁复杂世界之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认知困惑和精神焦虑，从而获得一种「本体性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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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久而久之，在这个人与人沟通几乎零距离的时代，人们仿佛又回到了一种「部落化」的状态。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不再是空间，而是「三观」。
人们或单独或类聚地处在不同的「信息茧房」，要么就是「老死不相往来」，要么就是以情绪宣泄取代就事论事、以吵架骂街取代公共说理、以抬杠取代逻辑。从此，我们既无法获得「真相」，也无法取得「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