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的客观性及其与对应的人群、族群的有机联系，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不同的考古遗存进行科学的分类和断代，区分为不同的考古文化或类型，这种分析方法是考古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1]。作为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的“考古学文化”一经提出，应用相当广泛[2]。这一概念是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互通互用的桥梁，也是这些交叉学科进行有效对话的基础[3]。在西方，“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曾一度被批评而几乎遭到摒弃，以至于当下西方考古学在论文中常常会试图使用“传统”（tradition）或“集合”（assemblage）来替代“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4]。而事实上，这些替代词的背后都隐含着考古学文化的影子，但都没有能准确反映考古学文化本身的涵义，偏离了考古学文化对古代文化遗存核心探索的本意。
新疆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地区，地处东西方交流大通道的重要节点上，自古以来就是不同人群聚居的地方。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及彼此的关联即是不同人群交流的体现之一[5]。这种多样性也促使我们去思考这些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群，他们的特征、群体的构成等问题，包括他们的移动轨迹——他们在迁入、融合、繁衍生息和迁离的过程中所呈现的遗存，以及可能由此而推导出的路线。反映在考古学研究上，即我们如何在能看到的考古遗存——考古学文化、类型中去探讨这个过程。
古遗传学和人体测量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实践，为深入分析考古学文化和对应的族群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以往研究中确认的考古学文化及其与人群的对应关系也逐渐得到了古遗传学、人体测量学的印证。近年来关于小河文化的研究就是汇集了古遗传学、人体测量学和考古学文化分析的综合研究，多方面相互印证的过程。既有的考古学研究认为，小河文化与北方的欧亚草原中西部早期的青铜文化较为一致，与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关系密切，即小河文化的人群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人群有某种渊源关系[7]。
一、小河人群与小河文化
虽然这是一次比较全面的论述，但是疑问仍然存在。另一篇于2021年3月发表的关于新疆地区史前人群的古遗传学论文[15]，对小河人群起源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认为早期（第4～5层）人骨的7个个体遗传基因中有6个属于古北欧亚—西伯利亚组，另一个属于古欧洲系的单倍群R1b（遗传基因代码）。研究者认为这个单倍群R1b早期曾出现在东欧的采集狩猎人群中（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也存在于哈萨克斯坦的博台（Botai）和大利（Dali）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铜石并用时代的古代人群中；在阿勒泰地区发现的阿凡纳谢沃和切木尔切克人群中也有发现[16]。那么，这个单倍群是何时、何地加入了小河早期人群的遗传系统？目前考古学研究者认为是发生在更早的欧亚草原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而排除了任何切木尔切克和阿凡纳谢沃加入的可能性。是否可能是在小河文化开始时加入的？相对于构成小河人群的大多数而言，这7个标本是否可以代表小河早期的整体人群？是否还存在一个遗传信息不同的少数人群？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小河早期遗传学研究成果来确定。
关于小河文化的遗存，考古工作者已经从多方面进行考察、研究，即对小河文化的认识不仅限于墓葬，也包括对居住址的考察[17]。考古学者根据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曾对小河文化的内涵做过详尽而深入的分析，认为小河文化不仅有坐落在雅丹地貌平台上的居址群，还有青铜器和陶器。最新发表的罗布泊地区综合考察所提供的田野材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认知[18]，考察采集的遗物中的22个测年标本都证实了这些遗迹和遗物属于小河文化的年代框架之内。例如采自编号17JZ01～17JZ10的10个遗址内的草、草绳、动物毛发、毛毡、木器、植物种子和骆驼粪便等22个标本，测定结果也都与小河文化的年代相符，即公元前2200～前1600年。
二、新疆其他青铜文化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在考察新疆考古学研究中既有的分子遗传学研究成果时，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小河文化同时期的青铜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主要涉及天山北路文化和安德罗诺沃类的下坂地和白格托别墓地[29]。天山北麓文化的认定主要是根据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天山北路墓群的资料。该文化是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前1100年的青铜文化，天山北路墓地自从发掘伊始，就引起了研究者的热烈讨论。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西走廊的西城驿—四坝文化的陶器在天山北路墓地中出土；其次，是那些被认为代表欧亚草原风格的圜底、平地筒形陶器的出现，使研究者联想到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阿凡纳谢沃和切木尔切克的圜底筒形陶器。其中不同之处是，哈密天山北路的陶器是红色陶胎并饰彩绘图案，而欧亚草原的是刻划、压印纹饰的灰、褐色陶器。有研究者认为这其实是两种不同文化在陶器上的有机结合，是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与西城驿—四坝文化融合的完美体现[30]。
白格托别墓地的古遗传学研究与下坂地墓地不同，结果直接指向了欧亚草原中西部的安德罗诺沃人群。白格托别墓地的古遗传学研究基于一个墓葬M25，尽管该墓葬还没有被正式发掘，也没有陶器和其他随葬品的报道，但是墓葬形制、测年和分子遗传学研究都将其认定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类遗存[35]。研究者从墓主人牙齿中提取了线粒体基因，分析属于K1b的欧亚西部单倍群，由此认为白格托别墓地M25墓主人在遗传上起源于欧亚西部，属于单纯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人群之一。
三、人体测量学与古遗传学
毋庸讳言，体质人类学的人体测量分析与分子遗传学结论存在差异是正常的，这恰好显示了一个个体的生物属性的外部特征与实际遗传信息的差异，这并不是人体测量分析方法本身的问题。这种差异的存在，一方面要求人体测量学要和古遗传学相结合才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古代人体的生物特征；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的人体测量学的基础数据需要根据古遗传学的分析加以完善。也就是说，人体测量学本身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和完善。例如古人体测量学的分析通常是基于现代人的测量数据，这种方法仍在应用，实际上这样的比较分析结果并不十分准确。
仔细分析人体测量学的研究方法和领域就不难发现，它是不可以被其他学科所取代的。比如说，人体测量学分析的长处之一是对标本保存的要求低，远低于分子遗传学的要求，只要骨骼保存得比较完整就可以。而分子遗传学对标本要求较高，像小河墓地那样保存较好的标本，也不能全部成功获取高质量遗传数据[39]。而且，由于分析成本低，人体测量学可以对所有发现的骨骼标本进行全面的测量分析。结合古遗传学提供的准确数据，对所有发现的标本全部进行分析，这就大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此外，人体测量学的很多领域都是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比如对那些由外力作用造成的骨骼破损或变形的分析，就是这一学科的独到之处。考古学研究就是要认真地、科学地认识这些颅骨测量数据的分析结果，在充分考虑这些外部特征的同时，还要结合分子遗传学提供的基因分析结果，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实际上也不缺乏这样的实践，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的人类学研究就是一个人体测量与古遗传学研究相结合的成功案例[40]。故如甲木墓地颅骨测量数据表现出蒙古人种的特征，聚类分析与新疆的史前人类相近。线粒体遗传基因在矫正了人体测量确定性别的同时，发现其少量属欧亚西部类群。这些少量的欧亚西部类群与以欧亚东部为主的类群相结合，共同形成了故如甲木墓地的族群。两个方面的结合说明人体测量学研究结果即外部特征，需要与古遗传学研究结果即内部特征相互印证和对照，考古学的古遗传学的研究应该和体质人类学的颅骨测量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获得更为丰富、深刻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在确定某一古代基因组的同时，提供这个个体的体质特征的测量数据，以供将来体质人类学研究参考。而且，还要将与这些标本共存的遗迹、遗物结合起来研究。小河墓地由于保留了人体外部特征，这就使上述的综合研究成为可能，这样的人体测量数据日积月累并根据新的分子遗传学的数据不断更新、修正，会成为人体测量学考古分析的新的基础数据。
综上所述，小河人起源的古遗传学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和对应族群的关系、正确看待人体测量学分析的结果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古遗传学关于小河人起源的新结论对考古学文化对应人群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挑战，但是这并不足以冲击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性。古遗传学研究往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要求考古学研究提供相应的证据去证实。
考古学从来就离不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各学科与考古学研究之间既存在内在的联系，也存在差异，各学科既有优势，也存在局限性。考古发掘的遗存是经过千百年自然侵蚀、人为破坏等之后的残留部分，不可能是当时的全部遗留，所以考古学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小河墓地的发掘者根据散落的木构件统计，推测还有190多座墓在历代的扰动中被破坏，而实际发掘仅有167座，不到原有墓葬数的一半[43]。最新的小河人起源的古遗传学研究的标本数中属于小河墓地早期的只有11个个体，北方墓地和古墓沟墓地各有1个个体，也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以考古遗存作为研究对象的包括古遗传学、古人体测量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都有局限性，这些有限的标本又都来自那些仅存下来的、支离破碎的考古遗存，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考古学综合研究的长处，就是能够在充分认识这种局限性的基础上，集合各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从支离破碎的考古证据中去寻找这些遗存之间、遗存与人群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尽可能审慎地提出阶段性认识，并在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中合理地揭示出比较完整的历史面貌。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疆温泉阿郭乔鲁遗址与墓地综合研究”（19ZDA226）的阶段性成果。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b.韩建业：《考古学文化阐释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c.余西云：《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见《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3]BenjaminW.Roberts,MarcVanderLinden,InvestigatingArchaeologicalCulturesMaterialCulture,VariabilityandTransmission,inBenjaminW.Roberts,MarcVanderLindened.InvestigatingArchaeologicalCulturesMaterialCulture,VariabilityandTransmission,NewYork:Spinger,2011,pp.1-21.
[4]BenjaminW.Roberts,MarcVanderLinden,InvestigatingArchaeologicalCulturesMaterialCulture,VariabilityandTransmission,inBenjaminW.Roberts,MarcVanderLindened.InvestigatingArchaeologicalCulturesMaterialCulture,VariabilityandTransmission,NewYork:Spinger,2011,pp.1-21.
[5]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交流的历史进程》，《国学研
究》1993年第1期。
[6]韩建业：《考古学文化阐释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7]a.Betts,A.,Jia,P.,Abuduresule,2019,ANewHypothesisforEarlyBronzeAgeCulturalDiversityinXinjiang,China,ArchaeologicalResearchinAsia17,pp.204-213.
b.Mallory,J.P.&Mair,V.H.,TheTarimMummies:AncientChinaandtheMysteryoftheEarliestPeoplesfromtheWest,London:Thames&Hudson,Nature27,October2021.
[8]Zhang,F.,Ning,C.,Scott,A.etal.,TheGenomicOriginsoftheBronzeAgeTarimBasinMummies,Nature599,2021,pp.256-261.
[9]Zhang,F.,Ning,C.,Scott,A.etal.,TheGenomicOriginsoftheBronzeAgeTarimBasinMummies,Nature599,2021,pp.256-261.
[10]崔银秋、许月等：《新疆罗布诺尔地区铜器时代古代居民mtDNA多态性分析》，《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2004年第4期。
[11]李春香、崔银秋、周慧：《利用分子遗传学方法探索新疆地区人类起源和迁徙模式》，《自然科学进展》2007年第6期。
[12]ChunxiangLi,HongjieLi,YinqiuCui,ChengzhiXie,DaweiCai,WenyingLi,etal.,EvidenceThataWest-EastAdmixedPopulationLivedintheTarimBasinasEarlyastheEarlyBronzeAge,BMCBiology2010(8),p.15.
[13]ChunxiangLi,ChaoNing,ErikaHagelberg,HongjieLi,YongbinZhao,WenyingLietal.,AnalysisofAncientHumanMitochondrialDNAfromtheXiaoheCemetery:InsightsintoPrehistoricPopulationMovementsintheTarimBasin,China,BMCGenetics2015(16),p.78.
[14]Zhang,F.,Ning,C.,Scott,A.etal.2021,TheGenomicOriginsoftheBronzeAgeTarimBasinMummies,Nature599,2021,pp.256-261.
[15]WenjunWang,ManyuDing,JacobD.Gardneretal.,AncientXinjiangMitogenomesRevealIntenseAdmixturewithHighGeneticDiversity,ScienceAdvances,2021.
[16]Kumaretal.,BronzeandIronAgePopulationMovementsUnderlieXinjiangPopulationHistory,Science376,2022,pp.62-69.
[17]a.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8期；《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见《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科学出版社，2017年。
c.李文瑛：《黄文弼发现罗布泊史前遗存的再认识及其他》，《新疆文物》2014年第2期。
[18]Li,Kangkang,XiaoguangQinandBingXuetal.,NewRadiocarbonDatingandArchaeologicalEvidenceRevealtheWestwardMigrationofPrehistoricHumansintheDrylandsoftheAsianInterior,TheHolocene31(10),pp.1555-1570.
[19]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第110～112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20]Zhang,F.,Ning,C.,Scott,A.etal.,TheGenomicOriginsoftheBronzeAgeTarimBasinMummies,Nature599,2021,pp.256-261.
[21]a.Han,W.,L.Yu,Z.Lai,D.Madsen,S.Yang,TheEarliestWell-datedArchaeologicalSiteintheByper-aridTarimBasinandItsImplicationsforPrehistoricHumanMigrationandClimaticChange,QuaternaryResearch82,2014,pp.66-72.
d.冯玥、黄奋等：《新疆哈密七角井遗址2019年调查新发现》，《人类学学报》2021年第6期。
e.Debaine-Francfort,Corinne.BronzeAgeOasesintheTarimBasin(Xinjiang,China):Identities,EarlyContactsandInteractionNetworks(Third-SecondMillenniumBCE),inMarcLebeaued.Identity,Diversity&ContactfromtheSouthernBalkanstoXinjiang,fromtheUpperPalaeolithictoAlexander,Turnhout,Belgium:BrepolsPublishers,2021,pp.19-42.
[22]李康康、秦小光等：《新疆罗布泊地区晚更新世末期人类活动新证据》，《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8年第2期。
[23]a.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b.MortenE.Allentoft,MartinSikora,Karl-Go“ranSjo”grenetal.,PopulationGenomicsofBrozeAgeEurasia,Nature522,2015,pp.167-171.
[24]贾伟明：《农牧业起源的研究与东北新石器的划分》，《北方文物》2001年第3期。
[25]WenjunWang,ManyuDing,JacobD.Gardneretal.,AncientXinjiangMitogenomesRevealIntenseAdmixturewithHighGeneticDiversity,ScienceAdvances,2021,p.7.
[26]Jia,P.andBetts,A.,ARe-analysisoftheQiemu’Erqieke(Shamirshak)Cemeteries,Xinjiang,China.JournalofIndo-EuropeanStudies38,2010,pp.275-317.
[27]贾伟明：《寻找新疆本土文化的尝试——浅析新疆地区的早期遗存》，见《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28]贾伟明：《寻找新疆本土文化的尝试——浅析新疆地区的早期遗存》，见《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29]Tong,J.,Ma,J.,Li,W.,Chang,X.,Yu,J.,Wang,J.,Ruiliang,L.,ChronologyoftheTianshanbeiluCemeteryinXinjiang,NorthwesternChina.Radiocarbon63(1),2021,pp.343-356.
[30]a.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国学研究》1993年第1期。
b.李水成：《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
c.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
d.贾伟明、巫新华、艾丽森·拜茨：《准噶尔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新疆文物》2008年第1期。
[31]Gao,Shi-Zhu,YeZhang,etal.,AncientDNARevealsaMigrationoftheAncientDi-QiangPopulationsintoXinjiangasEarlyastheEarlyBronzeAge,AmericanJournalofPhysicalAnthropology157,2015,pp.71-80.
[32]WenjunWang,ManyuDing,JacobD.Gardneretal.,AncientXinjiangMitogenomesRevealIntenseAdmixturewithHighGeneticDiversity,ScienceAdvances7,2021.
[33]魏东：《新疆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人种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34]Ning,C.,etal.,AncientMitochondrialGenomesRevealExtensiveGeneticInfluenceoftheSteppePastoralistsinWesternXinjiang,FrontiersinGenetics12,2021.
[35]Zhu,Jiangsong,JianMa,FanZhangetal.,TheBaigetuobieCemetery:NewDiscoveryandHumanGeneticFeaturesofAndronovoCommunity’sDiffusiontotheEasternTianshanMountains(1800-1500BC),TheHolocene31(2),pp.217-229.
[36]王明辉：《人类骨骼考古大有可为——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成果综述》，见《边疆考古研究》2006年第20辑。
[37]Cipollaro,M.,G.DiBernardo,G.Galano,etal.,AncientDNAinHumanBoneRemainsfromPompeiiArchaeologicalSite,BiochemicalandBiophysicalResearchCommunications247,1998,pp.901-904.
[38]a.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b.聂颖、朱泓、李文瑛、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等：《小河墓地古代人群颅骨的人类学特征》，《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
[39]Zhang,F.,Ning,C.,Scott,A.etal.,TheGenomicOriginsoftheBronzeAgeTarimBasinMummies.Nature599,2021,pp.256-261.
[41]Kumaretal.,2022.BronzeandIronAgepopulationmovementsunderlieXinjiangpopulationhistory.Science376,2022,pp.62-69.
[42]YidilisiAbuduresule,WenyingLi,Xingjun,TheXiaohe(SmallRiver)CemeteryandtheXiaoheCulture,inAlisonV.G.Betts,MarikaVicziany,PeterJiaandAngeloAndreaDiCastroeds.,TheCulturesofAncientXinjiang,WesternChina:CrossroadsoftheSilkRoads,Oxford:ArchaeopressPublishingLtd,2019,pp.19-51.
[43]YidilisiAbuduresule,WenyingLi,XingjunHu,TheXiaohe(SmallRiver)CemeteryandtheXiaoheCulture,inAlisonV.G.Betts,MarikaVicziany,PeterJiaandAngeloAndreaDiCastroeds.,TheCulturesofAncientXinjiang,WesternChina:CrossroadsoftheSilkRoads,Oxford:ArchaeopressPublishingLtd,2019,pp.19-51.
（作者：贾伟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丛德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原文刊于《考古学集刊》第27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