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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09江苏
原创彭晓燕等西域研究2024-01-0916:09发表于新疆
察合台汗国的外交与遣使实践初探[1]
彭晓燕著邱轶皓译刘迎胜审校
就我所知，察合台汗国送往其他国家的信札均未被保存下来。然而察合台汗国位于诸蒙古汗国的中心，且与邻国的关系往往很紧张，许多不同的史料也提及察合台汗国的使臣和信件，可见察合台汗国与其他蒙古汗国，以及诸如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鲁克算端、德里算端、教廷等同时代的政权，以及一些更小的地方势力——如也里（Herāt）的迦儿惕（Kart）王朝都有着外交联系。
一、文书（或文书的佚失）
由于察合台汗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著作，故察合台外交通信的缺失并不出人意料。[3]事实上，蒙古时期的许多外交信件都没能以其原始面貌保留下来［总体来说，伊斯兰史中期（950～1500年）的外交信件都是如此］。然而许多信件或者以副本的形式保留在叙事性文献中，作为正文的补充；或者以外交实践范例的形式收入公文汇编中，给后来的书记人员当模本。[4]然而，要研究察合台汗国的外交信件，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使用这些经过改编的版本，尽管它们通常仅简述文件大意，而不重构其完整格式，也没有发信人和收信人的头衔和写作日期。
现在仅存的严格意义上送往察合台汗国的外交文书是教皇书信：包括教皇尼古拉斯四世于1289年7月13日致海都的书信；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于1329年11月2日致察合台汗燕只吉台（Eljigidei，1327～1330年在位）的书信；教皇本尼迪克十二世于1338年6月13日致察合台汗敞失（Changshi，1335～1337年在位）的书信（未知其已遭罢黜并被处死），并附有致敞失的基督教大臣客列思门（Carasmon）和月合乃（Johannan）的一封信。致燕只吉台的信解释道这是对察合台汗致教皇信件的回复，然而致教皇的信今已不存。[8]虽然其中一些信件保存了关于蒙古时代中亚基督教命运的重要信息，但它们更多地与教皇而非察合台汗国在中亚的外交与遣使活动有关。
不过一幅关于察合台外交的确切的图景，可由仔细研读察合台的邻国或通信对象——主要是伊利汗国和元朝留下的文献资料而补缀起来。对察合台汗国外交信息相对完整的引用主要涉及两个事件：其一，1304年察合台汗都哇和元朝大汗之间的约和，此事导致了诸蒙古汗国之间广泛的约和。在汉文和穆斯林史料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关于此次谈判的记述，而伊利汗国史家瓦萨甫则留下了都哇送达元廷的和平请求的长篇转述。[9]
其他与外交活动有关的记载，可以从当时汉地、伊利汗国和马木鲁克埃及的文献中点滴收集起来。汉文史料虽然仅保留了察合台汗国通信中的只言片语，却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记载了14世纪头几十年（1304～1333年）察合台汗国的使团，也包括元朝派往海都和察合台汗处使节的传记。[12]在伊利汗国编年史中，哈山尼（Qāānī）的《完者都史》（Tārī-iūljāytū）对包括察合台汗国在内的整个蒙古世界的外交活动记载极为丰富。马木鲁克编年史和官署指南也提供了部分中亚蒙古汗国与马木鲁克算端国之间模糊联系的线索（但并非以信件形式记载）。
以上对文书的总结表明，比起外交文书本身而言，我们掌握更多的是关于察合台汗国外交功能的信息。
二、察合台汗国外交活动的功能和运作
（一）使者及其作用
同当时通行的惯例一样，察合台汗国的外交联系，是通过特使或使团（蒙古语：iliyan；阿拉伯语和波斯语：rusūl；波斯语：firistādahgān；汉语：使）进行的。使节主要是由在位的汗派往其他统治者或其下属——特别是他们的戍边将领处的，有时也由汗位下诸王派出使节（但也并非绝对）。
察合台汗国的外交使节负有两项主要功能：政治性或礼仪性的。[16]政治性的使节以商讨联合、臣服或请求军事援助为首任。他们的另一个从未被官方承认的目的，则是在计划起兵之前进行侦察或至少是情报收集。[17]在战争期间，特使（虽然未必是外交官）被派去目标城市，建议其投降或商讨交换战俘。[18]几乎所有见载于穆斯林文献的察合台汗国使臣，都负有务实的政治职能。[19]察合台汗国不定期地、即根据需求，与元朝、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白帐汗国交换这类使臣。有时也往下属的地方统治者，如也里的迦儿惕王朝或畏兀儿亦都护（在其归顺察合台汗国之前）处派出使团或接待他们的使团。
大多数有记载的察合台汗国的礼仪性联系是和元朝进行的（在1304～1333年间）。[28]然而伊本·白图泰关于察合台汗答儿麻失里（Tarmarīn，1331～1334年在位）写道：“他的领土处在世上四位伟大的君主之间，他们的名字是中国君主、忻都君主、亦剌克君主和月即别君主（原文如此），他们全都赠其礼物并以很高的敬意和荣誉待他。”[29]这表明，至少在伊本·白图泰所亲历的时期（1333），礼仪性使节携带着这位摩洛哥旅行家所提到的礼物，来往于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德里算端国之间。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德里算端国之间的礼仪关系很可能是晚期才有的，应该是受到答儿麻失里皈依伊斯兰教的推动。[30]金帐汗国和中亚蒙古汗国的礼仪性联系看来要长的多，肇始自海都在位时期。[31]这些关系也有助于促成中亚蒙古汗国和马木鲁克的外交关系。
中亚蒙古汗国和马木鲁克之间的接触或许是始于政治性目的，但同样也可被归为礼仪性一类，尽管两者接触极少。有记载的第一个马木鲁克使团是由马木鲁克算端哈剌温（Qalāwūn，1279～1290年在位）在1281～1282年间派出的，任务是向其盟友通告继位，虽然也有传闻称第一次与海都的联系是在哈剌温的前任——算端拜巴儿思（Baybars，1260～1277年在位）统治时期。与其他已被证实的马木鲁克派往中亚蒙古汗国的使团一样，哈剌温派往海都处的使团，是和派往金帐汗国的使团一起派出的，该使团号召海都“支持他（哈剌温）的朋友并反对其敌人”。也就是支持金帐汗国并反对伊利汗国。[32]虽然伊利汗编年史中时有金帐汗国、马木鲁克和中亚蒙古汗国之间可能存在同盟的传闻，[33]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同盟被认真讨论过（更谈不上具体实施）。海都派遣了回访使团，1284年马木鲁克再次派出使者，不过双方的关系后来似乎降温了。[34]而他们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似乎是贩卖中亚奴隶去充当马木鲁克而盈利。[35]
有关察合台汗国和马木鲁克关系的记载则更为匮乏，虽然马木鲁克的公文档案承认了双方间存在联系。[36]马木鲁克史料记载了1315年海都派去的使团，而此时去海都离世之时已久，其故地也已为察合台汗国和元朝所瓜分。真正派出这个使团的很可能是察合台汗国。这个使团被描述成带有大批男、女奴隶，这也许是察合台汗也先不花（EsenBoqa）为了与所谓元—伊利汗反对他的同盟相抗衡而巩固同盟关系所做的尝试。[37]皈依伊斯兰教的察合台汗答儿麻失里和马木鲁克算端哈剌温之子纳昔儿·马黑麻（al-NāirMuammadb.Qalāwūn，1293/4，1299～1309，1310～1341年在位）保持着友好关系，曾与其交换国书，甚至有记载称，前者曾在御驾巡礼（mawkib）时在头上缠上标志纳昔儿的旗帜。[38]帖木儿在一封约于1399年送达马木鲁克算端巴儿忽黑（Barqūq）的信里称，纳昔儿·马黑麻在位期间马木鲁克与察合台汗国曾结成同盟，双方曾频繁地交换国书和使节，然而这种说法看来是极为夸大其词了。[39]
教廷的使团同样也可以被归为礼仪性的——是为了探听或确认察合台汗礼遇或虐待定居其境内的基督徒，也包括敦促其信奉基督教。[40]燕只吉台往教皇处派使团的初衷，被后者在信中诠释为大汗希望受保佑及聆听天主教信仰。[41]
政治性使团通常较礼仪性使团——特别是那些带着大批商贸人员的使团——规模更小且行动更便捷，但两类使团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当察合台汗也先不花拘押了元朝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臣拜住，并希望从后者那里探听到元—伊利汗国联手反对他的计划时，拜住辩解道他只是被派去（向伊利汗）“通岁时问礼，曷有他意”，也即表明他是礼仪性而非政治性的使节。[42]
有些使节同时身负多重任务，如13世纪60年代后期八剌派马思兀惕伯去阿八哈处表示友好和效忠，也就是礼仪性的遣使；而如前所述，马思兀惕伯同时也负有经济任务。但马思兀惕伯的真正使命却是充当间谍，侦查伊利汗国境内阿八哈的军队和道路情况，因此他同时也具有政治功能。[43]
（二）使节的身份
史料中提及的大多数窝阔台系或察合台系的使节不是姓名不详，就是身份不明。然而，他们中不少人被指出是派遣者的亲戚：通常是女婿、兄弟、儿子或只是一般亲戚。[44]此外不少其他使节被记述作或被考证出是诸王。[45]除了直系亲属外，在被提及的诸王中，我考证出一位察合台系、两位窝阔台系诸王和一位出自成吉思汗之弟拙赤·合撒儿（JochiQasar）家族的诸王，同时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诸王属拖雷系。[46]其他察合台的使节包括将领（amīr），他们当中有些是察合台汗的怯薛，[47]以及宗教领袖：1366年牙撒兀儿派往伊利汗国的使团中有穆斯林学者，[48]或在燕只吉台派往教廷的使团中有多明我教士。[49]一个使团可能由同一类身份的使者组成（即仅为诸王、异密或宗教领袖），也可能由两到三类身份的使者组成。[50]
这几类人中的后两种和当时的外交准则极为相符，军队将领（通常出自汗的怯薛）也身列其他蒙古汗国（也包括马木鲁克埃及）的外交团队中，至少在和伊利汗国、马木鲁克和金帐汗国的外交交往中通常由军事将领和穆斯林学者率团。[51]在前往罗马教皇处的蒙古使团中基督徒也不罕见。[52]然而察合台的使团中成吉思汗后裔贵族的数量之多，不禁使人猜测察合台汗们之所以选择这些人，是因为比起军队将领来他们更受信任，或他们世袭其职的现象比其他汗国更多。不过必须记住的一点就是许多诸王事实上也是察合台军队的指挥官（大概也属于其怯薛），[53]那就是说他们同样也适合军队将领这个类型。我相信察合台汗喜欢派具有贵族身份的使者主要是为了让他们能在目的国受到更好的接待。[54]
察合台的使者中成吉思汗后裔宗王的巨大数量也意味着使节多为蒙古族，也有使者已被证实为其他种族的人。[55]
有关察合台汗的使者信息的匮乏使我们难以推定他们是否为职业的外交官团队，就如元朝、埃及的马木鲁克或金帐汗国的情况一样，把固定的使者数度派往同一个或同几个国家。[56]至少在牙撒兀儿的案例中，他数次派同样的几名使节前往伊利汗国。[57]
（三）使节的资质
在蒙古兴起前的中亚已经为使者的资质制定了高标准：11世纪后期的君王规范《福乐智慧》（QutadguBilig）称：“使节（ili）需是人中之杰，需才智、勇气兼备，因为神挑选其最优秀的仆人作为他的使者。”[58]更具体来说，他应当是辞令和文翰方面的专家：“使节必须是……善于解读言辞，以言辞见长：他必须对之有着透彻了解并知道言外之意……作为其才智的证明，他必须懂得如何起草各类文件，如何读、写以及倾听……使节的工作和修辞能力关系如此密切，若其言辞得体就能达到目标。”[59]使节也被要求忠于其派遣者、自制、不贪杯、有教养：精通诗歌或者科学——如天文学或数学，以及相貌英俊——最后这条确保其能够在目的国受到良好对待。[60]是否每一位（或某一位）使节都能符合上述理想模范是令人质疑的，但上文的描述表明，使者当是具有高等资质之人，且善辞令是对他们资质的主要要求。[61]
这同样也适用于蒙古时代。口才雄辩是一个成功使节最重要的品质，其次则是智慧和忠诚可靠。[62]事实上，即便携带有书面文件（见下文），使节的口才和智慧通常也决定了其本人的命运，及其任务的成功与否。
勇气同样也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出使的路途艰难、气候恶劣。不过派往察合台汗国的使节或许仍较自彼处派出的为多。而虽然蒙古人具有外交豁免的观念，这点甚至也得到海都士兵的尊重，但外交豁免仍有其局限性。[63]当忽必烈派往海都和金帐汗处的使节铁连通过海都的领地并与其士兵遭遇时，他对他们说：“我为天子使，可以非礼犯之耶？”士兵们被震慑住了，于是没有伤害他。然而其副手此前遇上了同一批士兵，却因为不像他那样的能言善辩而被处死。[64]一位前往并非友邦的使节（如政治性的使节）可能会遭到敌对大汗的拘押，有时达数年之久。如果他被指控充当间谍（如前所述，这通常是遣使活动的一部分），或惹大汗发怒，或恰逢接待国政治动向改变，就会有被处死的风险。[65]此外，目的国或途经国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也会造成拘押使节或更坏的结局。因此当察合台汗国和元廷或伊利汗国的关系恶化时，他们通常就会封锁道路，拘押或骚扰来往使臣并没收其所带礼物。[66]
选使的另一标准是要确保他在目的国受到良好接待。这意味着选取那些和对方君主具有私人关系者，或具有个人美誉或学术声誉者，将增大出使成功的机会。故当八剌在准备派兵报复13世纪60年代中期输给海都的一战时，海都选中了钦察为使前往八剌处议和。这不仅是因为钦察的口才或贵族血统，而主要是因为八剌和他之间有着牢靠的“友谊盟约”[67]。牙撒兀儿选择穆斯林学者充当前往伊利汗国的使者，强调他和诸伊利汗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与当时是“异教徒”的察合台汗形成鲜明对比），也很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派多明我教士去教廷亦是如此。而八剌派遣由大汗委任的、卓有声望的官员马思兀惕伯去阿八哈处，同样也可能是希望借重其个人的威望，如前所述，这也是察合台汗国在其外交人员中广泛征用成吉思汗后裔诸王的原因之一。
作为提高使团成功率的一个方面，私交的重要性在大汗派到海都处的使节中尤为显著：蒙哥派去的石天麟，是通晓多种语言的汉人，最初曾是窝阔台宿卫，后任断事官。[68]忽必烈则选择了畏兀儿人昔班，其父曾为成吉思汗效力。昔班则是忽必烈怯薛宿卫成员，后来又成为元朝中书右丞，此外他还曾是海都之父的教师。昔班未能成功说服海都归顺元朝，但海都（不止一次地）宽恕了这位长者的性命，允许其返回汉地，这仅仅因为自己的父亲曾“受书”于他。[69]忽必烈稍后派往海都以及金帐汗处的使者是乃蛮人铁连，其父曾是拔都的王傅和宿卫成员。他之所以被选中主要是忽必烈在召见他后，为其辩才和智慧所打动。[70]当都哇的议和书首度传至元朝边将处时，后者不想错失议和的机会，连忙回派了一个和都哇家族联姻的人。[71]当使臣被派往敌对君主处时，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显得尤为必要，反之，在元朝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臣中就看不出这种情况。[72]
（四）使臣的工作
使者是由大汗或诸王指派的。[73]他们通常由一到三名使者率领（在牙撒兀儿的案例中甚至有五名），且有数名（五到十人）、数十或数百名人数不等的扈从伴随。[74]这些使者带着给出使目的国君主（或其属臣）的信件，或仅捎带口信（见下文）。关于使者所携礼物，察合台汗们最常选择的礼物是各种动物：马（快马、西马、体格雄壮的马）、骆驼、豹、虎和猎隼；宝石（玉和红宝石尤为常见）；葡萄酒（主要送往汉地）；中国产丝绸袍服（送往伊利汗国）；兽皮、奴隶（主要送往伊利汗国和埃及，汉地则否）、帐幕，还有一些未经详细列述的“重礼”或特产。[75]运送这些礼物（动物、奴隶）势必会影响使团的规模和行进速度。在紧急境况下派遣急使（iliyān-isarīal-siyar），以确保迅速地传递信息。[76]
使团通过驿站前进，即取北线行进，从塔里木盆地前往别失八里和紧挨着察合台－元朝边界的畏兀儿王廷所在地哈剌火州，抵达察合台汗国的都城阿力麻里。再从阿力麻里，一条干道通向北方，穿过伊犁河和楚河河谷抵达塔剌思（Talas）、讹打剌（Urār）和毡的（Jand），再到金帐汗国。另一条路线往南走，途经拔汗那（Farghana）的安集延（Andijān）到喀什噶尔（Kashgar），再穿过河中地区直达伊利汗国，然后西行或南行至印度。[77]使团持有从大汗处或主管长官那里获得的驿传凭信，其中详载驿站官员所必须供给他们的驿马和食物配额。供应物还包括羊、酒和面粉。驿站的专属官员负责进行分配。[78]派出方负责使节在其境内的开销，对于接收方也同样如此。[79]但使团在前往其目的国途中所经过第三国境内的开销由谁承担则尚不清楚（例如，元朝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节从察合台汗国过境，后者是否承担其给养）。有时，来自一个国家的使团会与前往同一目的地的别国使节同行。因此，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元朝的使节一同抵达完者都处诏告和平；而有时即便在不甚重要的场合，伊利汗和察合台汗的使节也一起前来元廷，也许是因为他们行经同样的驿路，或是出于安全考虑。[80]
前往敌对国家的使节通常最先在靠近派出国国境的边将营帐中进行停留。有时戍边将领本身便是出使目的所在，特别是对那些处理战术事务的政治性使团来说。[81]不过通常戍边将领会接待使团，与他们交谈，如果判定其所负使命足够重要，就会设宴招待他们并将其送往汗的斡耳朵。[82]我找不到证据表明，察合台汗派出的或派去他们那里的使团，是由东道主的代表扈从前往宫廷的。[83]当使团抵达斡耳朵时，会为其安排住宿：伊本·白图泰虽非官方使者，也从大汗的主事官那里分得一块靠近清真寺的营地和一顶营帐。[84]
大汗通常会为使团设宴，其规模和铺张程度可能视使团的重要性而定。[85]因此就要求使节饮酒有节：伊利汗的使节阿必失哈（Abiqa）在也先不花边将的宴会上纵饮无度，夸口称其手中握有“也先不花的秘密”，他遂遭拘禁和审讯。而他未经证实的供词指称伊利汗国计划和元朝联手袭击察合台汗国，导致了两国边境被封锁达数年。[86]宴会同样也是呈献使团所携礼物的场合。礼物通常献给东道国统治者，有时同样也会向其手下重臣们献上重礼：因此当八剌的使团抵达伊利汗国时，他们给在伊利汗阵营中的察合台系将领（译者按：应为“宗王”）帖古迭儿带去了特别的礼物。[87]
宴会一结束，使节们被召集到汗跟前。然后他们转达所携信息并与汗对答。故即使使团带来了书面文件，口头交流仍然重要并能影响国家间关系。因此察合台汗怯别在对大汗表示臣服，且接待了带来大汗认可其新继位为察合台汗的圣旨的拜住使团之后，称：“来旨极善，使他人来，吾亦不若是深信。”这是因为“大较使臣多擅增减，致启边祸”[88]。我注意到在这些场合从未提及有通事在场，不过这点丝毫也不令人吃惊，因为被记录下来绝大多数是各蒙古汗国之间交换的使团。[89]接受大汗会见，特别是当使者被要求解释当时派出国的政局发展时，也是展示使者口才和机智的场合。牙撒兀儿的使团带着牙撒兀儿的协约来到不赛因处，并对伊利汗吹捧了一番之后，不赛因正要把自己的协约交给他们，突然接到通报称，牙撒兀儿在呼罗珊杀害了一名伊利汗国的将领，他马上要求牙撒兀儿的使臣给予解释。使臣回复道，虽然此事在他出发后才发生，但他确信，牙撒兀儿此举唯一可能的理由是该将领藐视完者都汗授予牙撒兀儿在呼罗珊自治之权的令旨。不赛因对此回答甚为满意，称赞了这名使者并以协约函回复之。[90]有时外交豁免权甚至能允许使节直斥大汗而无性命之虞。[91]
一次行程因而长达数周、数月、一年以至数年，这取决于旅途的远近、政治局势和使团的使命。[99]
三、形式和观念的问题
（一）书面的还是口头的
如前所示，即便使节携带有书面信息，[100]口头传达仍是使节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数量的使团据说带有文书，[101]而在另一些场合，文献提及使团带有“信息”（peyām），这兼指口头或书面信息。[102]对许多使团而言，没有迹象表明其携有书面信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不存在），[103]偶尔编年史也会给人纯由口头传达的印象。[104]在哈山尼关于都哇派往铁穆耳合罕（元成宗）的白描叙述中，信息“经由使节之口”（bizabān-iīlchiyān）得以转达。[105]
也里之战前夕，阿八哈试图说服八剌在其大军压境之前撤退，八剌的将领争辩说此消息不是来自阿八哈处，而是其边将伪造的，此事说明并没有“诸王令旨”以确保此消息的可信度。[106]同样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塔剌思的忽邻勒台大会（1269年召开）或1304年蒙古诸汗国之间的约和遗有任何书面文件。这与伊利汗国和马木鲁克政权之间的约和、怯别汗于1323年表示臣服后收到的元朝合罕的圣旨构成鲜明对比。[107]书面文件在怯别和牙撒兀儿时期（1315年之前）的史料中更为常见，但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不足以判定，是否有一个以口头传达为主向文书传递为主逐步转变的过程。
（二）书面文件
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察合台汗国公文所用格式的主要文献是蒙古语文书，大都是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虽然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文书，但毫无疑问证实了文书的结构与行文方式中均运用了典型的公文惯例。[108]
3.收文人和抬头（PublicatioandInscriptio）：该文书的呈送对象，通常是地方官员。
4.正文由背景陈述（Narratio）和处置决定（Dispositio）组成。背景陈述即陈述导致发布令旨的事由，处置决定是对于此事件的命令或指导，通常以对胆敢违背者的制裁结束。
5.文书的结束程式包括，a.确认该公文的印信；b.日期（年/月/日或日/月/年），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按照季节记录月份，如：一月春。根据朔望来记录日期（即属上半月或下半月）；c.发文地点。[111]
（四）头衔
而更为繁冗的头衔则见诸牙撒兀儿呈交给不赛因的协约函，信中牙撒兀儿称自己作“全人类眼中的明光、成吉思汗后裔诸汗眼中的明光、伊斯兰的君王、牙撒兀儿汗，愿安拉使其荣光永固，所向克捷”[135]。这个浮夸的称号结合了成吉思汗系和伊斯兰的正统性，不仅和其他察合台汗的称号形成鲜明对比（包括被称作“算端”的穆斯林汗[136]），也和牙撒兀儿致伊利汗国将领或地方统治者的信中谦虚地自称“诸王牙撒兀儿”形成强烈反差。[137]同样讽刺的是，尽管拥有这堆华丽头衔，牙撒兀儿却无法在呼罗珊落实其权威。事实是，这份协约函的格式与其他任何一份被征引的信件是如此的截然不同，不禁令人对其真实性大加起疑。[138]
（五）正统观的公式语
在我们所有的察合台汗国文献中未曾包括其他蒙古高层外交文献（例如合罕致教皇的信件，或伊利汗致美菲力帛的信件）中所有的表示正统观的公式语。[139]我们可以从编年史中引用的相对较长的信息中得以一窥其貌，虽则有时其真实性不可尽信。
在经过后世作者改编的、有关察合台汗国的信息中最常见的主题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团结。“成吉思汗征战一生，将世界上最丰饶的地区尽皆征服，目的是为了其子孙后代在和平和友爱中生活，因而他们也需尊重其意愿”这样一个观念在1269年海都向八剌提议和平及八剌在随后的塔剌思忽邻勒台大会上的讨论中，以及14世纪初诸王在向铁穆耳合罕（元成宗）递交和平倡议之前的聚会上均被述及。[143]瓦萨甫关于1304年和平倡议的记述中，将此观点作了进一步发挥，并将之与成吉思汗的“札撒”联系起来。根据都哇和平倡议，“札撒”的主要要求就是，保持家族的团结并保证每一个家族成员从成吉思汗那里分到的（并经窝阔台批准的）所得，但家族内部的争斗使之成为一纸空文。[144]甚而，这些内斗阻碍了帝国的进一步扩张，并可能成为王朝衰落的标志。这就像“大食算端的古老家族”（阿拔思王朝）时期那样，蒙古人之所以能征服他们，就是由于他们的内讧。[145]在都哇致元朝合罕的通信中，拿阿拔思来做比喻看来相当不恰当（其中插入的波斯语诗歌也是如此），难免使我们对整个文本的可信度产生怀疑。
然而，瓦萨甫所征引的所谓铁穆耳合罕的回信中，合罕十分欣然地接受了都哇的和平请求，称既然成吉思汗曾指定察合台来执行札撒，由其后裔都哇来致力于复兴札撒，并终止成吉思汗后裔中长久的敌意，再合适不过。[146]察合台和札撒之间的密切联系固已为众所周知。而有趣的是，“大札撒”也作为对胆敢违背令旨者的法律约束而为一份吐鲁番文献所提及。[147]
四、总结
这篇论文只是在当时欧亚外交惯例的背景下考察察合台汗国外交活动的一个初步尝试，而这两者都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译者按：彭晓燕（M.Biran）教授，曾出版有《海都与中亚蒙古国家：窝阔台汗国的兴起》（1997）、《欧亚历史中的哈剌契丹》（2005），《成吉思汗：穆斯林世界的创造者》（2007），为《剑桥内亚史：成吉思汗时代》（第二卷）（2009）撰写了“中亚蒙古人政权”的章节，并正与金浩东教授共同主编《剑桥蒙古帝国史》系列，是近年来国际学界相当活跃的研究者。这篇论文对察合台汗国外交活动的功能和文献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塞诺（D.Sinor）讨论古代内亚外交实践的著名论文的姊妹篇。尤其是作者广泛讨论了不太为中国学者熟悉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文献，对拓宽国内蒙古史、中亚史研究的视野有着启发作用。爰为译介，以广其传。
在此亦要感谢希伯来大学杨巧博士对拙译稿的修正。
Allsen，Th.T.
1991《伊利汗国政治合法性形式的变迁》“ChangingFormsofLegitimatoninMongolIran”，RulersfromtheSteppes”，edGarySeamenandDanielMarks，LosAngeles，EthnographicPress，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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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查阅注释
[2]关于这个时期察合台汗国的政治史，参看Biran：2009，pp.46-66。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3～479页。
[3]参看Biran：1997，pp.3-6。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28～45页。
[4]Roemer：pp.1241-1244；Busse:pp.308-313；Pfeiffer：p.167.
[5]CerensodnomandM.Taube：pp.165-192；关于过境许可，参看pp.178-182。［译者按：新近刊布整理的，和察合台系诸王有关的汉文、蒙古文文书，还包括：李逸友编:《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考古报告1）；吉田順一·チメドドルジ（編）：《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書の研究》，雄山閣，2008；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敦煌学博士文库）。］
[6]［译者按：该喇嘛名为“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gongdingguiiDoriKireisBalSangbo）。最新的研究见松井太著；杨富学，刘宏梅译：《东西察合台系诸王族与回鹘藏传佛教徒：再论敦煌出土察合台汗国蒙古文令旨》，《甘肃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7]松井太（DaiMatsui）：2007A，pp.157-176；松井太：2007B。感谢松井太教授将这两篇重要论文的复印本寄给我。［译者按：关于都哇汗令旨的研究，见松井太：《ドゥア時代のウイグル語免税特許状とその周辺》，弘前大学人文学部编：《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2008:19，第13～25页。中国学者关于这批回鹘语经济文书的研究成果，可参看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
[8]关于寄给海都的信件，参看Lupprian：pp.258-259；关于寄给察合台汗信件，参看Golubovich：Vol.III，pp.345-354；Vol.IV，p.252；Moule：pp.1-36，esp.13-20，30-35，其中包括了1338年信件的英译。我要感谢希伯来大学的YonathanRubin先生翻译了其余的信件。
[9]Waāf:1852-3，pp.452-454；关于和约见Biran：1997，pp.70-75。
[10]关于牙撒兀儿见Kempiners：Kazuhide：pp.97-118。
[11]牙撒兀儿的信件特别参看Ward：1983，pp.607-608（下文简称：afarnāma/Ward）；Sayfī:pp.642-646；659-664；684-686；怯别的信，Sayfī，p.765ff。
[12]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史料是《元史》，另有文集作为补充，其中袁桷所著使节拜住的传记是最有价值的。《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至一九四二一所收的驿站官员所做记录也同样重要（宋濂：《元史》，十五册，中华书局，1976年）。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拜住元帅出使事实》，四库全书本。《永乐大典影印本》卷一九四二〇至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中华书局，1960年。
[13]见下文。
[14]关于这个时期的前半段参看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339～353页。
[15]IbnBaūa：1958-1994，Vol.III，pp.539-592.（下文简称：IbnBaūa/Gibb）；IbnBaūa：1969，Vol.III，pp.1-58。
[16]关于在蒙古兴起之前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信使所负有的相同功能，参看Wright：pp.103ff。
[17]参看八剌在也里之战前夕派马思兀惕伯（即麻速忽——编者注）到阿八哈处（Waāf，p.68）；忽必烈派铁连去海都处（《元史》卷一三四，第3247～3248页）；吉牙思丁·迦儿惕（iyaal-DīnKart）派往牙撒兀儿处的使节把在那里的见闻及时告诉了他（Sayfī，p.648）。
[18]Raīdal-Dīn：1998-9，Vol.III，p.468（下文简称：Raīd/Thackson）；《元史》卷一一八，第2925页；Sayfī，p.402。
[19]这是因为自始至终，察合台汗国与其周边各国的关系都动荡不安。关于海都和察合台汗国的政治性使团，可参看对也里之战之前一段时期的记叙。Raīd/Thackson，Vol.III，p.519ff；都哇与元朝之间的和平谈判：参看Waāf，pp.452-454；475-477；《元史》卷一二八，第3136～3137页。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93页；1310～1320年间，也先不花和元朝、金帐汗国月即别汗之间的和平谈判，见Qāānī，pp.145-146，175，203ff；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2～23页。怯别派往汉地和伊利汗国的使团，见《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3页；《元史》卷二八，第682页；Sayfī，p.765ff；牙撒兀儿派往完者都和不赛因处的使团，见Sayfī，pp.641-644，659-664，也请参看前两则注文。
[20]关于元朝的情况，《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第4页；关于蒙古兴起之前汉地的情况，Wright：p.100ff；有关伊利汗国的情况，见Raīdal-Dīn：1971，p.102（下文简称：Raīd/Boyle）；Waāf，pp.452-453；关于帖木儿朝的案例参看Broadbridge：2001，p.258。
[21]Qāānī，p.149（［元武宗］海山的使者前来告知其已继承元朝大统），p.145（金帐汗月即别前来告知其继位）；关于马木鲁克方面参看Baybarsal-Manūrī：p.209，哈剌温算端遣使通告其继位。
[22]Qāānī，p.149，《元史》卷三五，第789页；卷二二，第494页；卷二四，第550页，卷二七，第615页，卷三十，第680页，卷三五，第794页。
[23]《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第14～17页；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342～343页。至少有一部分商业贸易是由私人操控的。
[24]关于分封的讨论可参看Allsen：2001A，pp.172-190；同样也可参看帖木儿时代史家Naanzī的描述：“成吉思汗（将国家）在其四子之间作了划分，他为每一子都在另三子的的封地内指定了一些属地（mulk），以使信使可在属地间不间断穿梭。”Muīnal-DīnNaanzī：p.427.引自Allsen：2001A，p.184。
[25]Raīd/Thackson，Vol.III，p.519；Raīdal-Dīn：1959，Vol.II，p.745（下文简称：Raīd/Karīmī）；Allsen：2001A，p.181。
[26]Muīnal-DīnNaanzī，p.427，引自Allsen：2001A，p.178。
[27]《元史》卷二二，第502页，卷一三五，第3283页。Allsen：2001A，p.178。海都在汉地的分地岁入在其叛乱期间为元朝政府所冻结，当其子察八儿（Chapar）于1310年归顺元朝后被转授给他。（Biran：1997，p.78）。
[28]《元史》卷二一，第462，463，466，468页；卷二二，第478，494，599页；卷二四，第550，551，555页；卷二七，第615，620页；卷二九，第640，644，648，653，658页，卷三十，第669，670，673，680，681，620页；卷三五，第794页；卷三六，第800~801页。也请参看H.Yule：1967，Vol.II，book.3，p.89。
[29]IbnBaūtah/Gibb，Vol.III，p.556；关于与德里算端交换书信和礼物的记载见p.562。
[30]有记载的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最后一次冲突发生于1326年哥疾宁；而察合台汗国军队于1329年入侵德里，身为其兄长在印度前线的代理人，答儿麻失里亲自参与这两次冲突。参看Biran：2002，p.744；Raīd/Boyle，p.26，据其记载，海都定期向合赞派出使节。
[32]Baybarsal-Manūrī：p.206；Mufaalb.Abīal-Faāyil：1919-28，pp.631-632(Vol.XX，p.125-126).
[33]例如，Qāānī，p.212。
[34]Ibnal-Furāt：Vol.VIII，p.1；Baybarsal-Manūrī：pp.206，239；Nuwayrī：Vol.XXVII，p.376，作者称，使者未再前来，他自710/1310年起没再听说关于海都的消息。
[35]Baybarsal-Manūrī：p.262；Nuwayrī：Vol.XXVII，p.376；Tizengauzen：p.270.（摘录afadī的al-Wāfī一书的BM.手稿，fol.96R。我未能在出版的上述afadī著作中找到这则信息）。
[37]Tizengauzen:p.270；关于也先不花尝试与马木鲁克联合一事参看Qāānī：pp.212-213。
[38]Mufaal，1919-28，Vol.XII，p.389（见Blochet的导论）；Mufaal：1973，pp.63-64，90，Blochet解释道，这也许是一面丝质的、绣有纳昔儿（al-Nāir）名字的旗帜（sanjaq或alām），系在答儿麻失里的额头以用作臣服的象征，可能和阿拔思哈里发身处开罗有关（同前书）。木法匝儿（Mufaal）称（上页注③[注32]），海都也曾戴过拜巴儿思（1260～77年在位）和哈剌温的旗帜，此说法更为不可信。Al-azarī：Vol.III，pp.751，851，922-923；在马木鲁克史料中，答儿麻失里被描述成直到738/1337-8（Al-azarī）或741/1340-1（Mufaal）年一直在位的（海都兀鲁思的）汗。同样也请参看乌马里关于答儿麻失里即位后，河中地区向马木鲁克商人开放的说法。（al-Umarī：1968，p.41.）
[39]Broadbridge：2001，pp.260-261；AnneF.Broadbridge：2008，p.179.尽管马木鲁克编年史兢兢业业地记录了许多外国使团，我没能找到一则关于察合台汗国使团的记载，虽然编年史里提到过与察合台汗国交换国书。
[40]参看第2页注释④（注释8）。
[41]Golubovich，Vol.III，p.355.
[4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拜住元帅出使事实》，第22页。
[43]Waāf，p.70；Raīd/Thackston，vol.III，p.522.关于元—伊利汗国间使团的多重职责，可参看Allsen：2001B，p.34。
[44]例如：《元史》卷二一，第466页，都哇的妻舅充当前往元廷的使节；Qāānī，p.149，怯别派其妻舅前往元廷。P.214，牙撒兀儿的女婿被派往伊利汗国；Raīd/Thackston，Vol.III，p.532，八剌派其兄弟充当赴海都处的使节；Raīd/Thackston，Vol.III，p.520，Waāf，p.68，海都派遣其族人钦察作为往赴八剌处的使节。《元史》卷二一，第471页；卷一一九，第2951页，都哇之子作为前往元廷的使节；卷二九，第648页，怯别的族人充当前往元廷的使节；āfiābrū：p.112，（下文简称ābrū）牙撒兀儿的族人充当赴伊利汗国的使节。
[45]例如《元史》卷三五，第789页。Sayfī，pp.661，667；Qāānī，pp.32，203，215，217.afarnāmah/Ward，p.602；上条注释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同样也属此类。
[46]八剌派往元朝戍边将领处的使节是八剌之兄卜思麻（Buzma）之子忽都鲁·帖木儿（Qāānī，p.203），此处将卜思麻讹作：Norma。以及《贵显世系》（Muizzal-ansāb），MSBibliothequeNationaleA.F.Pers67，fol.31b，窝阔台之子合丹·斡兀立（QadaanOul）之子合丹·兀不克（Qadaanbük）之子剌忽里（Lahauri），以及窝阔台之子合丹之子哲别（Yebe，［译者按：汉译本作“耶耶”］）之子兀鲁克·帖木儿（ürükTemür）之子忽都鲁·火者（Qutluwājah），两者均充当了牙撒兀儿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节（Qāānī，p.215，217；Sayfī，p.661；Raīd/Thackston，p.310.）。出自拙赤·合撒儿家族的也不干（Abugan）之子帖木儿是1304年都哇派往伊利汗处宣告和平的使节之一。（Qāānī，p.32，Waāf，p.510.）《武功纪》（afarnāmah/Ward，p.602.）提到牙撒兀儿派往完者都处的名为成帖木儿（ChinTemür）的诸王，是后者的同族（即拖雷系诸王）。
[47]例如Qāānī，p.32，赶赴伊利汗国通告和平协定的察八儿的异密；p.302，扈从某位诸王前往元朝边将处的也先不花的将领。Raīd/Thackston，vol.1，p.39，海都遣往阿八哈汗处的札剌亦儿部亦鲁格（Ilüge）那颜。Sayfī，p.667；ābrū，p.129，派往伊利汗国的牙撒兀儿的异密等等。马思兀惕伯身着“成吉思汗散班常服”（Raīd/Thackston，vol.3，p.519），同样也可被看作是怯薛（同书第529页这样描述他）——［译者按：这段文字汉译本《史集》中阙略，英译文为dayguard，据《秘史》第191节作：“土儿合兀惕”，旁译“散班”，意指为白天值班的卫士。见余大钧，周建奇汉译：《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6页。］也先不花的使节之一据说是必阇赤，也就是汗的私人宿卫。那些“出自汗的亲族”（zumrat-iwīāndagān，Sayfī，p.403，牙撒兀儿的使节法合鲁丁，Faral-Dīn）或其宫廷中的亲信（Sayfī，p.644，牙撒兀儿遣往完者都处的特使）也属于宿卫（怯薛）一类。参看CharlesMelvill：p.135-64，特别是其中第147页。
[48]Sayfī，p.667，ābrū，p.129.他们是不花剌和撒马儿干的大伊玛目之一满剌赛甫丁·兀思伯（MawlānāSayfal-DīnUba）和满剌札马鲁丁·阿不·阿齐兹（Mawlānāamālal-DīnAbdal-Azīz）。
[49]例Rayn：p.366，其中一位特使名叫曼克索拉的托马斯（ThomasofMancasola），他是教廷任命的撒马儿干主教使团的成员。
[50]参看上页注释⑦（即注释44）、本页①～④（即注释46～49），牙撒兀儿派往不赛因处的使团包括了诸王、异密和军队高官。Sayfī，pp.661-664，ābrū，p.129。
[51]参看Melville：p.147；Holt：pp.128，130；又参看Nuwayrī，Vol.XXXIII，pp.28，41，60，199，231，256，259，278，305；关于元朝使团请参看上文所举例证。
[52]譬如曾于1287年作为伊利汗阿鲁浑的特使抵达教廷的拉班·扫马（Rabbanawmā）。Jackson：p.169。
[53]按萨菲所述，怯别于1315年前后入侵伊利汗国时所率领的察合台汗国军，以及他于14世纪20年代派去协助伊利汗国歼灭牙撒兀儿的军队实为“诸王位下的军队”，Sayfī，pp.632-633，766；Raīd/Thackston，Vol.III，p.600；Raīd/Karīmī，Vol.II，p.858；海都派去援助捏兀鲁思的军队中包括了诸王和异密。［译者按：“诸王”指海都子撒儿班。见汉译本《史集》，第三卷，第251页。］
[54]见下文要讨论的使节资格。另见Sayfī，p.669（ābrū，p.131），不赛因对牙撒兀儿的使节评价甚高，其中包括两位窝阔台系的宗王。
[55]如前述宗教领袖和马思兀惕伯。在其他的蒙古汗国同样也有不同种族出身的使节（见下文提到的大汗忽必烈派往海都的使节）。
[56]马木鲁克的使节如也的迷失（Aytami），他主持了14世纪20年代马木鲁克和伊利汗之间的和谈。（Amitai：pp.369-371.）马木鲁克和金帐汗国之间的使节，可参看：Tizengauzen：1884，pp.270，317，318；元朝则有同一位身份不明的欢赤两度被派往察合台汗国（怯别），《元史》卷三十，第673、681页。昔班被派往海都处至少三次，《元史》卷一三四，第3246页。四度被派往金帐汗国的铁连，《元史》卷一三四，第3248页。拜住在被察合台汗拘押之前曾数次被派往伊利汗国，后来又成了怯别派往元朝的使臣，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2～23页。
[57]Sayfī，p.661，667.
[58]YusufKhaājib：p.125.
[59]YusufKhaājib：pp.125-127.
[60]YusufKhaājib：
[61]参看Sinor，p.339。
[62]Sayfī，p.304，特别是669页。“使节是君王（pādāh）的喉舌，特使则是他的良心。”Waāf，p.452；Qāānī，p.212；《元史》卷一三四，第3247~3248页。Raīd/Thackston，Vol.III，p.520。
[63]关于内亚（包括蒙古兴起前的中亚）和蒙古的外交豁免观念参看Sinor：pp.339-348；YusufKhaājib：p.164。
[64]《元史》卷一三四，第3248页。
[65]例如《元史》卷一三三《暗伯传》，第3237页。Raīd/Boyle，p.150，在选择支持忽必烈之后，阿鲁忽拘押且最终处死了阿里不哥的使节。《元史》卷一六三《石天麟传》，第3619页。海都拘押了蒙哥的使节达28年之久！
[66]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2~23页。元朝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者拜住，为也先不花所拘。后者审讯他，令其跪于雪地并打开所携信件。后来怯别劝告担任已方使节的拜住不要前往元廷，因为察合台汗国的边将也许会伤害他。［译者按，袁桷原文作：“王（也先不花）解颜曰：'吾欲遣汝诣上通好，何如？’公谢不能。时有不内附者梗于路，遂罢行，复以公往昔拘所。”故当时的察合台汗仍是也先不花，而拜住并未同意担任察合台汗的使节。］Qāānī，p.208；关于也先不花拘押元朝和伊利汗国的使节，参看Raīd/Thackston，Vol.III，pp.526-527；关于八剌拘押忽必烈派往阿八哈处的使节，参看Raīd/Karīmī，Vol.II，p.755。如前引拜住一事所示，遭拘押的使节有时能赢得下令扣押他的汗的好感。同样也可参看海都所拘蒙哥使节石天麟的例子，据称他和海都私交甚笃。《元史》卷一六三《石天麟传》，第3619页。
[67]Raīd/Thackston，Vol.III，p.520；Raīd/Karīmī，Vol.II，p.747.
[68]《元史》卷一五三，第3619页。萧：《勤斋集》，四库全书本，卷三，页14a-b。
[69]《元史》卷一三四，第3246页。
[70]《元史》卷一三四，第3247～3248页。
[71]《元史》卷一一九，第2951页。［译者按：指月赤察儿之弟马兀合剌，史源见元明善：《清河集》卷二《太师淇阳忠武王碑》：“笃娃之妻，我弟马兀合剌之妹也。宜遣报使，许其臣附。”］
[72]关于元朝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臣，参看Allsen：2001B，pp.25-44。
[73]Qāānī，p.38.哈山尼书提到铁穆耳合罕（元成宗）的哈敦（皇后不鲁罕）也派出过使者，我尚无例证表明察合台汗的皇后也这么做过。
[74]例如1268年左右，海都派钦察率五名骑士至八剌处（Waāf，p.68），一说二百人（Raīd/Thackston，Vol.III，p.520；Raīd/Karīmī，Vol.II，p.747.）。八剌的使团由十名骑兵伴随抵达也里（Sayfī，p.315）；牙撒兀儿派往也里的使团则由至少三十人组成（Sayfī，p.676）。14世纪10年代，元朝官员抱怨道察合台汗使团的规模超过了一百人（《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经世大典·站赤》，第14页）。据载，元朝前往察合台汗处的使团由较少人组成（例，《元史》卷二二，第500页，当时海山汗［译者按：即元武宗］派了一位使节［译者按：名塔察儿］、九名随从去宽彻［Knchek，1307～1308年在位］处）。该使节的传记也给人这种印象。
[75]Qāānī，pp.203，206；Sayfī，pp.304，644；Mīrwānd：Vol.5，p.476;《元史》卷二四，第550，551，555页，卷二七，第620页，卷二八，第628页，卷二九，第653页，卷三十，第669页，卷三五，第794页，卷三六，第800~801页。
[76]Qāānī，pp.38，210，145；亦可参看马思兀惕伯匆忙逃归八剌处一事，见前引Raīd/Thackston，Vol.III，p.520。
[77]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517页。又参看Qāānī，pp.204-205，也先不花曾在安集延扣押了元朝和伊利汗国的使节。更多细部研究参考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78]CerensodnomandTaube：pp.178-182；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79]《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第16～17页。
[80]《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第2页。
[81]Qāānī，pp.37，206.
[82]例如，Qāānī，p.33，203-204；《元史》卷一一九，第2951页，卷一二八，第3136~3137页；Raīd/Thackston，Vol.III，p.523；ābrū，p.11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2～23页。
[83]Broadbridge：2001，pp.23-28；关于马木鲁克算端国有派人陪同来自敌对国使团的习惯，见Broadbridge：2008，p.20。
[84]IbnBaūah/Gibb，Vol.III，p.555(IbnBaūah，Vol.III，p.30.).
[85]例，Waāf，pp.70，475；Qāānī，pp.34，37，38，40；《元史》卷一三四，第3247页；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3页。Sayfī，pp.642-643；通常宴会会持续三天。试比较Broadbridge：2001，pp.25-28；Broadbridge：2008，pp.20-24中关于马木鲁克接待来使的详细讨论。
[86]Qāānī，p.20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2页。刘迎胜，“WarandPeace”，pp.344-345。
[87]Raīd/Thackston，Vol.III，p.522；Raīd/Karīmī，Vol.II，pp.749-750.
[88]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3页，引自刘迎胜:《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元史论丛》，第五辑，1993，第46页。［译者按：作者将上述整句引文都理解成也先不花的话，今据汉文原意重新断句。］
[89]蒙哥派往海都处的使者石天麟懂蒙古语，马思兀惕伯也一样。中亚居民中操多种语言意味着察合台汗国能容易地找到通晓多门语言的通事。
[90]Sayfī，p.669；ābrū，pp.123-132.
[91]铁连面斥海都之事，见《元史》卷一三四，第3247～3248页。遭拘留的使者向也先不花抱怨之事，Qāānī，p.205。
[92]Raīd/Thackston，Vol.III，p.519，521；Waāf，p.70；Sayfī，p.657.
[93]Qāānī，p.207.
[94]《永乐大典》卷一九四〇，第14～17页。
[95]《元史》卷三十，第673页；Baybarsal-Manūrī：p.206，239。
[96]afarnāmah/Ward，pp.607-608.
[97]《元史》卷二九，第653页。怯别在表示臣服之后接受了数量至巨的赏钱（赐钞四万锭）。Sayfī，p.645.《也里史志》称完者都汗在牙撒兀儿称臣后赐其大量礼物（tarīfāt）。赐袍服（海都皮服）见《元史》卷一三四《铁连传》，第3247～3248页；Sayfī，p.766。
[98]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3页。
[99]例如，马思兀惕伯在抵达后数日便匆忙离开阿八哈处，并于三夜后到达八剌大帐，这是因为他担心阿八哈的军队一旦看破其出使的真实目的，就会截留他。Raīd/Thackston，Vol.III，p.519；试比较石天麟与拜住长达数年的出使；马木鲁克史料对察合台汗即位日期的记载滞后（见第7页注①[注38]）表明从中亚到埃及的旅程可长达数年。
[100]所使用的术语包括：maktūb，nāmah，rislah（意均为“信”），farmān，yarligh（圣旨、令旨），信（对应察合台汗而言）；旨（对应元朝而言，见下文注释）。
[101]关于马思兀惕伯将八剌的信带给阿八哈见：Waāf，p.69；牙撒兀儿的信件见：Sayfī，pp.641-642，645，659-663，674-676，684；afarnāmah/Ward，pp.607-608.Sayfī，p.765，Qāānī，p.149，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3页，提到致怯别的信件。
[102]见Qāānī，p.33，34，37，38及其他。参看Dihūdā：Vol.IV，pp.524-525。
[103]这包括所有元朝的礼仪性使团，马木鲁克使团及其他。见前注第5页注⑧（注释28），第6页注②、④（注释31/33）。
[104]Sayfī，p.307，315；Raīd/Thackston，Vol.III，pp.520，527；Qāānī，p.203；《元史》卷二一，第454、460页。
[105]Qāānī，p.37.
[106]Raīd/Thackston，Vol.III，p.527.
[10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3页；Amitai：pp.367-371。
[108]CerensodnomandTaube：pp.165-167；Weiers：pp.13-14.下文所讨论的术语引自策仁索德纳木和陶伯的论述。
[109]CerensodnomandTaube：no.74，68，73（这份只是察合台汗的令旨）；松井太，2007A，p.159。
[110]CerensodnomandTaube：no.76，又见：no.68，70，73，74，84.
[111]结束程式如下：“依此印（信）施行。蛇儿年夏末月下旬第二日，兀剌浑（Ulqun）里有时分写来。”Franke：1977，p.34，文书原件及德译见CerensodnomandTaube：1993，pp.170-171；pp.165-167，Weiers，1967，pp.13-14，全面讨论了公文结构；松井太，2007A，p.158.［译者按：中国学者关于元代白话体公文的研究，还可参看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博士论文。］
[112]CerensodnomandTaube：pp.165-167；Weiers：pp.13-14；松井太，2007A，p.158.如果没有出现尊者名讳，则令旨格式如下：
[113]松井太，2007B，p.4；CerensodnomandTaube：p.167；伊利汗国的公文格式见Herrmann：pp.21-22。
[114]CerensodnomandTaube：p.167.
[115]Franke：1962，pp.405-407；松井太，2007A，p.165；Weiers：pp.31-34；Farquhar：p.389.他认为该符号是典型的汉字拼合，然而他没有解释为何其为察合台汗国所使用。
[116]松井太，2007A，pp.165-169；Biran：2008，pp.7-8：26-43。
[117]此处所讨论的玺印（引自Farquhar：p.388）上有阿拉伯语的“安拉”字样、察合台的徽记以及用八思巴字书写的突厥语铭文“愿其国祚繁荣”，这反映出察合台汗国多语并用和同时受到东（八思巴字）、西方（安拉之名和阿拉伯文字）影响这一事实。察合台家族徽记和阿拉伯文字也同时出现在许多察合台汗国钱币上。
[118]IbnBaūah/Gibb，vol.III，p.558(Arabic，Vol.III，p.35).看来伊本·白图泰将徽记和玺印给弄混了。
[119]松井太，2007B，pp.4-6.该令旨格式如下（同样也需逆时针方向旋转90度，见注111）：
[120]松井太，2007B，pp.4-6。
[121]参看MostaertandCleaves：1962，p.470。
[122]Qāānī，p.203，引自刘迎胜：《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第342页；松井太，2007A，p.159.“令旨”一词在波斯语史料中，仅于此处被提及，这也增强了哈山尼记录的可信性。参看G.Doerfer：vol.4，p.306。
[123]松井太，2007A，p.159；另可参照的是，“札里黑”一词也常见于伊利汗国的行政文书中。（Herrmann：p.67，68，73，84，90，94，162，170，173，178）。也可参看乌马里关于伊利汗国在书写“札里黑”时要插入ügemanu的突厥语对应词Szü（Umarī/Lech：1968，p.101，Lech的注释见p.342ff；又参考Doerfer：vol.3，pp.242-246.）。
[124]Waāf，p.71（海都的“札里黑”）；Sayfī，p.314（八剌的令旨），pp.402-403（都哇的“大札里黑”），p.706（怯别的令旨），p.768（击败牙撒兀儿的察合台系诸王的令旨），Qāānī，pp.35-36（察八儿及诸王的令旨）。
[125]Umarī/Lech：1968，p.26.
[126]Lupprian：pp.256，258；Moule：pp.15，18.
[127]在刻下的研究工作中未曾得到充分开展，对察合台钱币的分析将为该课题指破迷津。
[128]Golvbovitch：Vol.III，p.351(MagnificoviroElchigadanimperatoriTartaroruminCorossanetTruquestanacIndustan).
[129]Biran：2002，p.744.
[130]参看Sayfī，pp.127-128；Raīd/Boyle，pp.189-190；Waāf，p.69.
[131]Golvbovitch：Vol.III，p.356，以及教皇在1329年8月21日送出信件中的名称，该信件在给燕只吉台致信前数月发出，注明是交付给“居于燕只吉台（Elgigaday）治下，及在呼罗珊（Chorasan）、突厥斯坦和小印度之忻都斯坦的全体基督徒”的（同上）。
[132]Moule：p.18.
[133]例如《元史》卷三五，第789页。其中称答儿麻失里和伊利汗不赛因同为“西域王”。
[134]Umarī：1988，pp.69-70.
[135]Sayfī，p.659.
[136]参看Biran：2002，p.745，其中答儿麻失里的头衔（Sulānal-aam，伟大的算端）。
[137]Sayfī，pp.642，645，674（世界的王子：shāhzādah-iahān），684。
[138]这些疑点已为帖木儿朝史家哈菲兹·阿不鲁（āfiābrū）所揭示。曾在其《史集续编》（ayl中大段地引用萨菲的著作的阿不鲁，在该协议书的一个简写版中略去了这些个头衔，并以“安拉最为清楚”来结束对该文献的讨论（ābrū：pp.129-131）。
[139]Allsen：1991，pp.223-241.
[140]Waāf，p.452.
[141]Qāānī，p.149.
[142]Allsen，1991，p.223.
[143]Waāf，p.68（海都）；Raīd/Thackston，Vol.III，p.521（八剌）；《元史》卷一一九，第2951页。《道园学古录》卷二三，第393页（诸王聚会）。
[144]Waāf，pp.452-453.
[145]Waāf，pp.452-454.
[146]Waāf，p.454.
[147]CerensodnomandTaube：p.169.
[148]afarnāmah/Ward，pp.607-608；Sayfī，pp.641-642；644-646；659-664；674-676；684-686.
[149]然而，也里君主即牙思丁·迦儿惕（Ghiyāal-DīnKart）就曾向牙撒兀儿提起其家族成员的入侵：在牙撒兀儿之前，八剌和都哇曾在呼罗珊造成浩劫，Sayfī，p.687。
[150]afarnāmah/Ward，pp.607-608.
[151]Sayfī，p.663.
[152]参看由萨菲征引的即牙思丁的信函。Sayfī，pp.68-687。
[153]CerensodnomandTaube：pp.168-170；173-175；176-178；178-179.
（作者单位：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译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