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两次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任务、重点等作了具体部署。可以预计，在2017年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核心内容。那么，哪些因素导致我们必须从供给侧对农业进行改革和创新未来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应该解决哪些问题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是农产品生产和消费格局的变化。1978年，我国只有1.72亿人住在城镇，而2016年则有7.93亿人住在城镇，净增6.21亿人。新增的城市人口由原来的农产品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这就要求农产品商品率必须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从而倒逼着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是人们居住方式的变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住进了单元式楼群居住区，由原来的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渴望交往、渴望回归田园、渴望逃离城市，于是，田园农村就变成了稀缺资源，变成了一部分城市人实现理想的一方净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农旅结合、田园综合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新思路、新产业、新业态就应运而生，农业多功能性大大增强，农业不仅仅只是一个提供农产品的部门。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人们对农业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一般说来，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67.7%，前者刚进入温饱阶段，后者则仍然处于贫困阶段。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96年起进入50%以下(48.8%)，2000年进入40%以下(39.4%)，2016年进入30%以下(29.3%)，前18年跨越1个台阶，后10年跨越2个台阶，并整体上进入最富裕阶段;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2000年进入50%以下(49.1%)，2012年进入40%以下(39.3%)，2016年达到了32.2%，即将进入下一个最富裕阶段。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恩格尔系数达到30.1%，预计2017年进入30%以下，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进入最富裕阶段。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从需求角度要求农业从单纯提供食物转向提供旅游、娱乐、健康、文化、教育等复合产品的多功能性产业，不断拓展农业功能、延伸农业价值链。近年来农业领域出现的所有重要的变化都是广大农民主动适应城乡居民生活整体进入富裕阶段的结果。
农村劳动力结构“老龄化”。根据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1985年到2014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2岁上升到了36岁，其中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2岁上升到了37岁，城市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2岁上升到了35岁。这说明城乡劳动力总体上变“老”了。由于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倾向于到城镇打工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在农业领域继续从业的劳动力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2017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某课题组在河南某村随机调查，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为60.4岁。
“老龄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高，粮食主产区劳动力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已经不再需要年轻劳动力了。我们调查的河南省荥阳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能够为小麦和玉米生产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剩下的只是浇水和其他简单的田间管理工作。当然，不同地区、不同种植结构对劳动力的需求肯定会有所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对劳动力“老龄化”进行价值判断。但是，我们在河南省荥阳市的调查表明，为了应对“老龄化”，必须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主要作物实行全程社会化服务。因此，伴随着农业劳动力而产生的“谁来种地”问题，必须由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来破解。
农民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职业农民队伍正在崛起。首先，一批专业农民队伍正在形成并逐步稳定，这类农户一般保持原有生产规模，但专业性很高，收入也比较可观。比如山东寿光的菜农，只种植大棚蔬菜;陕西一带的果农，只在自己承包地里种植果树。按照农业部固定观察点的统计，专业农户约占全部农户的40%左右。这类每户的经营规模不大，但专业性较强，收入水平较高，可称之为“微型家庭农场”。事实上，这类农户是目前我国商品农产品生产的主体。
其次，在专业农户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这类主体的领办者被称为“新型职业农民”。按照农业部门统计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经营土地规模超过30亩的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为1052.1万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9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15万个;截至2017年2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83.4万家，入社农户11004万户，占家庭承包经营农户的45.3%。近年来，大约300万个返乡创业农民工已经加入到这个群体并成为中坚力量。这类新型经营主体代表着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正是他们和前述专业农户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础。
再次，一批新农民开始出现，这就是城市离退休人员、科技人员、企业职工，以及回乡创业的大学生等。这些新农民在数量上并不多，大约200万人左右，但他们的观念新，掌握先进技术，包括种植养殖技术、融资手段和技术、营销技术等，引领着农业发展的方向，推动着农业尽快与现代科技对接。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城乡结构、城乡关系都在发生较大的变化，消费者对农业的需求与上个世纪存在很大不同。作为一个产业，农业必须及时调整生产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改革体制机制中仍然不协调、不适应上述变化的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在城乡融合的大趋势下抓住机遇，承接城市资源，快速实现现代化。这样的调整和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农业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诸如田园综合体、农业产业联合体、智慧小镇、农村电商社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出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政策层面肯定、总结广大农民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推广成功经验，挖掘改革潜能，引导改革方向，最终实现成功转型。
解决“谁来改、怎么改、改什么”三个关键问题
未来10年将是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解决三个重大问题为目标。
一是解决谁来改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小规模农户支撑着近40年的农业发展及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城乡一体化大背景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引导、培育一支职业农民队伍，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推进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的完美结合。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政策引导和服务的功能，而改革的生力军应该是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二是解决怎么改问题。要按照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以“三区”“四园”“一体”为突破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区”就是把全部农产品生产划分为三大类型：即稻谷、小麦、玉米等粮食生产功能区;大豆、棉花、油菜籽、糖料、天然橡胶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园艺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特产品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这样，不同农产品就能享受不同的政策。
“三园”：现代农业产业园以规模化种养基地为基础，依托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生产+加工+科技”为一体，能够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发挥技术集成、产业融合、创业平台、核心辐射、示范服务等综合作用;农业科技园，实现产学研相结合，不仅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还是科技人员创业平台、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是综合性的现代农业创新高地;返乡创业园，支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等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将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农村。
“一体”即田园综合体，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新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