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孩子打吊瓶，输液室、走廊处处人满为患，“惨不忍睹”。一次例行检查发现黄疸偏高，花费3500多元。85%的被访者认为自己遭遇“过度医疗”，并列举“过度医疗”五大表现。9年举报假劣医疗器械、被称作医生“叛徒”的原上海某医院临床医生陈晓兰及数位业内人士向本刊爆料医生十大经典谎言。我们请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工程院院士俞梦孙和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博士剖析“过度医疗”根源。其实，“过度医疗”就在我们身边，记者从街头调查，到内幕追踪，一一揭开“过度医疗”面纱。
案例：
“过度医疗”就在我们身边
一些原本不必要的检查、治疗，使患者不但要承受病痛带给自身和家庭的不幸，还要承受这种极不合理的医疗高消费带来的经济重压，以及过度检查、用药、手术带来的“额外”伤害！如果无创，仅仅多花一些钱，如果有创，还要承担肉体上的痛苦。不该用的药用了，可能因为药物的毒副作用造成脏器损害、成瘾依赖甚至致残致死。为征集“过度医疗”案例，记者广泛征集线索。
日本华侨某女士向记者讲述她在中国一家医院的亲历：“去年秋，我带6岁的孩子从日本回国探亲，孩子得了腮腺炎、高烧。去最近的铁路医院就诊，小儿科主任说腮腺炎有可能导致男子不育，要住院打一星期吊针，也可以白天住院打针，晚上回家睡觉。我感觉不能信任他，去了远一点的地区甲级医院，给开了3天的药，一大、两小瓶液体，一打就是几个小时，连中午饭都得送！想要躺在病床上输液，还得另买床位。同病房有两对夫妻，一看就是铁路沿线小站来的并不宽裕的人家，都是妻子生病丈夫陪同。一位是感冒导致伤寒，一位是胃疼，都从早到晚打了好几天吊针，花费数千元。我们最终花了600多元。回东京后，听老师说儿子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互相传染，很多都得了腮腺炎，只是在家休息一周，顶多拿点退烧、止痛药，根本没人打吊针。对于我们的经历，老师、家长、小朋友都又吃惊又同情地说：‘真是可怜啊’。我们常去的那家医院小儿科医生听说此事后大笑：‘这是过度治疗。难道中国的医生除了打吊针不会别的了吗？’我有点后悔不该对他说起此事，但是在国内看到那么多被打吊瓶的婴儿，真的觉得惨不忍睹……”
这位读者在中国医院的遭遇绝非个案。在北京某社区医院输液室内，张女士向记者反映4月初她带孩子看病的经历。她4岁的女儿因为脱衣服出现轻微咳嗽，持续两天后，张女士决定带孩子到一家三级医院儿科看病。医生判断为早期支气管炎，然后开单要求做血相化验和肺部透视检查。张女士当即提出异议，孩子做透视检查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不必要伤害？医生迟疑一下，划掉了肺部检查的单子。最后医生开出药单，共花费380元。然而张女士翻看其中的口服药说明书时，发现上面赫然写着：孕妇、儿童忌用。面对张女士的质疑，这位医生轻描淡写地回答，这是特效药，量小没关系。
还有一位患者家属告诉记者：小女儿出生36天时去做例行体检，发现黄疸有点高，就在郑州一家医院住院，2月28日进去，3月6日早上出院（黄疸没有完全消退），花了1100多元。药单药费没有多少，主要是仪器与手续费昂贵，如注射费、护理费（包括特级护理和普通护理），还有各项诊查费、床位费，输液用的一个仪器一天就是20元。后来，他们转到另一家医院，结果又花费2400多元。
在我们身边，类似哈尔滨的500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和深圳的120万元医疗费事件也许并不多。但是感冒发烧肺炎气管炎之类的普通病症，患者在诊疗过程中遇到的过度医疗却相当普遍。被称作医生“叛徒”的陈晓兰告诉记者：“一个普通的感冒，给你开最好、最贵的抗生素；轻碰一下脑袋，给你来个CT、核磁共振检查；原本能够顺产的孕妇却建议进行剖腹产；门诊可以解决的问题却要入院治疗，在已经失去治疗时机的晚期癌症患者身上进行费用昂贵的手术、化疗……这些现象，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了解或经历过，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这都是过度医疗。”
调查：
“原本用很少的钱可以治好的小病，查出来却是‘必须’用‘新式’治疗方法或进口药品来治疗的大病，人们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付出健康或生命，还被蒙在鼓里，感谢那些‘白衣天使’用‘先进’方法‘救死扶伤’！”9年举报假劣医疗器械、被称作医生“叛徒”的原上海某医院临床医生陈晓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愤怒地指出：“许多医生当着患者的面撒谎，一些专家撒谎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过度医疗’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
何谓“过度医疗”，专家告诉记者：“在治疗过程中，不恰当、不规范、不负责任甚至不道德，脱离病人的病情实际，超出病人精神、心理、生理、器官功能承受能力而进行的检查、用药、治疗、手术等医疗行为皆可定义为‘过度医疗’。”“过度医疗”直接受害者是患者，其次是患者家属。他们如何看待“过度医疗”？导致“过度医疗”的原因究竟有哪些？
80%被访者有“过度医疗”经历
“你认为自己是否曾遭遇‘过度医疗’？”在北京繁华的亚运村，记者曾做过随机调查。四个多小时中，共有30人接受调查，竟然有24人认为自己遭遇“过度医疗”，占接受调查总人数的80%。“只要进医院我看到医生就紧张，心想但愿这是个有良心的大夫，不会给我开贵药，不会让我做那些不必要的化验和检查。”刘先生告诉记者：“几乎每次生病，大笔的医疗费都让我心疼，少则几十元上百元，多则数百元几千元，其实就是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为何常见病动辄就花费那么多钱？只有一个解释——‘过度医疗’！”一些受访者愤慨地说：“‘过度医疗’无异于抢劫”，“强盗抢劫还要蒙着脸，医生是光明正大地抢钱。”
钻“公费”或“医保”漏洞
看病时你是否遇到医生询问“是公费医疗还是自费？”对此，竟然有85%的受访者表示曾遇到过。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孙先生告诉记者：“我在看病时经常会被问及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享受公费医疗的患者，由于看病不花或少花自己的钱，医生就容易开‘大方’，我们一般对此保持默许态度。但如果我回答是自费，医生就会开出相对便宜的处方。表面上看，这是医生在为患者考虑，其实医生是在为自己谋利。”另一位受访者由此指出：“医生钻公费或医保漏洞，开大处方，实际上就是对公费医疗者的过度治疗！”
紧扣家属“孝道”弱穴
中国人讲孝义，一旦父母或亲人生病，宁可花大价钱看病，也不愿让病人忍受病痛之苦。于是一些医生就借机为患者提供大处方。在调查中，有高达90%的人承认，如果父母患病他们会不惜代价为其治疗。在北京亚运村受访的吴先生告诉记者：“父亲在癌症晚期为了尽可能延长寿命，花了13万元，结果人财两空。后来通过朋友才知道，这种病到了晚期已没有再度治疗的必要，我不明白为什么医生还在为他做手术让我花那么多钱？”一位陈姓受访者说：“有位专家告诉我，癌症治疗非常复杂，应根据每个患者的病程、病种、病位、细胞类型、恶性程度.年龄、体质等全面情况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如果医生医德缺失，就可能会对患者进行过度治疗。”
“举证倒置”成医生借口
有关人士曾向记者介绍：现在我国的医疗事故条例实行“举证倒置”，患者状告医生的时候，不必由患者出示医生有罪的证据，而要求医生提供自己无罪的证明。医生为了避免漏诊或者误诊，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会要求患者做所谓的全面检查，使自己的诊断有更多方面的充足依据。即为了自保，无论是检查还是开药，医生难免会扩大检查范围，造成过度医疗。针对这个问题，记者也进行了调查，70%的受调查者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医生的借口。对于绝大部分前去就诊的患者来讲，做初步诊断时，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全面检查。现在很多医生都养成习惯依赖医疗器械，这同样是过度医疗的一种表现。
医疗十大经典谎言
记者在近一个月的调查采访中，从原上海某医院临床医生、著名的“叛徒”医生陈晓兰等数位敢干直言和揭黑的医界业内人士那里了解到，许多谎言已成为某些医生习以为常的说词——
“脐绕颈要做剖腹产”
上海某女士是一位怀孕9个多月的准妈妈。在医生建议下，她已经去照过数次B超。“医生告诉我羊水少，让去做B超。”陈晓兰指出：“羊水多与少，其实用手就可以摸出来，以前没有B超，我们就这样诊断。”越来越多的怀孕妈妈被医生暗示必须做剖腹产。虽然医生表面上不鼓励剖腹产，争取自然顺产，但同时医生又说，脐带绕颈可能有危险。“年轻妈妈不懂，就很紧张，只能选择去做B超、剖腹产。过去在农村我接生的小孩不知有多少，很少看到脐带绕颈。而且脐带绕颈一圈、两圈都不必大惊小怪，它能绕住也能自动解开，除非脐带特别短绕颈时才有影响。”
陈晓兰指出：“剖腹产在国外所占比例是17%，而在中国已经70%多了。现在很多医生每天都在说着这样的谎言，让孕妇做B超，而B超对婴儿的视网膜很有影响。弱视就是视网膜病变引起的，现在去医院看弱视的孩子很多。羊水容易引起吸入性肺炎和脑瘫，现在脑瘫孩子也很多。”
“小医院检测结果不算数”
一位读者向记者反映：“几天前，我拿着孩子在社区医院拍的片子去一家市级医院，想让医生看一下孩子的腿是否有事。结果医生看后就让我重新再拍一张，并不停地说社区医生不专业，引得其他医生哄堂大笑。我并没有听这个医生的话，转身离开。第二天我的孩子痊愈了，好在我没有让孩子受到第二次有害辐射。我真的想问医生，如果是你的孩子，你愿意让它受这种无谓的伤害吗？”
“医疗器械有助治疗”
2004年秋，陈晓兰发现在上海的医院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医疗器械“静氧舒”，据介绍这是一种“往静脉里充氧气，以提高血氧饱和度”的医疗器械。但陈晓兰坚持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按一般常识来讲，氧气是通过动脉和人体组织进行气体交换的，直接一次性输入静脉的少量氧气不可能提高血氧饱和度。”就在陈晓兰揭示“静氧舒”骗局时，有一次她去看望一位生病住院的同学的父亲，这位高干患者正在某医院被一位专家强行使用“静氧舒”。深知这种仪器没有任何作用的陈晓兰向那位专家佯装请教：“使用静舒氧后效果如何？”专家脱口而出：“患者感觉好多了。”听到他的话，陈晓兰气得在医院门外坐了半日，最终忍耐不住，冲进这位专家医生的办公室愤怒地质问：“你为什么要撒谎，太没有品德了！”
陈晓兰指出：“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医生开昂贵的药，而是借助医疗器械甚至是假劣器械给病人过度治疗。在许多情况下，患者完全没有必要借助所谓高科技医疗器械来恢复治疗。”
“不治之症也能治”
一位读者向记者举报，他看到一则宣传，原文如下：对于非何杰氏淋巴瘤，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病？一直致力于研究淋巴瘤的江苏省通州市××医院肿瘤科治疗方面的有关人士指出，淋巴瘤并不意味着死亡，淋巴瘤晚期也并不意味着生命的晚期。淋巴瘤现在经过化疗和中医中药的综合治疗，在我们这里的治愈率达30%～50%。这位举报者愤怒地指出：“真是无耻的谎言，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淋巴瘤和血液肿瘤是世界上最难治疗的癌症，这个江苏的医生竟然敢说他们医院淋巴瘤治愈率30%～50%！”
专家指出：类似现象并不少见，一些医生为骗取钱财，不惜夸大疗效宣传，把不治之症说成可以治愈。
“根治”原来是幌子
治病求“断根”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一些不良医生就借患者这种心理，对患者施以过度治疗。“医生告诉我，你的病要想根治，就得用这种先进的药，后来才知道上当了。”一位接受调查者愤怒地说：“医生缺德，坑人不浅！”
专家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根治”是指一次治疗后不再发病。其实，能一次治疗不再发病的疾病并不多。只有那些能获得永久性免疫的病，如麻疹、天花、水痘等；某些经正规用抗生素治疗获治愈的感染性疾病，如大叶性肺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一些经手术治疗摘除病灶后不再发生的疾病，如阑尾炎、扁桃体炎等，才可称得上“根治”。现实治疗中，某些医生打着给患者根治疾病的幌子，实际上也是一种谎言。
抗生素过度使用害人不浅
“你的病比较难治，这里有进口好药可以试一试。以我的经验，很多像你这样难治的病用了这种药就治好了。”这是记者在做暗访时听到一位医生的原话。很多受访者表示同样听到过医生的这种说法。陈晓兰指出：“其实很多医生这样说时，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医务人员由于利益驱动而进行过度医疗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抗生素的过度使用。现在到医院开药，青霉素几乎绝迹，阿莫西林、头孢氨苄等药也很少用，动不动就是头孢第三代甚至更高级的抗生素。其直接后果除了药价昂贵之外，也导致了病菌耐药性直线上升。有的医生夸大或虚构病情，蒙骗患者，为大处方、多检查、重治疗打基础。滥用抗生素和进口药几乎已经成了一种规律。如患者主诉是感冒咳嗽，可医生却在病历上写咳嗽、胸闷、气促。感冒发热还没有咳嗽症状，就预先告知‘肺烧坏了’。”
过量开药一概不退
“多开一些药，你拿回去，病好了就不须再服，如果感到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就继续服用。”许多患过病的人都有这种经历，病已好了，但家里的药还有很多。一位接受调查者愤怒地表示：“药又不是食品，这顿吃不完，下次可以接着吃。吃剩下的药，我们找谁退？”
一些医生故意开大药量。许多人家里都有药箱，相当一部分人并非有意要保留这些药，而是因为患病时医生开过量的药。日积月累，家庭药箱都装不下了，过期的药只好一扔了之。专家告诉记者：“过量开药是医生的惯用伎俩。药量的多少是无法由标准来限定的，这也给那些不良医生有空子可钻”。
自制药蒙你没商量
专家指出：这种包装的自制药，消费者很难知道其是否合格。某些所谓食用一个疗程的中药，患者需花费1000元至3000元钱，而其成本则不到200元。
不是专家称专家
前不久，记者在北京朝阳区一家挂着北京儿童医院专家坐诊的社区医院做调查。问一位50多岁的坐诊大夫：“你是从北京儿童医院职聘来的专家吗？”她先是一愣，而后模糊地回答：“我在儿童医院待过。”据受调查者反映，类似情况在一些地方医院比较多，尤其是那些管理不严格的医院，普通医生，甚至是根本没有行医执照的人，也常常挂着专家的牌子在欺骗患者。
陈晓兰指出：“某些医院内有处方权的医生中，有不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甚至连初中、中专学历或相应程度都没有。其中不少医生假冒专家在医院内开设专家门诊，蒙骗患者。这实际上就是非法行医，非法行医更容易导致过度医疗。”
滥用静脉输液
一位患者家属说：“从前生病很少打吊针。现在只要孩子一生病，到医院就让输液，还说输液治病快。果真如此吗？”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医院也把打吊针输液作为常规治病手段，医院的输液室内常常人满为患。那位日本华侨说，日本幼儿园的小朋友患腮腺炎，一般在家休息一周，顶多拿点退烧、止疼药而已。对于她们在中国打吊针的经历，日本小儿科医生说，这是过度治疗。难道中国的医生除了打吊针就不会别的了么？
陈晓兰指出：“将静脉穿刺作为一种普通常规的给药治疗法（静脉注射），其本身所造成的血管内皮永久性的瘢痕，会使血流动力学性状发生改变，可在血液中形成栓子，继而造成多种器官栓塞，梗死。这种做法本身就违背医学国际所倡导的‘无损伤治疗’的原则。静脉输液的方法应该尽量少用。”
专家：为“过度医疗”把脉
记者调查发现，“过度医疗”成为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过度医疗”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呢？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俞梦孙院士指出：“目前中国公共卫生领域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广大农村人口、城市弱势群体看病难、看不起病；另一个就是‘过度医疗’，大处方、大检查、药物滥用和手术滥用的盛行。”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生命无价，资源有限，如何配置有限资源，使资源的使用更有效是我们的首要课题。”
俞梦孙院士指出：“中国近10年来医疗卫生发展非常快，但发展趋势是所有的资源投在了大城市、大医院和高精尖技术上。一方面农村偏远地区医疗资源严重短缺，而另一方面大中城市甚至小城市的‘过度医疗’频频发生。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人均高科技设备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医疗资源的短缺却让一些患者得不到及时医治，甚至因此而死亡。”
公有制医院目前国家所给予的财政补贴非常有限，90%以上要靠医院自己创收。李玲教授认为：我们的医疗服务非常便宜，贵就贵在药和器材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药和器材靠进口，而且我们的价格又是美国的两三倍。医院为了吸引医生和病人，就倾向于多提供可以提高医院品牌的各项设备，形成设备的闲置与浪费。医院趋利，医德滑坡，诱导病人过度检查，造成医疗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也使医疗成本不断上升。而院方多提供设备所增加的成本，则最终转嫁给保险者或病人身上。
过度医疗的形成，绝非医院医生的过错。俞院士指出，现在有很多人小病大治，动辄要求使用最先进、最好的药物和仪器，这种观念非常错误。除非急症和意外事故，很多病都不需要“过度治疗”，否则极易发生旧病不除、又添新病的状况。李玲教授认为：“医疗服务和别的消费的不同在于，消费者有趋高的心态。在患者自由选择医院和医生的竞争环境下，由于医患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缺乏搜寻最低价格的意愿与能力，通常会选择品牌医院、名医和高新设备。”
针对“如何破解过度医疗问题”，李玲教授从宏观层面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医务人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医院门诊量非常大，很多医院五六千的门诊量很正常，甚至上万。经济规模使得医院的平均成本下降，即‘薄利多销’。我们应该利用人口众多的优势和医疗服务的特点，进行一些医疗资源的整合，从三级医院一直到社区医疗服务，组成一个网络。这也是国外医院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不能再停留在卫生系统，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只改革医疗机构，医药分家、招标采购，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而且常常对一种扭曲的纠正会导致另一种扭曲。我们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和大手笔。只有把医疗卫生的改革和发展纳入到整个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框架内，才能破解‘过度医疗’瓶颈，保证医疗卫生改革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