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方共享

横跨欧亚的陆地丝绸之路和连接亚非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张骞、班超、玄奘、郑和、马可·波罗等古代先贤们为开拓建设这两条人类文明交流大通道作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就是中国人民为延续丝绸之路辉煌历史并努力开创灿烂未来而贡献的卓越智慧。正是根据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18年11月牵头举办了首届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大会,签署了“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展览合作框架协议”。这次展览就是落实联盟大会框架下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

这次展览的主旨是倡导丝路精神。古代丝绸之路绵亘几万里,延续数千年,积淀形成了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丝路精神,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一带一路”沿线的柬埔寨、日本、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蒙古、阿曼、波兰、韩国、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等12个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这次展览,就是要通过精挑细选的各个时期、不同门类的234件(套)历史文物,实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包括人口迁徙、经贸往来、科技交流、宗教传播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艺术的相互影响等等。为更好体现这种交流互鉴的多样性,我们特地邀请每个国家博物馆分头撰写说明文字,介绍本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交流互鉴的丰硕成果。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殊方共享”。“殊方”一词源出中国汉朝班固所著《西都赋》,意为远方异域,唐朝诗人王维诗“人作殊方语,莺为旧国声”即本其义。“殊方共享”就是要让世界人民共享人类文明之光。举办这次展览,促成展览成功,就是要实现殊方共享,努力达到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样一种境界,而做到这一点,当然有赖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在此,我们对各方在展览筹备期间的支持配合表示真诚感谢,同时热切期待沿线各国家博物馆加强合作,共同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共享人类文明成果。

这次展览的结构是陆海统筹。展览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板块来表现和展示主题,并按照地理方位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纳入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宏观视野之中来观察和思考。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展品中,既有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的叶形矛头、波兰华沙国家博物馆藏中国风格的伊朗瓷盘,也有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藏的黄金武士;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展品中,既有柬埔寨国家博物馆藏铜鼓、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唐三彩三足罐,也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突线钮铜铎、阿曼国家博物馆藏哈德拉毛语雕刻饰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精美文物充分展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科技艺术的融合互鉴、交汇碰撞的广度和深度,深刻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拥有140万余件文物藏品,在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充当国家文化客厅方面居有特殊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展览合作框架协议”要求,继续深化和各国博物馆的交流与合作,畅通联合办展渠道,优化联合策展人制度,搭建人才交流平台,为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

2019年4月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dVonRichthofen)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之后“丝绸之路”被广泛接受并被用来概括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实际上,自人类文明伊始,这些路线就被人们加以利用,成为沟通东西的重要交通要道。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愈来愈多地证明,丝路之上各文明间的接触和交流从未中断。由于汉武帝的努力,原来各自独立的交通网络终于因为西域绿洲丝绸之路的开通而有效地连为一体。就像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ValerieHansen)所说的那样,因为丝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向远方播种,从而使得这条路网成为“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而英国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PeterFrankopan)则更是把这条路网描述为“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将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在一起”。

在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全球性的交通网络中,人们从事贸易沟通、思想交流,相互学习、互相借鉴;在哲学、科学、语言和宗教方面,人们从交通交流中获得启发,得到发展。在人类文明的交融互鉴、共同发展的层面上,没有其他的陆上交通路线能够和丝绸之路相媲美。

人们通常将西汉张骞通西域事件作为“丝绸之路”历史的开端。实际上中国与欧亚大陆西部的连接从史前时代就开始了。黄牛、绵羊、小麦、铸铜技术等史前及青铜时代最为重要的驯化物种、手工业技术,早就通过欧亚大陆交通路网从西亚、伊朗高原和欧亚草原传入中国,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贡献巨大。

进入青铜时代,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也不断向中原地区输入。发源于俄罗斯的图尔宾诺文化,其时代相当于中国夏商时期。其典型器物,如倒钩矛等,在中国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地屡有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一件图尔宾诺文化倒钩矛,可以将它和俄罗斯同类型器物对比展示。

公元前2世纪晚期,汉武帝伐却匈奴,深刻影响了西域绿洲国家,有效的整合了“丝绸之路”东段。此后罗马帝国也将“丝绸之路”西段囊括在内。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丝绸之路”成为相对安全和高效的商贸、文化通道。此后,丝路繁荣在唐朝和元朝时期都再次出现。即便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里,丝绸之路在缺乏有效保护下,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劫掠丛生而动荡不安,但是经济、文化、技术和思想信仰的传播却从未停息,东西方的交流与沟通也从未止步。

欧亚大陆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史前文明、早期铁器时代以及中世纪等历史事件。这里有色彩斑斓、如同马赛克一般的地貌景观——高耸的山脉、一望无际的森林、温暖和寒冷的海洋、南北奔流的奇伟的河流,成为那些世代相继的部落和不同文化人群之间复杂的交流和联系的舞台。游牧民族和农耕人群活跃在这个广阔的世界舞台上,他们在宏伟的欧亚大陆上的互动对古代东方、亚洲和欧洲文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青铜时代,游牧文明勃兴,欧亚大陆西部出现了驯化马,紧接着战车也被发明出来。也正是在这片区域,金属、冶金技术和金属加工工艺开始迅速扩散。俄罗斯的早期文明在这个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塞玛-图尔宾诺文化以其铸造精良的青铜武器而著名。图尔宾诺文化的游牧民族纵横驰骋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将自己的青铜武器风格和文化传播四方。在中国的新疆、青海等地区也有图尔宾诺文化的遗存。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摇篮之一。她为人类贡献良多。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便是其中之一。这条道路不仅对于中国的王朝来说是伟大的发现,而且在那个时代对于所有文明来说都是惊人的成果,世界各地都从中获益。尤其是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国家,因丝绸之路获得许多利益。几个世纪以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了联系。有各种证据和事实都能证明这种联系。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伟大的丝绸之路穿越了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领土,这是一条文化对话之路,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公元6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哈萨克斯坦段有两个方向的路线:锡尔河和天山。第一条道路始自中国,穿越新疆地区(喀什)、七河地区,然后,沿着锡尔河进入咸海。从那里(也经过花剌子模和曼格什拉克,到达乌拉尔河下游,接着抵进伏尔加河和顿河,抵达高加索,或者经过黑海沿岸)进入中东和拜占庭。

在这条线路上,锡尔河成为东西方的主要连接点,碎叶城、纳瓦科特、库兰、塔拉兹、白水城、阿苏巴尼卡特、讹答剌、沙吾尔、扬吉肯特等都是主要的贸易中心。天山方向则从新疆经七河之地,沿着准格尔盆地、外伊利、吉尔吉斯、塔拉斯地区,抵达塔什干,然后穿越撒马尔罕、布哈拉、梅尔夫抵达小亚细亚和拜占庭。碎叶城、巴拉沙衮、托希尔、库兰、塔拉兹、白水城、加兹吉尔德等城市都分布在沿线。

在古代和中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塔拉兹、讹答剌、白水城和托希尔等城市是主要的贸易中心,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商人通过这些城市前往中亚(伊朗、塞尔柱),以及俄罗斯和拜占庭。沿着这条道路,各种货物川流不息。艺术和宗教也通过这条道路向各地传播。

塔吉克斯坦和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与文化联系拥有牢固的基础。中国古代旅行家玄奘于630年首次游历中亚,在他的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还详细描述了塔吉克人的祖先——粟特人的语言、传统和习俗。伟大的丝绸之路将两国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条道路早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便已经存在,并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部分地区连接起来。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塔吉克人和中国人在同一个地理和文化空间中和平共处,两国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塔吉克斯坦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合作,是相邻国家文化对话的典范。双方保持了多元的文化纽带,包括视觉和工艺美术的交换展览、音乐会、文学以及表演艺术、名著和两国诗歌的翻译和出版,还有体育和文化团体的交流。这类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两国丰富文化的传播。

罗马尼亚领土作为黑海和多瑙河盆地的一部分,自史前时代直到中世纪,都是连接中亚、南亚和西亚与欧洲、地中海的陆路和海路的门户。公元前9—前4世纪期间,斯基泰部落——一个规模巨大的、使用伊朗语的游牧族群联合体,定居在从蒙古到多瑙河下游之间的欧亚草原。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另一个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萨尔马提亚人——占据了从中亚西部到多瑙河下游地区,目前所知,正是他们的四处传播,才将中国的物品包括汉代的玉剑具以及特殊的铜镜和武器带到了东欧。

匈奴人不仅是历史上第一次从中亚东部到欧洲的大规模移民,而且在公元前5世纪建立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第一条从中亚通往黑海的贸易通道。

13世纪,蒙古帝国第一次将从黑海和多瑙河下游到太平洋的广大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下,通往中国的道路向欧洲的商人、旅行家、传教士们打开。欧亚大陆,包括地中海地区,组成了一个拥有巨大市场和活力的经济体,同时黑海和多瑙河下游成为欧洲通向东方的门户。与此同时,沿着多瑙河、希雷特河和普鲁特河,穿越罗曼尼亚通向欧洲中心和波罗的海的新的贸易通道也开通了。

14世纪下半叶到15世纪初,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事变(金帐汗国内战,帖木儿入侵伊朗、高加索和东欧,奥斯曼帝国向巴尔干扩张等)罗马尼亚黑海沿岸及多瑙河下游地区仍然扮演着通向东方门户的重要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斯洛文尼亚的主要部分是奥匈帝国的统治区域。当时的人们受到西北部欧洲国家时尚和标准的影响,这一时期最好的例子是1564年卡尔大公来访时所用的独特王座,以及一套度量衡,后者是1756年玛丽亚·特蕾莎皇后推行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例证。

与欧洲经典建筑风格迥异的中式建筑,引起了波兰贵族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在18、19世纪时。波兰的王公贵族在其居所周围建造了许多中国风格楼阁,使之与典型欧洲园林融为一体。许多绘画和版画都描绘了隐秘在树林背后的东方建筑。在18和19世纪的欧洲家具及室内装潢中,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元素和工艺。华沙国家博物馆藏品中的座钟和柜子便是其中的精品,这些藏品将会出现在“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中。

艺术的语言是不同文化和文明间,增进对话、进行文化交流和互鉴的最佳方式之一。此次展览中的展品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波兰的艺术家和收藏家们都在从中国艺术和文化中汲取灵感。

作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拉脱维亚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之一。展览中有一只来自唐代中国的杯子,是迄今为止在拉脱维亚境内发现的唯一一件中国文物,它辗转来到拉脱维亚的故事恰好说明了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

展线当中有一只杯子,是1835年在锡古尔达的萨库卡尔斯考古发掘时发现的,当地是11—12世纪时的利夫山墓地。此次发掘的大部分出土文物,包括珠宝和武器碎片,如今都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这只中国杯子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亚,再从那里到达保加利亚的伏尔加,再经斯堪的纳维亚商人转手抵达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境内发现的阿拉伯迪拉姆钱币(在拉脱维亚境内发现了约2400枚迪拉姆钱币,大部分都是中亚城市铸造的)是这张贸易网络最大亮点。东欧和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和瑞典的哥特兰附近)发现的这些小件文物,为这一贸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航行路线。1913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Chavannes)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由于沿线的贸易主要是陶瓷和香料,因此这条海上交通线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

被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称作“南大道”的海上丝绸之路由两段组成。从中国的广州、泉州为中心,北向连接日本、朝鲜半岛,南向沿东南亚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被称为东段;从斯里兰卡沿印度东海岸北上,抵达波斯湾或红海,被称作西段。西段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一条分支,可以抵达非洲东海岸。

在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上,大宗的货物通过船只、借助信风往来穿梭于太平洋西海岸和印度洋,与此同时,信仰、文化、技术、语言和思想也随着海风沿线传播。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丝绸之路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人类历史交融互鉴、共同发展的篇章。

阿曼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唐朝(公元618-907年),博物馆的藏品包括数百件珍贵的中国文物,其中许多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贸易珍品带到阿曼的。瓷器占据中国文物的大宗,这些瓷器在古代被视为珍贵而稀有的物品。这类“奢侈品”出自南宋、元、明、清历代著名工匠之手,如今已成为阿曼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他们出现在婚礼和其他重要节庆场合,并用于装饰家居、城堡、要塞以及清真寺。

所有这些珍宝均来自对港口城市索哈尔的考古发掘,这是阿曼的古都,也是伊斯兰文明兴起之前海上丝绸之路一处重要的贸易中心,还是新阿曼兴建的众多港口之一,这些港口包括佐法尔的埃尔·巴利德、靠近苏尔的哈特(这两处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马斯喀特。

有史以来第一位前赴中国的阿曼商人名叫阿布·乌拜·阿卜杜·宾·埃尔-卡西姆,是一位Ibadhi派谢赫兼商人,750—758年以“萨基尔”闻名。5个世纪以后,哈特的阿卜·阿里,以“布哈尔”的中文名字供职于福建,并于1299年卒于北京。历史文献中还提及,谢赫·阿卜杜·埃尔-阿曼尼(辛押陀罗)于1510年来到中国,后来还被授予广州蕃坊的蕃长一职,归国前还被宋神宗敕封归德将军。

造访过阿曼的最为著名的中国人是郑和(他的经名是“哈只·马哈茂德·赡思丁”),他是当时明朝规模最庞大的舰队的司令官。1413—1415年,中国舰队停泊在马斯喀特和佐法尔(埃尔-巴利德),这是郑和第四次远航,后来在1421—1431年间他又到访过佐法尔。

古代柬埔寨主要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分别是印度和中国文化。据信,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据记载,古代的扶南在公元285、286、287和357年均向中国派遣了朝贡使团。实际上,中国(Cina)一词也出现在前吴哥时期的铭文中,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578—777年。此外,通过中国古籍和地方文献,我们能够从不同视角,诸如贸易、移民、以及艺术或文化产品,深刻理解两国关系以及文化认同。

前吴哥时代以来,中国文化影响高棉艺术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三波坡雷古遗址(公元6—7世纪)的摩羯主题(今天以“时兽摩羯”知名)的集合,可能是受到中国佛教石柱艺术(公元6世纪)的影响,而后者则通常装饰着龙纹。还有一例,大约在公元12世纪的一幅图像中,毗湿奴斜倚在娜迦身上,而娜迦则是狮头和鳄鱼身体的组合,据说灵感来自中国龙。

自1872年建馆以来,东京国立博物馆已经成为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该博物馆致力于征集、保护和展示全日本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文物,也通过专项研究和面向公众的教育活动,为艺术、考古及其他学科的理解做出贡献。博物馆藏品达到11.7万件,其中数百件被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

我们一直努力使东京国立博物馆成为每一个人的乐园,包括儿童和成人,以及来自国外的游客。

衷心祝贺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这春暖花开的美丽季节举办“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展”,也非常高兴能借此机会介绍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文物。

丝绸之路起源于汉朝与西域之间的陆上通道。自开辟以来,丝绸之路在岁月长河里,作为连接东西各国的交通枢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丝绸之路的历史也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庞大网络所覆盖的各地区能够通过交流互相合作,共同繁荣,进而消除隔阂,和睦相处。对于同处于丝绸之路东方的韩国、中国、日本来说,丝绸之路是帮助三国了解彼此文化传统的核心概念。由衷期待本次展览让我们构思当今时代丝绸之路的意义——推动新文化交流与各国繁荣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中国海上丝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

16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纽带,中国也在新的全球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陶瓷、丝织品为主体的大宗商品从中国绕行非洲,直接运往欧洲,而源自南美洲的白银通过欧洲人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大量资本的积累,造成了明清时期社会转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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