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8日，秦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暨秦始皇陵大遗址保护研究国际会议在西安临潼召开。
刘曙光理事长受邀作主旨发言。
考古遗址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优势
——在秦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暨秦始皇陵
大遗址保护研究国际会议上的主旨发言
（2024年9月8日）
中国博物馆协会刘曙光
尊敬的各位嘉宾、同仁，大家好！
很高兴能与大家相聚西安，共同见证秦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的纪念活动。
近年来，中国的博物馆事业空前繁荣。社会上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博物馆热”，业内人士为之欣喜的是博物馆的数量增加、类型丰富和建设、管理水平的提高。其中，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增长、成长，为中国博物馆欣欣向荣的局面做出了极大贡献。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为代表的一批考古遗址博物馆，正以其独特的资源优势、优质的展示水平、深厚的学术研究和高水平专业人才队伍，在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疾驰前行，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
大家知道，中国博物馆体系的构建是以考古工作为基础的，登记备案的6000多家博物馆中，至少70%是以考古发掘物品为主要馆藏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对于我国博物馆建设的影响之大，是不需要论证的，回想一下俞伟超先生和张忠培先生，就会对这个判断心服口服。但是，考古遗址博物馆作为博物馆的一种基本类型，尤其是成为中国博物馆建设、发展、提升的重点，却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情。而且，我们还可以预见到，在明天和后天，考古遗址博物馆还将会继续保持今天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中国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的有力支撑。例如，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即将盛大开幕。
那么，考古遗址博物馆为什么能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要从天时、地利、人和说开去。
先说地利与人和，也就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内在的专业性特点和优势。关于什么是考古遗址博物馆，我在好几个场合都谈过，总的说来是想给出一个立足于实际工作的大概念。比如，我曾说狭义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是指那些依托考古遗址或者在考古遗址本地兴建的专题博物馆。在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委会的成立大会上，我又把考古遗址博物馆定义为保护、研究、展示、传播“考古遗产”价值的专题博物馆。相较于其他类型博物馆，它具有以下几个独特的基础与优势：
一是资源内生，源源不断。考古遗址博物馆具有考古资源内生力、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它与考古学的实践关联最为密切。考古新发现、新成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内容和素材，这对于一个博物馆来说，是致命性的重要。尤其是像二里头、殷墟、三星堆、良渚等列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遗址，不断涌现的新知在遗址博物馆的空间中进行着讲述和阐发，其意义不仅是博物馆的重大，也是考古工作的重大，博物馆的生命力，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三是聚集资源多样，发展动力强劲。许多考古遗址博物馆是多样资源禀赋于一体的代表，它们或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或是国家5A级景区+，或是各个级别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多种资源、多种政策的扶持于一身，发展的基础非常深厚、蕴含的动力非常强大。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亦是这样的典型。博物馆都在搞研学游，遗址博物馆的研学游，因为有了周围的景观，有自然的山林水草，有风霜雨雪的加持，其知识性、趣味性、多样性的体验感，也都不是其他博物馆所能比拟的。
五是遗址与博物馆共生共建，根深叶茂。广义而言，我们也可以把考古遗址本身视作一座大博物馆，其本体构成、环境要素以及更大范围的地理景观，都是这座大博物馆的组成部分。国家文物局对考古遗址公园的界定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可以认为把考古遗址公园也看作是一种博物馆。在实际工作中，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地标。“十四五”以来，新增19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带动了三星堆、石峁、殷墟、萨拉乌苏、铜绿山、七个星佛寺、苏家垄等一批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进入十四五，全国已有约170家遗址博物馆，其中21家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这个比例，高于其他类型。
再说“天时”。不言而喻，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天时”，就是当下成为显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建设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而最体现考古工作“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是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据此，国家文物局印发《“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提出:“深入挖掘、整理、阐释考古成果，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实现多层次、多渠道成果转化，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由此可见，考古成果的科学转化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和新的发展方向。
考古成果的转化，当然要多层次、多视角、多渠道、跨学科的传播路径来实现。但在我看来，成果转化的主要阵地，就应该是我们考古遗址博物馆！为什么？因为这是博物馆的本质和特性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博物馆是欧洲社会的产物，它为构建科学知识和（民族）国家记忆而创建，并伴随着殖民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在当代，博物馆成为全球共同的文化现象，虽然具体形态不同，但都具有“文明殿堂”的崇高性和知识性，以及“文化桥梁”的亲民性与传播性。这两种秉性在博物馆中有机融合，使其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体现。其次，博物馆所体现的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让人们容易产生信任，留下深刻印象，这种特性决定了博物馆的展览更容易实现浸润人心的传播效果。加上博物馆特有的知识多样性、视听形象性、影响广泛性的特征，在强化本国国民的综合素质与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能有效帮助参观者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化，在促进不同国家的观众相互尊重、弥合群体鸿沟、增进跨文化理解等方面，有着胜于其他文化机构的突出作用。
正因为博物馆是宣传、转化、传播考古成果的最佳途径，所以才会出现考古机构自己举办博物馆的冲动，才会带动各地兴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积极性。所以我认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建设和中国博物馆高质量这两大“时代潮流”共同的增长点，考古学与博物馆更有深度的汇合、更有效的融会，既是中国考古学建设的重点，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重点。
一、要从更高的政治站位和学科站位上、从长远和整体上去认识我们肩负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重任。
二、要探究把握遗址博物馆陈列展示特点，提升传播能力。
考古成果的广泛传播与深度转化，早已成为一个国际通识。早在199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了《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强调“向民众展出考古遗产是促进了解现代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法。同时，它也是促进了解对其进行保护需要的最重要的方法。”然而，将沉默的遗迹转化为生动的叙事，在残破的考古现场复原出历史的场景，绝非易事。考古的遗址遗迹与博物馆中展出的书法、绘画作品以及瓷器等表现力较强的展品不同，普遍存在“开口难”“口音重”的问题，许多是很难看懂、看出名堂的。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来说，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通病：使用一些过于专业的传播语言，运用一种碎片无序的叙事方式，还有陷入套路的展陈结构，缺乏体验的观览行为等等。因此，如何提高考古遗址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科学性、知识性、观赏性、艺术性，成为我们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还要注意将遗址和文物之间的关系有机结合、呈现。可移动文物和遗址不可移动文物本体与环境之间，是动态统一的关系。考古遗址自身的价值很大程度蕴含在不可移动文物及其周边环境之中，而遗址博物馆中展示的主要对象则是可移动文物，如何通过后者表达出前者所承载的价值，是策展方面临的挑战。
三、要数字赋能考古遗址博物馆陈列展示，激发创新力。积极创新展示方式，运用数字化手段，让历史遗迹“活”起来，让每一块石头、每一件陶器都能讲述自己的故事。考古遗址博物馆积极探索展示方式的创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3D打印等，打破时空界限，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文明的魅力。通过沉浸式展览、互动体验项目，观众不仅能近距离观赏文物，还能参与解谜游戏、模拟考古发掘等互动环节，极大地增强了参与感和趣味性。此前参观过南宋德寿宫遗址数字化复原展示，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数字化展示案例。
各位嘉宾，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正步入黄金时代，处在中国文博事业改革发展中的前排，虽数量有限，却堪称博物馆界的“精锐部队”。而且我坚信，在将来面向世界、代表中国的一流博物馆阵容里，一定也会有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代表。
最后，祝贺秦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暨秦始皇陵大遗址保护研究国际会议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