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许多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和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的知识分子，成为开展摄影艺术活动的中坚。他们组织摄影艺术团体，办刊物，开展览会，著书立说，发表对摄影艺术的见解，不断摸索摄影艺术“中国化”的道路。他们中许多人苦心经营，身体力行，创作了不少具有高水平的作品，使摄影登上艺术的殿堂。为了使中国摄影作品在国际上占有地位，积极参加国际沙龙影展，并得到好评，许多人的作品得了奖，因而成为国际摄影界的知名人士，为国争了光。有的人在研制和改进摄影器材方面，为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在我国摄影艺术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摄影作品，造就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
陈万里
陈万里是个才华横溢，各方面造诣甚深的人。著作甚多，其中摄影专集有《大风集》、《民十三之故宫》、《西陲壁画集》、《越器图录》和《故宫图录》等；他的《云岗图录》摄影集，原稿毁于“一·二八”炮火，未能出版。他还写了数种游记著作如《西行日记》、《闽南游记》、《湘川道上》等，都附有他的摄影作品，图文并茂，很有特色。
刘半农
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县人。是“五四”时代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一员勇将，我国著名文学家、诗人、语言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我国早期摄影艺术理论家。
他学习摄影始于十七八岁，当时只是随便玩玩。1923年到法国留学时，才开始业余把摄影作为一门艺术进行研究。巴黎有什么摄影展览他都看；有什么摄影书报刊物，他也看。1925年学成回国，在北京大学执教以后，对摄影的兴趣更浓了。当时文艺界不少人贬低摄影艺术，但刘半农不以为然，并于第二年加入热心倡导和推广摄影艺术的“北京光社”。他和光社同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影艺。先后展出和发表了《舞》、《夕照》、《垂条》、《泪珠中的光明》、《在野》、《人与天》、《着墨无多》、《静》、《莫干山之云》、《齐向光明去》、《客去之后》、《山雨欲来风满楼》等题材不同，风格新颖的摄影作品。由于他做事认真，艺术修养高，不久就成为北京摄影界的活跃分子，光社的代言人和摄影艺术理论家，颇负盛名。
刘半农加入光社后，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件是他担任编辑，刊印了两本光社年鉴，这是我国最早发行的摄影年鉴，主要刊印光社同人的代表作，同时也记载了光社的活动情况。1929年编印的年鉴第2集比1928年的第1集，在内容上又有所改进，除刊登社员的摄影作品外，还刊登社员的论文、译文，图文并茂，为研究中国摄影发展史留下珍贵的资料。第二件是他在从事摄影创作的同时，还研究摄影理论。1927年写成《半农谈影》一书，同年10月交北京摄影社出版。翌年上海开明书店再版发行，影响很大。当时的摄影书刊，大都是介绍摄影技术的，而像刘半农这本比较系统全面而又通俗地阐述摄影艺术创作理论的书，还是第一次出现，是我国第一本研究摄影艺术的专著。
1934年，刘半农去内蒙百灵庙进行科学考察，不幸传染了回归热，回到北京已来不及治疗，遂与世长逝。鲁迅先生曾撰文《记刘半农君》纪念他。
郎静山
潘达微
潘达微（1880——1929），广东番禺人，又名景吾、铁苍、冷残，别号冷道人。出生于广东名门望族，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推翻封建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1905年与高剑父、何剑如、陈垣等，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图文并茂，揭露清朝黑暗统治，提倡社会改革。1911年，又与陈树人等先后创办《平民报》，《震旦日报》，宣传革命。该年4月27日（辛亥三月甘九日），孙中山、黄兴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同盟会会员死伤累累。潘达微眼见烈士遗体陈尸街头，冒险四出活动，择地埋葬烈士遗体于黄花岗。从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垂千古，潘达微也受到人们的尊敬。革命成功后，有识之士推举他出任广东都督，他认为封建帝制虽已推翻，而民生疾苦尚未解决，决心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49岁时，因患肺病逝世于香港。
他是广东名家居古泉的弟子，早年从居学画，深通画理；后学摄影，精于摄影。他的摄影创作活动在海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作品曾参加国际沙龙影展展出。1926年间和车崧、刘体志、詹菊似等南方早期摄影家组成景社，举办多次展览，并选送作品参加上海华社的展
览活动，促进了南北摄影家的艺术交流。他的作品被赞为“奇而迈思，化腐为神，因木为巧”（天鹏画报评语），“脱尽时俗，别具心得”（时代画报评语）。华社三届影展开幕时，潘已去世，他的遗作15幅在会上展出，以示对他的怀念和敬意。
潘达微从事摄影创作活动的年代，正是“为艺术而艺术”思潮弥漫的时代，但他不随波逐流，却把镜头对着旧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从发表在当时的画报期刊上的作品《蚁舟》、《尘影倥偬》、《村南归佬》、《晨汲》、《淡烟微日雨初晴》等作品来看，其内容几乎无一不和劳动人民生活有关，表达了他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
胡伯翔
早在1920年，胡伯翔眼见当时摄影器材全部依靠进口，国家资财大量外流。决心与其弟胡伯洲自行研制照相感光干片和晒相纸，并试制成油制照片（又称溴纸纳油色法）及炭素溴纸照片，曾在华社影展中展出，颇得好评。只因缺乏资金和设备，研制工作不得不半途而废。抗日战争期间，他组织国货联营机构，自任上海家庭工业社总经理，以抵制日贷，表现了摄影家一颗爱国爱民之心。
舒新域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曾任中学教员和大学教授，后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主持编纂《辞海》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早年业余爱好摄影，先后出版过《晨曦》、《美的西湖》、《美术照相习作集》、《西湖百景》等摄影作品集，以及摄影理论技法著作《摄影初步》，为我国早期摄影艺术的普及和繁荣，作出有益的贡献。
舒新城对任何事情都有股锲而不舍的钻劲，不做则已，要做就全力以赴。他的部份作品《努力》、《上进》、《运思——刘大杰先生》等，正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反映。1930年，徐悲鸿挥毫题字，将他的作品比作“琴声”，盛赞这琴声“有高歌狂吟大笑憨舞之声，而无呜咽吸泣叹息感喟之调。”（徐悲鸿《美术照相习作集》序）作品虽多为风光人像，但给人以质朴，健康的美的享受，因此，丰子恺他称他为“美术照相家。”
吴中行
吴中行（1899——1976），江苏常州人。擅长风光、静物摄影，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摄影比赛中获胜。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摄影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和评选委员。
他19岁起酷爱摄影，开始先向亲戚借四寸单镜头乾片相机学习拍照，21岁起，作品《常州文笔塔雪景》第1次在上海《新闻报》画刊发表。不久，他的另一幅作品又在《摄影画报》举办的全国摄影比赛中获得第一。1926年，他在镇江北固山下摄得的《归牧》，参加伦敦国际影展评选得中，更鼓舞了他学习摄影艺术的信心。以后他的作品如《报晓》、《锦树双栖》、《双清》等也陆续被美国、英国、法国等国际摄影沙龙选中，并载入国际摄影年鉴。同年参加英国皇家摄影学会。1931年参加黑白影社，并被推选为该社的执行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影社社员相约，不参加敌伪举办的任何摄影展览活动，保持民族气节，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吴中行世居常州，经营商业，无缘外出遨游名山大川，但他能就近取材，深入发掘，对家乡一草一木、一景一物，从不轻易放过，常以不同角度反复拍摄。其表现手法千变万化，或个中见微，或以一概全，作品充满“可亲的乡土风味和民族风味”。他是一个用照相机窥探艺术奥秘的先行者，宣称：“我要拍人家拍不到的照片，也是我下次再也拍不到的照片”。因此，他常常为了拍好一张照片，不怕跑上几天，十几天，甚去几十天几十次的拍摄，1932年的《锦树双栖》就是这样拍摄成功的。
除了研习摄影外，吴中行还十分注意从各个方面吸收艺术营养，他平时涉猎广泛，兼收并蓄，爱好古典文学、诗词、书画、园艺盆景、花卉鸟兽。深通“缘物寄情”、“借景抒情”的艺术创作规律。在国难深重的抗日战争年代，他一再以公鸡引颈报晓为题材，表现出天将破晓，象征中华民族已经觉醒，寄托了对国家前途的美好愿望，每次展出，在观众中都引起强烈的反响。
张印泉
张印泉（1900——1971）河北丰润县人，毕业于北京国立政法大学经济系，擅长风光，人物摄影，精通摄影科学，为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生前任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印泉自幼习中国画，熟知中国绘画画理，17岁已能独立起稿，19岁开始迷上摄影，在摄影园地勤奋地耕耘了50多年。他的摄影活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是他开始学习摄影和探索摄影技术技巧的时期。这时，他一面读书，一面习画，同时又狂热地爱好摄影。进大学的第二年（1922）他已有了一台德制9×l4厘米的折合式照相机，由于没人指点，一切全靠自己摸索，从拍摄，冲洗，放大，样样自己动手，为他以后的摄影艺术生活打下基础。
第二阶段（1927——1937）是他摄影创作的旺盛时期。先后到辽宁、湖北、湖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四川、陕西、河南等地，游历了泰山、华山、黄山、庐山、莫干山等名山。作品除在国内画报刊物上发表外，还被国际摄影沙龙和国际摄影年鉴选用。早期作品追求“纯美”和“诗意”、“画意”，《雪竹》、《泰岱观云》、《凫塘点雨》等，是代表作。“九·一八”事变后，在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影响下，艺术观有所转变。明确提出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中国所需要的艺术，不是风花雪月，不是忸怩温柔；是披荆斩棘，是开创兴奋。”从此，开始在创作中注意拍摄暴露当时社会黑暗和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并针对一些软弱无力的作品，提出“明朗、简洁、生动、有力”的创作要求。他的《力挽狂澜》、《负重村姑》、《前进》等作品，可以说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作的，受到观众的重视和好评。
第三阶段（1937——1949）是他埋头进行摄影科学研究，编著和改制相机、镜头工作的时期。这时，张印泉被困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北平，“心情悲郁消沉”，全力从事摄影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并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编写了《摄影的原理与实用》、《摄影应用光学》等文稿共100多万字。改制成功10．5、l3．5、16．5和40厘米的长焦距镜头，还设计制造出能变三种焦距的镜头，这种镜头，当时即使在摄影工业先进的国家也是尖端的科研项目，并完成了：“YCREFLEX”相机的改制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印泉和摄影家蒋汉澄等组成了北平摄影学会，他当选为第一任主席，该学会先后举办摄影展览2次。
蔡俊三
蔡俊三（1891——1979），又名宗耀，广东顺德人，擅长静物、风光、人像摄影。从1928年起，他的作品陆续在美、英、日、德、荷、南、波、巴、加、西、古、奥等26个国家地区约66个国际摄影沙龙得奖，共得奖状，奖章124件，并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初级会士和高级会士头衔，是荷兰皇家摄影学会名誉会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摄影学会广东分会副主席。
蔡俊三原是个穷教员，开始学习摄影已经是人到中年，1927年有一位朋友送他一架照相机，开始学摄影时，没有人指导，只从照相器材店伙计口中得到点零星知识，回家利用桌子底下作暗房，饭碗作冲洗盆，一点一点摸出来的。1928年和1929年连续两届伦敦国际沙龙影展上，他的作品《春江水暖》，《青春》得了奖，并载入国际摄影年鉴。1932年，他受聘上海《良友》画报为专栏作者，沿长江入四川，随后又到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经武汉、广州到香港，1941年由香港返回广州，开设风度照相馆谋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和薛子江，邓雪峰，罗苏民等摄影家共组广东摄影学会，在南方积极开展摄影活动。
全国解放后，蔡俊三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说，自己过去为摄影而摄影，只追求形式讲究光影。但他的创作思想从不随波逐流，不甘心使摄影艺术堕入庸俗低级的泥坑。他的作品，构图完整，章法严谨．层次丰富，纹理清晰，色调饱满，质感强烈。其体裁样式几乎涉及各个方面，如油渲、线描、浮雕、中途曝光、多底合成等，他都技法纯熟，功夫全面。对不同的题材不同内容的作品，他都能因材而异，运用自如。特别是晚年潜心研究的多底合成，经他不断革新和创造，从理论到实践，都大大发展了。其手法有加放法，空白加放法，叠放法、空白叠放法等，种类繁多。尤其难得的是，尽管经过多次加工处理，其成品自然妥贴，全无刀斧痕迹。因而被摄影界人士称为“摄影魔术师。”
陈传霖
陈传霖（1897——1945），江苏镇江人。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建筑系，擅长风光、人像、建筑、静物摄影。1930年元旦，与林泽苍，林雪怀、聂光地等，创办“黑白影社”于上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后举办多次影展，编辑出版《黑白影集》和《黑白影刊》。他的作品在国内我外展出，很受好评，入选国际沙龙者近100幅，得奖牌、奖章10余牧，是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会员。
他是使用小型照相机（徕卡和禄来福来）的提倡者，在上海作过多次论小型相机的学术报告，在摄影界有一定的影响。他的作品，十之八九是用徕卡拍摄的。他如此推崇小型相机，是和他对摄影艺术的看法分不开的。陈传霖主张摄影一定要写实，应该拍摄“易逝的景物”拍人像要抓住被摄者顷刻间即将消失的表情。为了实现这种主张，他使用各种镜箱，反复比较，认为只有小型相机最合适。他的作品题材多样，以单纯和生动自然见长，在影坛中，别开生面，独具一格，1930年拍的《佛会》，1934年的《耸》、《尝旨》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卢施福
卢施福（1898——1983），又名克希，广东中山县人。擅长风光、静物、人像摄影，“黑白影社”的执行委员之一，黑白影社社务所以发展得较快，活动能延续八年之久，也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三十年代，曾在上海等地举办过十多次个人影展，和郎静山、陈传霖等开过几次联合影展。1936年与陈传霖合作出版《陈卢影集》。先后在巴黎、伦敦、纽约、渥太华等地，参加过10多次国际沙龙影展，获得奖牌、奖章十余件，被美国摄影学会吸收为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摄影学会理事。
卢施福1918年开始学习摄影，那时他还是个学生。1926年从上海崇德医学院毕业，两年后在上海正式开业行医，当了职业医生。对摄影的兴趣与日俱增，常常白天给人治病，晚上有时通霄达旦地研究暗室制作工艺，是个“业余摄影迷”。30岁那年和陈传霖相识，结为诤友，逢假日必同邀外出作旅游摄影。他认为“摄影的生命力是逼真，是诚实，是简洁”，强调摄影家“非身历其境，不能得其秋毫。”鼓励摄影家去接触“新的境界和事物。”和陈传霖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摄影美学思想，极力提倡小型相机，许多优秀作品都是用小镜箱拍的。
卢施福毕生致力于摄影事业，视摄影为第二生命，以“不学就无术，不炼则无功”为座右铭，勉励自己，教育别人。他对静物、人像、风光摄影，以及暗室工艺，都有深刻的研究。但比较起来，拍摄最多的是风光照片。在我国摄影界，他是第一个攀登黄山的著名摄影家。他平生最得意的事是“外出旅行”，先后登黄山十一二次；是国内外友人及海外同胞所熟知的“黄山派”摄影艺术家。当代画家胡絜青于1964年曾给卢施福题诗一首，说：“黄山奇绝处，世上几人知。欲识云中路，须随卢大师。峰看八面景，影摄万篇诗。北海孤灯夜，辛勤读画时。”黄山的一石一木，他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为黄山的传情写照，编印成《黄山影集》和《卢施福黄山摄影选》大型画册，于全国解放后出版。
郭锡麒
郭锡麒（1895——1976），字清观，广东中山县人。长于风光摄影，潜心研究照相着色技术，被称为“最擅长设色”的摄影家之一。1929年参加中华摄影学社，是“华社中的健将之一。”
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广肇公学，后在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柯达公司，苏联苏维埃义勇舰队，国民党航空学校等处任职。业余钻研摄影，参加友声旅行团，从事旅游摄影。足迹遍全国及印度，缅甸等地。因为他热爱旅行探胜，对自然景色有深切的感受，作品不同凡响，在当时很受人推崇，认为光线结构，恰到好处，不落俗套，和流行的名胜古迹明信片不同。同代人对他的艺术成就评价甚高。
由于他在艺术上取得突出的成就，1930年，他的第一本作品集《南京影集》由上海别发书店在伦敦用“凹版精印”，装帧精致，以“黄绸为面，线装成册”，并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词，这在当时的同类摄影集中并不多见。继《南京影集》后，郭锡麒曾计划陆续编辑出版曲阜、昆明、黄山、普陀等一系列摄影专集。有的已编辑就绪，并准备出版，因抗日战争爆发而终止。直到1947年，才以上海友声旅行团名义出版第二本摄影专集《西湖情景》。
郭锡麒从研究摄影艺术开始，从拍摄、冲洗、晒印、放大、以至修底、着色，样样自己动手，样样“均臻上乘”。他一生积累作品5，000余幅，抗日时期，困居昆明，敌机轰炸时也全然不顾，不是放大，就是修底和着色。有时情况紧急，他宁愿丢弃其他物品，而随身不忘携带底片箱和照相机，这是他身边最珍贵之物。郭锡麒研究摄影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抗战时期彩色摄影材料奇昂，而且不易得到，但他为了更好地表达对大自然的感受，表现大自然的美，激发人们热爱祖国，就潜心研究照相着色技术。从1934至1946年间，在上海、昆明、南京、杭州，举办过6次个人影展，多数为着色照片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