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则是从人的自我意识入手来理解人在社会中的变化的。他通过诉诸古希腊哲学，对比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区别，认为原子的偏斜运动代表了人的自由意志，这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哲学的问题，更表达了对人的自我意识独立性的肯定。如果仅仅是从人的物质属性去分析人，就无法解释人对自由的寻求，人对决定论的逃脱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自我意识在人的命运中如同偏斜在原子中的命运，都给后者带来了独立的可能性。原子作为人的现实存在的表征，表明人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马克思以原子表征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当人进入到社会中，马克思所面临的现实是人被异化了。启蒙把人从神圣形象中解放出来，但是人又陷入到了非神圣形象的异化中。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和个性依然无法体现出来。
从对于异化的批判来看，卢梭和马克思本身的设定不同。卢梭是从人的存在的自然状态和理想状态的比较中展开的，坚持的是一种理想的逻辑；马克思则直接从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入手，“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9］，坚持的是一种现实的逻辑。在一个异化了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和个性依然无法体现出来，而这与启蒙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02.
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人是政治的动物，因此人要在城邦中过政治的生活，以追求公共善。在那里，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改造成为了首要的内容。个人的特殊性问题是在现代社会进入人的视野的，现代社会把人从那种德行的完满存在者拉回到现实中，但是又变成了一种原子式的孤立的个人，现代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就是一种个人的自保和欲求的权利。而人们放弃自然的自由而换取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政治自由的理由是什么呢？不同的哲学家给出的理由不尽相同。
↑霍布斯
霍布斯给出的理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私欲。“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级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欲望终止的人，和感觉与映象停顿的人同样无法生活下去。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11］霍布斯的设想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的状态。战争的状态是自然状态的主要表现，在政治社会中，人们又表现为追逐自己的私利。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的国家对人来说就仍然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或者服从，人们只是因为追逐自己的私利而结合在一起，国家不是遵从人们的内心建立起来的。
卢梭给出的理由是：人们像没有出让自己的自由之前一样自由。“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7］26人进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在个人存在的问题中凸显出来，原子式的个人并没有真正实现启蒙以来的理想，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得启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卢梭被称为“道德世界的牛顿”，他看到了启蒙之后私利泛滥造成的人们道德上的败坏，他希望在承认个人权利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普遍性的道德和原则，以“公意”的形式为现代社会寻求一种合法性。这样，就把连接人们之间的那个“枷锁”合法化了，使它成为公意的体现，而不是处在个人的自由的对立面上。在某种意义上，卢梭牺牲掉了特殊性，而更趋向一种普遍性的寻求。
自由是卢梭重视和主要考虑的内容，而相比之下，平等并不是他主要考虑的一个内容。在卢梭这里，平等是先决条件，而自由是目的。在关于自由和平等关系的处理中，卢梭凸显了自由的意义。正如罗尔斯所言，在卢梭这里，“平等是自由的必要条件”［6］238，卢梭希望通过道德的力量和人自身具有的反省能力，建立一个体现了公意的社会，解决个人自由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卢梭绞尽脑汁，恰如其分地运用他的公意隐喻，将民族构想成一个由单一意志推动的身体，就像一个人一样，不需丢掉身份，就可以随时改变方向。”［12］
在马克思看来，启蒙以来所赋予和承认的个人权利是一种抽象和幻相，它提供给人的自由的模式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经济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独立性体现在不再依赖于特定的人，但是人在实际上又依赖于政体或者特定的阶级。这种依赖性是以一种物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表现出了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同一，人成了一种经济人或者原子式的存在，在个人权利的意义上又复归了抽象的同一。“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3］
现代社会虽然是一种赋予个人权利的制度，但是马克思通过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得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资本主义制度成了一种使大多数人沦为被奴役状态的社会制度。“正是通过‘占有科学’，资本家使得工人被异化为机器，使他们的劳动与知识彻底分离，从而变得在真正意义上‘一无所有’。”［8］27这使得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成为现代文明成果的受益者，获得启蒙以来的自由的权利，反而成了受剥削的群体。马克思试图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群体性而不是个人的问题来解决。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中的人是一种作为关系存在的人，因此，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必须诉诸群体的解放，而他为个人解放所寻找到的群体是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群体的解放、特别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真正实现启蒙以来的关于自由的理想。
马克思和卢梭都重视活生生的人，不同的是，卢梭通过他的公意，使得人们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则强调作为个体的个人的最基本的生活现实，最终诉诸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较而言，卢梭所设想的社会，一方面崇尚自然的状态，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中的人能够通过社会契约集合起来，公意则能够成为对于人的自由的体现。所以卢梭理想中的自由还是一种个人的道德的自由，倾向于从个人出发和通过个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也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个人都能够捕捉到和把握到这种精神，这才有了立法者或者法律的批评者的存在，他们能够捕捉到公意，而通过这种方式制定出来的法律则要求所有人遵循。
对于马克思来说，启蒙虽然赋予了人自由和平等，但是这个平等是抹杀了所有的人的特性的量的平等，在其基础上掩盖了不平等。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卢梭这里的对抗因素，从对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发展到了《资本论》中资本家和工人的二元对抗。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14］，这是走出资本困境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唯一性的原因在于资本逻辑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唯一遵循的一个逻辑范式，只有突破了这一逻辑，才有可能达到人类解放的目标。
03.
在卢梭这里，生而自由的人在社会中陷入了不自由之中，那么需要做的就是寻找到一种新的结合方式，使得人们重新获得自由。“社会已给人类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创伤；但也只有社会才能，而且应该治愈这些创伤。”［15］卢梭希望通过社会契约的结合形式来获得公意，从而缓解个人私利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敌对状态，进而实现他的道德理想。而一旦以道德理想作为终极目标，就仍然是要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来实现变革，从而达到目的。所以，卢梭最终诉诸教育来实现他的理想。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来看待，在他看来，这样的一种制度是历史中所有制度的一种，而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必须取缔它，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和解放。这样一来，在马克思这里，制度的力量就大于道德的力量，人们的自由和解放是由制度来保障的，而不是道德。“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6］119
卢梭在社会内部希望实现的是一种普遍的自由，把个人私利融入公意之中，从而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如何归于一端的问题，在马克思这里，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性的公意并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以阶级利益面貌出现的某一个阶级的特殊性追求，因此，至多只能达到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它所要体现和维护的仍然是一种特殊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利益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翻转了卢梭问题的前提，从而把问题集中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上。马克思以其寻找到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无产阶级，来完成与卢梭所寻求的人类自由的不同道路，从而完成对于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现代性社会难题的超越。对于马克思来说，他所寻找到的这样一个阶级，它的特殊性即代表了普遍性，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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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这里，他既继承了卢梭的自由的理想，即“马克思主义也毫无保留并满怀热情地接受把个人自由作为最高目标和价值”［2］53，又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这种理想的道德维度，在一种制度和经济学的意义上重构了人类对于自由的寻求。无论是早期对于作为副本的国家、法的批判，还是后来对于作为正本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直面的都是人的现实存在，他希望通过对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超越资本主义内部的限制，发现一个人类自身解放的逻辑。经济的逻辑并不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它的内容也并不仅仅对经济方面发生作用，在资本的逻辑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之后，它对于个人的思想、道德方面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希望能够通过对于资本的逻辑的揭示，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质注定了现代社会必然处于一种对抗和分裂之中。而对抗性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有可能突破资本的界限实现超越的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17］在分工的条件下，人们的独立性依赖于物与物的关系，虽然个人是生产者，但是在整个的生产过程中他并没有呈现出来独立性。如何实现两者的统一？卢梭寻求的是个人解放的道路，通过教育来实现；而马克思诉诸的是阶级，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来实现。
资本主义以一种对抗的形式存在，一方面，表现为人们的需要的无止境的扩张；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的积累的无限增长。如果说在原始积累的初期还是对于现实财富的追求，那么到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出现金融市场之后，人们所追求的就从现实的财富变成了想象的财富。财富仅仅成为一个象征，而不再需要一种现实的金银或者土地机器来作为证明。这种想象的财富使得资本的膨胀和扩张达到了极点，它的增殖已经完全越过了G-W-G′中W的环节，人们的异化也达到了最高的程度。在卢梭这里，他还是希望在资本主义内部，通过更合理的政体、更合理的个人和普遍的结合，达到对于人的自由的寻求。而马克思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希望通过对于资本逻辑的揭示，发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从而实现人的自由的个性。马克思坚持的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在他看来，更好的社会存在于将来之中，因此，所要做的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使得人类进入到一种更好的社会中。
同卢梭试图通过社会契约论来完成两者的统一不同，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于“虚假的共同体”的超越，实现真正的个人和集体的统一。“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18］但是，无论是卢梭找到的社会契约的方式还是马克思所寻求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都是以一种共同体来保障个人的方式来实现对于个人和集体的紧张关系的缓解。在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冲突中，两者都没有试图以划界的方式隔离个人和集体，而是在一种承认个人作为人的社会属性的前提下，试图去保障个人的自由和平等。
卢梭的自由、平等、博爱，主要通过政治的方式，特别是道德和政治结合的方式实现；马克思则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主要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使得无产阶级通过经济方面的内容实现解放。
就思想传承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它首先是欧洲现代新文明的产物，因此，只有将马克思放置到欧洲新思想家的群像之中，他的面貌才能被更为清晰地看到。”［8］13而在欧洲新思想家的群像中，启蒙思想特别是卢梭的启蒙思想显得格外耀眼。马克思对其有一个继承、批判和吸收的过程。卢梭在政治学语境中实现了他对于启蒙的批判，提倡公意，追求良知、道德自由；马克思则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实现了对于启蒙的超越，把启蒙问题转化为了“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问题，并在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塑造了一种新的启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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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娟｜著，本文出处：《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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