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增订版）引论道学文化心态论纲

（一）道学（理学）文化思潮在宋代从民间喧嚣崛起、泛滥流布直至跻身官方统治思想的宝座，盛极一时，却是同时伴随着一个声名狼藉、面目丑陋的道学家的“怪胎”形象出现的：褒衣博带，幅巾大袖，保养得睟面盎背，修养得心气平和，开口圣人道统，闭口孔孟大法，有时正襟危坐，谈性说命；有时昂首阔步，非礼勿视；有时垂眉闭目，正心诚意；永远是不苟言笑，面孔板板六十四；等而下之者，则头脑冬烘，破袍烂衫，蓬头垢面，不善理生计，陋巷破屋中，薄汤麦饭度日，忧道不忧贫；有的教几个村童糊口，终日摇头晃脑；有的抛家读经于穷山萧寺，待价而沽；有的做了达官公卿门下清客，摇尾乞食……这就是后世人们心目中的道学与道学家。“道学”成了虚伪、空谈、迂腐、古板、矫饰、冥顽、欺世盗名、不近人情、不通世故的代名词。道学似乎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视为“洪水猛兽”，三教九流的人，从保守恋古的陋儒到狎妓风流的名士，无不群起而攻之。南宋正当道学煌煌大兴、如日丽中天之时，有一个倜傥不羁的天台名士徐渊子，因不堪忍受顶头上司的道学酸腐气，在这个道学清高之士丁母忧去官守孝时，作了一首《一剪梅》狠狠讽刺挖苦道：

道学从来不则声，行也《东铭》，坐也《西铭》。爷娘死后更伶仃，也不看经，也不斋僧。却言渊子大狂生，行也轻轻，坐也轻轻。他年青史总无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

（《癸辛杂识续集下·徐渊子词》）

而与此同时，另一个正统守旧的吴兴老儒沈仲固先生，也为道学画了一幅相同的肖像：

（《癸辛杂识续集下·道学》）

盖自赵忠简公（鼎）进朱子发、范元长于资善堂，朱尝奏疏，以为伊川（程颐）实继孔孟不传之绪，又乞官谢显道之子；而尹（惇）之召，陈公辅之除吏部郎，皆范所荐。公辅首对，论王安石学术之害，宜行禁止。且言：“臣初无知，未免从事王氏学。既而心知其非，遂自感悔。”遂除司谏。又言：“有见今被举行谊可称而尚在远方未至者，乞下有司，多方礼请（盖指和靖）。”已而忠简去位，所引用多罢去，惟朱（子发）以上眷独存。公辅遂上言：“伊川之徒，伪为大言，皆宜屏绝。”于是朱公震求去，上坚留之。和靖亦辞召命，有旨督促赴阙。陈寻除礼侍。既尝上意，知不能回，则又请“明诏多士，今次科举，将安石《三经义》与诸儒之说并行，以消偏党”。可为嗟叹。

（全祖望《跋宋史陈公辅传后》）

在道学历史舞台上，陈公辅扮演着一个善于变脸的丑角，他今日反程学，明日反王学，完全是一种狡狯的政治投机，与其说是反道学，倒不如说是他的道学心态和道学人格二重性的一种脸谱化表现。道学不是飘浮于玄思太空的超世的精神怪物，而是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所接受认同的活生生的、世俗的文化意识，一种由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交融凝聚而成的感性人的文化心态、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它内在的儒家文化的伦理精神决定了它是以人格的二重扭曲和自我的二重分裂为特征的，所以甚至在那些激烈反道学的人（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那里，我们也可以透过重重反程学、反旧学、反曲学、反伪学的迷雾，透视到在他们身上存在着的一代人心理深层普遍具有的道学心态和道学人格二重性的不安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