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山东滕州人，版本目录学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文史哲》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尼山学堂（山东大学古典学术人才培养实验班）班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经正义》汇校与研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项目《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等。
著有《文献学概要》《四库存目标注》《微湖山堂丛稿》《尚书注疏校议》等，主编《尚书注疏汇校》《齐鲁文库·典籍编》等。
·历史典籍版本从历史深处走来，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
·所谓的文化认同，首先应该是情感上的认同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让古籍“活起来”是一种手段，目标还是让现在的人能够很容易地读懂古籍、爱上古籍，把不懂的东西变成懂的，把懂的东西继承下来，从而建设好我们今天的文明
·国家版本馆保存“书种子”，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是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这也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非常重要的经验
川观新闻记者成博摄影黄潇
今年初，杜泽逊正式接手《文史哲》的管理工作。而除此之外，日常的教学以及古籍整理工作，依然在他的日程表上井然有序地进行。
“医生救人的命，我们救书的‘命’。”杜泽逊说，古籍整理并不是大家通常以为的一项悠闲的工作，实则充满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校勘、标点、注释、今译、数字化……今天，等待古籍整理者们去做的工作不仅多，还很急迫。
走向古籍源于童年时代的文学启蒙
回想自己是如何走上古籍整理这条路的，杜泽逊表示：“我对文学和国学的兴趣受到了父亲的深刻影响。”
因为是村里的文化人，当地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杜泽逊的父亲也会受邀为大家写帐子、写春联，诸如“岱岭云深”“德配曹孟”等雅驯辞藻所营造的深远意蕴，也给了幼年的杜泽逊深深的文学启蒙。
在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下，杜泽逊于1981年考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彼时，山东大学中文系名师云集，在他们的引导下，杜泽逊一步一步开始了学术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期望将来能当大学老师。“那个时候，硕士毕业就有机会在大学当老师。那我就一定要读硕士。”
当时，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第一次招考研究生，杜泽逊成为首批10名学生之一，在霍旭东、王绍曾、王培元等先生的引领下，逐渐走进古籍整理这门复杂学科的大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而古籍整理里面，就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内容，我觉得很适合我。”
介绍古籍从《九章算术》看古籍生生不息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视察。在兰台洞库，杜泽逊小心翼翼翻开斑驳的文津阁本《九章算术》，向总书记介绍：“它可以说是我们科技的老祖宗了，负数、分数、方程、勾股定理，在当时最领先。”
习近平总书记颇为感慨：“我们的祖先，在科学发萌之际，是走在前面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没有中断，但在数理化上有些中断，被赶超了。”
泛黄的纸张、隽永的墨迹，无声讲述着文明星河的赓续。跨越多少春秋，历经多少沧桑，它们才来到今天。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文化不断流，再传承，留下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心系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建设，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托付道，“拜托你们了！”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作为古籍工作者，杜泽逊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回溯《九章算术》的历史，可以很深切地感受到古籍命运的波折和古籍整理的必要。作为一部定型于汉代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总结了我国从先秦到汉代的数学成果，在唐代被列入国子监算学馆的《算经十书》之一。
然而，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这些算经后来竟慢慢失传了，《九章算术》南宋汀州刻本仅存前五卷，后四卷失传。所幸明代永乐年间修《永乐大典》时，这些算经大都被引用。清代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精心校订、补图，《九章算术》九卷基本恢复了全貌。
“从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历史典籍版本经过种种曲折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离不开每一个时代有心人的精心呵护。”杜泽逊表示。
整理古籍在《永乐大典》整理中寻找民族智慧
从2021年起，杜泽逊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目前，我们正在对传世的《永乐大典》进行系统性整理，包括高清影印、标注现代标点、用国家繁体字出版物通用字形予以排印出版、推进数字化等。此外，还在推进‘分书重编’工作，要把《永乐大典》割裂引用的古书逐条拆分、各归其书，从而使《永乐大典》引用的典籍文献辑集成书。”
《永乐大典》（资料图）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作为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的类书，《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涉及天文地理、阴阳数术、医学占卜、释典道经、戏剧表演、手工农艺等，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科技与人文知识财富。
对《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既涉及对古籍中的字体字形进行考证，也需要引经据典为文本确定标点，让一部可能充满传抄差错或者断句争议的古籍变得清晰可读。
类似《九章算术》这样，原作散佚，但依托《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的引用，经由古籍整理专家还原的古代典籍还有很多，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的重要性。
“《永乐大典》现存800多卷、400多册，只占全书的4%。庚子事变，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损毁太严重。很可惜！”对于《永乐大典》本身的严重损毁，杜泽逊感到十分遗憾。“历史典籍版本从历史深处走来，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需要我们把整理工作做深做细，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理解古籍要尊重古代融通的学术状态
为什么说古籍整理是复杂的？“我们现在分科了，有文学、历史、哲学等不同的学科，大家的知识体系是不一样的。但在古人那里，这种区分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不尊重古代融通的这种学术状态，那么整理古籍的能力肯定是有欠缺的。”杜泽逊说。
在杜泽逊看来，整理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对整理者自我的提升，“你对于前人的理论可以在自己的实践中加以印证，其中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完善，从而逐步形成自己有切身体会的完整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这样你就成了一个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能力的比较完善的人。尤其是你要当老师的话，这才算是合格的老师。”
杜泽逊所从事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自己数十年的教学和科研，他认为：“所谓的文化认同，首先应该是情感上的认同，不能说仅仅是基于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膜拜、一种仰慕，那样的话其实还是置身事外、景外观景的感觉。我们说传承、说发展，首先应该是要融入其中、你得泡在里面，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去感受古人那种意境。”
川观新闻记者成博对话杜泽逊（右）
对
话
让古籍活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让现在的人能够读懂古籍、爱上古籍
记者：我们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古籍的传承、让古籍活起来。那么从当下时代出发，您认为要真正让古籍活起来，我们还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杜泽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就古籍整理来说，我认为活起来首先是说，古人的思想活动、审美活动、他们的奋斗、他们遇到的各种麻烦，以及他们的处事智慧和失败教训都记载在古籍当中，如果我们深入地去阅读，这些内容本身就是鲜活的。但是古籍一般是繁体字，没有标点，并且它们大多是文物，被放在库房里，一般人不容易看到，即便给你看也可能有阅读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好像没活起来。
怎样让现代人比较容易地接触到古籍里的内容，并且看得懂呢？首先需要把古籍数字化，对原书进行图像扫描，这样愿意看原件的研究者就可以随时来看原始古籍的图像。在此基础上，再由专家对它进行标点、注释、翻译，把里面精彩的故事摘录出来做选译，甚至可以学习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把古籍里的内容用适合现代人阅读的文体写出来，做成短篇，等等。总之，用各种方式把古籍的内容呈现出来，让各个层次的读者都能很容易地接触与领会，这样我们的古籍才能深入人心——一是传承、受感动；二是认识我们的祖宗、长知识；三是创造性地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进行现代化转换，变成当下文化建设的资源，也就成了源头活水。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要对古籍所传递的核心理念、核心概念进行提炼。一方面是今天的人来提炼，另一方面古人自己的提炼也可以借鉴。比方说，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中的“智”，可能一般人认为是“智慧”，但“智慧”不像是一个行为准则。我们回到孟子，他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首先要能分辨是非，然后要能够坚持是而远离非，如果我们读书做人做事能守住这条基本准则，它就成了走向文明社会的一个指南。诸如这样的提炼，基本上也被吸收进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过我们也在接受新时代的新生活内容，让新时期的价值观归纳得更全面，但是这之间的传承发展是能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让古籍“活起来”是一种手段，目标还是让现在的人能够很容易地读懂古籍、爱上古籍，把不懂的东西变成懂的，把懂的东西继承下来，从而建设好我们今天的文明。
国家版本馆中收藏的都是“书种子”
记者：2022年，“一总三分”的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开馆。作为古籍整理领域的专家，您如何理解建立国家版本馆的重要意义？
杜泽逊：去年五六月间，我因为工作原因去到了国家版本馆总馆，这让我对国家版本馆的整体设计以及它的目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我看来，它的目的是保存文化遗产。它选址在北京北面的昌平，离十三陵比较近，这个地方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南面开阔。西面的山底掏空，做成比较大的书库，把我们国家的出版物，甚至海外的出版物放在那里面，有这么好的条件，藏书保存1000年、2000年都不在话下。
从建筑设计来看，它显然是受敦煌的影响，包括地下书库屋顶上面装饰的花纹，也有点像敦煌彩画，里面的藻井又自然，能够让我们想到敦煌藏经洞。我认为这里面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在唐代，当时书都是卷子，你要是想在长安、洛阳买个卷子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就像我们现在从书店买本书一样。但是这些卷子自然而然地流传到今天的数量相当罕见，因为从宋代开始，大量的宋版书出来了，读书人要读《史记》《汉书》《论语》《孟子》，旧的不行就买本新的，那么老的卷子就逐渐废弃了。
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卷子有数万件，它们能够保存到今天，是因为封闭在这个洞里面。今天我们建设国家版本馆，把现在比较容易找到的书都找来放在里面，假定说等到300年、500年以后，有些书已经不太好找了，依托国家版本馆的数字化目录检索，人们发现这个地方还存着这种书，那么完全可以由国家版本馆提供电子版，或者利用馆藏资源进行重印，那么这些在国家版本馆中的藏书就成了“书种子”。
此前，我们已经有国家版本图书馆，所有出版社出版物都要放到那里存档。我们许许多多的图书馆在提供借阅的同时也保存图书。但是国家版本馆的功能就更加完备，条件更加完善，级别更高，保存条件更好，我认为这是一件千年大计。同时，我也认为文化财富的保存应该是多渠道多手段去实施，多重保险肯定更有利。
要把学术界的前瞻性浓缩到《文史哲》上来
记者：您从今年初开始担任《文史哲》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请从这个新身份角度，谈一谈您想给读者呈现一本什么样的《文史哲》？在这个新岗位上，您又希望如何去推动本土人文研究的创新发展？
杜泽逊：《文史哲》创办于1951年，是新中国最早创办的大学学报。就像名字中的“文史哲”3个字一样，它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它的稿源面向全国，也面向海外。
经过70多年的建设，《文史哲》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在学术水准、外审程序上来说也是非常严格的。我作为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从《文史哲》的发展看，我想首先要沿着原来已经形成的优势特色来往前推进，已有的这些行之有效的章程要遵守，所以“萧规曹随，率由旧章”这8个字是我的信条。当然，在传承当中要求发展、要与时俱进，所以要紧跟学术的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当中特别强调，“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如何通过创新引领学术发展？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在办刊理念上要具有前瞻性。
那么前瞻性从哪里来呢？我们，尤其是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来自主编，而是要广泛地向学术界的高水平作者学习，经由他们的认识，把学术界的前瞻性浓缩到《文史哲》上来，这样才能真正具有前瞻性。当然，我们编辑部以及庞大的外审专家队伍对前瞻性的把握也是一个关键。人家具有前瞻性，我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前瞻性，这就是我们的失职。
培养有编字典能力的古籍整理人才
记者：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面向未来，您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古籍整理人才？
杜泽逊：我们山东大学办了一个尼山学堂，宗旨是要培养国学大师。从更基础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要培养古籍整理的高端人才。
什么叫高端人才？我们读古书读不懂了，可能会上网去查，而网上的答案又来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这样的工具书，我们对它们的信任程度是很高的，基本上认为是标准答案。参与编字典、词典的专家必须能代表国家最高水平。古籍整理方面的高端人才，就应该具有编字典的能力。
经过10余年的实践，山东大学尼山学堂逐步摸索出一套国学人才的培养经验：第一开得好课程，第二招得好学生，第三请得好老师。我们开设的课程都是经史子集的核心课程，包括了《周易》《尚书》《诗经》《左传》《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等等。
那么老师从哪里来？尤其是高水平的专家从哪里来？我们首先是从全校来请，如果校内不够，就校外请，像“《周礼》导读”就请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授课，“骈文写作”是华东师范大学刘永翔教授授课。我们一个班才20几位同学，但是我们组建了一支49人的导师队伍。
除了课程外，学堂的学生也会经常参加各种重大项目，比如《永乐大典》的拆解工作，大部分都是尼山学堂的学生在做，还有文学院强基班的学生做的。《永乐大典》就像一个复杂的建筑，要认识这个建筑是怎么建起来的，拆房子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我们培养青年的一种办法。同时，每年一次的论文报告会，我们会根据学生的选题，请专家教授一对一指导，以此来培养学生学术上的创造力和创新性，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批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优秀论文。
记
者
手
让古籍活起来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古籍整理无聊吗？许多人听见“古籍”两个字已经望而却步了，更遑论整理？
但从对杜泽逊教授的采访来看，它不仅不无聊，甚至颇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乐趣。
如果我们说读一本书，其实是在与作者、与倾注于书中的思想对话，那么古籍整理就是在与五千年的文明交流对话了。并且，因为一边读一边还在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等工作，所以在对话之外，多少还有了一些与古人讨论甚至辩论的味道。
“这里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它有什么出处吗？”“这里是不是抄书的人抄错字了？”“你看到了什么我今天看不到的资料吗？”看着杜泽逊教授的学生在办公室里进行《五经正义》的整理，那种气氛让我不敢高声说话：会不会我一不小心，就打断了他们与几千年前智者的对话？
杜泽逊教授的工作动辄以5年、10年为期。一个又一个的5年、10年，对于窗外的杨树而言不过是年轮多了几个圈，而对古籍整理研究者来说，则是一个新人到大家的跨越。一部部曾经因晦涩难懂而被束之高阁的典籍，经由他们精心整理，变得清晰可读，也让我们感受到古籍与当下生活的万千联结，感受到前人的智慧带给当下社会发展的丰富启发。
让古籍活起来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但古籍整理者们的辛勤劳动，毫无疑问是在打下基石。基石牢固与否，关乎大厦的安危。这个时候再去回看那些抱着古籍伏案细读的身影，又多少有了一种让人心安的沉静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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