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藏书事业总是旋聚旋失，鲜有自始至终为一家所藏而经久不散者。因此藏书家殷切希望子孙能够绍续其志将藏书事业进行到底，于是好多藏书家定下“鬻及借人为不孝”的书约。更有甚者将对子孙这种殷切的教诲刻于藏书印中，做到书约与书印合一。如明朝的祁承叶“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勿失”；明朝的钱叔宝“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其愚”；清朝的徐学乾“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此种书印、书约合一的做法特色鲜明，寓意深长。既体现了藏书家对书籍的挚爱又饱含对子孙的期望，同时也为我们版本鉴别提供了可咨的信息，我们可以按图索骥根据这些书约、书印来考察书籍的版本及流传。
（二）藏书目录与目录注释
尽管古人爱书如此，但藏书事业鲜有长盛不衰者。鉴于古籍搜求之困难、保存之艰辛，藏书家往往编有私家书目或藏书笔记，也有后人为藏书家书目所作的注释。无论是目录还是注释，其中往往包含有古人藏书的经验与古籍版本流传的信息。如陈景云注《绛云楼书目》、莫友芝《持静斋藏书纪要》、钱曾《读书敏求记》、叶德辉《书林清话》、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以及张元济《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等。这些书目、笔记或书札皆为藏书家藏书经验的积累，其中包含许多有关版本、目录的信息，是版本目录学中的经典之作。因为古代藏书家往往又是校勘、版本、目录大家，他们凭借长期的实践经验，对古籍版本的考辨往往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清代“绛云楼”主人钱谦益，据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牧翁每及一书，能言旧刻若何，新版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尽管许多书籍没能像藏书家所希望的那样永传子嗣，但藏书家的这些著述却保留了下来，为我们考察古籍的版本和流传提供了便利。
1.《绛云楼书目》与陈（景云）注。“绛云楼”是明末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罹火后，钱谦益根据自己的回忆编就了《绛云楼书目》。《绛云楼书目》的著录相对简单，除少量图书注有卷数外，其余只录书名和作者。尽管如此，《绛云楼书目》因出自名家之手，内容也具有很强的可咨性。尤其是许多失传已久的宋元善本，在《绛云楼书目》中都有记载。康熙年间，陈景云因《绛云楼书目》太过简约而为其作注，此举也首开为私家目录作注之风。陈氏以朱书注钱目，蝇头行草，所注极详瞻，援据亦精审。补注内容包括卷数、作者姓名、仕履、内容提要、辨别真伪、版本流传、刊刻等问题。
如“《论语集义》三册”其下注曰：“三十四卷，朱子集程、张、范、吕先儒之说，凡十二家，初名曰精义，后刻于豫章郡学，始名集义。”其注文虽简略，却也涉及书目、卷数、内容、刊刻等问题，我们据此可以考察《论语集义》的版本。
又如“本朝国纪类”《备遗》下注曰：“二卷，孙芹记齐黄诸臣死于建文之难者。序文正德丙子作”。注文介绍了《备遗》一书的内容，且知其有序文，作于正德丙子。这为我们了解此书的版本提供了线索。
诸如此类的注释比比皆是，我们不能全部列举。但如果我们对陈注《绛云楼书目》的信息巧加利用，再结合一些其他鉴定版本的方法，对我们弄清某些古籍版本是很有帮助的。同样有一些藏书家所编写的藏书提要，也为我们鉴定古籍版本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2.《持静斋书目》与《持静斋藏书纪要》。“持静斋”是清末广东大藏书家丁日昌书楼。丁日昌于咸丰四年（1854）以军功入仕，历任万安庐陵知府、两淮盐运使、江苏巡抚。光绪六年（1880）会办南洋海防节度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是清末政坛风云人物，同时也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持静斋藏书纪要序》曰：“东南文集，夙称美备，镇扬、杭三阁，又得副天府储藏。军兴以来，散亡殆尽。吾中丞锐意时艰，力振颓弊，而敷政余间，即典册不去手。计十年嵬集，除重复，可十万卷，其中宋元善刻及旧抄大部小编单秘无行者，且居十之三四”。由此可见作为晚清大藏书家之一，丁日昌名副其实。
《持静斋书目》四卷，续增书目一卷，由丁日昌主持编撰。《持静斋书目》按四库总目分类，共收录书籍二千九百一十三种，是无解题的简目，但它对版本的注记较详，多从鉴赏的角度来记注图书的版本形式特征。
如“吴桀窃笔一册”下注曰：“知不足斋抄本，顾千里藏。是书文笔老健，而字点古雅，可宝也”。又若“九国志十二卷”下注曰：“书福楼抄本，其目云系照叶东卿抄本过录，全书则照孙渊如藏本过录也”。再如“吴郡图经续记三卷”下注曰：“黄丕烈藏旧抄善本，顾广圻以演繁露易之即此卷，后有朱笔，题‘雍正十二年夏五月既望，于昆山徐氏购得叶文庄所藏宋刻本，校勘一过’云云。末钤‘可潜’小印，再后有顾闲蘋、黄荛圃手跋”。由此可见在书籍版本鉴别方面《持静斋书目》极其详瞻。
同治六年（1867）到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又延请莫友芝编订了《持静斋藏书纪要》二卷。《持静斋藏书纪要》所收书籍按版本类别编次，上卷依次著录宋刊、元刊、明刊和近刊佚书，下卷著录抄本。莫氏于每书下撰写解题、鉴赏版刻、考定书籍源流，遇作者不明者兼有作者考定等内容。如集类“《玉海》二百卷。附《词学指南》四卷，宋王应麟撰。元至元四年刊，至正十一年补，正漏误六万字，赵体书，极工致，首尾一律棉纸，精印本，失首册。精抄配人，当湖胡惠孚、沪上郁松年皆经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明时此板归南监正德嘉靖递有修补不足观也）”。又如职官类“《作邑自箴》十卷，宋李元弼持国撰，政和丁酉待次广陵，自序谓‘剽闻乡老先生论为政之要，得一百三十余说，从而著成规矩，述以劝诫，又几百有余事。置之几案可以矜式。’明人影宋钞本，钱榖又以宋本覆校，末卷末叶有淳熙己亥浙西提刑司刊二行，又有康熙丙寅陆贻典题，是书宋志失载，《直斋书录》有之，明及国初人书目尤著录，四库未收”。
数量上《持静斋藏书纪要》所载书目比《持静斋书目》要多出许多，并为每书增加了解题。在版刻与源流方面也翔实了许多，这对于古代藏书目录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同时也为后人考察书籍版本、流传积累了宝贵财富。
（三）书信、手札
除了上述专门性的书籍目录，藏书家的手札、书信也多涉及图书版刻等信息，同样可以为古籍版本鉴别服务。一些大的藏书家穷其一生致力于藏书事业，他们的书信手札等往往对古籍版刻、书目流传等问题多有涉及。这些东西也客观上为我们研究古籍版本提供了便利。
如《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它是近代藏书家张元济先生与藏书家傅增湘从1912年到1947年之间有关藏书事宜书信往来的合集。这些书信多为探讨古籍版本、交流藏书心得、互通有无等内容。其中不乏对书籍版本的鉴赏和品评，这同样为我们研究古籍版本提供了方便。
如1912年“在京偶购得残本王刊史记十八册，又购得八册，竟是原书，可喜之至。旋又配得内府流出之本。有乾隆御宝八九方，天禄琳琅、天禄继鉴各印。又得残本十二巨册，其首册乃是宋本。目录后有校对宣德郎秘书省正高张来八分书木记。亦内府物。计尚缺十余卷。不知公处有之否，附目别纸，希便为一配，或询何刊亦可。文友书有残本廿余册，亦王本，有十余册为内府流出者，公欲得之否，价亦未必贵也……手此敬请台安。恃增湘顿首。旧历四月初一日（1912年5月17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有关《史记》版本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民国初年王刊《史记》原书尚存，且得见内府《史记》的钤印特征，为我们鉴定《史记》的版本提供了线索。
再如1912年张元济致傅氏一书曰：“《孟子集注》（宋大字本，七行十二字，注十五字，刻印皆精而有疑点。缺四卷。宋讳如完、殷、敬、慎皆不避，构字避，榖字亦避，不知何故。此二书在正文斋）”我们从短短数字中，足见张氏观书的严谨与审慎，既考查版印又检讳字，最终还是存疑。我们当学习张先生这种谨慎的态度，同时也当学习他鉴定版本的方法，同时记忆《孟子集注》一书的特征及宋代避讳的特征。
以上是从藏书家的藏书目录、藏书纪要、书信手札等方面来找寻版本鉴别的门径。我们同样可以从藏书家个人特点入手去查找古籍版本方面的信息。
二、藏书家藏书个性
古代藏书家众多，但每个藏书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藏书特色。熟悉掌握这些藏书家的藏书嗜好或惜书偏好，对我们考察书籍版本是大有裨益的。
如明代藏书家项元汴，他的藏书习惯就可以为我们鉴别古书版本提供可咨的信息。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山人，又号香岩居士，退密斋主人，嘉兴人士。家资殷实，广事收藏，建书楼“天籁阁”，一时“三吴珍秘，归之如流”。时人王世贞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王氏“小酉馆”藏书三万，其“尔雅楼”所藏宋版更是名闻天下，但时人以为“不及墨林远矣”，由此可见项氏藏书之富。但项氏藏书有两大特点：
其一，项氏每得名迹，即遍钤以收藏印记。而他的印章又多由俗手所制，刻工恶劣而累累满幅，令人不忍卒目。故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讥之为：“以明珠金鏐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肤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则有“十斛明珠娉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之叹。
其二，项氏藏书非好古之士的收藏，更多的是出于乡间财主自发的保值意识。项氏于所得画幅、书卷之后记上收购之价，其意本愿子孙常守，即或出售，也应在原价上有所增值。《寒云手书写所藏宋本提要》曾记载：“北宋本《北山录》卷尾欄外下角，墨林题‘原值一金’四字。”
项氏所为对古籍本身来说是一大不幸，但我们如果巧妙地利用这一特点为版本鉴定服务，可谓一大幸事。如果我们熟悉项氏这些藏书特征，再结合其他的版本信息，对古籍版本的鉴别将起到很大的作用。项元汴对古籍的涂鸦又与近代藏书家周叔弢先生的惜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叔弢先生作为近代著名藏书家之一，一生善本经手无数，却一般只用一“周暹”小印。据周一良先生赐示，说是老人惜书，恐后人不愿保留他的藏印，这样剜去时不至于伤书太甚。我们既为周先生惜书的精神感动，同时也了解周先生藏书的用印特征，同样可以为我们鉴定版本积累知识。
再如明代“天一阁”主人范钦，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收藏家。在明末“佞宋”思想泛滥的情况下，他却更多的是收藏当时人的作品，颇具“厚今薄古”的思想，这一点在整个明末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的藏书主要以明刻本为主，尤其是明代地方志、明代政书、明代实录、明代诗文集为主，还兼有明代军令营规、大阅览、国子监监规、招供等官书。通过范钦的个人藏书特色我们也可以宏观把握“天一阁”的藏书种类和书目，以此作为判断书籍版本的依据。因此，了解藏书家的藏书特色和偏好对古籍版本鉴定帮助很大。
古籍流传既久，我们在梳理版本流传时势必困难重重，我们当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有益的信息以解决手头的问题。（张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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