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桐是一种茎干长有刺，每年三月开出一串串红艳艳花朵的树。古代的人们用刺桐代指泉州，今人依然沿用了这种习惯，因此刺桐便是泉州。这是人们比较喜欢的一种浪漫的表达方法。如今，人们在提起泉州人时，大概不太会想起阿拉伯人。一是阿拉伯—波斯人在中国滨海盛势登台的年代太过久远，二是阿拉伯后裔们已经完全融入泉州当地，我们很难从表面找到太多相异的地方。事实上，刺桐或泉州人中有不少阿拉伯人的成分在里面，他们也是泉州的一部分。别忘了，当初“刺桐”（Zayton）的名号也是远道而来的阿拉伯—波斯人喊出来的，“母亲的城市：刺桐”（艾哈玛德碑上的记载）的印证也来自他们宋元时代遗留下的碑刻。—更早时—
生活在唐朝，你还会发现唐朝人已经渐渐了解你们的习俗，他们称呼你们的宗教为大食法，即今天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当然，你更会发现，唐朝人对你的信仰与习俗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十分自信，不相信或根本没想过自己会被另一种文化异化。这是一个大包融的时代，他们的政府实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可见，这里的人多么自信、自由。站在今天回望过去，似乎依然能看到中国人保留着古人的不少思想与习性。那种自信的建立是怎样智慧的先人搭建起来的？观之，总能产生一种仰望苍穹的神秘感。不过，你也不会在乎他人是否在意大食法的传播。你首先并不是传教士，而是一个带有贡使身份，实则受商业利益趋使的大食人或波斯人。因此，大食法进入中国并不是刻意的结果，而是你以及你的伙伴们在官方允许侨居中国时，并非刻意随身带来的一种风俗。正是这种开放、释然、无所求的宗教态度，你们中的一些人也会用中国的经典文化阐释大食法，这为文明之间的交流淌开了道路。可见，你在唐代和那时的中国古人在对待阿拉伯文明时，都有着非常开明的态度。
想必，你或你的伙伴们一定有人到泉州进行商贸活动，那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她由丰州渐渐向海的方向转移发展，用今天的话说是建设东部开发区。这里地处东南沿海，两条母亲河晋江、洛江守护着城市，她还有天然良港，很便于开展海洋贸易。那时候，应该有不少的、波斯人来此经商贸易，他们带来了阿拉伯习俗。在这些人中，有影响力高、经常助人的长老生活其间，他们有可能是蕃长、宗教领袖等。他们在这里奉献了不少热情，去世后便被同侪葬在了泉州，并受到人们敬仰。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泉州著名遗迹圣墓，这里安睡着两个来自阿拉伯的贤人。许多波斯、大食人到泉州主要是为了经商，他们带着自己的习俗在此生活，所留下的文明痕迹是自然轻巧而非沉重和具有强烈宗教感的。总之，一切都才刚刚开始，泉州正在兴起，波斯、大食人正在进入，阿拉伯文明也正在悄无声息的进入。
—五代—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很多的住唐商贾向边疆和沿海迁移。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反而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泉州与广州在这时，已是有模有样的对外开放城市。五代时，泉州的三代统治者王延彬、留从效与陈洪进，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王延彬担任泉州刺史三十年，由于航海贸易收获丰厚，并守护船舶来往的安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招宝侍郎”。留从效统治时，从泉州出口大量的陶瓷铜铁器到海外，又从海外引进不少的金贝等。到今天，我们还能在国外看到不少宋朝的瓷器藏品。此时，留从效还绕着泉州城种植了刺桐树。每到花季，满城都被红艳艳的花海点缀着，非常漂亮，这算不算是最优秀的城市绿化和名片宣传项目呢？刺桐港这个标志性的名声便是由这里开始的。总之，当时东南沿海之所以能割据一方，有很大一部分也依赖外来商贾的财力。—宋代—
阿里身居大宋，也看到一些华人出于各种原因改信阿拉伯人的宗教，他们大多是出于经济利益或婚姻的原因，这也是人之常情。总之，来自西域的宗教渐渐在中国生根，成为本地一些人民的信仰。除了宗教的发展与融合，以及日常的生存、社会问题，阿里及阿拉伯、波斯的同胞们还面临最终归宿的问题。在这里生活，最后还需要尺寸的土地回归天堂。这个事也得到了解决。在宋政府的准许下，长期侨居泉州的波斯蕃商施那帏，“作从冢于城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他应该是来自于波斯湾的撒那威（sīrāf）港口，即今天伊朗西南岸的塔黑里。事实上，这个公墓由蒲罗辛创建，施那帏“成就封殖之”。公墓的周围有围墙，大门上有落锁，里面还有房舍。阿里感慨在大宋阿拉伯、波斯人可以读书学习，可以安身立命，可以婚丧嫁娶，可以财产安全。这里的包容性极强，他们将自己的信仰、习俗完全植根于这片异域的土地。各种文明在此和谐相处，共存共融，真乃世间一大好示范。
—元代—
1276年12月，泉州归属元朝。江山代有人才出，再风流的人物也会被后来者覆没。此时，我们再次设想有一个通览元朝的阿拉伯后裔，他叫阿金。阿金发现，生活在元朝的阿拉伯人或者后裔，相比以往更有归属感。这时已经有一个统称他们的称呼，那就是“回回”。回回、回族对于今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这种格局正发生于元代。那时，凡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人，都被统称为回回。相比于以前的朝代，他们现在是王朝的子民，是被认可的一群人，可以享受所有国民待遇，甚至是超出了一大部分国民的待遇。他们已不再是蕃客，而是主人。阿金也注意到，泉州在元代具有特殊的地位。首先，它以和平的姿态归附元朝，这保存了它的实力。其次，元朝人对航海比较陌生，也多仰赖泉州的航海水平与能力。第三，广州划入元代版图要晚于泉州，也并非和平归附，这是历史机遇。第四，泉州港口及位置都比较优良，是南北航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因此，1277年时泉州便设立了市舶司，是元代的首家。
无数形色各异的人物出现在历史中，增加了不少的趣味。当元代的中国出现了很多阿拉伯—波斯人物时，便十分有趣，尤其是在东南部的沿海泉州。阿拉伯—波斯后裔阿金对此也备感惊异和幸运。这些人物中，有的当朝为官，有的身为贵族，有的是长者或宗教领袖，有的为法官，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旅行家，有的是僧侣等等；还有的到过麦加，有的受过良好的汉文教育，有的母亲是中国人，还有来自阿拉伯的女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波斯的各个地区、土耳其斯坦、也门、埃及、摩洛哥、中亚等。阿金以及全城的人都知道蒲寿庚家族势力极为强盛，在商业和官场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头等人物。甚至蒲寿庚的女婿巴林人佛莲去世后，家中竟然有130石的珍珠，可见这个家族之兴盛。此外，在此为官的阿拉伯—波斯人真的很多，如1297年任江浙行省（省治在泉州）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如1298年任福建行省（省治在泉州）平章知事阔里吉思，如1349年任泉州达鲁花赤的契玉立，如担任过永春县达鲁花赤的艾密尔，以及有可能在军队中任职并取汉姓“潘”的潘总领等。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在阿金看来都是楷模啊。
除了为官的，还有大大小小的旅行家，其中最出名的当属伊本·白图泰。他是一位伟大的阿拉伯世界的旅行家，生于摩洛哥。1346年，他坐船到达泉州，在中国巡游了半年之久。他说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湾上停泊的大船有上百艘，小船更是多得无数。这些大船有3至10个藤篾编织的大帆。有的大船有千人的役使，其中海员600名，战士400名。当时，泉州的造船业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里还有许多花园，花园的中间是房舍。伊本·白图泰在这里还看到了闻名世界的刺桐缎，它还被元朝皇帝当成高级礼物送给外国的领导人，同时刺桐造的瓷器也远销海上丝绸之路。总之，他把在这里的见闻都记载在《伊本·白图泰游记》（又名《异域奇游胜览》）了。阿金不懂旅行家的心志，但泉州湾的这些帆影幢幢确实非常壮观，绝对值得旅行家跨越重洋冒险一看了。
除了伴随信风而来的阿拉伯—波斯人外，也有从陆路追随元朝统治者脚步而来的异域人。元至顺三年，即公元1332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西域有个穆斯林名叫金吉，因为“捕盗”有功被授为武略将军，又左副翼万户府上千户。这一年，金吉进入泉州。他带领3000士兵，从陆路到达福建。这些士兵大多都信奉同一种宗教，他们负责镇守泉州路，是泉州的地方武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泉州安家，并在这里娶妻生子，与汉人通婚。这也算得上一个重要群体了。而此时另一方势力蒲寿庚家族的花园宅地似乎已经占据了不小的城市空间，有“蒲半街”的说法。海路与陆路的穆斯林都聚集在泉州城里，因此也有人称这里为“回半城”。元朝调动陆路的金吉带兵到泉州是否出于政治上的某种考量呢？这座城市人员聚集非常多元，“刺桐”城堪称一个重要的历史舞台。
尽管泉州的商贸、航海业十分恢宏震撼，江面上停着满满的船舶，在这种繁盛之下，阿金在经历整个元代时，却依然是有一种难为名状的压抑状态。起初，蒲寿庚刚投降元朝时，泉州城得以完整保留，商贸、规则、制度大概与南宋无异，自由贸易依然在进行，只是大环境中加入了军方背景。元朝的建国者们都有对外征战的习惯，泉州也成了他们跨海征服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既是出航基地，也是造船基地。比如，至元十五年时，一个叫百家奴的蒙古将领是镇国上将军，也是海外诸蕃宣慰使，除了领军守卫福建外，还兼任福建道市舶提举。以军人身份管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安排，能反映出大元的国策动向。再比如，至元十八年时，有十万士兵分别从泉州和临安（即杭州）乘船远征日本。至元二十九年时，元军又从泉州出兵爪哇。此时，似乎又与两宋时的自由贸易、民间贸易不太一样。不过，元朝统一了中国，为了将南方的物产、货物运回北方，开辟了沿海的一些新航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输效率，这对贸易也有很大的帮助。战争毕竟耗费巨大，经历过数年的跨海征战后，元财政已显匮乏了。可能正是这些外部环境让阿金感受到了压抑。
终于，还是乱了。好比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元朝至正年间（公元1341年—1368年），支撑社会稳固的一根根梁柱开始松动，一些好事者们都纷纷出来活动。泉州城里也有好多个人物出来参演这部历史剧。阿金作为一个阿拉伯裔的普通百姓，感觉到泉州的商贸形势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至正五年（1345年），元朝廷派宣抚使到福建是为了加强统治，但带来的却是穷凶极恶的压榨，历史上专门用“鹰扬虎噬”来形容这种官员。至正十二年（1352年），仙游的流寇抢劫掠夺泉州城。第二年，泉州城里出现了“大饥”，人们互相扶持以求暖腹。至正十六、十七年（1356、1357年）分别有山寇李大和泉贼伊守礼啸聚攻打泉州下辖县同安。阿金作为本地人民，心中原本具有的骄傲感减少了许多。这究竟是个什么世道？苍天真的太会开玩笑，富贵与贫穷、宁静与混乱眨眼之间便转换了身份。
令赛甫丁郁闷的是，他才刚刚在福州落稳脚根两三年，新上任的福建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竟然联合了一批部队，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击败了他。赛甫丁不得不带着剩余的部众从海路逃回泉州，再次以故地为据点。然而，在同一年，蕃人那兀纳也因向元朝廷捐献货物获得泉州市舶提举的官职，他是蒲寿庚家族的女婿。此时，那兀纳势力集团突然起兵袭杀了阿迷里丁，接收了泉州城的部队，逃回泉州的赛甫丁也不得不依附于那兀纳。那兀纳起兵的背后还有燕只不花的支持和鼓动。此时，元朝高层因为皇帝年迈不理朝政，皇后派（高丽后奇氏）与太子派（爱猷识里答腊太子）正在进行着残酷的权力斗争。福建海外贸易的舶来品和丰厚的税赋自然也是两派争夺的一个焦点。燕只不花作为太子亲党之一，因为驱逐了赛甫丁，又因为借那兀纳之手铲除了阿迷里丁，皇太子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赐他“忠孝文武”四字。燕只不花为“储皇之恩赐”，将字摹勒在福州乌石山上。总之，这些蕃人或者说蕃人后裔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在泉州城内打打杀杀，争夺着城市的控制权。其实，也在破坏着城市的商贸环境。这是王朝末期的正常现象，只不过参与其中的许多人是阿拉伯—波斯裔而已，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地方。
总之，热爱生活的普通人民，大多都是和平的，但在历史的波涛中却也总是被裹挟到了各种势力、对抗和斗争中，被动地经受着世间的残酷苦难。诸如普通的阿拉伯—波斯后裔，如阿金们并不愿意经历这种世事变更，他们只想过简单普通的生活，并在其中追求他们的生存和荣耀。从唐宋始，阿拉伯人渐渐走进泉州，并不断融入泉州，与当地人结婚生子。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外来者”？往往我们习惯于用身份、种族对人进行区分，甚至在社会的冲突中将怨恨发泄到一类群体上，这种怨恨背后的理由有时候是很缺乏理性的，利用怨恨背后的势力也是无法用道理进行沟通的。在宋末、元末动乱的时代，阿拉伯人及其后裔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与朝代更替之中。撇开身份问题，在动荡的年代原本征伐之事便少不了，在亦思巴奚动乱问题上，我们并不能因为种族问题而褒贬蕃人及其后裔。世界上的很多矛盾，大致都是人为刻意区隔的原因。当然，刻意制造、扩大隔阂的势力必须进行控制乃至打压。这样做也仅仅是为了维护世界上最基本的正义需求，和最平凡普通的生活秩序。
—明清—
关于百崎郭氏的体貌特征，在郭氏谱谍中存在着一些有趣的记载，如八世莲塘公的相貌为“形容魁梧，面白展须，半白黑，鼻贯顶，身穿白衣”；十二世义斋公的相貌为“仪容观魁，面长色白，眉柔疏细，眼如凤眼，鼻如峻峰，正直贯顶……长须半白黑，有四寸余长。”可见，在经过数代的与汉人通婚之后，他们中依然有人鼻梁高挺、毛发较密、身材高大，仍然保持着中东人的一些体格特征。另外，百崎郭氏族人远播海外的也大有人在。有一部分人到了台湾鹿港等地，据说明末郑成功攻打台湾时，招募了一批百崎郭姓回民，因为人数比较多，为了尊重他们习俗，还专门组建了回回官兵。当攻打台湾占领鹿港后，这些郭姓便驻扎屯垦下来，并在此逐渐成家定居了。也有一些百崎郭氏为了谋生来往于台湾、东南亚等地。这应该是当时下南洋大潮流背景下泉州人记忆中的共同故事。总之，纵观他们的家族史，就好比是一个为了生计而总是向外“流浪”的家族一样。在“流浪”的过程中，他们与外族人通婚、适应另一种甚至几种文化，有时候难免要让自己越来越像本地人。而这样的改变，并非出于仇视，而是一个小族群在进入另一个大族群之后，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一种“化学反应”。这样整个地球才越来越像地球村。
关于陈埭丁氏与百崎郭氏，小夏认为他们从名字到思想，从风俗与丧葬，从谋生到精神生活，都渐渐发生了变化，久而久之甚至完全看不出与汉人有何差异。他们从阿拉伯—波斯来到中国泉州，虽然历史上有过鼎盛时期，但在这里毕竟只是少数，难免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涵化。涵化并不代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欺凌，当然也很难避免异样的眼光，这就好比我们把一杯果汁倒到河里，果汁看不到了，河水却还是原本的样子，因为河水相比果汁太过强大。当不同的人口迁移时，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多少的涵化现象啊。不过，涵化也不代表一种文化将另一种文化完全消灭，另一种文化中的一些因素依然交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他们文化中的头饰、乐器、饮食、物种等等。正是因为这些交流，我们的生活才更加多姿多彩，否则世界就是静止的，那样的话，也许我们听不到南音的余音袅袅，也没有菠菜、茉莉光顾我们的生活。
清代时，清净寺的维持主要仰赖几位信奉回教从外地到任的官员。康熙三年（1664年），福建汀、邵、延等处总兵官陈月功在泉州大力扶持回教，在清净寺内建设了一座小礼拜堂，前文也有提到他在百崎还建有一座清真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福建全省陆路提督穆斯林马建纪来泉，又重建了原本为中阿混合建筑形式的明善堂，为中国传统古建筑四合院样式。同治十年（1871年），福建全省陆路军务提督江长贵捐俸，又将破败不堪的明善堂重建为小三间的闽南古民居样式。这些官员中有的还会邀请阿訇前来住持寺务，对于宗教信仰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为官员的离任，以及阿訇的离开或离世，教务便又陷入了停顿。总之，这个寺院在断断续续的延续着一种文明的“香火”。小夏回顾了一下清净寺的历史，宋元时代因为有富裕的商贸环境和众多的阿拉伯—波斯后裔人口，清净寺得以建立并持续运营。明代时，一直担任住持的夏氏家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官员及周边的同类人群在共同维护着清净寺。清代时，到福建与泉州任职的穆斯林官员成为了清净寺的重要且核心的维护者。—民国及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