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回族是个以教立族的新创民族，想象共同体，缺乏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元素，所以自建国以来创造回族的各种科学元素就成为回族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而其中以历史界，为最先行动的领域，其最早的领军人物就是历史学家白寿彝。面对史料缺乏，白寿彝将民间传说，小曲，歌谣，家谱等上升至比正史还高的位置，通过挖掘所谓细节，穿凿附会，创造所谓回族悠久灿烂的文化。这种研究活动的集大成者就是后来，由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人是提倡族教绑定的，因为所谓中华文明圈内部的回族，怎么创造的文化怎么也跳不出中华文明，必须摆脱这个束缚，求助伊斯兰，才能真正体现回族特有的文明是如何特殊，如何辉煌。
那么这里，我们暂且不把话题放得太开，就专注“回族人物志”这类图书，是如何把汉族的历史人物变成回族的。他们的方法很简单，专注各种小史料的繁枝细节，凡是能跟色目人，伊斯兰沾边，不用太多考证，直接归为回族伊斯兰。然后在“某某是回族”的大帽子下，搜索正史中历史人物的生活习惯，丧葬方式等细节，看能否强行与伊斯兰挂钩。
大家也可以一努力来发掘一下这本书及同类书中的内容，看看这些国家级的回族历史学家们到底每天在做什么？
一、常遇春和冯胜
常遇春（1330年—1369年），字伯仁，号燕衡，南直隶凤阳府怀远县（今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明朝开国名将。官至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兼太子少保，封鄂国公。冯胜（？—1395），明朝开国名将，初名国胜，又名宗异，定远（今属安徽）人，观至宋国公，
常遇春被称为回族，主要有以下几条证据1、听说常遇春的父亲是个阿訇，但没有史书记载（回族人物志中的唯一关于常遇春是回族的论证）2、据说常遇春的士兵很多是回民，据说北京常营回族的祖先为常遇春3、据说常遇春资助建设了很多清真寺4、常遇春和冯胜是儿女亲家，而冯胜是回族。根据族教绑定原则，回汉不通婚原则，所以常遇春为回族。
从以上条目看，只有最后一条算真正沾点边，那么冯胜是否为回族呢？
冯胜为回族的证据源自沈阳一支回族冯姓后人的家谱，其中记载，“冯氏先本回民，世代其教，今隶沈阳为著姓，子姓蕃衍，工文词习韬略者，磊落相望。”于是一帮回族历史学家迫不及待宣布，冯胜家族包括他的兄长大将冯国用及其后代都为回族人。
可事实上只是冯胜的一个儿子冯直娶了一名回女，后代有可能加入了伊斯兰。而且从现在各地冯氏家族的反应看，汉族冯胜冯国用的后代人数远远多于沈阳这一支。而且有趣的是即使是冯直的回族后裔，有的后来又由于娶了汉族女子，转为了汉族。
可见冯胜家族根本不是什么回民，回族历史发明家，用冯胜的儿子的某支后裔，代替冯胜，进而代替冯胜冯国用家族，以点带面篡改历史。而对于常遇春是回民的考证，更是惨不忍睹，丢失了作为历史学者最根本的职业道德。
二、沐英
沐英（1344年－1392年），字文英，明朝开国功臣，朱元璋养子，濠州定远（今安徽省定远县）人，封西平侯，死后追封黔宁王。
沐英成为回族其实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意义的事情，指鹿为马，众口铄金的最佳例子。
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而且知道没有历史证据，如白寿彝解放前就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称：“沐英之为回回，是很难使人相信的。”然而这并不耽误他在解放以后继续宣称，“常遇春、沐英、蓝玉是开国功臣中相传为回回的人物。”（《中国通史》明史部），并强行将沐英收入“回族人物志”。利用政府政策支持，指鹿为马。
当然指鹿为马之后才是真正的重点，必须以讹传讹，众口铄金，才能让沐英是回族变成真理。于是各种回族专家学者官员，都大声赞美回族人沐英，如某回族领导人就在其诗词中赞美道：常遇春、胡大海、沐英，雄略经世，挥戈拼铁骑（中华回乡赋）；同时在学术论文中“回族人物志”被当作权威文献，多次被引用以证明沐英等明朝将领是回族。
沐英的例子体现了一个相当极端而且恶劣的典型，这些所谓回族专家，利用体制给与的便利无中生有后，利用所谓“据说”公开造假，再利用体制给与的权威有计划，有体系，有分工，并动员本族群众众口铄金，试图重塑历史的集体造假现象。
三、马文升，蓝玉和胡大海
马文升
马文升（1426年—1510年7月13日），字负图，别号约斋，又号三峰居士、友松道人。钧州（今河南禹州市）人。明代重臣、诗人。留下大量著作。先后辅助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历仕五十六年，后人有“五朝元老马文升”之称。
马文生成为回族有些复杂，而且历史略长，白寿彝也是采用拿来主义，因为造假的不是他，是另一位前辈伊斯兰教史学家马以愚（1900-1961）。马以愚自称先祖为马文升，有族谱为证。另一个证据是马以愚，白寿彝都宣称重庆十八梯清真寺为马文升所建，且有石碑为证。
马文升变回族的案例，给与我们了又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回族学者这么喜爱伪造历史，因为你把历史搞乱了，多少年以后，传承的就可能真是伪史了。不信大家可以百度一下重庆十八梯清真寺，看看现在是不是所有公开的说明都写着清真寺是马文升建的。
蓝玉和胡大海蓝玉（？─1393年），定远（今属安徽定远县）人，常遇春妻弟，明朝开国将领。官至大将军，凉国公。胡大海（？—1362年），字通甫，泗州虹县人，明军大将，阵亡后，追封越国公。
这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正史中没有后代记载，所以也就不存在族谱。他们被回族人物志收录，主要原因还是“据说”，蓝玉据说是回回，胡大海的祖先据说是波斯人。蓝玉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的姐姐嫁给了常遇春，常遇春是回族，所以蓝玉也是回族。可是在这个主题第一部里就已经探讨过了，常遇春是回族完全是讹传。这种造假模式完全是个链式反应，造假一人，根据族教帮定，回汉不通婚，周围的亲属，再向上溯源，连同祖辈就都成了回回。
附录：白寿彝知不知道自己在造假，答案是：是的，他知道。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60年2月22日第7版回族史上又有一些传说人物，有待于考定。这以明代的人物为较多。在不能证实以前，应持保留的态度。如海瑞，相传是回族人，但一直没有在文献上找到根据。佩之同志在“光明日报”（1959年11月26日第六版）发表了“海瑞是否回族”一文，提供了一些线索，但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证明。此外，如沐英、兰玉、胡大海、马文升等，据说都是回族人，但一直没有见到可信的证据，都有待于考定。
四，丁德兴
丁德兴（1327年—1366年），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明朝开国将领，济国公。
丁德兴归为回族得益于山东青州丁姓回族的一部家谱，《益都丁氏族谱》，记载丁德兴祖先由鲁穆国而来，而且丁德兴是至圣穆罕默德的后裔。
这里说的《益都丁氏族谱》实际包含三部家谱，第一部是顺治年间的青州丁氏家谱（1651年），第二部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修的青州丁氏家谱，第三部，也就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民国三十年（1941年）重修的《益都丁氏族谱》，而丁德兴为青州丁姓回族始祖却是在最后一部出现的。
青州丁氏家谱第一部已经无法查到，第二部由一位叫丁玉璞的回族编纂，他自认是至圣穆罕默德之甥赛义德后。
但说作为丁德兴后裔，丁玉璞在《丁氏续修族谱序》写道：又为济国丁公后。考唐时卢相鸠崔卢丁吕四姓裔孙，崇饰太公庙祀，说者鄙之。夫世远年湮，漫无考稽，存而不论可耳，或强为牵合，如白乐天自序家状，以白乙丙为白公胜之后，子孙踵谬笑柄，徒留无谓也”
也就是说，他认为无法考证，只能存而不论，强行攀附，只会留笑柄而已。
第三部民国重修的《益都丁氏族谱》，做了一个重大调整，就是与另外一支丁姓回民进行了合谱，即将丁瓒及其后人与丁玉璞进行了合谱，丁瓒之所以异军突起，得益于他的儿子丁殿祥是嘉庆年间的武状元，自此家族发达。丁瓒家族不仅继承了圣穆罕默德的后裔的头衔，还把丁德兴彻底变成了自己的先祖。在《益都丁氏修族谱序》中写道：“益都丁氏，华族也。先世德兴公，原籍定远县，为明开国功臣，以战绩卓著封济国公，列祀功臣庙，谥武襄”
丁德兴成为回族是个体家族篡改家谱造成的，这个例子一说明家谱作为史料的局限性，二也说明，史学家如果治学态度不端正，抱着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什么都是枉然，甄选史料，隐瞒史料是必然的。
五、麻贵和马乾
麻贵，大同右卫（今山西朔州右玉县）人，明朝重要军事将领、长期镇守西北，与镇守辽东的方铁岭李氏齐名，被称为“东李西麻”。在万历十九年（1597年），任备倭总兵参加万历援朝战争，表现出色。
马乾,字乐水，昆明人。为四川广安知州，满清进攻重庆时候，阵亡，没有找到他是回族的任何史料，白寿彝等人也没有提供。大概就是看着他姓马。外加昆明也是回族聚居地吧。
六、马欢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明朝人马欢这个名字，然而他却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作为翻译的他跟随郑和三下西洋，沿途记录风土人情，国家地理，最后成书“瀛涯胜览”。由于他记录详细，不仅弥补了郑和下西洋官方史料记载不足的问题，也为世界各国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因此被翻译成了各种语言。这本书的历史价值是被世界史学家们公认的。为了纪念他，中国将南沙群岛中的一个岛命名为马欢岛（菲律宾占）。
但马欢其人的生平却不可考，只知道他字宗道，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被当作回族人，早就被当作约定俗成的事情，可他为什么被说是回族，很少有人提及。
论文“马欢的族属与《瀛涯胜览》的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6(6):144-149）算是给出了一些参考答案。
一、他姓马，回族人很多姓马。二、他汉语写作熟练，且会说番语，而且极可能是阿拉伯语。（瀛涯胜览前序：太宗文皇帝勑命正使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三、是天方教徒。（瀛涯胜览后序：（郭）祟礼乃杭之仁和人，（马）宗道乃越之会稽人，皆西域天方敎，实奇迈之士也。）
第一条不值得一驳。第二条牵强附会。第三条，算是比较有力的证据。我们来着重看看第三条。
瀛涯胜览后序的问题有以下几点：一、瀛涯胜览是边写边发表，所以作者本身的版本就多，后来其他作者的各种修订本删节本就更多，而这个后续并不是出现在每个版本中，经专家考察，这应该是为郭祟礼修订版而创作的后序，而不是原版的后序。至于原版有没有后序，不得而知，如果有，郭崇礼修改了多少，不得而知。
二、后序作者监察御史古朴剧弘，经查，根本无此人。后来根据发现的最新版本，有可能写的是监察御史古汴刘弘，而史籍中有个一字之差的，同时代的监察御史古汴刘泓。但到底怎么回事，无从考证。
三、根据史学界的原则，孤证不为证，且不论其自身文字还很模糊的问题，单孤证这点上看，这个后序根本不足以作为历史证据使用。
所以马欢为回族，可以说根本没有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臆想，和没有历史学家职业道德的生拉硬扯。，
至于说他去朝圣更是无稽之谈，他只不过去过麦加，记录了麦加地方的一些风土人情，就一定是去朝圣的吗？
七、张忻、詹应鹏和詹沂
张忻，字静之，山东掖县人，明熹宗时代进士出身，出任过天津巡抚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明末刑部尚书，后降清，官至天津巡抚。
詹应鹏，字翀南，宣城（今安徽省宣州）人，詹沂长子。曾任嘉兴知府,嘉湖兵备道,两浙右参议。
詹沂，字浴之，明宣城（今安徽省宣州）人，隆庆年间进士出身。万历年间官至左副都御史，詹应鹏之父。
张忻和詹应鹏被归为回族，主要原因是回儒刘智的著作《天方至圣实录》，其中收录了张忻的《清真教考序》和詹应鹏的《群书汇辑释疑跋》，但他们所著的原书早已散失，只留下了这两篇序言。从序言上看，这两位对天方教都比较感兴趣也比较了解，而且都对伊斯兰作了某些中国式的解读。但这两篇序言并不能提供他们都是穆斯林的有力证据。
如詹应鹏在《群书汇辑释疑跋》中说“是集也,余于群中书偶见而偶录之。”，从这句话上看就很难得出詹应鹏是伊斯兰世家的结论。
而张忻的儿子张端，仕清后，先后出任授宏文院检讨、《明史》纂修官。江南乡试正考官。秘书院侍讲学士，国史院侍讲学士、内翰林国史院学士，殿试读卷官、礼部左侍郎，担任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史籍记载他是天方教徒，这很难想象。而且张端醉心典籍。其曾保存过全部藏经，多达数万卷，存于其祠堂改造的“福庆禅院”，又名“大悲阁”（莱州千佛阁），后部分藏书被移往海南寺。民国初期遭到毁坏，经整理仅存2275册。送山东省立图书馆收藏。藏书分道藏和佛藏两种，以佛藏为多，其中最可惜的一套完整版的《永乐北藏》被毁坏大部。如果张忻是穆斯林，那么一个穆斯林世家建佛阁买佛经藏佛经，那可真是笑话了。
199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进一步将他们解读为穆斯林。以下内容摘自白寿彝的中国通史。
伊斯兰教在明代最深刻的发展，是在思想哲学领域内伊斯兰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出现伊斯兰教汉文译着，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张忻和詹应鹏...张忻和詹应鹏的“序”、“跋”，从哲学角度认识伊斯兰教，用儒家理论解释伊斯兰教，以中国太极学说会通伊斯兰教真主本体论，把程朱理学与伊斯兰教义相协合，成为汉克塔布（汉文伊斯兰教译著）的哲学基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开端。
张忻擅长书画，究心伊斯兰教义、教史詹应鹏生于回族仕宦之家，有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对伊斯兰教的研究甚有造诣---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15
张忻和詹应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史认定的明朝穆斯林。但真实情况却是这一结果完全是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伪造出来的，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推广。
八、孙继鲁
孙继鲁(1498-1547年)字道甫，云南都指挥使司云南右卫（今云南省昆明市）人，嘉靖年间进士出身，官至山西巡抚，被诬陷下狱，死于狱中，以耿直清廉闻名于世。
他被考证为回族是在解放前，1943年白寿彝在“云南伊斯兰略史”中明确宣称：明代伊斯兰之名人有郑和与孙继鲁。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之所以特殊，一是孙继鲁没有象郑和有那么清晰的历史记录，要求下结论者去发掘史料。二、孙继鲁被认证为天方教徒的过程没有受到共产党后来扶持性的政策干扰。所以完全可以考察白寿彝在对待回民历史名人问题上，本人主观意愿上是否能够保持公正严谨的史家态度。
孙继鲁之所以被认定为天方教徒，经白寿彝考证，出自清朝人师范的书《滇系》：（孙继鲁）世奉天方教，固一伊斯兰人也。（“滇南丛话”，1940年）
但这个提法有几个问题：
一、师范的滇系是嘉庆13年（1808年）成书，距离孙继鲁去世已经过了近260年，而在这以前没有人知道孙继鲁是穆斯林。
二、白在提及"世奉天方教，固一伊斯兰人也"时候，刻意忽略了其中的原委，《滇系》中记录，源自忽然冒出来的一名回回，所谓孙继鲁的六世孙孙鹏。而这位回回孙鹏虽然也算小有名气，但他对孙继鲁认祖的描述同现在很多回族学者一样，也是红口白牙，毫无证据。就是一句话，他是我的祖爷爷的祖爷爷。
其后在描述孙继鲁时，又出现了“其祖在元时人滇”，孙是大食人或沙特人后裔等等说法（见百度词条孙继鲁），其实这也是来自描写孙鹏，源自民国初年的《滇南碑传集》，是赵藩为孙鹏的直系后裔北洋回族将领孙永安所写。
显然这些证据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孙继鲁是回族人，最多可以证明孙鹏是个回族人，但他们之间的联系根本无法搞清楚。所以回族史学家采取跳过孙鹏，把孙鹏的履历直接安给孙继鲁的做法，作实他是回族人的说法。
就此我们可以看出回族史学家一旦遇到民族问题，即使没有共产党的支持，他们基本上也很困难保持公正的立场，因为面对塑造民族自尊心的宏伟目标，史料的不足实在令人头痛不已。
解放以后，有了共产党的政策支持，为了继续作实孙继鲁是回族的说法，一些我们常见的荒唐说法也竞相出现，如昆明是回族聚居区，所以孙是回族，孙继鲁家族（其实是孙鹏家族）是从事药铺生意的，昆明回族自古就是从事药铺生意，所以孙继鲁也一定是回族等等，等等。比解放前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更恶劣的是直接创造伪史，因为他们发现洗脑实在是个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总之对于回族史学家而言，考证也可能荒唐，但如果作实，变成约定俗成，谁又关心考证过程呢？不信，那么看看上述孙继鲁的考证过程，再到网上看看关于孙继鲁的词条和所谓记载，看看有多少人在直接引用那些移花接木的史料，或许对这个问题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九，铁铉
铁铉（1366～1402年），邓州（今河南邓县）人。燕王朱棣起兵，他屡次击败朱棣，因功官至兵部尚书，朱棣夺位之后，坚决不降，被处磔刑。万历年间正式平反。
铁铉为色目人后裔，应该无误，我能查到的，最早的记述来自明朝的两个高级官员，一个是嘉靖年间襄阳太守徐咸的《明臣言行录》，一个是万历首辅大臣朱国祯的《皇明逊国臣记》。但没有发现记录铁铉祖先情况的典籍，以及他和伊斯兰之间有没有联系的记录。
万历年平反后，由于世人皆知铁铉之忠义，所以全国各地兴起了给铁铉建祠的风潮。这肯定是违反伊斯兰的教义。也就是说各地官府并不认为铁铉是天方教徒，而是儒家忠君的典型。同时史籍中也未见任何铁铉后裔反对建祠的记载，只能说明铁氏家族万历年间已经不是穆斯林了。
另外一个证据是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的一处景观，叫“一真亭”（图一，二），亭子背面额匾写有“一真”二字，上款为“建文元年四月”，下款为“兵部尚书铁铉（钤印）重修”。此匾额经常作为铁铉捐助重修化觉巷清真寺的证据被人提及。可惜这个题字明显是伪造的。
这里说点题外话，清真寺为了体现历史久远，有官方背景，冒充古代名人为作者，篡改清真寺的历史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现象。
化觉寺内的另外一块比较有名的石碑是所谓唐朝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鉷所写的创建清真寺碑记（图三），所以很多人根据这个碑就宣称化觉巷清真大寺建于唐天宝元年（742年）。不过这个碑被翦伯赞，甚至是白寿彝都证明是明代伪碑。，并且化觉寺现在所处位置是唐代皇城内的三省六部所在地，皇城中如何建得清真寺？另一座紧邻的，宣称也建于唐代的大学习巷清真寺其实也面临同样无法回答的问题。（图四-图六，钟楼为参照点）
附录：翦伯赞等学者对于化觉巷清真寺修建于唐代的置疑：
1）翦伯赞（维吾尔族）《中国史纲要》第六章第四节－隋唐文化可以看出：
a.袄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明教)都是由波斯经丝绸之路传到长安及各地，流传很广；而伊斯兰教由海路传到广州，且仅为留居的阿拉伯人信奉。
b.安史乱后定居长安的回鹘人信奉的是摩尼教（明教）而不是伊斯兰教。
c.唐代长安及各地建有拜火教袄祠、景教波斯寺（大秦寺）、明教大云光明寺(摩尼寺)。但长安甚至广州也无任何建立清真寺的记载。
2）白寿彝（回族）
a.《中国通史》：伊斯兰教自十世纪传入新疆，元代东渐，到十四世纪察合台汗取得进一步发展。到十六世纪，伊斯兰教在哈密取得完全支配地位。
b.《伊斯兰教史存稿》：清朝的人弄错了，以为化觉巷清真寺是唐朝建的。
c.《关于创建清真寺碑》（《禹贡》第7卷第4期）：从行文整体上看，洋溢着宋儒理学气息，因而疑为教外人所为。碑文语意纯是宋明以后语，与唐人语绝不类，如所谓“寡欲以养心”，“事天之道，可以一言而尽，不越乎吾心之敬而已矣”，都是宋明理学家的口吻，唐人是说不出的。
十，海瑞，郑和，费信，哈三，羽凤棋、马承祖、撒之浮
郑和（1371－1433），明朝太监，航海家。郑和没什么太好说的，他是色目人和佛教徒是得到所有人公认的，包括史学家和他家族的后裔。至于后面衍生出来的，他在使用伊斯兰的塔基亚原则，那个时代很多人是伊斯兰和佛家共同供养的，郑和抄佛经，没有宗教上的涵义，就是抄抄而已，佛家的法名“福吉祥”显然也是赶时髦而已。大家听听就好。
费信，字公晓，具体生平不详，曾以通事（翻译）之职，四次随郑和下西洋。著有《星槎胜览》一书，记录海外诸国。费信被定义为回族，白寿彝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估计主要联想的依据根他的职务---翻译有关。
羽凤棋、马承祖、撒之浮不见正史，生平不可考，事迹仅仅来自屈大均的《明死事都督同知羽公墓碑》，满清进攻广州时，三人全部阵亡。屈大均称后来碰到羽凤棋的儿子，记录下来他们的事迹，写成了碑文。
回族人白寿彝在编写回族人物志时采用了很多回族内部的传说，很不严谨！当然他这么写的时候还注明这是他们的传说，但现在有些回人已经信以为真，并说明朝是回明！！现在来拨乱反正
像通常人家以为是回族的马皇后，她放脚是因为家里穷，小时候和家人行过乞（根据县志）。另外汉族里即便是清朝也有很多不裹脚的农村女子，而姓马的远多于回族。
至于那些大将
常遇春安徽怀远人，据《怀远县志》所载“伊斯兰教，旧称回教。清咸丰年间由风台县太平集回民赵xx传入我县，随赵迁入我县者7户、50余人，定居于现回汉乡。清同治三年(1864年)，回民在砖桥西(现教门庄)建清真寺一所，公请赵xx为阿旬。”怀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怀远县志》1990年12月第1版573页常遇春的族属在历史上没有特别记载（如郑和般），因此是汉人，据《怀远县志》所载，安徽怀远清咸丰年间才开始有回民居住。（除非他后代信了伊斯兰教，于是附会其祖先是色目）
蓝玉常遇春妻弟，安徽定远人，早期经历不详，其族属史书无载打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后，将元妃占有，似不符合伊斯兰教义，蓝玉最后被灭族，没有后人传世，家谱无存，其族属已不可考，但当时汉，色目不通婚。因此蓝玉也是汉人。
沐英安徽定远人，父母早亡，8岁流落讨饭至濠州时,被当时起义军将领朱元璋发现并收养，《明史》未提其族属，古书未提族属就说明他是汉人。沐氏系孔子弟子端木赐之后，原复姓端木，后为避仇家改单姓木，远征云南时改为沐，因云南为“火”地，恐火烧“木”，故加三点水。沐氏可考的一世祖为向春公，沐英为沐氏家族的第十世祖，定云南后把俘获的三万多回族少年全部阉割。而据沐英后代表示其祖先世代信佛，沐英本身也是佛教爱好者，其家族为汉人。明亡后沐氏后裔大部迁回安徽定远沐家村，自清朝开始，沐英的后代在沐家村一直过着“养牛耕田、养猪过年”的生活。
沐英修建伊斯兰教寺庙是奉旨行事，是团结少数民族的表现。2005年沐瓒墓被发掘，考古发掘证明沐氏的墓葬习俗完全是汉族风格，沐瓒不是用白布裹而是用棺材，而回回是不用棺材的。沐氏家谱证明了沐英是孔门弟子端木赐之后，绝不可能是回回。只可惜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2000年就过世了，而沐氏家谱2005年才公布，沐氏墓葬也是2005年发掘，白寿彝都没能看到，如果让他重新编一部回族人物志，就不会再把沐英说成是回族了。
冯胜，冯国用兄弟安徽定远人，史书未载其族属，因此是汉人。据《定远县志》，定远回回的姓氏有穆、马、扬、米、忽，王，安，杜，并无冯氏丁德兴也是安徽定远人，其族属《明史》也未栽，因此也是汉人。他有三个儿子，“德兴有三子。忠，授龙江卫指挥使，世袭。浩、昶恩赐守茔。”据《定远县志》记载，定远回回并无丁氏。
至于李贽，容易误解的是他租上曾经娶过色目女子，但他本人出家作了和尚，在出家之前，还是儒家信徒。除此之外其祖上查不到任何色目人痕迹
海瑞，海瑞曾经买过两斤猪肉给他母亲过生日，而且他本人也不信伊斯兰教。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