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本文重点考察三个问题：第一，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是如何演进的？它又是如何塑造或影响中国当前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因应怎样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和重构？这一调整和重构折射出中国怎样的权益诉求？第三，中国在“一带一路”下重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逻辑思路是怎样的？其中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无从回避的？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背景
(一)大历史视角下的中华陆权帝国及朝贡体系
首先，“陆权帝国”是自秦王朝开创大一统局面以来中华帝国所具有的一个长期属性。中华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强邻围绕长城一线所展开的反侵扰与侵扰的历史，并由此塑造了中国历代王朝根深蒂固的陆权观，其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抚并尽可能将北方游牧强邻纳入大一统的“华夷秩序”。换言之，“治(理)边(疆)”而非“治(理)海(洋)”，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主旋律。这一局面直到17世纪中叶清朝入关才得以改变。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认为，17世纪的清朝入关是长城沿线的边疆力量向内冲击的最后一波，此后，大陆(陆权帝国)内部的运动必须以新的时代即所谓“海洋时代”加以界定。(19)汪晖则强调，长城内外而非江南和运河流域作为观察和理解中国问题的视角，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才真正消解。其依据是，“1691年5月(康熙三十年)，康熙发布上谕，禁修长城，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之外，清朝帝国深入大漠南北、天山南北、青海、西藏(更不用说它自己的起源地东北)，规划了新的统治范围，并在某些地区(如清俄边境)确立了外部边界，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20)
其次，确保陆权帝国有序运转的是以朝贡体系为支撑的“华夷秩序”。华夷秩序是一个萌芽于汉代、成型于隋唐、充实于宋、完善于明清的，(21)以中华文明为观照来区分自我和他者从而界定中华与夷狄之间宗藩关系的政治格局。(22)这一秩序“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23)对这一秩序提供根本性体制保证的就是朝贡体系。处在该体系中心的是华夏中央政府，外围依次是西南地区的土官和土司、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地区、关系最近的朝鲜、双重纳贡的琉球、处于外缘地区的东南亚朝贡国(如暹罗、占城、马剌加、爪哇、苏门答剌、苏禄)、被中国视为朝贡国但实则从事互惠贸易的国家(如俄罗斯、荷兰、葡萄牙、英国)。(24)
作为“非中华地区的蛮夷之地在无所不包的中华政治与道德系统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机制”，该体系首先是被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即自我防御的政治需要及充当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媒介。(25)在自我防御方面，由于中华文明的优势以及现实力量的强势，东亚和东南亚的诸多海上或濒海朝贡国均自愿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日本是唯一的例外)，没有了对来自海上威胁的担忧，中国得以“守中治边”，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对陆上北部边疆的重点防御。此外，众多朝贡国的加入有助于实现陆权帝国“以藩为屏”的安全构想。例如，康熙曾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障”，“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26)在国际关系方面，为维护华夷秩序的有序运转以及自身在朝贡体系中的权威和威望，中国负有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这一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义务，在实际中发挥了睦邻、安邻的积极作用。例如，中华帝国在明朝时期曾多次居间调停东南亚各国之间以及南亚的沼纳朴儿与榜葛剌之间的军事冲突和外交纠纷，更是在1592年至1598年出兵朝鲜，与后者联手粉碎了丰臣秀吉的侵略和霸权迷梦，在安定朝鲜的同时也维护了华夷秩序。(27)
(二)近代史视角下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16世纪伊始，世界逐渐进入“海国时代”，西方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分别侵占长期向中国朝贡的马喇加(1511年)、吕宋(1571年)和爪哇(16世纪末)，并试图承袭这些殖民地原有的朝贡贸易待遇，在无法达成正常合法的通商目标后，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据点发展起与中国海商的以白银换生丝和纺织品的远洋贸易。葡萄牙人骗取了在澳门的留驻权，并通过在中、日之间从事中间贸易大获其利。荷兰人则在与葡萄牙人争夺澳门的控制权失败后，先侵占澎湖后盘踞台湾地区，并在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时多次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但均被大陆中国成功化解，在没有得到合法贸易许可的形势下只能以台湾地区为据点，从事中日两国间的倒手贸易或直接将西洋武器卖给日本以谋取在长崎的贸易垄断权。
进入民国时期，孙中山、林子贞等人提出了明确的海权思想。例如，孙中山强调：“制海者，可制世界贸易，制世界贸易者，可制世界富源，制世界富源者，可制世界，即此故也。”“惟今后太平洋问题，则实关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42)他还提出海陆并重的战略思想：“海权与陆权并重，不偏于海，亦不偏于陆，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与海国超迈之意识，左右逢源，相得益彰。”(43)林子贞则提出：“海上权力就是一个国家在海面上有把握，有制海的力量。照广义说起来，不但以武力支配海面上的全部，或者是一部之军事上的能力，就是平和航海也包括在里头。换句话说，就是海军的能力，和商业的能力。”(44)这些关于海权、海防与海军建设的认识，较之晚清时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局下，建设海洋强国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三)现代史视角下的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调整
三、破解大国崛起与发展的困境
中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性地决定了其必须在东南与西北两个方向做出地缘战略考量与抉择。但与历史上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不同，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在两个方向上并不矛盾和冲突，而是有机整合的；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是更为积极：进取性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该战略的提出不仅有纵深的历史背景，而且有广度的现实考虑，是中国因应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破解大国崛起与发展困境所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
(一)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实现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货币金融秩序的融入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也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国际经济地位显著提升：首先，继2008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在2010年又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次，自2008年9月以来，除在2015年2月被日本以微弱优势(7亿美元)短暂超越外，中国保持作为美国财政部债券最大外国持有者的纪录已长达6年零10个月。(54)
(二)“贸易国家”应对“金融国家”霸权的被迫选择
中国崛起的性质是在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更确切地说，是在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现象。(58)作为典型的“贸易国家”，中国在长期实行盯住美元汇率制和依赖对美出口中获得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成功，但也面临着一个系统性困境：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规则，本币非世界货币因而不得不依赖出口赚取外汇收入，无法将出口所创外汇用于国内消费而只能再投资于美国股市和债市从而资助美国的经济金融和军事霸权。作为唯一的“金融国家”，美国虽饱受经常账户赤字和债台高筑的困扰，却拥有美元作为唯一世界货币所带来的“嚣张特权”，以华尔街为核心的本土金融市场具备调控全球金融资源和制定金融市场规则的能力。
其次，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推进中国与亚欧主要债权国的货币金融合作。在以美国为中心国家、美元为中心货币的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一带一路”所辐射的亚欧国家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贸易型国家”，它们通过向美国出口工业制成品获取美元；二是以中东产油国为代表的“能源型国家”，它们通过向美国输出石油获取美元；三是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商品型国家”，它们通过向美国出口农矿产品获取美元；四是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投资型国家”，它们通过向美国投资赚取美元。在这样的国际货币格局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亚欧国家集体构成了美国的国际债权人。作为债权人，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相同的投资保值或增值需求。为防范美元风险，它们有动机面向中国寻求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投资手段的多样化。事实上，这些国家签署同中国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争取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寻求RQFII试点资格，足以证明中国与亚欧主要债权国的货币金融合作已具备现实基础。
(三)消除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与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双重压力的迫切需求
历经30多年的长期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外部环境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且基础并不稳固。世界大多数经济体进入明显的低增长轨迹：4/5的经济体在2011-2014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低于2004-2007年间的平均水平。全球经济虽在2014年维持温和增长，但这一态势在美日欧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62)这种复苏还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如油价大幅走低且波动剧烈、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加、美元升值及其对资本流动影响巨大、发达经济体在中期内低速增长、中国转向新增长模式面临困难与挑战、地缘政治紧张影响经济活动等。(63)从内部环境看，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64)这一形势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再平衡”时代，即：在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出口拉动型增长和内需拉动型增长之间，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及信息密集型产业之间寻求再平衡。
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克服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空间约束：(1)出口市场受到挤压的约束。受自身经济复苏乏力和中国商品竞争力提升的双重影响，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两反一保”措施层出不穷，挤压了中国的出口空间。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增大。在这种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密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补性经贸合作，从而为中国商品的出口拓展市场空间。(2)国内结构转型的空间约束。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欧日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旨在重塑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于2015年5月8日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的制造强国战略，目标是从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向以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这种转型是“腾笼换鸟”的过程，即将低端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以便为国内经济结构向先进制造业转型腾出必要的市场空间。
(四)确保具有战略纵深的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考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尽管国家领导人先后提出过“两步走”战略思想、区域协调发展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但东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初衷并未实现。这种重海轻陆的不均衡开放格局，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缺乏战略纵深，国家安全具有显著的脆弱性：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滞后不利于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已成为中国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重要威胁。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无论是在能源和资源的进口还是在商品的出口方面，都易受美日两国国家政策和对外战略调整的冲击。
(五)从“经营周边”转向“稳定周边、和谐周边”的战略需求
冷战结束以来，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首要地位日益得到明确。党的十四大报告认为“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65)十五大报告提出“睦邻友好”和“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周边外交原则。(66)十六大报告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加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67)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68)这些表述所折射出的关键信息是，用区域经济合作换取良好周边环境，“以经促政”“经营周边”，构成了冷战结束至21世纪前10年间中国周边外交的核心主题。
此后，中国的周边外交开始了从“经营周边”向“稳定周边、和谐周边”的战略转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69)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并将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提升到“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70)的战略高度上来。“亲、诚、惠、容”是新形势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份生动宣言，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精辟概括，也反映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71)这一新的外交理念折射出中国正从强调与周边的互惠互利转向注重对后者的利益“惠及”和“溢出”，体现了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担当。从背景看，这一理念的提出紧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因此，它是中国希冀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来“稳定周边、和谐周边”，有效对冲美国制衡中国崛起、周边国家疑惧中国崛起的战略之举。它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工具从“战略军事”转向“战略经济”的一项重大变迁。(72)
(六)谋求机制化、系统化、体系化的多极化格局的长远规划
从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看，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俄日欧等诸多强国并立的“一超多强”格局并未改变，多极化仍是一个未竟的过程。首先，尽管各种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多次分化组合，但结果却是非均衡的：美国虽经历过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及随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体制的灵活性、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技术创新的长期性以及美元地位的持久性，奠定了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坚实基础。欧洲虽走向了货币统一，但货币政策统一与财政政策分立并存的决策机制及欧元区的扩容冲动，为欧债危机的爆发及久拖未决埋下了重大隐患。俄罗斯虽继承了苏联的军事、领土、科技和资源遗产，但长期的经济疲弱仍是拖累其恢复强国地位的重要羁绊。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已失去往日经济高速增长的荣光，虽出台了名目繁多的经济振兴政策，但仍无法从“失去的二十年”的泥潭中解脱出来。中国虽实现了经济的强势崛起，但这种崛起尚缺乏国内基础的强劲支撑，如需要改善的宏观调控能力、转型中的经济结构、亟待夯实的技术基础、有待提升的人民币国际地位等，因而距离成长为能与美国抗衡的“一极”还有相当差距。
最后，“一超多强”格局的存续是美国通过它精心构筑的两个权力体系实现的：一是建立在制衡(balance)、统制(command)和赢得同意(consent)基础之上的等级性的国际权力体系，该权力体系具有适应环境变化(适应性)和吸引新成员加入(延展性)的能力，具有较为持久的生命力；(74)二是建立在美元作为全球关键储备货币基础之上的美元体系，在这一体系内，美国不仅具有能用美元大量进口国外产品并免受国际收支危机困扰的“过度特权”，更是拥有以体系崩溃的威胁来胁迫广大外围支撑这一体系、承担其成本，自己则独占体系收益的“嚣张特权”。(75)
可见，多极化本质上是对“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突破。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有必要在美国(元)主导的国际体系内对潜在的多极化力量进行系统化、体系化和机制化的整合。这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在于，“只有使多极化具备强有力的机制，才能让多极化趋势压倒单极化倾向，才能推动多极格局早日形成，也才能为中国提供广阔的外交活动空间和战略纵深回旋余地”。(76)由此，时下讨论中的FTAAP、已签署的中韩自贸协定、拟议中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即将成立的亚投行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的多元化合作机制，(77)构成了中国通过互联互通机制增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信、加强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合作，以便培育多极化的积极因素进而谋求多极化格局的机制化、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长远战略规划。
(七)切实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的战略需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地缘关系最复杂、历史文化差异最大、宗教民族冲突最严重、国家和区域局势最动荡、大国关系最纠结的地理区域。在这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利益极易受到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西亚地区新兴起的“伊斯兰国(IS)”、投资所在国的政局不稳、部分国家的反华排华倾向、美日等西方国家的竞争性渗透等的干扰、破坏和冲击。这要求中国以“一带一路”的建设为契机，通过“政策沟通”增进本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确保中国企业与当地开展项目合作的机制化；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实现将中国企业的投资收益惠及东道国的政府和民众，提升中国资本在外来竞争性投资中的吸引力；通过“民心相通”改善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培育东道国民众对于中国企业的认同感，从而最大程度地改良威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的民间土壤。
四、“一带一路”的战略方向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吸取自身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为克服大国崛起困境而对原有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做出的重构。作为新形势下的大战略，“一带一路”下中国重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逻辑思路应在如下框架下展开：第一，界定新时期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第二，识别威胁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关键要素。第三，决定如何恰当地运用国家的综合实力去维护其核心利益。(82)对任何一项重大的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而言，明确其战略方向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就重构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方向而论，亟须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做出理论上的诠释和实践上的准备。
(一)界定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定位和核心利益
“国家定位”是指一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占据的地位、承担的责任和怀有的抱负。界定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定位，需要从自我、他者以及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三个维度加以考量。从自我认同的维度看，中国的国家定位取决于中国对自身实力、特质和外交优势的理性评估。从他者诉求的维度看，中国的国家定位需要综合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中其他成员对中国应发挥何种作用所报以的期许。从自我与他者互动的维度看，中国的国家定位不能脱离开自身与主要的世界性大国及关键的区域性大国的交互关系。综合这几个维度，中国的国家定位应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人类和谐理念及各文明和谐相处的践行者。基于这样的国家定位，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在日益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和平发展为兼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技术、外交等综合性实力的新型世界性大国，而非有意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及其霸权地位的头号强国。
(二)“一带一路”与当今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
(三)“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优劣势、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对中国的战略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的理性评估。从积极因素看，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是沿线国家有分散美元风险的强烈意愿以及对冲大国施加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的战略需求，其战略优势体现在：它有着通过古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悠久历史、投融资建设所需的强大的资金和制度支持(如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自主设立的丝路基金、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过硬的基建技术(高速铁路、港口、桥梁、道路、电厂)和成熟的管理经验以及对沿线国家商品、能源和资源的旺盛市场需求。中国的战略劣势在于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不足以及主要大国及沿线重要国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动机的猜疑乃至抵制。
从负面因素看，中国的战略劣势在于自身软硬实力不足以及主要大国及沿线重要国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动机的猜疑乃至抵制。中国面临的战略挑战则体现为多元、复合的风险：一是来自本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生产性和经营性风险，如投资项目在建途中遭遇搁浅、投资收益无法抵偿成本、贷款无法按期保量收回、派出劳工面临人身威胁等。二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宗教—种族冲突风险、战争风险、政治稳定性风险、政府效能风险、基础设施风险、法律和监管风险、劳动力市场风险(85)以及中国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与沿线国家所代表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等多个文明类型之间可能的冲突风险。(86)三是来自域外国家和沿线大国的第三方风险。前者来自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遏制和围堵以及在南亚提议的以阿富汗为核心、连接南亚与中亚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战略制衡；后者则来自印度在南亚实施的“印度洋战略”和面向南海的“东向”运动以及俄罗斯在中亚大力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87)建设。
(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
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发生在地理/地缘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是成员基于相同或相近的偏好、为实现共同的福利增进等目标而开展的功能性合作，彼此之间的政策沟通、经贸往来、货币金融合作、民间交流体现为“圈”的关系。而“一带一路”框架下特别是围绕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走廊的区域经济合作，则突破了“圈”的狭义范畴，是融合了“点”对“点”、“点”对“线”、“点”对“面”、“带”与“路”、“圈”与“线”等多个空间层次在内的多元化合作机制的复合体。由于突破了地理/地缘相邻或相近的边界限制，涵盖了功能性、制度性、战略性的多元化合作意愿和需求动机，囊括了不同的种族、民族、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这种空间格局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不再适用于传统的功能性解释，急需国际经济学、区域一体化理论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做出及时和合理的理论诠释。
(五)“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内体制改革的关系
(六)“一带一路”建设中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之间的关系
(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型国际关系
(八)构建支撑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体系
（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李俊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