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化转型”是具有高度中国实践特色的概念，它指国家运作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域数字化。基于现有文献甄别研判和国内外数字化转型动态，从高效性、增值性、全局性和开放性四个维度探析数字化转型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理。从总体框架来看，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生态各有独立范畴，构成了中国数字化转型的“一体四翼”。数据是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精准定位数据赋能场域，及时洞察并消解长期桎梏数据要素活力的沉疴，方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活水源泉。展望未来，还需从宏观层面及早谋划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体系框架和建构微观层面的数字生态系统。这样的建构逻辑为后续绘就“十四五”规划蓝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可以因循的理论借鉴和框架基础。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智慧社会；国家治理
DOI：10.16582/j.cnki.dzzw.2021.06.007
一、引言
二、数字化转型的由来和研究脉络
（一）数字化转型的概念
（二）数字化转型的要素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要素是数据。数据是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其核心关键作用首先是，作为一种信息沟通的媒介，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基于数据的信息透明和对称，提升组织的综合集成水平，提高社会资源的综合配置效率[12]。同时，诸多文献都强调了跨职能部门的协同是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3，14]。组织之间的相互独立和不协同是数字化转型必须跨越的鸿沟[15]。跨越这一组织鸿沟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或部门，并保持这个组织一定程度的独立性。通过保持相对的灵活性，实现在保持现有资源的同时实现创新[16]。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组织边界、实现部门协同是数字化转型在组织层面的必然结果。此外，有学者指出人才要素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瓶颈，人才的数字素养和操作技能是承接技术创新、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关键[17]。首席数字官（chiefdigitalofficer,CDO）这一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孕育的新职能是领导组织进行数字化创新、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18]。随着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和驱动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清晰的数据权利和注重数据安全亦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和保障[19]。
（三）数字化转型应用领域
（四）研究述评
在此背景下，本文拟遵循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建构的逻辑，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以集成延伸前人成果为研究基础，以数字化转型对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实现为着眼点进行理论诠释，以数字中国战略要义为切入点构筑数字化转型的普适性框架，以数据要素为关键点解构数据植入国家治理的新动能，以宏观历史方位和微观实操为落脚点展望数字化转型的顶层制度框架，抛砖引玉，启迪思考，以期对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有所益助。
三、理论视角：数字化转型引领治理现代化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汇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各行各业全面融合渗透，新型数字劳动者不断演化生成，数字化带来生产力质的飞跃，并在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企业、个人是数字化转型的主体，通过推动理念变革、流通优化、组织重构等全方位转型，驱动效率提升、价值再造、生态构建等，深刻改变各个组织机构的数字化能力和价值主张，进而带动千行百业提升整体运行效率，推动数字中国加速推进。“十四五”期间，加快推进数字化发展，对落实新发展阶段新要求、塑造新发展格局新优势、抢抓数据要素新市场新机遇、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参见图1）。
（一）高效性：数字化转型带来效率提升
第三，对政府来讲，在社会治理中引入数字技术，吸纳更多的资源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可以大幅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在社会治安中，可以将送奶工、自行车看管员、快递员等各类人员，变成社会治安管理员，可以在更大范围采集社会治安信息，以提升社会治安管理效能。在市场监管中，将移动终端、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植入监管机构，实时采集监管数据，打造穿透式监管，全流程可溯源，可以为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带来革命性变革。
（二）增值性：数字化转型重构价值创造
当前，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全球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加速演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交叉重叠，深刻变革制造范式、组织模式和产业结构，成为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关键力量。
第一，从宏观视角来看，数字化具有强大的价值联结和价值渗透功能，推动数字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剧国际竞争的“马太效应”。发达国家既有技术优势将不断强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难度也将进一步加大。同时，随着要素和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变化，领先企业将利用自身的市场寡头地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市场需求与生产地的优化匹配，达到对全球价值链定价权的事实控制[29]。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企业受到上游企业的技术制约和下游的价格竞争的双重挤压，增值空间将被不断压缩。
第三，从要素视角来看，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丰富了要素资源体系，为数字化价值释放开辟了新空间。数据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点，具有极大的经济社会价值。据《2020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19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5397亿元，同比增长23.1%，预计我国大数据产业整体规模将持续增长。未来，数字化对价值创造的影响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数字贸易、数字货币、数字医疗、数字教育等新业态的广泛普及，将释放出无穷的叠加倍增效应，推动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将衍生一批新职业新岗位，进而为数字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全局性：数字化转型推动整体变革
相对以往信息系统建设大多聚焦在某一层面或者某一项业务，数字化更要具战略性、系统性和长期性。
第一，从企业侧来看，如果认为数字化转型还是和以前一样，仅仅意味着采购各种设备和信息系统就可以了，有了智能化的装备、生产线、车间就实现了数字化转型，那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就仍停滞不前。数字化转型既需与企业的发展战略深度结合，又需从根本上改变工业时代企业所形成的思维惯性和发展范式，这就要求必须站在全局视角审视理解企业的商业逻辑、运作模式和组织机构，并重新阐释和定义。结果就是，企业进行系统性的变革创新，进而推动企业由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迈进。以工业互联网为例，通过平台链接工业企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改变了以往企业仅仅在内部数字世界运转的局面，实现制造资源的泛在链接、弹性互补和高效配置，为企业在更大范围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第二，从政府侧来看，数字化转型与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能力等多元素深度融合，统筹考虑各领域、各层级、各部门的需求，协同推进为政府带来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是新发展阶段公共部门变革创新的战略选择。在管理模式方面，运用数字技术打破部门壁垒，注重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改变以往各部门分散办公的局面，着力解决“条块分割”的传统管理模式。在服务模式方面，依托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大力推动放管服改革，为企业和公众提供“一站式”“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33]。在政府决策方面，面向不同治理需求，对政府各部门数据加大整合力度，并对潜在问题进行关联分析，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规避传统经验决策的随意性。
（四）开放性：共建数字生态成主流
纵观数字发展环境，不同组织因为错综复杂的业务关系，构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面向碎片化分布的网络节点，整合多方资源的平台型组织应运而生，促进了链条式、网络化组织生态的发展，推动组织竞合方式日趋生态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组织变得更加智能敏捷。数字技术应用让各组织机构不仅了解外部用户需求，还让组织内部愈加柔性高效，促使各单位朝业务边界模糊化、组织结构平台化、创新方式开放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对数字政府来讲，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建设主体更加多元，以及公共数据向社会不断开放等方面。目前，企业介入数字政府建设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8月底，各地通过国有独资或混合所有制等形式成立企业开展数字政府建设运营的数量不少于8个。经过五年多努力，公共数据开放成效显著。据《2020中国开放数林指数》显示，截至2020年4月底，全国数据开放已有17个省级平台、113个副省级和地市级平台，并在交通、医疗、政法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富有成效的应用成果。
四、议题界定：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框架
如前述及，如果说上述部分是为了回答“数字化转型为什么能引领治理现代化”这个命题的话，则“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框架”重在厘清“数字化转型如何引领治理现代化”。正如《纲要》对数字化转型组成部分的界定，加之数字化转型中技术范式的赋能作用，我们进一步可以得出：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生态各有独立范畴，构成了中国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框架（参见图2）。纵观全球数字化发展，得数字者得天下，谁占领了数字化转型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未来的发展。由此审视，只有科学谋划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框架，才能积极抢抓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机遇窗口期，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落地。
（一）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在经济活动中的映射
综合业界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和理解，可以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主要特征，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当前，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同数字产业集群交叉重叠，深刻改变了社会分工格局，推动生产关系产生巨大变革，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只有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提升数字治理水平，构建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数字生产关系，催生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才能促使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并迈向新台阶。
（二）数字政府：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治理中的映射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十四五”期间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数字政府实践中面临诸多严峻的能力挑战，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不健全、新技术应用不足与数据管理能力有待提升等方面[38]。面对海量的政务数据，从实践角度出发，如何充分发挥数据新要素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是摆在数字政府建设者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以提升数字技术应用水平为契机，促进政府决策从经验决策转变为数据驱动的决策，构建基于数据生产力的智能化高效精准决策运营体系，对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建设高水平数字政府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建立健全数字政府建设机制，加强政务数据管理，强化新技术研发创新，发挥数字技术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作用，进而撬动数字政府建设新引擎，才能实现数字政府建设的新突破。
（三）数字社会：数字化转型在社会活动中的映射
在数字化的时代浪潮之下，大数据与5G、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不断汇聚叠加，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研究和应用层出不穷，万物皆数，通过传感器感知万事万物，并将其数字化转译，创造了一个万物互联的数字社会。数字社会主要是指社会活动的数字化。从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城市和乡村、日常生活等内容。
数字化转型重构社会运行模式。我国互联网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在线社交、在线购物、移动支付等消费侧数字化程度已位于全球领先水平。一方面，数字化嵌入社会运行中，可以有效增强社会管理弹性。从疫情防控可以看出，我国数十亿的人口规模却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拔得头筹，彰显出科技对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的强大助力，也折射出数字社会运行的强劲韧性。例如，手机外卖解决了餐饮购物，健康码解决了交通出行，在线医疗解决了就医问诊，在线教育解决了授课学习，在线会议解决了居家办公，在线政务服务解决了政府办事，一系列数字化创新印证了以数据触达重塑“数字纽带”的可能性[39]，让表面暂停的社会保有了生机和活力，勾勒出一幅幅井然有序的数字社会运行画卷。另一方面，正因为数字化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让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陷入“数字困境”。数字社会不仅仅意味着智能化，更需要人性化，应保持技术的中立性，积极推动技术应用适老化和信息无障碍，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充满人文关怀的数字化成果，打造更有温度的数字社会。
数字化转型为区域协同发展赋能。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推进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拉平城乡差距，最大程度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例如，远程教育可以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享受到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远程医疗可以让医疗技术不发达的地区享受到和沿海发达城市一样的优质医疗资源，电商平台可以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实现增收致富[40]。从发展阶段来看，经过智慧城市的大力推进和信息化的广泛普及，城市数字化得到大幅改善，但乡村相对薄弱，大多数的乡村数字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从资金、人才、数字素养等多角度、多层次加大数字乡村推进力度，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全面深度融合，发挥数字乡村对促进农民增收的调节作用，推动全国上下向共同富裕迈进。
（四）数字生态：数字化转型在发展环境中的映射
数字生态从内容上主要包括数据要素市场规范、政策环境营造、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等。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生态与生态环境保护没有直接关联，更多的是指打造良好的数字化发展环境。数字生态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在网络安全、市场规范性等方面出现一些掣肘数字化发展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需要从市场规则、网络安全、国际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数字化发展环境。在数字世界中，以数据要素为链接，形成了一个囊括经济、安全、治理等方方面面的数字新生态，参与主体各司其职，支撑数字生态体系的高效运行。企业是数字生态的核心推动者，公众是数字生态的主要参与者，政府是数字生态的主导者，同时也是监管者。从长远来看，协同各方绘就平衡、开放、协作、包容的数字生态新图景，实现不同场景下多元主体利益的动态平衡[41]，是实现数字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数据要素市场来讲，数据的产生、流转、应用与管理依赖于完善的数字生态，其中包含政府、企业、个人等多方参与者在公开、透明的机制下形成有效分工[42]。数据管理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协调配合，形成数据管理的动态生态系统。若数据管理效能低下，必将影响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从而带来浪费，提高社会治理成本，甚至影响数据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与市场经济的稳定性[43]。
五、数据嵌入：数字化转型的动能释放
（一）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赋能场域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了场域(field)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45]，并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学、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这为在数字化转型视域下创新数据赋能空间提供了重要借鉴。数据赋能场域可包涵数据共享、数据开放、数据交易和数据跨境四个基础性组成部分（参见图3），以下分述之。
⒈数据共享
⒉数据开放
⒊数据交易
数据交易，就是通过数据生产者与数据控制者相分离，数据以多种方式被不同社会主体交叉使用[51]，不断畅通数据流通渠道，优化数据市场化配置。在此意义上，如果说数据开放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公共数据资源的生产力，那么数据交易则进一步扩大社会数据特别是企业数据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边界。
一方面，数据要素有利于加快区域协同联动和产业结构优化。从区域产业链协同数据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协同指数分别为44.9%、33.6%、43.4%，由此来看，我国产业链协同比例整体较低。以数据交易为契机，畅通数据市场化配置渠道，让数据要素联通产业沟壑，以数据链衍生价值链，以价值链优化产业链，进而实现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大数据交易市场和交易平台快速发展，通过数据整合、叠加、加工和深度挖掘，便于培育新兴商业模式和新兴业态。如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立足云端智能化数据服务，实现数据交易的集中整合化、市场定制化、云端智能化，打造覆盖大数据全产业链的开放性生态系统。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数据交易市场整体还处于“粗加工”初级阶段，数据供需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致使数据成交率和成交额均不高，没有数据何来交易，如何加快可交易数据供给，建立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提升数据变现能力和溢出效益成为数据交易场域的博弈焦点。
⒋数据跨境
数据的生命在于具有流动性。前述所及均是数据要素赋能的国内场域，而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之国内经济大循环、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亟需寻求强有力的战略支点，数据跨境流动自然是个无法规避的议题。
一方面，数据跨境为构建基于国内运转及跨境流动的数据双循环生命周期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上述提及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以数据为纽带，从理论层面贯通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既是国内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需求，也是“疫后”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规则博弈和格局重塑的新机遇，为大数据时代国家主权概念的理论变革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跨境流动是数据双循环生命周期理论构建的“压舱石”。另一方面，从疫情影响看，数据跨境既能强化内循环稳定性和竞争力，亦可依托数字贸易在外循环中提升国内企业生产经营效能、实现价值创造能力倍增，从而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2020年上半年疫情在全球蔓延，2020年一季度和二季度，世界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4％和-21.3％，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数字贸易却逆势上扬，2020年上半年，我国海关跨境电商监管平台进出口增长26.2%，其中出口增长28.7%，进口增长24.4%。很显然，数据赋能成为中国“卖全球”“买全球”进而为实现“六稳”“六保”任务增添活力。
（二）数据嵌入国家治理引发的风险挑战
中国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一方面，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加之全球博弈的张力更加突显，对数据嵌入国家治理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数据本身的治理瓶颈与追求高质量赋能之间的矛盾，又给国家数字化转型的平稳性和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涉及程度之广和影响之深，数据嵌入国家治理势必充满着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故此，既要彻底激发数据要素活力，也需及早研判数据嵌入国家治理引发的风险挑战，特别是市场力量凭借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和数据优势，借助公权力突破法律法规限制，造成事实上的“监管俘获”，进而带来数字化转型中权利角色变化所衍生的新博弈[52]。
第四，如何加快破除数据主权壁垒？数据历经从“被动”“主动”到“自动”的三次飞跃过程中[55]，其跨境流通远远超出了具有物理边界特征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创造了基于“第四空间”的网络主权，这既在中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丰富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范围，也亟需以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泾渭分明的管辖范围，在加快领土边界与虚拟边界之间深度融合的同时对其协同治理。与前文对应，这恰恰是数字化转型给国家治理带来的重大议题。一方面，数据跨境流动存在多层次安全隐患。在传输环节，数据跨境过程环节多、路径广、溯源难，数据随时面临被截获、篡改、伪造风险；在存储环节，受限于境外数据防护能力等因素，数据泄露和破坏风险较大；在应用环节，各国在数据治理方面存在政策差异和法律冲突，潜在数据被滥用风险。另一方面，伴随着数据跨境频次日益加快，各国围绕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治理、责任分担和冲突管理等方面的全球博弈更趋向白热化。而《网络安全法》所规定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制度比较宏观，配套规定和标准缺乏，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细化和调整。
六、数字化转型未来研判与新议题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展望未来之中国，正历经由“万物互联”转向“万物智联”的伟大进程。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量子计算、5G等新一代新兴技术竞相涌现，智能机器人、无人机、自动驾驶取得突破性进展，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台、城市大脑、数字孪生（digitaltwin）成为万物智联时代的赋能硬核，数字文化、数字经济、数字乡村、数字政府从不同侧面勾画出数字时代的新面貌，概言之，数字化转型正引领着数字时代的“新文艺复兴”。故可断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十四五”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动能。与此相对应，中国数字化转型更需积极适应全球信息化浪潮变革的新形势，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的发展新阶段，从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进一步建构与其历史使命相适应的制度框架和生态系统。
（一）宏观层面：建构与“疫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体系框架
⒈拓展周期体系
从经济循环理论看，18世纪创造了工业辉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分水岭。1928年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长期考察后提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共经历五次周期为50-60年的大循环，每一次大循环都有上升（繁荣）和下降（衰退）两个阶段[56]。纵观诸演进周期，在第一个周期内（约1770—1840年），1776年瓦特完成蒸汽机改良，英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骤增，为其全球贸易和扩张提供了加速度。电力革命和信息革命在后续周期内相继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自2020年以来，正好落在第五个周期末端，全球历经互联网喧嚣后面临信息技术转型升级的阵痛期。而以数字化转型为引领的新一轮信息化浪潮，有望加速世界格局的重塑和地缘战略的重整。
⒉丰富范式体系
审视生产力与经济产出关系，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影响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机遇期。基于经济产出和生产函数两者关系审视，传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二者依附于Y=F(A，L，T)关系，其中，A、L、T分别指技术进步、劳动力和土地，彼时后两者作用更突出；工业经济情境下更多裹挟了资本的渗透作用，由此演化为Y=F(A，K，L，T)；当下，数据要素正在与传统的技术进步、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构成有机整体，并进而演绎出Y=F(A，D，K，L，T)的新模态。可见，伴随着人类社会来到了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全面融合的时空交汇点，数字化转型点亮了这一奇点。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全球博弈和话语权重塑，势必在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双重激荡下，趋向更猛烈、更深刻、更彻底。
⒊重塑组织体系
必须注意到，中国的数字化转型绝非仅仅是数字或数据的赋能过程，而是一场深刻的思维变革、技术变革、治理变革，并加速了传统经济社会治理体系的解体和重塑。一方面，全球目前尚未出现可供我们可以直接现插现用的“舶来品”，无法“求新声于异邦”的现状倒逼中国必须从顶层重塑组织体系，并基于中国实践场域，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转型范式。另一方面，应该意识到，此改革绝非某一领域某一层面的修修补补，而是涉及党政经济社会生态全域。以浙江数字化转型为例，其以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将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显而易见，基于省域治理的视角，在数字化转型中唯有包括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在内的综合因素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才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最大公约数。
⒋优化职能体系
“休克疗法”不适合中国数字化转型，“渐进式”仍是该改革的主要特征。这就意味着，上述全域式转型并非齐头并进，而一定是渐进式的、以某一领域为牵引的。数字政府是本次改革的重要牵引，亦即关系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如何优化政府职能成为“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化转型向纵深推进的“牛鼻子”。
第一，政府职能要主动适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改革背景。一方面，政府部门如何更好地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数字政府如何带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向数字化治理迈进？
（二）微观层面：探索与数字化转型深度耦合的“五度”模型
⒈转型需求效度
数据需求效度既是数字化转型的起点，亦是其对治理效能赋能的终点。一是进一步挖掘数字化转型动力。据麦肯锡报告发现，2016、2014、2012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率分别为20％、26％、20％。数字化转型难度可见一斑。疫情期间，全球各国经济社会遭受重大打击，要抓住“疫后”重大机遇期，直面数字化“隐性缺陷”，深化信息技术创新与融合应用，进一步带动产业形态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要找准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如埃森哲构建了基于数字渠道与营销、智能生产与制造、智能支持与管控、产品与服务创新、数字商业模式及数字创投与孵化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模型以深化数字经济发展。二是进一步激发数字化转型活力。以数字经济为例，可聚焦中小微企业“不想转、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探索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视角，积极创新数智赋能下组织核心要素重塑[58]，深化线上线下、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加快构建转型共赢的数字化生态共同体新形态新模式。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而言，亦应将需求效度视为数字化转型的生命线。
⒉数据流动畅度
⒊政府服务温度
⒋公众参与热度
法治是国家运行的基石，中国数字化转型亦然。鉴于数字化转型涉猎范围之大、牵动领域和层级之广，未来之中国数字化转型，将是在国家治理视域下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深度融合的双重治理，亟需从战略高度科学构建“十四五”时期有力保障我国数字化转型的法治环境。一是加快形成保障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制度。与社会大数据相比，政府数据价值密度更高，其中既包含个人隐私亦关乎商业秘密乃至国家安全。故此，政府数据开放宜采取与信息公开相对有区别的立法进路，实现与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框架的深度融合。二是逐渐明晰防范数据垄断的法律制度。鉴于以数据为主要驱动力的平台经济天生兼有“垄断基因”，需厘清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针对现有法律难以解决数据产权、行为秩序和行为竞争规则等问题，从法律层面加快确认数据产权、隐私泄露和反垄断实施规则，从数据管理权、数据控制权、数据人格权和数据财产权等方面固化数据主体。